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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饮料厂旧址。 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 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 杜甫在炎夏荷花池畔喝的冰镇藕丝汤，冰块来自冰窖贮藏的冬冰。 但广东四季如夏，珠江不结冰，饮料无法冰镇，煮开后温热入口。因此，广式的伏天饮料是药茶。 冷饮解暑，关键在冰块。 机器制冰发明之前，只有自然冰。 各种凉茶、凉粉、廿四味，以寒药清火去湿，达到消暑效果。但药总是苦的，还得趁热喝，炎夏饮料口味又烫又苦。 挟机制冰块而来的西式冷饮，却是又冰又甜。 1930年代，冰镇的西式冷饮渐成广东人炎夏的必需品，市场却被欧美商人盘踞。 屈臣氏汽水已成垄断之势，可口可乐更是盘马弯弓，来势汹汹。 当局进行详细的市场调查，发现冷饮潜力无穷，势将形成庞大产业，但国内厂商不成气候。 广东军政领袖陈济棠当机立断，拨出巨款，火速筹建广东饮料厂，与洋人 争市场。 最终，广东饮料厂成功收复岭南，更激起民间饮料厂的士气，达成饮料救国壮举， 但成功的喜悦却非常短暂。  广东饮料厂旧址内部。 西式冷饮在中国的发展之路，由香港的制冰厂出发。 1845年，美国丢杜公司在香港建立储冰库，每年冬天由美国船运天然冰块到香港贮存，于炎夏高价出售，即使单卖冰块， 也能大发利市。 粤人冰雪不分，在港岛留下 “雪厂街”的清凉街名。 1880年代，制冰工艺成熟，英国商人在香港与广州开设机械雪厂， 机器制冰价格低，单卖冰块获利不高，只有搭配风味独特的冷饮才能赚钱。 于是汽水时来运 转，成为西式冷饮的急先锋。 早年没有冰块，汽水常温入口，味道古怪，不受欢迎。 直到1850年代，英国王室流行喝汽水，才在欧洲掀起汽水热。 但中国人喝不惯，喝汽水如喝药，洋商只好当成药水 卖。  1902年成立的山海关汽水厂。 1875年，屈臣氏药房在香港建立“荷兰水房”，量产“屈臣氏荷兰水”，打出“汤力清凉”的解暑药招牌。 除滞润肠、富强壮脑， 沙士解毒、橙露甘香， 姜啤止嗝、梳打涤肠。 早年的屈臣氏汽水广告，有如江湖郎中的卖药小曲，销量有限。 直到1890年代，汽水改以冰镇出售，才得以咸鱼大翻身，颠覆了粤的炎夏口味。  1892年上海的正广和汽水厂的广告。 英国商人迅速在中国各大要埠复制屈臣氏的成功模式。 在天津，一群英商于1902年合资设厂，利用山海关的矿泉水灌成“山海关汽水”，占领华北半片市场； 在上海，一个卖洋酒的英国小洋行于1893年建立“正广和水厂”，改行卖汽水，“正广和汽水”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汽水品牌，资产在40年内翻了1000 倍，由白银5000两激增到500万两； 在汉口， 两个英国机工于1911年合资成立“和利冰厂” 卖冰块，经营十载攒足资本，再开汽水厂，“和利汽水”迅速占领华中市场。  屈臣氏的“荷兰水”广告。 在广东，屈臣氏于省城的白蚬壳设立汽水工厂。 位于珠江后航道东岸的白蚬壳是英国太古公司精心发展的码头工业区，内销航线密布全国。 屈臣氏尝试向上海发展，却被正广和汽水打败，只好专心经营岭南市场。与沙面租界的英国雪厂搭配，冰镇的屈臣氏汽水称霸广东。 冰镇汽水风靡全粤，价格却使老百姓望而却步。 早年的汽水是贵族食品，屈臣氏汽水以精美的炮弹型玻璃樽装填，每打售价高达6 毫半。 1个广东毫洋等值12个铜仙。  屈臣氏的汽水瓶子“炮弹樽”。 1支炮弹樽 汽水要价6个半铜仙。相比之下，粤人最爱吃的猪红粥，一碗吃饱只要3个铜仙。 茶楼喝早茶，叉烧包1个4厘，1樽汽水相当于两顿饱餐 或13个叉烧包，价格惊人。 因此，只有沙面界的高档餐馆与舞厅才卖汽水。 转瞬四十载，1930年代陈济棠主政广东， 战乱平息，物价平稳，景气火热，各行各业工 作机会多，平民消费力快速提升，老百姓舍得 开洋荤，高价汽水的销售突飞猛进。 在繁华年代的省城广州，老百姓的新消遣是到珠江“游河”。 西起西郊、荔湾涌，经黄沙、沙面到东堤，珠江成为热闹的平民休闲区。 作家冯明泉回忆道，陈济棠主粤的全盛时期，每当华灯初上，“小画舫、勲板、菜艇、虾 艇、海鲜艇、歌姬艇、粥艇、小食艇等各色船 艇，一齐出动，数以千计，星罗棋布，游曳于 珠江，织映成万千灯火，五光十色。叫卖声、 歌唱声、丝竹声，还有游客自备的留声机声， 欢笑声同时在珠江上空飘荡”。  此时的汽水已是珠江艇上美食的必备饮品。 无论是海鲜盛宴， 还是咸酸小吃，都流行以汽水消食解暑。 若上西关长堤闹区逛街，人们也要到俗称“冰室”的冷饮店喝汽水。 当时雪柜（电冰箱）尚未普及，冷冻设备是个内装铁桶的大木桶。夹层充填加盐冰块，就是冰镇汽水的简易冰箱。 粤人到冰室喝汽水，俗称“饮冰”，是岭南酷暑天的绝妙享受。 自署“饮冰室主人” 的大文豪梁启超是广东人，一般人认为“饮冰”两字典出《庄子》，粤人却是会心一笑。 本地企业家努力争抢汽水市场。 长堤大马路上的先施百货开厂自制“先施汽水'，药厂老板梁培基创办中华汽水厂，却都不是屈臣氏的对手。洋汽水已成垄断之势，弓I起陈济棠的注意。 捷克啤酒兵行险棋 陈济棠秉政之初，提出“发展生产，振 兴土货，抵制洋货”的工业发展政策。他斥资大办省营企业，要将洋货挤出广东。这些建厂 投资案经过详细市场调査，并非闭门造车。 时任广东省营工业管理处会计主任的秦庆钧回忆 道： “据我所知，关于建立省营工业计划，是有相当数据的。当时我在省政府任统计工作， 曾派员调查市面消费品的供销情况，并根据海关历年进口数量，作成详细统计，以供编计划 者参考。大抵市场畅销，进口数量大，目前本省有条件生产，而符合’发展生产，振兴土 货，抵制洋货’的目的者，都编入计划内。” 高价位的洋汽水表面上是看不出威胁性的，广东省政府规划之初，并未注意到汽水。 但缜密的市场统计，却计算出汽水是符合“市 场畅销，进口量大，目前本省有条件生产”等 三大要件的危机产业。而屈臣氏在上海的巨大成功，更使当局心生警惕。  广东饮料厂旧址的“捷克路”。 1920年代，屈臣氏汽水开拓上海市场， 被正广和汽水压制，只好找合作伙伴。 1927 年，屈臣氏成为可口可乐在上海的协力生产商。当时可口可乐资本不大，全球布局就近找汽水厂合作灌瓶销售，美其名为“监制生产”。 在华北，可口可乐由山海关汽水公司 “监制”，成绩不俗，屈臣氏必须更加努力。 只是可口可乐味道微辣，不符合国人对甜味汽水的期待，销路不易打开。 屈臣氏别出心裁， 在那学校要求读四书孝经的保守年代，请到红星阮玲玉担任广告画主角，一袭合体玲珑的短袖薄纱旗袍，贴身内衣一览无遗，香肩雪肌若隐若现，甜笑举杯，打出“请饮可口可乐”广 告词，一炮而红，上海竟成为可口可乐最大的海外市场。 屈臣氏在上海创造可口可乐销售奇迹， 下个目标就是广东了。 陈济棠火速拍板，决定投入120万元巨资，在原计划各厂之外优增设饮料厂，一定要将屈臣氏挤出广东。  广东饮料厂旧址。 1935 年，位于西村工业区增场村的广东饮料厂完 工，但主打产品不是汽水，而是捷克啤酒。 要抵制洋货，单靠汽水是不够的。 制造汽水很容易，但与屈臣氏竞争，必需投入高昂的广告推销成本。广东饮料厂本钱不大，只能兵行险棋，推出让屈臣氏意想不到的全新产 品。 而捷克啤酒正是屈臣氏想象不到的奇招。 早年于香港、广州销售的啤酒，清一色是英国风味的苦啤酒（Porter）,国人译为“波打酒”。 英式苦啤酒以大麦芽烘焦，造成浓烈苦味，采用酵母飘浮的爱尔式（Ale）上层发 酵法，使苦味更为浓郁，深受英国大众欢迎，但中国人喝不惯。 在香港率先生产“波打酒” 的大东甑麦酒公司只撑了3年就倒闭了。  相比之下，来自捷克的啤酒釆用酵母沉淀的拉格式 (Lager)下层发酵法，去除酵母杂味，酒质纯净，口感清爽，更能带出啤酒花的特殊风 味。 当时国内已略有口碑的哈尔滨啤酒与青岛啤酒，都是拉格啤酒。 更关键的是，拉格啤酒是低浓度的淡啤酒，不易喝醉，而且适合冰镇，作为消磨酷暑的“饮冰”新品，是天造地设的。 反之，英式苦啤酒的酒精浓度较高，讲究常温饮用，不适合冰镇解暑，却适合醉酒解忧。 但中国酒种早已齐备，粤人以米酿酒，酒量好的喝双蒸三蒸烧酒，酒量浅的喝糯米黄酒，不需依靠又黑又 苦的洋啤酒买醉。 黑啤酒在广东水土不服，全无市场，英国商人绝对想象不到可以在广东卖啤酒。  荷兰水广告。 只要说服国人在饮冰室里喝冰啤酒，就能出奇致胜。 1934年广东省建设厅的政绩报告 《广东两年来建设事业之回顾》慷慨指出，饮料厂不但要“挽回一部分外溢利权”，更要积极开发出全新产品，使“人民亦得相宜之饮 料”。只是奇兵之路，总是走得艰苦。 拉格淡啤酒源自德国巴伐利亚，却在捷克发扬光大。 捷克商人贪小便宜，谈生意是很不痛快的。 但陈济棠创业作风豪迈，不惜成本，直接向全球第一的捷克啤酒厂取经。广东省政府斥资28580英镑，向捷克机械名厂斯可达公司订购酿酒机台，并重金聘请捷克啤酒技师。 果不其然，捷克技师以忠实原味为由，坚持采用捷克本地的槐花、酵母与麦芽干，为捷克厂商多争些生意。 槐花是决定啤酒风味成败 的啤酒花，坚持进口尚可理解，但大麦芽也得 斥资进口，就是没有成本概念的愚行。 1922年，大军阀张作霖的秘书张惠霖投资扩建了八王寺小作坊，使它变成了每年可量产480万瓶汽水的大工厂。 广东饮料厂的厂长孙满是孙中山的侄孙， 不懂酿酒。 为了多快好省学会拉格啤酒，孙满对无理要求照单全收，捷克技师却变本加厉， 于广东饮料厂任职的谢英明回忆道：“麦芽干、槐花干、酵母等等得用捷克来货，装啤酒和汽水的玻璃樽也得全部购自捷克。啤酒樽每 个银毫一角九分，汽水樽每个银毫一角一分。” 一个进口捷克玻璃樽的价格相当于两樽屈臣氏汽水，形同浪费胡闹。但孙满却又在不该省钱之处省钱。 为了省下汽水研发费，他让啤酒专业的捷克技师兼职研发汽水，不但调不出汽水，连机器都买错了，造成巨大浪费。 饮料厂原定于1935年投产，但厂长不懂行，洋技师不得其人，投产慢如牛步，反而要收拾捷克技师造成的烂摊子。 广东饮料厂旧址。 1936年1月，广东当局不再理睬捷克技师的无理要索，改向英商渣甸洋行订购玻璃樽制造机台，解决天价玻 璃樽问题。 只是玻璃樽有着落，却漏了樽盖。当时汽水是靠气压推动弹珠封口的“汽珠士迫力瓶”，不需樽盖，但啤酒瓶却需加盖。 1936年2月，饮料厂尴尬地向广东省营工业审核委员会呈请釆购樽盖，审核委员则以婉转语气教育伟人侄孙，“惟为永久计，应由该厂计划， 购机自制”。 1936年，“五羊牌啤酒”与“五羊牌汽水”先后上市，但市场反应冷淡。 汽水敌不过屈臣氏是预料中事，啤酒则没有发挥预期的奇兵效果。 谢英明分析道，老百姓仍把啤酒当酒喝，并没有以冰啤酒取代汽水的意识，“广东各地啤酒市场狭小，嗜酒的人认为啤酒淡而无 味，不如白酒那样带刺激性，而且它的价格又 不便宜，一般极少饮用啤酒”。 整个广东省生产汽水历史最长的企业就是亚洲汽水厂了。当年那句“有我咁好气，没我咁长气；有我咁长气，没我咁好味”的slogan响彻粤语地区。 饮冰室里的五羊牌 五羊牌啤酒与汽水虽然双双失利，但制造工艺来自捷克名厂，产品质量上乘。只要时机一到，就能大放异彩。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日军将广东饮料厂交给日本啤酒企业“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 经营，勉强维持生产。 1942年底香港沦陷，屈臣氏的北角汽水厂由日本总督部接收，继续生产各种汽水。日 方以劫掠心态办厂，抗战胜利之时，两家汽水工厂机件残破，人员流散，陷 入停工惨境。 但危机就是转机，抗战胜利，两厂重新出发，广东饮料厂竟抢在屈臣氏之前复工，占领了岭南市场的决胜制高点。 1945年9月广州受降，新任省主席罗卓英将残存的省营企业合组为“广东实业公司”， 并挑岀5个能迅速复工的工厂作为整建重点， 其中包括了广东饮料厂与西堤制冰厂。 饮料厂 新任厂长萧棣勋火速“罗致机械及酿造各种技 术人员，补充配件，加以整理，自行发电”。 但酿酒原料才是最大难关。抗战胜利之际，南北交通中断，华北大麦无法南运。 广东实业公司秘书蓝思干回忆道，饮料厂不得不向澳洲、 美国与加拿大采购大麦芽与槐花。 酿酒关键之特种酵母则到上海与青岛抢购培养，“每月暂行酿造二、三次，该酵母得继续保存”。 原料、机件与人员到位，广东饮料厂在两个月内重新运作。 此时屈臣氏尚未恢复元气， 岭南市场真空，先占先贏，于是广东饮料厂 放量生产，“啤酒每月可产4万支，全年产量48 万支。汽水每月可产5万余支，全年产量180万支”。 遇到旺季，加雇工人，啤酒月产量可以 提高一倍到8万支，汽水更能月产30万支以上。 抗战胜利后，一度流行美国风，老百姓模仿美国人喝冰啤酒解暑，蹭蹬十载的五羊牌终于盼到春暖花开之日。 在广州西关的繁华闹区，饮冰室如雨后春笋般开张 第十甫的“卢山”、“名实”与“加拿大”； 太平路的“纽约” 与“绿宝”； 多宝路的“广州”； 长堤的“栈栈”与“夏天”； 家家门庭若市。 在高档消费区惠爱中路，饮冰室也是达官贵人的最爱，“中华” “新园” “长江”与“日日新”，留下几多 名人足迹。 据统计，1934年广州只有21家冰室，抗战胜利后却超过80家。 这些胜利后开张的新型冰室，都是五羊牌啤酒的忠实大客户。 广州是岭南市场指标。 五羊牌拿下省城 场后，汕头、曲江、中山、新会、台山等各大要埠经销商闻风而至，五羊牌迅速称霸岭 南，“操纵全省的供销市场，部份运销外省”。而向慕祖国的东南亚侨界，也迷上五羊牌，“南洋华侨亦要求代为推销”。 五羊牌啤酒所向披靡，五羊牌汽水随之风生水起，轻松压制洋汽水，屈臣氏根本没有重回内陆的机会。 更可喜的是，广东饮料厂是官营企业，缺乏独占市场的雄心，为私人企业留下充裕的发展空间，广东汽水工业顺势勃兴。 据统计，仅广州一城，在1947年时就有13家汽水工厂，老字号的先施与中华，胜利后新开张的卫生、大华、国光、兴华、华兴、濂泉、大明、远东、英记与新六和，各有打动大众的新风味，广州成为汽水业的机会之地。 1946年2 月，一位屈臣氏汽水厂的老员工李智扬到广州创业，就是“够气够味”的亚洲汽水。 然而，完成击退洋汽水使命的广东饮料厂却快速堕落。 五羊牌原可乘胜追击，收复香港，布局全球，但官僚派系的激烈内斗摧毁了饮料厂的士气。 广东饮料厂旧址。 领导工厂火速复工的厂长萧棣勋遭黑函举发包庇下属盗卖，黯然撤职。 广东实业公司总经理罗楚材爱惜人才，再次起用， 建设厅长谢文龙却亲白出马检举，萧棣勋惨遭拘捕，身败名裂，广东饮料厂锐气全消，不再研发新口味。而当时香港的饮料大厂却争相研发新品，堵住了五羊牌继续壮大之路。 香港市场并不是铁打的。 1949年，菲律宾华侨开办的大同汽水公司主打多样口味的果 汁汽水，低价攻进香港，在九龙设厂热卖，大 获成功。而故步自封的广东饮料厂却仍只有一 味五羊牌，不禁让人慨叹。 有历史才有现在， 知过去才知兴衰； 《广州旧闻》， 讲述广州2300年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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