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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知青的日记（下） 文/孙丹年 1971年1月9日 晴 星期三 男知青有一个参军了。到电信局的那个也去了。这样，两个男知青都走了。 应该轮到女知青了吧？我的年龄在女知青中是最小的，我前面还有四个女知青呢——加上又回来了的尹邦明。 我和尹邦明一起，决定趁男知青走了没有人搞墙报的机会大显身手，充积极，特别是尹邦明，花了三个晚上和一个下午，便出了一期墙报。 （说明：1971年旧历正月初五，我和尹邦明调到果树组上班，后来又和梁万华三个人编成科研组，几个月之后合并到果树组。尹邦明又离开了果树组） 
1971年6月30日 下午制作农药“五四零六”：泥土，干重一百斤，喷水湿到刚能捏成团。加入二斤油饼，二斤再生母剂，一两石灰。搅匀后放置会计办公室进门左边墙角。摊成三寸左右厚薄，摊平，撒上草木灰。 另用泥土（干重）一百斤，加入三斤油饼，放置办公室进门对面墙角，制作方法和上面相同。加入的母剂、石灰也相同。
五天后取出。加入三斤油饼的呈灰褐色，稍有霉。二斤油饼的霉与前一种同样，颜色稍微深一点。两种“五四零六”制成后都撒到中稻田里。稻子有极少数开始抽穗。 1971年9月上旬 嫁接苹果林靠疗养院的几行广柑苗。我初次嫁接，成活率大约在80%左右。 1971年12月13日 到火炬公社（之前和之后它都叫澄江公社）去学习果树修剪。青麻苹大树修剪步骤……（略） 1971年12月18日 阴 星期六 又一个女知青调到北碚铁厂去了。又来了一个新的女知青，她叫金学英，家庭很困难。 1971年12月20日 阴 星期二 开会时尹邦明告诉我，她如果有可能参加工作，那么就在12月份剩余的十天之内调出去，如果这十天之内走不成，那么就一辈子都在农村了。 1971年12月25日 雨-晴 星期六 我认为一个人的生活应该有个目的，这个目的应该是工作，生活应围绕着这个目的进行。以前一段时间，我专心于一些无关紧要的日常生活中的烦琐小事，这对我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这些事情，例如打听一些别人的私生活呀，研究一些人吵架、勾心斗角的事情呀，等等。这些事情最好少管，因为很使我精力分散。现在觉得这些事情腻味得很，倒不如全心全意把工作搞好，学到一点真正的知识。 1971年12月27日 晴 星期一 今天决定杀猪了。继父他们抬着猪先走，我担着箩篼后去。我刚把箩篼担拢，杀猪匠就杀猪了，先杀我们这只（好几头猪排着队）。我把血旺接好了，才发觉肉票没有拿。于是我担着箩篼回家，又把肉票拿来（无论送猪或杀猪，都只能得到一半的肉，另一半要送给国家。我们要用妈妈和弟弟的几斤城镇肉票，买回我们自己这头猪的肉）。 今年这只猪比较肥，一共有9斤多油、94斤肉（不算头、蹄、下水）。我们得了7斤油、47斤肉。 1972年元旦 晴 星期六 元旦节，生产队不放假，要想上街的自己去，不愿意耍的都上班。上午我一共修剪了两棵树。第一组的男劳动力在担粪，我在树上，他们就从我的脚底下走过。我每次回忆起原来在一组上班时的情景就感到很温暖，感到留恋。因此我很喜欢第一组的那些人。 下午，上街去的人一串一串的都回来了。调到电信局的那个男知青看见了我们，就停住脚步，聊了好一会儿天。他还是原来的老样子，热情，爽朗，他说他的工作并不很理想，空气不好（那当然，怎么能跟山坡上的空气相比！），不自由，寂寞。但是报酬比农村高，比如粮食就有保障，工资也够用。不过他还是很怀念农村，觉得农村生活很愉快。要是那时他没有调工作，也一定会到果树组来。果树组比农业组的技术性强得多，有个钻研头。他问我们看过电影《摘苹果的时候》没有，那个电影好极了，他看了两次。他说搞果树工作的人如果看过这电影，一定会更加热爱果树工作。我说我们本来就非常热爱我们的工作。这个人是很好的，以前我就和他很合得来。 1972年1月4日 阴 星期二 开社员大会公布各户社员应收获的钱、粮（1971年全年的，先要扣除在小春、大春和秋收时节已经分到手的）。我们家里一共有108斤粮，包括38斤包谷。有249元钱。今年的工分值是7角8分6厘。晚上就领粮、领钱。先领到21斤粮票、149元钱。回家后妈妈拿了20元钱给我。 1972年1月12日 阴 星期三 早上副队长叫我和他一起到歇马场去参加果树学习会。遇到一个才从苍溪调出来的女知青，她被分配在供销社，专跑农村的经济作物队。她对这工作很不满意。她还告诉我，苍溪的知青已经调出来一半多了。 1972年1月22日 晴 星期六 生产队的出纳，一个女知青，要调走了，到北碚火车站服务大楼。她的出纳工作要找人接。书记叫大家想一想，然后再提出来。经过一阵静默之后，大家提了三个人，其中有我。然后举手表决，一致通过了其中一个人。 我现在才明白我的群众基础是比较好的。 1972年2月14日 阴 星期一 晚上到五指山疗养院看节目，见到我的小学同学杨益秀，她才从苍溪回来。她说她的那个公社，本来有70多个知青，现在还剩20多个，这20多个都是文教系统的孩子，有西师的、西农的、外语学院的，成分都是教员、教授、职员。看情况可能不容易参加工作。她和市二十二中学的几个教师子女才回家几天，是回来过春节的。 1972年2月 我爱书更爱音乐，我爱诗更爱美术。我热爱家乡富饶美丽的原野，也喜欢那蜿蜒起伏的山岭。如今我又爱上了果园，那苍翠的枝叶和芳香的花朵。收获的季节果实累累，采果人的歌声是多么悦耳动听。移植和嫁接需要格外的细致，修剪和治虫使你大费脑筋。除草、松土和施肥都算不了什么，因为采果这工作唤起你的热情——平日静寂的树林现在一片喧闹，喜悦的话语饱含豪情。一张张笑脸挂满汗珠，丰硕的果子在微风中点头相迎……果园是多么美好，工作是多么愉快而有意义。愿我的辛勤劳动使果园更加丰茂，愿我的热情使果园四季如春。 1972年2月22日 阴 星期二 （20岁半，当知青第四年） 晚上加班修堰塘，担泥巴。这已经是连续三夜加班了。休息时我主动去表演了两段节目（学唱现代京戏）。自己感觉是出乎意料的差，既呆板又拘束。虽是这样，却把大家的热情提高了，大家要求这个唱、那个唱，最后是我和睢代珍又合唱了一段。 我这一次表演是准备已久的，好几次我鼓起勇气准备演给大家看，事到临头却没有了胆量。就是今天，也脚酥手软，心里直打哆嗦，声音都变了。但是却给自己开出了一条新的道路，我一直希望能够经常为大家服务。 1972年2月23日 阴 星期三 晚上又加班，这是第四晚了，开始还不怎么感到疲倦，好多跟我很合得来的人今晚都来了，我非常兴奋。可是越到后来就越累了，连日的疲劳占了上风，渐渐的脚步就慢了。眼看要下班了，可是那边给砖窑挑砖的人，砖没有担完，干部叫大家都去担，于是我们又都去担砖。我担了八次，终于下班了。刚才打过了十二点钟。本来我还有好多话要记下来，因为时间关系就算了。 1972年2月25日 阴 星期五 连着加了五个晚上的班，白天做活儿就不振作了，眼睛老是想闭上。 晚上快要睡觉的时候，继父叫我报名考大学，使我吃了一惊。 这件事几天以前我就听说了，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印象，我有什么资格报名考大学呢？ 1972年2月26日 雨 星期六 刚才我从杨青素（大队妇女干部，也是大队书记的爱人）那儿回来。只有她一个人在家，我和她谈得很是投机。 我从一个借口开始，问了她大学招生的消息。我问我这样的情况是否可以写申请？她说当然可以啦，虽然有成分论，但主要的是重在表现，我们公社已有一些人写了申请了。我问她怎么个写法，她说写出自己的学习目的啊，有些什么思想啊。她说现在公社名额还没下来，如果下来了，她告诉我，我就可以写了。在谈话中我问她，我的表现算好的、比较好的，或是坏的。她说算好的。 1972年3月6日 晴 星期三 这几天我连一点空闲也没有了，早上迟迟起不了床，上班时有点头昏脑胀的。 中午下班回来忙着写入团申请书，又去挖菜园土（自留地），晚上是最紧的，有一天晚上去找了团小组长，然后连着加了两晚的班（担堰塘），还和刘□□表演了节目。再然后生产队果树组开会，再后来学习中央724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又连续讨论了两个晚上。今天晚上就是刚刚去讨论了中央文件回来。抽点时间写日记，平时晚上不许我开灯开得太久。 自从我在加班时主动表演了节目，叶光全（大队干部）看我比较大胆，有些工作就交给我做了。梁万华（果树组长）也叫我明天在全区三个公社联合举办的“果树学习班”的报到处收钱粮。我还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工作，可不能马虎。 4号那天在大队听了传达报告后，大队黄书记又叫大家踊跃写申请读大学。条件是：25岁以下，初中毕业程度，但名额很少，公社才分配到一个。我不准备写申请书，因为条件还不成熟。今年先争取入团。1972年3月8日 晴 星期三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不大快活。 昨天在我们生产队开三个公社联合举办的定期果树学习会，请了柑橘研究所的郭老师来讲课，上午是时事学习，下午才到苹果林去具体操作。 郭老师大约50多岁了，是北方人，他一生都从事果树工作。他先讲了柑橘的切接，紧跟着又讲了落叶果树的栽植，然后直截了当的批评我们果园里去年补栽的苹果苗修剪错了。这一根苹果幼苗是某某（本生产队果树专家）修剪的。郭老师不仅剪给我们看，还讲了为什么要这样。 昨天我负责收钱粮，到最后一算，钱倒是一分不差，粮票差9两。这使我吸取了教训。 我的时间更紧了，可能连记日记的时间都没有了，但我一定要抽空记。 1972年3月17日 晴 星期五 今天思想上受了不小的刺激，大队调走了几个知青（此前已经调走了好几个），我们队有两个：尹邦明到仪表厂，另一个到铁厂（但是到铁厂这个并不是下乡知青，而是生产队管副业如砖窑、运输等副队长的女儿）。这样我们队只剩下三个女知青了。 听到这个消息，金学英像被人打了一棒，话都不会说了。她的家庭极其贫困、渴望早日脱离农村（我曾经和她打赌，她肯定会走在我的前面，赌两碗红烧面）。 下午上班时我问了大队干部叶光全，他回答我：“你的那个问题（指调工作的问题），我已经向上级部门反映过了，我们生产队的几个知青中，你的表现是最好的，现在就是要重在表现。”听了这话，对我鼓励不小。我坚信自己一定可以调出去的。 晚上，叶光全到我们家里来了，他一开口继父就看穿了他的心思。叶说，这次调人，生产队根本不知道，也没有通过社员群众，光是王队长他们几个大队干部决定了就算。他建议最好由继父到王队长那儿去说一下，提点意见。我巴不得继父到王队长那儿去。可是继父冷淡极了，矢口拒绝，说公社、大队早就决定了，去说也没用。 等叶光全走了以后，继父说：“你以为叶光全真的不知道吗？他比谁都清楚！只是为了当前的生产，怕我分心，来这么说一下，又安慰了你，又挣了他的面子。” 我这才明白继父刚才拒绝的原因。继父是生产队负责农业生产的副队长。 1972年3月18日 雨 星期六 上午开社员大会，继父到王队长家去耍，王队长告诉他，尹邦明到仪表厂的名额，是仪表厂直接点名要的，因为招工负责人是她的男朋友的同学，这是开后门走的。王队长安慰继父，说等另外两个女知青都走了以后，终归是要把我调出去的。他让继父放心。 于是继父教育我一番，说在现在的社会上，私人关系是要有的，比如一些关键的人，把关系搞好了，到关键时刻他们一句话就可以帮你的大忙。而像有些不足挂齿的人，根本就少去理他。 我必须好好的劳动两年，还必须是安安心心的劳动两年，再由一个碰巧的机会调出去。多么漫长而又心焦的时间啊！（我还不知道，一直要等到1978年，才凭考取大学走出农村。当我和妹妹同时考取大学时，生产队有些人还不服气，质疑：“为什么这一家可以走两个，而贫下中农家庭连一个也走不了？”） 在未走出农村之前，我要努力控制住自己。 1972年4月4日 晴 星期一 我在农村已经住厌了，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想法。以前，无论怎么累，怎么苦，我总是心情愉快的，高高兴兴的。可现在呢？劳动的时候总是很苦闷，一点也感觉不到劳动的乐趣。并且总是在胡思乱想。日日忧心忡忡，夜夜黄粱梦，这就是我现在的真实写照。每到静无一人的时候，我总是在给自己的未来编织很美好的图案。不过在表面我决不流露出一点这种心情来。 1972年4月7日 雨 星期五 看完了马卡连柯的《教育诗》。马卡连柯的著作都是很吸引人的。继父在整理屋子，拿出一大堆书报杂志，我从里面无意中翻到一本文化大革命初期各个派性组织印发的《毛主席诗词》，里面有好几首是没有发表过的，于是我找出本子把它们抄了下来。 1972年4月8日 晴 星期六 听说72年的招工任务比71年少得多，而且80%都是到渡口钢铁厂。我想自己就更不容易当工人了。早就听说市一师要招学生，而且招得很多，如果我能够去读书就好了。虽说教书这工作并不理想，但是如果能把户口办出农村，就很好了。 我在想，进市一师读书比较有把握，因为教书这工作很多人都不愿意干，我去，可能别人会没有意见。1972年4月9日 晴 星期日 晚上开青年会，会场上气氛很活跃，民兵连长交给我一个任务，油印一百多份《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72年4月10日 晴 星期一 晚上民兵训练，我和金学英先到王队长那儿去耍。王队长说市一师5月份招生，6月份正式开学，一共有900学生，在北碚区招450。条件是退职教师子女、下乡和还乡知青。 王队长还说，全公社只有26个知青还没有调工作，我们大队共有5个，相邻生产队那两个要后一步走。 我的心都飞到市一师去了。但我又考虑到教书这工作并不理想，矛盾重重。 1972年4月11日 阴 星期二 刚才金刚碑小学的黄老师通知我，明天到小学去代课，一个女老师做流产手术去了。 看来我是非教这倒霉的书不可了。等我代课半个月后，市一师就开始招生了。如果我能进市一师读书，那么这一辈子就稳定在黑板之前了。 其实我从不打算教书（我父母都是非常优秀的教师，但他们都落得很惨的下场，只是当时不敢这样想也不敢这样写），教师这职业并不轻松，是非常辛苦的。 1972年4月12日 阴 星期三 通知我晚上到大队开会，因为大队团支部书记明天要到大学去读书了，她的工作要交接。今晚为了补充四个团支委，正式宣布十名新团员。 本来我们非团员不应该参加这个会，为了鼓励我们才叫我们去的。我听着公社团委副书记发言，直想哭，我感到很大委屈，因为我生来就比别人矮一等。 1972年4月14日 晴 星期五 今天外国朋友参观，游览北温泉。包车从我们这儿路过的时候，江老师班上一个女学生，名叫王修碧的（记忆中她是低年级学生，只有7、8岁），向车子扔石头（为了好玩，完全是无意识的），当场就被公安局同志抓住，审问学校、住址、家长姓名、老师姓名。下午金刚碑小学为了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我母亲一听这事就非常紧张，以为是我班上的学生，如果牵连到她，全家都要倒大霉。之后很长时间，这个名叫王修碧的女孩受尽折磨，几乎吓疯，连累到家长和班主任也饱受折磨，江老师哭过很多次，幸好江老师出身贫农）。 1972年4月17日 晴 星期一 这几天我在争取进市一师读书。我看王队长的态度是支持我的。我写好申请书，交给王队长了。 1972年4月21日 雨 星期五 今天听到一个消息：金学英调到重庆子弹厂。下午又听说，金学英是到190部队。我真为她高兴。 1972年4月22日 雨 星期六 下午金学英到我们这里来玩了一会儿，她说到哪一个单位还没决定，先填了表，是公社发的推荐表，听说是北碚手工业管理局。 这几天我发现自己的思想又变了，越来越坏了。《牛虻》中的列瓦雷士对琼玛说过这么一段话：“……当时我是一头自命不凡的小野兽，以为这个世界是用棉花和蜜糖包起来的，温暖而又甜蜜……可是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既严酷又无情……” 我回忆起了这么一段话，用这一段话来和我的生活作了一个比较，发现我必须向牛虻学习。必须顽强地生活一辈子。 1972年4月26日 晴 星期三 今天是代课的最后一天，上午上了三节课，中午跟叶老师办了移交，下午回生产队上班。叶老师的爱人在市一师教书，他说，市一师不在农村招生，而是招工矿的工人，和退职教师的子女。召知青的任务是市二师，市二师在重庆南岸。我大失所望，心想到市一师是去不成了。但是下午又听说，市一师招生的任务已经下来了，我们公社是20个名额。 团小组长的女朋友传话，叫我晚上到大队去开青年团员会（即有“进步青年”参加的团组织会议），据说是通过新团员。但我没有去，因为团小组并没有正式通知我，冒冒失失闯了去多丢脸。 我到王队长家去了，王队长家正在吃饭，去玩的、去办事的人多极了。吃过饭他们打扑克，我就看他们打。我想今晚上这么热闹，要想谈什么是不可能的。又来了一个我很不喜欢的人，过一会儿我就告辞走了。如果要等到王队长得空，不知要多晚。 1972年4月27日 雨 星期四 晚上我和金学英到王队长家里去玩了一会儿。很巧，今晚上没有其他的人。王队长和我们谈得很融洽，他很支持我们，对我们的思想愿望都很了解，很同情。他说反正是能够调出去的，即使这一次走不了，下一次也是要走的。 1972年4月28日 阴 星期五 金刚碑小学的老师今天到天生桥小学开会，妈妈也去。她说，市一师附小的老师告诉她，市一师不忙招生了，因为最近下来了一个指示，说是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城市人口陡增，必须控制起来。去年因为市一师招的农村人口太多，今年就不招多少农村的了。具体怎么办，还没决定下来。我只好慢慢等着。 我目前没作长期打算，只是活一天算一天。 晚上到大队开民兵会，团支部副书记汤传江和杨远明找我谈话，主要就是说我的入团问题。因为我的申请书不知被搞到哪里去了，开支部委员会时没有看到我的申请书，就没讨论我的问题。但是他们考虑到我的表现还是比较好，他们就向公社团委提出这个问题，朋吉模（当时的公社团委书记，后来是民兵负责人）对我的印象也比较好，叫杨远明多作工作。因此他们向群众收集了意见，今晚找我谈话。杨远明说，他们在最近几天追查一下我的申请书，抓紧时间讨论一下。如果在五四那天可以赶上宣誓的话，当然很好，如果赶不上，就等到五月下旬的那一批。还说五四那天公社到缙云寺搞活动，叫我也去参加，并想法子搞几个节目。 1972年4月29日 晴 星期六 知道组织上注视着自己，关心着自己，心里多么温暖呵。我感到前途光明灿烂，美好的生活就在面前。昨天晚上杨远明说，虽然在组织上还没有接受我入团，但是思想上却是入了团的，他们也把我当成团员一样对待，这几句话对我帮助很大。 只是上班时不大痛快。罗世模说：“好像这几天你有点闷闷不乐？”我一时真不知该怎么回答。也不是愉快，也不是焦急，反正不大想说话，工作上也松劲了。这几天我一心挂几处：市一师什么时候招生啦，团支部什么时候讨论我的入团问题啦，还有别的，等等。 1972年5月2日 晴 星期二 金学英比我更着急，因为她虽然填了表，却没有最后决定。不过她比我沉得住气，她不像我这样容易激动，我真佩服她。 1972年5月6日 阴雨 星期五 昨天是五四青年节，公社组织青年活动，到缙云山搞拉练。早上下了点雨，10点钟我们赶到人民大队的曾家坝，这里正好是缙云寺脚下。但我们到这里来真是跑冤枉路。 从曾家坝出发走了半小时，才开始登山，路越来越陡、越来越滑，朋吉模催着大家快走，还要防空，还要跑步行军，爬到满山红小学（之前和之后它都叫白云寺小学）很多人的衣服都被汗浸透了。 在小学休息了一会，就向缙云寺出发，也是跑。金学英已快跑不动了。到缙云寺休息、吃饭，我们吃自己带的馒头。到下午两点多钟，又向北泉出发，这次不走小路，走公路，排成四个纵队，37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很可观，边走边唱歌。快到黛湖了，朋吉模又叫大家跑，这一阵跑呀，一直跑到绍龙寺才停住。很多人都掉队了，金学英也掉队了。 1972年5月7日 晴 星期日 金学英走不成了，因为来招工的只要他们本单位的3个人，而金学英他们3个是搭出去的。既然招工的不愿意多招三个，公社也就不同意，干脆6个都不走，都等下一批。 我如果在农村呆一辈子，那将会苦闷死。生来又是个女的，可是偏偏跟男的合得来。不论老头、中年人、小伙子，都合得来。只有那些妇女我最看不惯。如果长期在农村住下去，我怎么能离开这些叽叽呱呱的妇女们呢？ 自从在金刚碑小学代课结束后，我发现教书这工作很神圣。这是从工作意义上来说。你想想吧，一个小孩子，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知道，可是在教师的帮助下，慢慢会认字、读书、写字、画画，如果教师真正地关怀他们，爱护他们，那么他们就不光是从你这儿学会科学知识，同时也接受你的思想，学习你的社会经验。等他们长大以后，你最关心的那一部分学生将永远记住你，并且给你必要的帮助。妈妈的学生中有许多人就是这样。从工作待遇来说，只是粮食定量不够高。一般教师四五十元钱也足够了，而且老是衣冠楚楚的，不受日晒雨淋。总的说来，比当农民强多了。 1972年5月9日 晴 星期二 妈妈叫我到北碚去买米，在河边碰见一个在重庆轮船公司工作的以前的邻居。他告诉我许多关于轮船上的事情。他还告诉我，重庆全市召开了一个“经济座谈会”，在这个会的纪要中说，1972年招知青的名额，全市不超过300人。如果像我这样的情况，要想进工厂，只能等到1973年的8月份。 我又坠入了五里雾中。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不得不将日后的生活好好安排一下。市一师招不招生，说不了一定，而我除了这个机会，另外是没有办法的，如果不能到师范读书，果真要等到1973年8月的话，我得经受一个长期的、严酷的考验。在这场考验中，我得忍受一切。……《牛虻》是我的好榜样，列瓦雷士的困难比我大一万倍，他四面受敌，还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克制对亲生父亲的爱。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他都经受了一切，我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1972年5月11日 阴 星期四 这一个月时间真是出奇的慢，慢得数一天过一天。好不容易挨到11号了。如果照这样过日子的话，等到73年我头发都会变白的。 昨天，我把在河边听到轮船公司的人说的话告诉金学英，她说就好像被人打了一棒似的。这种心情我是很能体会到，因为我听了不也像被人敲了一棒吗？ 我必须作好长期打算。万一不能去读书，那么就还得在农村呆上一年多。这一年多将是怎样的苦闷呀……这种长期打算具体该怎么去作，我脑子里现在一塌糊涂。万一又闯下什么祸来，那怎么办呢？1972年5月20日 晴 星期三 下午我去记工分的时候，谭队长（在生产队分管副业）找我谈话。 他说，昨天晚上生产队党小组开会，讨论了我的入团问题。因为大队团支部把我没办法，就请示公社团委，团委更没办法，就交到生产队讨论。我算是一个特殊人材。 党员们提意见说：我的表现一般说来比较好，但是有三个缺点，一是对家庭划清界限不够，因为批斗外婆和妈妈时，我没有站出来揭发检举。二是起带头作用不够，上班时别人偷懒我也一起偷懒。三是听不得批评，小气。 有了这三条就够了，我一辈子也别想入什么团了。我气得不得了。家庭没出什么问题，家里的人又没有什么反革命言论，凭什么我要揭发呢？又能捏造一些什么事实来揭发呢？上班没起带头作用？其实我往往是很积极的，什么事都主动去干。从现在起，听了这些所谓“意见”，我是再也不会主动去干了。 我气得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农村里不合理的事太多了。难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就只有死路一条吗？别的团员可以凭几个支委说了算，而我呢，就这么一级一级的老是讨论，讨论没个完！ 入了团入了党的，并不一定都是好人。而没有入团入党的也不都是坏人。这一点我坚信不移。（后来才知道，其实党小组讨论时是通过了我入团的，只是这个谭队长，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跟我谈话时不提“已经通过了”，光是说很多缺点错误，把我气得一辈子忘不掉。也许因为他跟我的管农业生产的副队长继父，在工作中有些矛盾？我继父是决不入党的人。不过又一想，也许他说了“已经通过”，但是语气很轻，以至我没有听明白？） 1972年5月21日 阴 星期四 我今天思想上不再激动了，我发现自己早先打错了算盘。何必要写什么入团申请书呢？何必要去充什么积极呢？自讨苦吃。 没能入团，这个打击我勇敢的承受住了。谁知道还能有些什么不能预料的事发生呢？ 我必须把性格改变一下，以前是好胜的，活泼的，现在应该安静一点，应该与世无争。这样我才能好好生活一辈子。 1972年5月22日 雨 星期一 前天王队长告诉我，公社已接到上级指示，除知青外一律不得调工作。听到这样一个消息我真高兴啊。还说市一师改为8月份招生。据说光要知青，其余一概不收。 1972年5月23日 晴 星期二 晚上五指山疗养院表演节目，妹妹去看了，回来后她说：“今晚的节目太好看了！”原来，那是疗养院本院组织的表演，其中一个是《洗衣舞》（一名解放军战士和许多藏族姑娘争抢着洗军装的歌舞节目）。表演解放军的那个小伙子，跳得真孬，下面的人“嗬嗬”直笑。他忽然回过头向观众骂道：“笑啥子？日你的妈，老子硬是要演这个！”然后一脚把洗衣盆踢出老远，“砰”的一声，他转身就进去了。 1972年5月28日 晴 星期四 上午在大岚垭栽秧子，一个在区委工作的人回家来耍假，他说，市一师、市二师、市三师都到南充、苍溪去招生，已经去了，本区完全不招。 听到这么一个坏消息，我也没有垂头丧气，也没有感到绝望。我坚信自己一定能够离开红光生产队。但是日期茫茫，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走得成，而又不知道是去一个什么样的岗位上工作。 1972年6月24日 阴 星期天 6月21日团支部开团员大会，通过了我入团，会上37个团员一致赞成我。杨远明拿一张志愿书给我填了，这就只等着团委批准了。 1972年6月30日 晴 星期五 这几天我在研究一本书，《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书中介绍了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生。奥斯特洛夫斯基是我最喜爱最尊敬的作家，他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给过我不少的教育和帮助，每次看完这本书，心里的感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的。它使我考虑自己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 我已经21岁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像我这样大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饱经锻炼、久经风霜的人，而且21岁那年他就已经开始瘫痪了。我怎……（没有写完） 1972年7月4日 晴 星期二 人到底怎样才算生活得有意义？ 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我认为应该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在一生中永远不留渣滓，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才算有意义。 我离这个要求远得很哪，也许永远达不到。奥斯特洛夫斯基——“保尔·柯察金”——是我的榜样。 1972年7月14日 晴 星期五 昨天评工分，不知道在干部会上是怎么讨论的，果树组长梁万华思想抛锚了，本来该打药，可是梁万华不来，就像失掉了主心骨，我们几个一盘散沙。 李明华闷着脑袋，只顾剪他的砧（砧是嫁接果树时的母干）。两个女孩守着一部坏了的喷雾器呆坐着。我把喷雾器绑好了，见没有谁带桶来（大家都不愿意带桶，因为打药容易把桶搞坏），我就去找梁万华借桶。走到转弯处去一看，梁万华正在二组担粪，他的桶我也借不成了。怎么办呢？ 我去找李明华，商量找桶的办法。他说：“你管他呢！大家都闷住脑袋不吭气，你东一趟、西一趟跑什么呢？我可管不了这么多，要磨洋工大家都磨！”我问他的桶哪儿去了，他说好久没担，恐怕裂了口了。我一想也是，大家都不管，我何必要操这份心呢？ 这时前几天的想法忽然涌上心头（即“人到底怎样才算生活得有意义”）。“年轻人嘛，要有一颗火热的心！”这是刚才一位大婶对我们说的话。我几天前想些什么？要兢兢业业地为人民工作一辈子，要以奥斯特洛夫斯基为榜样！一股豪迈气概升了上来：梁万华不来了，我要顶着干！ 于是我跑到沟下面去借了一挑大桶，上午我们耽搁了的时间不算，也打了十多棵苹果树的药。 
作者简介：孙丹年 女，汉族，1951年生，1978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中文系，民革，大学本科，副研究馆员，重庆作协会员。曾任重庆市文化局创作室副主任。自1979年以来，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文学作品、史料研究文章以及其他文章数百篇。 代表作有：人物评传《陶门弟子教育家孙铭勋》（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小说散文集《走过西藏那些路》（人民文学出版社）。 获得荣誉：中篇小说《思乡成疾》获西藏自治区文联（作协） 1985年度西藏自治区文学创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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