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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建立的“新”朝将大汉王朝中空腰斩的故事，后世的人们找到了两个神乎其神玄乎其玄的传说来佐证：其一是在当年刘邦避于芒砀山中，路遇一条巨蟒挡路，并威胁他：“你敢杀我？你砍我头我扰你头，你斩我尾我断你尾。”刘邦略一思忖，一剑将其从中间斩为两截。于是那只蟒便要将汉家天下中分为二。另一个是王莽时代有一个叫哀章的，应和当时大作祥瑞的潮流，也制作了一个预示刘邦将天下授予王莽的铜匮，献给了已是“假皇帝”的王莽。王莽见之，谓天意不可违，便仓促到连即位诏书都没能写得文通字顺，便抢来姑姑、元帝后王政君掌握的玉玺，于公元8年正式做了“真天子”，实践了他的祖父因听信“救千人命者后人会封侯”的传说而力救万人而对后世的殷切期望。 两个故事恰好呼应了关于王莽袭汉的两种观点：“篡位说”与“禅位说”。 可从形式上看来，二者几乎也没有什么差别。诸多篡位是以禅位的名目实现的，诸多所谓的禅位根本就是篡位。即如后世曹丕之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可这对西汉王权而言却可能是一种优遇。毕竟，被从内部颠覆，这种不流血的交权，比之于亡于敌国或是亡于百姓，在肯定要在此一时段灭亡的大前提下，必是最为“上算”的无疾而终、寿终正寝。 事实上，汉武帝后期激起的天怒人怨，已经让诸多社会矛盾走向激化。鼓吹元气已尽、需要立新主“再受命”的呼声，从昭帝时就未尝断过。到了作为成帝外戚的王家“十侯五司马”当权时，全国人口已经发展到空前的6000万人口，纵是全国的耕地开足马力也养之不起，何况，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已经让多少失地农民或为奴婢或为流民，“耕者不得半”，贫富分化已经到了不可开交的程度。“大土地所有者不断增加自己的土地所有量，而且多数是免税的，因此，税收的基数缩减了，剩下的农民承担着超额的税负。”鲍宣痛陈人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其中与税收问题相关的就有：县官督责更赋租税；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豪强大姓蚕食亡厌；苛吏徭役，失农桑时。 而恰在此时，两个相对应的极端现象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一方面是汉帝自成帝之后多系少年儿童，好不容易寻到一个年方弱冠的哀帝，居然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的同性恋者，且其男朋友董贤除了胁肩谄笑了无所长；一方面是饱读诗书、颇通礼义、洁身自好、权术与治术兼优的王莽，已经以大将军大司马兼理尚书事之尊打理国事，作为汉家江山独尊儒术背景下的道德和行政典范呈现在天下吏民、儒生的视野，成为一道昏黄天空下惊艳了人们心情、神情、才情的别样风景。越来越多在朝和在野的儒生都认定了，这就是那个可以代汉而救天下苍生的最好人选。
而汉家朝廷也配合着王莽作出一次次成功的炒作。“历汉四世为天下母，享国六十余载”的元后王政君是从正面，一次次给予他足可登上政治极处的各类官名、尊号和封赏，从新都侯到“宰衡”，再到安汉公、摄皇帝、假皇帝，一个处处仿效周公而在政治地位上远高于周公、一个被比附为萧何可在封户上远多于萧何的政治泰斗隆然跃出；哀帝是从反面，他驱逐了王莽，却因为自己糟糕的行政能力而让人们更加地思念和盼望王莽，加上那位太皇太后王政君的春秋远远长于哀帝的母亲和祖母，身体很差却生活糜烂的哀帝夭折后，政君以一个当仁不让的女政治家形象迅速收取皇帝印绶并慑服董司马，王莽东山再起，从此成为人不知有皇帝唯知有王莽的一家天下。此时的刘氏天下，早就从实际上改姓了王。 不管正统的观念是如何地坚持“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卑未篡时”这样将人格分裂为“做与不做”的两分法，也不管王莽极其注重个人形象以至于曾经斩杀两个儿子的一世修行是不是来自伪装或作秀，经过王莽长达十七年的一系列“天下归心”的经营，他终于成为未央宫名义和实际上的主人。无论是他还是相当数量的天下人，都相信只有他才可以拯救怨声载道的世道人心。恰恰是刘汉宗室“厥角稽首，奉上玺授，惟恐在后，或即称美颂德，以求容媚”，让人一时间真的以为，王莽代汉确实是天下归心。
他的措施也迅速出台，其中多项，从理论上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基层纳税人、有利于政府限制重商大豪兼并趋势的措施。其中包括王田平均、奴婢私属、五均六筦等。其中除了王田法只实行了一年即放弃，私属法以冻结奴婢数量、超三十倍征收奴婢应纳算赋等手段，试图将归属于大户数量巨大的的奴婢解放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和纳税人。王莽还强迫无业游民必须劳动，没有具体工作的游民，每年必须罚布一块，或者劳役，由国家承担食宿；而五均六筦则通过对特定资源进行管制或抽取税收的方式，将原来被豪强们垄断的财富收归国有。其中的税收规定，几乎都本着《周礼》之道。 王莽的“所得税”思路，也在这场改革中一一落实：10年，要求凡生产作业以及巫医、卜祝与商贩贾人所得，皆税其十分之一；16年，始赋官吏俸禄；18年，没收始建国二年（10年）以来官吏以贪污致富者财产的五分之四，以助边费；19年，税吏民赀，三十取一以充军费。 新莽的时间虽短，却可能是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向“罗马人”征取赋税纪录的朝代。在今日甘肃南部的永昌，曾有一座城市，其命名原本就是“罗马”或“大秦”的希腊语译音：“骊靬”，后来王莽改其名为“揭虏”，意为“攻城之战俘获之夷敌”的意思，而其城市的居民，也确实可以认定是陈汤于公元前36年在中亚与克拉苏罗马军团的百余名残兵相遇并将他们掳回中国的那些人。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与罗马帝国唯一的一次直接接触。
可惜，勤身博学、谦恭孝友的王莽算错了他的归心率。恰恰是从他当年封地的南阳，一次次起义烽火燃向长安。让这位被张宏杰称为“民选皇帝”的人间“楷模”、道德“完人”伤心欲绝的，是他本意拯救的基层纳税人，成为对他投出反对票的主力军。虽然有人统计过，新汉之际起兵反对王莽的义军首领中，普通百姓占百分之二十九，而豪强大姓占百分之七十一。可是，每支队伍的兵员，不都是老百姓么？即使把所有的刘氏宗族都得罪光，他们也不过才十万人啊！ 面对铺天盖地的喊杀声，想不通的王莽，率领群臣来到长安南郊，举行祭天大典。在典礼上，王莽悲从中来，痛哭流涕。他质问上天：“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殓灭众贼？既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六十八岁的老翁捶胸顿足，号啕大哭。 此时的王莽，一定重忆起当年的悲壮。既然早就被视为周公再生而敬之以“安汉公”，显然就准备着成为一个把西汉的麻烦、毛病、债务、宿命、厄运一起继承了的倒霉蛋。可他仍然存了那么一份侥幸，企图在重立字号注册一个新“公司”后，可以把西汉已经有的坏账、呆账甚至是不明来路的各类猫腻，一体“剥离”。在那个时候，他甚至可能还升腾着对他服务多少年的大汉的别样的“热爱”：所有的痛楚，所有的诅咒，都来吧，让我一个人承担，给西汉一个安乐死的理由。 这一天终于来了。当西汉确实实现了安乐死，“坐在火药桶上的”王莽却只能选择横死。在他准备放开臂膀与豪强势力大干一场并争取让底层纳税人过上好一点的生活时，各类措施还没有让纳税人确实受益，他已经成为当年是纳税人今天是乱兵的刀下之鬼。令王莽稍稍宽心的是，一如当年拥有满山遍野的真心拥戴者一样，他死后仍然有几千位知识分子，追随他跌落的王冠，以死相陪。而他所建立的“新”朝，也便在与国号完全相悖的复古潮中，死于非命。而这位被胡适赞为社会主义者与无私统治者、被翦伯赞奉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一位政治家”、被《剑桥中国秦汉史》的作者奉为“在治理中国时其作为很象在他之前的汉代诸帝的务实主义者”、被常乃德视为“有理想和计划的政治家”、被刘不同称为“即在今日视之亦不能湮没其价值”、周伯棣论为“酌古斟今，因时制宜”、被启良说成是“心里装的才真正是民众的疾苦”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青天”，被更多的人斥为“千古笑话”、“乱臣贼子”的争议人物，也深深地嵌入两汉史的中缝间，顽固而醒目。
理论上，王莽有可能成为“周公再世”，至少是“管仲、桑弘羊重生”。可他的运气，合着西汉王朝积久的惯性甚至昭宣中兴以来过度放纵豪强的传统，杂以王朝大厦年久失修的漏洞迭出比如黄河大规模决口造成的治理混乱，变得十分的晦涩，呈现几多变数。再加上他的诸多举措，阳刚有余而阴柔不足，力度有余而权术不足，思想有余而学问不足，终究让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以自己的肉身，抵了他理想、畅想甚至空想的祭品。 宋代诗人蔡沈的《读王莽传寄廖判府》依稀而唯心地数说着王莽的霉运： 噫吁嚱，噫嚱一曲难为听， 桑麻垅亩今荆榛。 子规夜诉仓庚鸣，时至气化能无声。 高皇神武百世业，安汉小子为凭陵。 九十六万目可掩，奈何从臾皆群臣。 臣乎臣乎胡乃尔，富汝贵汝庸何生。 炎精白昼欲晦蚀，日角眉目尤精神。 古来权柄不早去，止为鱼肉涂生灵。 生灵涂炭自兹始，古往今来只如此。 重华一去何时还，志士幽人泪如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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