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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流行一句话：“不到晋祠，枉到太原。”对于访古爱好者而言，晋祠也是首次造访太原时必去之地。这里确实是一个无比神奇的所在： 古建爱好者可以领略北宋建筑圣母殿、金代建筑献殿、海内孤例鱼沼飞梁的风采；艺术爱好者可以欣赏 43 尊精彩绝伦的宋代彩塑；社会史学者、民俗学者，可在水神、关帝庙等数十个神明庙会中，透视古代的民间社会；书法爱好者呢，那里有现存的第一块行书碑——唐太宗李世民御书的《晋祠铭》…… 总之，在不同兴趣的人们眼中，晋祠总能展示出令人满足的一面。  01 难老泉的水鬼 晋祠的水十分有名，大诗人李白曾写诗称赞道：“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箫鼓鸣，微波龙鳞莎草绿。” 晋祠的水，源于西面悬瓮山（即龙山）的断岩层，流经晋祠时，涌出地面，形成三股泉水，即难老泉、善利泉和鱼沼，尤其以难老泉水流充沛，经年不绝，是晋水以及周边地区人们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 难老泉号称晋祠三绝之一，得名于《诗经》——“在泮饮酒，永锡难老”。导游常常会劝游客，掬一捧泉水吧，鸿运当头。或许导游们本就无知，或许是不宜宣之于口，如果告诉你，难老泉里可是有水鬼的，你还敢碰吗？ 这得拜一代伟人赵光义所赐。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终于完成了结束五代十国乱世的最后一块拼盘：攻灭北汉。
别看北汉国力衰弱，地瘠民贫，却在辽国的支援下，扛过了周世宗、宋太祖的数次征伐。在占领了北汉国都晋阳城（今太原南古城营村）后，赵光义将积攒的怒火一股脑倾泻在晋阳城上。 他先是将城内百姓驱逐出城，又一把大火将这座始建于春秋时期的千年古都焚为灰烬；第二年再引汾河、晋水之水，冲灌晋阳废墟，终令其荡然无存。 新的太原府治，被迁移到北面20公里的唐明村，即今天的太原市区。赵光义有很多正当的理由为这些恶行背书。 山西古称“河东”（黄河之东），号为“表里山河”，自古以来就是容易形成割据的险要之地。唐代、五代后唐、后晋、后汉等王朝，皆起家于此。北宋一朝讲究祖宗家法，一言以蔽之，就是始于宋太祖、宋太宗的“防弊之政”。 赵光义想彻底杜绝河东割据势力的诞生，就要毁去这片地区的统治中心，保证这里没有一座难以攻克的大城。其次，古人按照天上星辰位置，划分地面为不同区域，叫做分野。 太原属参星分野，属水；而北宋都城开封属商星分野，属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参商对立，不能两盛。
兴亡俱是百姓苦。元代诗人元好问在《过晋阳故城旧事》中悲愤道：“不论民居与官府，仙佛所庐余百所。鬼役天才千万古，争教一炬成焦土。至今父老哭向天，始恨河南往来苦。” 因战争而死的人们，灵魂可得安息？社会史学者张亚辉研究认为，在当地人的观念里，水在灌溉中具备无穷的养育能力；在民间仪式中，则是一种通往阴间的媒介，具备“锁鬼”的作用。水灌晋阳时屈死的阴魂，被水覆盖，只能终日在水里漂荡。 因此，当地人曾从不吃难老泉水中的鱼。怎样震慑水中的冤魂呢？人们的做法是，在晋祠内树立一尊生育之神，也就是圣母，并将其摆在主要地位。 02 被制造的母亲 清康熙时，祖籍山西太原的考据学家、大学者阎若璩（qú）在晋祠内发现了一块北宋残碑，上面写着：“致祭于显灵昭济圣母汾东王之祠……惟圣母之发祥兮，肇晋室而开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灵之可知。” 他喜不自胜，认为自己终于破解了一个困扰儒家士大夫数百年的难题——圣母是谁？阎若璩根据残余碑文得出结论，所谓圣母，就是唐叔虞的母亲邑姜。 邑姜是齐太公望（即姜子牙）的女儿，《史记》中记载道：“初，武王与叔虞母会时，梦天谓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与之唐。’” 碑文中的“显灵昭济圣母”，是宋徽宗时期朝廷敕降圣母的封号，现在圣母殿前廊中檐上方就悬挂着一方刻着这几个字的巨匾。而汾东王呢，则是唐叔虞的封号。
就像一些游客会困惑于晋祠的主神是女性神明，在古代，很多儒家士大夫们也都发出过类似的感慨。 诗人元好问就先是批判道：“然晋祠本以祠唐侯，乃今以昭济主之，名实之紊久矣！”接着又无奈地说，“不必置论”，虽然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事实也是这么个事实，改变不了。 元好问看到的唐叔虞祠，大概正如同时代一通碑文所写，“王之祠日就颓圮而弗修，祀事废坠而弗奉”，年久失修，颓废坍圮，不得祭祀。 这一情形在明代愈演愈烈，嘉靖年间《重修唐叔虞祠记》写道：“自至元迄今二百余年，栋梁摧折，不蔽风雨，神失所栖，祀事弗虔。其旁所谓圣母祠者，香火日极崇奉，而唐叔虞之祠，顾寂寞水滨，不知为正神。” 被士大夫目为淫祠的圣母，香火鼎盛，视作正统的唐叔虞却寒酸摧折，这种对比越是鲜明，就越是刺激士大夫的眼球，但他们偏偏还无能为力，只能徒呼奈何。 晚明文人苏惟霖质问道：“何以不祀唐叔而祀母？母且为谁？则以祠？……山下出泉，灌溉环邑，土人以为惠出于母，尸祝之耳，何知唐叔？”好似十万个为什么。 为什么士大夫们无力按照自己的设想去改变这种“怪状”呢？原因再简单不过了——在官方的祀典体系中，圣母才是正牌的晋水之神。
在北宋时圣母取代唐叔虞坐上了正殿宝座后，熙宁十年（1077年），朝廷敕封晋水源神为“昭济圣母”，政和元年（1111年）又加封“显灵昭济圣母”，第二年改赐庙号为“惠远”，也就是说当时晋祠的官方称谓是惠远庙。 到了明代洪武二年（1369 年），因祷雨灵验，进而加号“广惠显灵昭济圣母”。后来，朱元璋革除历朝历代的天下神祇封号，“止称以山水本名”，圣母庙遂改为晋源神祠。 有明一代，洪武、景泰、成化等多次皇家祭祀活动中，所祭之神只有圣母一个，唐叔虞绝少出现在受祭之列。总之，无论圣母名号怎么变，也体现不出和邑姜的一丝关系，而士大夫终究不能与皇权相抗衡。 终于，阎若璩想出了一个办法：证明圣母就是邑姜，那么，“子为母屈”，唐叔虞身处偏位，就得到了很好的解释。结果如何呢？阎若璩把这一番考证报告给了地方官，希望能够上达天听，改变礼制，但最终无人理睬。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圣母取代唐叔虞是一个必然。宋代以后，太原地区农业开发加大，对水的利用与重视都得到极大抬升，人们需要一位水神来保佑自己。 虽然唐叔虞也可承担这个任务，如李渊起兵就是借口到晋祠祈雨，但官方祭祀中唐叔虞更多的是作为地方神。社会史学者赵世瑜认为，作为水神的圣母应该是以前就存在的、为百姓崇奉的俗神，在宋代以后获得了朝廷的封赐，由俗入礼，进入国家祀典。 本文节选自《中华遗产》2019年0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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