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人皆知,助成袁礁凯帝制罪恶者,是帝制派的六君子,即杨度、孙毓编万严复、李鬓和、胡瑛、刘师培。然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中坚力量却是碑的十三太保。 族侄袁乃宽。十三太保中，攀龙附风以此公最为昭著。他是河南人，初为直隶总督僚佐，碌碌无闻，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后，才得以在府中办事。因其处处恭顺，善于辞令，颇得袁世凯赏识，常常委以美差。袁乃宽与大总统同宗(实则同姓不同宗)，按辈份排列，他为族侄，袁世凯以族繁人众为荣，竟争首肯。 袁乃宽经常寻购珠宝珍玩，献给袁世凯的宠姬们，’得其欢心，于是渐渐以皇侄身份出入府中无忌。袁乃宽对复辟帝制煞费苦心，不遗余力，而对革命党人、则大张挞伐。其子袁瑛，则不同，因极力反对帝制，对其父连宗大不以为然，曾借机在新华宫埋设炸弹，企图炸死袁帝全家.事发后，他溜之大吉，随寄警告信一封，勒令袁世凯“取消帝制，解职待罪，静候国民之裁判。”世凯闻后怒不可遏，拟立治乃宽教子不严之罪，后查出其与子无关，仍加信任无疑。及至天津警察厅将袁瑛逮捕归案’解往京城交乃父看管，袁乃宽竟毫不留情地将儿子绑送军政执法处，按律治罪。 财神梁士诒。十三太保中，权位势力首推梁士诒，他在财经方面的能耐最为衰氏倚重。梁任总统府秘书长，谙熟衰氏心理，知其称帝决心已定，在“六君子”发起筹安会之初，便迫不及待地与段芝贵、朱启铃、周自齐、张镇芳、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袁乃宽、唐在礼等秘密成立“大典筹备处”，并以，他们十人的名义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告以将用各省公民名义，向参政院上请愿书，每省各具请愿书一份，均由大典筹备处代办。”随后，梁又于1915年9月19日另组“全国请愿联合会”，在安福胡挂起招牌，当天联合“各省代表”向参政院举行变更国体的请愿。自此以后，“请愿联合会”成为帝制活动的中心，筹安会不免相形失色，杨度不得不将筹安会改名为“宪政促进会”，想在袁皇登极之后，另作文章。 梁士诒积极为袁世凯筹措经费。1915年6月，他推荐蔡乃煌为江苏、江西、广东三省禁烟特派员，并要蔡某在上海将沪粤关栈存的鸦片6000箱出售，每箱价 4500元，共得2700万元，悉数提为帝制活动经费。9月间，梁又献计动用两笔款项:一是交通银行存款及前清遗老富绅之积蓄。其理由是，“此辈既赞成帝制，我皇上经国制用，当然可以提取。”二是救国储金。梁认为，“国民既以爱国为目的，此款之即充,'.;国象正用，自属天经地义。况不用之于战争，而用之于和平，尤为国民之幸福。”据梁士治称，'这衡笔款项共得4000万元之巨。袁世凯十分感概地说:“吾得此数以谋大事，何忧其不济耶?卿真吾之活财神也。”“帝制事成，首揆一 席，非卿而谁?卿其爱惜精神，毋负新朝元佐也。”袁死后，梁士诒遭通缉，潜往上海，后由曹锟出面，以“人才难得”为由，呈请特赦，出任安福国会参议院院长及交通银行总理。 军师杨杏城。杨氏足智多谋，长于吏事，早在辛亥革命时，就以反对共和而闻名。袁世凯复辟帝制之际，将他特召入京，参与谋划。此人颇为洒脱，主张直截了当地搞帝制。他认为，袁大总统已军权在握，心腹不少，想复辟帝制就复辟，若遮遮掩掩、夫既欲之，又恐人之议我，则反对者且从而有辞，则事败于游豫之中。他常讥笑筹安诸君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即梁士诒之请愿团，也属多此一举，只需他们数人上一劝进表即可，何必授人以伪造民意的口实。但袁世凯误认民意向己，不从其“直截了当”之计，而呼之为“单料军师。” 干殿下段芝贵。就跟袁世凯的感情密切而言，十三太保中当首推御干儿段芝贵。段氏，安徽合肥人，1886年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赴东瀛留学，学成归国，投效袁世凯。辛亥革命爆发后，被委为武卫右军右翼翼长、护理湖广总督、驻京司令官和拱卫军总司令等要职。段某对袁氏十分效忠，是军中推行复辟帝制最力者，曾联合14省将军密呈袁氏“请速正大位”。他是全国众多高级将领中，唯一参与帝制机密之人，经常为袁世凯代印、代发机要文书。袁皇登基之后，得封一等公。 内务总长朱启铃。朱氏，字桂茶，贵州人，举人出身，徐世昌干儿子。民初历任内务、交通总长，与梁士诒、周自齐同称交通系三巨头。为人干练，处事果决，很得袁世凯宠信。筹安议起，袁用他作谋臣，任登基大典筹备处处一长，为复辟帝制出尽全力。袁死后，朱启铃作为帝制祸首遭通缉，逃匿天津租界。 小智囊阮忠枢。阮氏跟随袁世凯较早，是他在小站练兵时期的老幕僚，关系亲近，一切公文批答，非阮手笔，不能遂袁心意。1914年袁总统秘书改为内史，阮做了内史监，相当于秘书长。他是个鸦片烟鬼，常常不能按时到公，袁氏以为其人不习吏事，未予独当一面之重权。帝制事起，阮之奔走，亦甚著劳绩。为扫除帝制障碍，他帮袁世凯调兵遣将攻打云南，张勋忍痛抽十营辫子兵加入征滇军，就是阮内史亲自跑到徐州游说的结果。他还往来于南京、徐州间，力劝冯国璋与张勋联合北洋派军人，发一个拥护帝制的联合通电，藉以澄清所谓北洋派分裂的传言。冯、张始终不肯，阮忠枢便自拟一个这样的电报，以冯张的名义发了出去，难怪袁世凯常呼他为“小智囊”。 表弟张镇芳。张氏家中富有资财，又擅长媚术，他将女儿嫁给袁世凯的第三子为妻，获得亲上加亲的关系，被袁氏委派做了河南都督。在帝制活动中，张镇芳很是活跃，出力不少，袁世凯临终时，曾令他与段棋瑞、王士珍一同前往接受遗嘱。 参谋顾问夏寿田、顾鳌。夏是湖南湘潭人，与杨度同乡同学，关系很深，他做袁的内史，便是杨度推荐的。厦氏任职奉命唯谨，按时到班，朝夕不离袁的左右。袁世凯十分宠信于他，一切机密均出其手，在内史中是个头等红人。有时人们向徐世昌(政事堂国务卿)间事，徐不高兴时便冷冰冰地说一句:“你们何不去间夏内史?”顾鳌原是清末部员，碌碌无名，与袁世凯相识后，颇得青睐，被提为某局长。他积极参与筹备大典，负责与新闻界接洽，疏通舆论，鼓吹帝制。 “屠户”陆建章。陆系安徽蒙县人，性残忍，工心计，得袁赏识，历任总统府警卫军参谋、右路备补营统领、警卫军统领兼北京军政执法处长。他对捕获的革命党人大行诛杀，前后不下千数百人，赢得“陆屠夫”称号'陆对复辟帝制很是热心，不仅首先称臣，而且指使小妾上书袁氏第十夫人(两人为姐妹)，颂扬其不日将进位为妃。他还慷慨解囊，献出珠宝钻翠无数，以充帝制活动经费。 健将朱家宝。朱氏、云南宁州(今曲靖)人，光绪年间进士，历任知府、按察使、巡抚、都督等高职。他是东南疆大臣中首先劝进之人，并疏通各省官吏，捏造民意，极其复辟之能。在帝制活动遭到全国人民唾骂，各省将军纷纷起来反对之际，朱家宝仍不悬崖勒马，继续为虎作怅。1916年3月，冯国璋以五省将军名义密电各省联合起来。迫袁取消帝制，朱家宝时任直隶将军兼巡按使，获此电报之后，立即报告了袁世凯。 周自齐，字子庚，山东单县人。历任驻美公使馆书记官、参赞、驻纽约等地领事，1911年为袁内阁度支部大臣，1913年后历任交通、财政、农商总长及中国银行总裁。此人亦非泛泛之辈，在帝制活动中任大典筹备处处员，出力不少，袁死后被列为帝制祸首之一。亡命日本。 卖国贼曹汝霖。曹氏，字润田，上海人，为梁士诒之高足。早年先后入日本早稻田专门学校、东京法致大学留学，回国后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辛亥革命后，一度做过律师，不久任袁内阁外交次长。1915年伙同外交总长陆微洋与日本公使日置益谈判，多次秘密赴日，密议卖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特别爱其聪明，要他参与复辟事宜，并允诺登基后由他掌握财政。在“五四”运动中，曹宅被爱国学生付之一炬，使他臭名远扬，此后他隐居上海，终身不敢复出。 十三太保是帝制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他们筹划于内，奔走于外，作用远胜于“筹安会”的秀才们。在舆论上，他们疏通报界，摇唇鼓舌，弄虚作假，起了“六君子”起不到的作用。在组织上，他们拼凑“全国请撼联合会”，代庖请愿书，操纵参政院和国民代表的选举与劝进，成立“大典筹备处”等等，无一不是复辟帝制的重要步骤。他们还多方筹款，甚至连家藏金银财宝也不惜奉献出来，为袁世凯提供了必要的经费。袁世凯能于1915年12月13日端坐于怀仁堂，接受百官朝拜，同十三太保的极积活动是分不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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