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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立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首先是要剥离佛教与儒家的依附关系，确立佛教独立的宗教地位，太虚在回答日本僧人僧荻原虚佛儒关系如何的问题时，用一句诗进行了回答：“明月清风过太空。” 明月清风，典出《南史谢譓传》“入吾室者，唯有清风；对吾饮者，惟当明月。”意谓只与清风明月为伴，不随便结交朋友，太空者，即天空之意，也就是说新形势下，佛教不再愿意与儒家依附为一体，具体就体现在对当时佛教界，仍然广泛存在的将佛教依附儒家进行宣教的观念，以及佛儒贯通的做法的批评。
太虚认为在中国古代由于儒家居于文化正统，佛教受到压制，导致古代的僧侣和信奉佛教的士大夫，不得不有所顾忌，往往依附儒家学说来保护自身信仰，同时适应儒家化的社会文化进行宣教。 如今儒家正统地位已然丧失，来自儒家文化势力的压力已然消失，佛教可以不必再有所顾忌，已经可以依据佛教自身的教理进行论说，建立纯粹的佛教，依据纯粹的佛教教理去践行佛教的理想。太虚进一步认为，不仅依附儒家进行论说在社会形势上没有必要，甚至有可能给佛教的发展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
也就是如果继续依附着儒家的学说来宣扬自身教义，那么不及在信仰上会导致染上邪说妄见，也无法与其他文化势力开展论争，从而导致还未信仰佛教的人，因学理难通而放弃信仰，已经信仰佛教的，又不能理清佛教与儒教之关系，成为糊涂信仰。太虚对当时佛教界部分人士，贯通佛儒的观念也持批评态度。 太虚批评了“以孔同佛”这种观点，认为如果牵强附会的、将儒家与佛教视为同等的学说，必然导致儒家失去他们擅长的安顿人伦秩序的特色，佛教的境界也会受到局限，太虚并举佛儒两家在宇宙观、人生观上的不同与学理水平差距，来说明他的观点。
太虚认为不应该追求“以孔同佛”这种佛儒贯通的观点，而应该坚持佛教的特色，并统摄儒家。太虚不仅不满意佛教徒去依附儒家，也反对儒家转过来依附佛教，援引佛教教理附会儒家学说。 他认为援引佛教学说，去附会儒家只会导致儒家变得不纯粹，佛教的真义也被掩盖，更进一步，佛教不仅不应该被儒家学说的范畴限制，反而应该反过来统摄古今东西学术。 太虚更呵斥阳儒阴释的人士，认为复兴中国文化宏济苍生，就不应该再有阳儒阴释的行径，应该直接接受佛教的教理，以达成重建中国伦理道德之宏愿。
总而言之，太虚要确立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地位，就必然要将佛教地位提高到儒家之上，而如果倡导佛儒贯通，岂不意味着佛教与儒家平等，如果甚至将佛教教理依附儒家，那么岂不证明佛教教理尚不及儒家，如此又何谈以佛教为中国文化之正统呢？ 因此要确立佛教的正统地位，就必须改变前近代以佛教依附儒家，以及佛儒通贯的局面，凸显出佛教独特的宗教特征，如此才能进一步凸显佛教在引导人心上的优胜。 剥离佛教与儒家以后，第二步就要说明，佛教在学理水平和社会功能上比儒家优胜，为了达到这样的处理目的，太虚提出了自己的五乘观念，将儒家定位为人乘之学，认为儒家是关注人世，关注人伦的学说，否定儒家具有形而上的本体论追求。
而佛教教义则通贯五乘，体用兼备，佛教教义可以统摄儒家，儒家却不能统摄佛教，因此太虚主张佛化儒家，以佛教教义为体，以儒家为用。但是太虚的这一观点与宋代以后体用兼备，本体论色彩浓厚的理学，以及心学的儒家学理发生矛盾。 为此，太虚直接将理学、心学中的本体论归于禅宗，认为乃是理学窃取禅宗本体论附会传统儒家的结果，太虚还从宇宙观、人生观两个方面进行了说明。 太虚对五乘学说的重构，五乘理论是前近代时期中国佛教徒，为了应对儒家对佛教出世蔑弃人伦的批评，从佛教教义体系中提出五乘学说，用以说明佛教有益世间契合伦理。
前现代时期的五乘论，固然也有佛教教义凌驾于儒家之上的意味，但是主要仍然是消极的回应儒家对佛教的攻击，力图证明佛教并非无益世间蔑弃人伦的。太虚继承并发展了前现代中国佛教界提出的这一理论，并加以发展。 太虚继承了前现代中国佛教的五乘划分，认为佛陀根据受教者的天赋与机缘，将佛教教义分为五个层次，即：人乘，也就是我们现实所处于的人类社会，太虚认为人乘中最为伟大者就是圣人，圣人则是儒家的人格期许。
天乘，天乘也就是超越人间的世界形态，比如道教的神仙界，两者虽然层次不同，但是都处于假相的世界中未能超脱，因此仍然被太虚视为是世间的。 剩余以上三层则是出世的，也就是超脱生死，窥破假相的层次，包括声闻，也就是通过聆听佛法的教诲超脱者，缘觉，因缘际会独立超脱者，这两个层次虽然获得超脱，然而不能有情众生，故而还不能达到高境界，即佛或者说菩萨乘，这一次层次不仅自身窥破无明，还发慈悲心，普通众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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