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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五年（1866）二月十六日，上命树森“往贵州查办事件”。据《清国史.严树森传》载：“（同治）四年（1865）五月，授广西按察使。时翰林院侍读学士景其濬，劾贵州巡抚张亮基玩兵侵饷，纵暴殃民，上命树森查奏，寻查明被劾各款请交部议。五年，擢贵州布政使。”其间历时约一年半，除了办案，还作了哪些事，《清史稿》和《广西巡抚新繁严公墓志铭》均语焉不详，略于《严树森传》，近读《清实录同治朝实录》和《严树森致朱学勤手札》（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尝试还原严公在办案的同时，对治理黔乱所作的二三件事。 一、奉使贵州 千里绕行 朝廷特选严公驰赴贵州“查明被劾各款”。疆吏张亮基“被劾各款”究竟有多少款恶行，据《清实录同治朝实录》（五年二月十六日）记载，主要有七款：与督臣劳崇光（时任云贵总督）互相龃龉（jǔyǔ）；信任家丁子弟，渔利营私，侵蚀湖南黔捐不下三十万两；四川已革知县王应昌送给张亮基三千金，于是将其携至贵州，冒功保荐，袒护其恶；其子张胪寿擅作威福，至今未回籍；知县茹含章，厚贽拜门，委署毕节；佯为不知刘登仁、赵文会纳贿买缺；家丁白振釆滥保官职。要求“按照所参各情，严密确查，据实具奏，不准稍涉徇隐”。为什么特选严树森？一是严公湖北历官十余年，曾有“川盐济楚”之议，也有减漕益饷之实，谙地方利弊事；二是严公曾出任河南、湖北巡抚多年，洞悉吏治，知晓军务；其三更重要的是性清介、操守好，明敏有决断、敢于任事。总之，黔省综合治乱，急需一个知刑名、精吏治、善理财、懂军事的能独当一面的干才。 严公于同治五年（1866）二月十六日接“驰赴贵州”之命后，赓即从广西桂林出发。由于咸丰五年（1855）春，贵州发生了以苗民为主的少数民族起义和白莲教众起义，人数达百万，烽火遍及黔省一百五十余州县，且已历时十余载，故道路不通，单骑难行，不能径直西行由湘达黔，只好舍近求远，取道长沙，过洞庭湖，向西北泊沅江县，五月下旬抵达荆州后偶感风寒而驻足逗留，七月望日（十五日）前西至峡州（今宜昌），宿于峡州试院行馆并为《新心别舘印存》作序，起程后舍船登岸，陆路入川，约八月中旬抵达重庆（“行抵重庆”后奏报朝廷，据朝廷九月十三日回复推知），十二月方抵达綦江，（同治六年）新正四日于綦江行次收到已任军机处领班章京朱学勤的复信（《严树森致朱学勤手札.三十二》有载）。严公不畏艰险，几千里绕行，舟车劳顿，一心赴黔，只为不负使命。 二、绘图呈览 请兵入黔 严公于同治五年（1866）暮春衔命，驰赴贵州，一路无话，八月行抵重庆，逐步对形势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和明确的判断后，向朝廷奏报了多项建议，九月十三日，收到朝廷（军机处谕示）的第一封公文，其中，回复的几件事与严公有关：首先，肯定了他所陈述的六条黔省事宜；其次，肯定了他呈览的（黔乱）贼情大概图；再次，关于严公以由重庆入黔道梗为由，请拨给兵马三、四千，由其统带赴黔的奏请，朝廷给予了以下较为详细的答复：川省无兵可拨，让其即行驰赴遵义刘岳昭（时任云南巡抚）军营，会同该抚将遵义大定之贼，妥筹剿洗，疏通至贵阳省路，设法入省，妥为查办，以副委任；最后，对其提出的“请令统带旧部由水路取道荆宜施利以达重庆，赴遵义进取，以期上下游合力夹击”的建议，认为“该臬司所部，业已遣散”，作了变通处理，让李瀚章（时任湖南巡抚）迅拨数营（每营约一千人）兵马，交其统带，迅速赶往遵义，所需饷项二万两由骆秉章（时以头品顶戴督办四川军务）、李瀚章于川湘两省妥筹协拨，所需的军火器械由四川崇实（时任成都将军）、骆秉章就近解济。 三、确饷催饷 挑募练勇 有饷未必就能办好事情，无饷肯定办不成事。更何况饷、捐均与查案有关，于是上奏朝廷请求由户部确饷和催饷。同治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严公于重庆收到朝廷责成户部对饷项进行核实后的回复：首先，核实确定饷项总数，“各省应解黔省月饷，每月应得十一万八千两”；其次，由于湖南独立支持黔省下游兵事，原定协黔之款，由户部核明后，酌量裁减；再次，原定四川月协饷四万八千余两，湖北月协饷二万两，广东月协饷一万两，即著崇实、骆秉章、官文（时任湖广总督）、曾国荃（时任湖北巡抚）、瑞麟（时任两广总督）、蒋益澧（时任广东巡抚）迅速按月拨解；最后，催欠账。旧欠协黔兵饷军饷，浙江、山东、广东、江西、福建、陕西、湖北、湖南、四川、河南等省，按各省所欠总数，按年拨解半成，不得延宕贻误。至于打算在黔省上游筹兵二三万，“月需军饷，请由各省匀派”之请，则暂未置可否。 同治五年腊月，由重庆行至綦江，正月十七日写给军机处领班章京朱学勤的手札中谈到：“湘中竭力经营，蜀中视同秦越。弟入蜀后巳屡次函商，蓉城诸当道皆以北防甘省不能兼顾为词，父母之邦，且事权不属……（《严树森致朱学勤手札.三十二》）”严公非常感概，认为患“不在无饷，而在有饷而无协饷之人，有人而无协饷之心耳”（《严树森致朱学勤手札.三十二》），黔事终非可靠协饷不可。虽然通过朝廷九月、十一月两次催饷，严公又以邻省同僚之谊函商，但由于长期征战，财政不堪重负，落实起来也甚为不易。 直到同治六年六月初十日，严公于綦江收到朝廷谕令，同意“酌募五营”的奏请，才使五年九月上奏时提到的“黔省上游，非筹兵二三万，不能济事”的预判（构想），得到部分落实。谕令，四川总督（时已由骆秉章任）自上年十月起，截至本年四月止，仍遵前旨，无论何款，按月筹提一万两，共计银七万两，先行筹拨解赴綦江（当时，严公驻綦江），由严公在黔、蜀边界的团练中，挑选招募五营（约五千人），进行教练后，进驻遵义；（川督）自本年五月为始，按月筹拨银二万两，月饷有著时，由严公再续练五营（约五千人），并由川省筹给五营军火帐篷等物件。其时，滇、甘、陕回捻之乱仍未平息，而黔、蜀毗连不下二千馀里，黔乱不平，黔疆一日不宁，蜀中也未必可以高枕无忧。故朝廷专门褒谕骆秉章且协商：骆秉章素顾大局，于川黔军事，自能统筹缓急，该藩司（时严树森已任贵州布政使）请拨之饷，及军械等件，能否照数协济，及应否再行挑募各营归该藩司统带，著骆秉章酌量情形，妥为办理。 四、策画进兵路线 谋划剿抚方略 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严公擢升贵州布政使，这段时间，曾上奏提出由朝廷（军机处）统筹全局，以东、西、中三路进兵。十一月初一日，朝廷给予了较为详细的答覆，肯定了严公“所筹现在情形，计时虽稍迟缓，而策画较为稳妥”，并据其策画作了详细安排： （一）以下游贵东各路为东路，责成李瀚章、兆琛（时任贵州布政使，尚未另委）办理，由李瀚章督同藩司兆琛将东路之匪节节进攻，并将剿办情形随时知会（中路）遵义军营，俾资联络声援。 （二）以大定为西路，责成刘岳昭办理。刘岳昭由温水（今遵义习水县东）进兵，专剿黔西大定（府名。府治为大定县，今为大方县）所属之匪，俟肃清大定后移师剿办猪拱箐（此地为苗民起义之黔西北根据地，位于毕节西部青场境内）贼塞，并督同岑毓英（时署云南布政使）相机会剿，以收两面夹攻之效，毋庸分兵遵义，致形单弱。另，据此策画，刘岳昭于十一月 初六攻克号军于黔西仁怀马滚坡根据地后，已于十一月二十三日，由温水拔营前进。 （三）以遵义为中路，责成席宝田（时为记名布政使）办理。著李瀚章催令席宝田赶紧招集旧部，或十营或十二营，统带迅速前进，取道常德（今怀化市北部地区）、辰州（原治沅陵县）、酉阳（今属重庆市）、秀山（今属重庆市），直趋黔省正安（雍正六年，以州随遵义辖于黔）、绥阳（雍正六年，以县随遵义辖于黔）以达遵义，毋庸绕由重庆行走。（特别强调）席宝田一军，需饷甚迫，著刘坤一（时任江西巡抚）懔遵前旨，按月协解该营饷银四万两，著崇实、骆秉章、李瀚章，遵旨迅筹协拨。其军火器械，崇实、骆秉章仍当就近筹画，源源接济。 同治六年（1867）六月初十日，朝廷还同意了严公提出的就近调兵助攻的建议。严公发现，李元度（重起前，曾以贵州布政使被劾）统领的部队，正驻扎于贵州遵义东面的思南县三道水，距起义部队的根据地近，有很多进攻机会，只是兵力不足，分兵困难；若让湖南派兵马数营，怕缓不济急，远水难救近火。而四川东南部的秀山距贵州思南最近，且驻扎部队七营（约七千人），于是朝廷采纳了严公之议，同意抽拨五营（约五千人），出境助剿，以竟全功，责成骆秉章相机调度。 严公不仅策画攻敌路线、弥补薄弱，还提出治理黔乱方略。他于同治六年（1867）正月十七日在綦江行馆写给朱学勤的信札中说，盛极必衰、长后必消，这是规律，大乱后希望得到治理，这是人心所向。“黔贼皆系土著，与捻匪之为流寇不同，饷糈稍充，兵力自足，然后恩威并济，先清号匪，次办苗匪。教号系乱民，法当剿，苗匪系土著，法当抚，然必能剿而后可言抚。”（《严树森致朱学勤手札.三十二》）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已失败，捻、回也呈强弩之末，可能清廷上下已觉可腾出手解决黔省之乱，并未完全采纳这些建议。严公奉使查办“疆吏玩兵侵饷，纵暴殃民”一案，随着同治六年八月十八日以“张亮基应照溺职例革职”，开缺后“交部严议”的处分而结束，而黔省之乱告治却是五年以后的事了。 广西巡抚新繁严树森第六世裔孙 严训朝 2022年4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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