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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苏区的中央红军主力决定实施战略转移，但是带走的部队只有86000余人，并不是中央苏区的全部家底。事实上，红军还专门留下了16000余官兵驻守苏区。既然中央红军决定长征，为什么不把部队全都带走呢？留下的这些人，处境岂不是比参加长征的大部队还要凶险？ 更重要的是，除了16000人的作战部队之外，还有3万多伤病员在苏区。留守人员看似总数有4万多人，但伤病员不光没有作战能力，还会影响战斗部队，增加后勤负担。此时蒋某人自然并没有放过中央苏区，派了二十多个师、20多万人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围剿，16000人对阵20万，想要守住苏区几乎是天方夜谭，没几个月就崩溃了，转入游击作战。这才有了后来的三年游击战争和南方八省游击队。之所以要留一部分部队在江西，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于当时掌握中央军事指挥权的是博古、李德等人。虽然红军要进行转移，但仍不愿放弃中央苏区的家底，毕竟群众基础好，经营多年全部放弃过于可惜。而且长征开始时，并不是有计划地要去陕北，能够在脱离险境之后伺机反攻，重新夺回中央苏区自然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有必要留下一部分人坚守，以便将来作战时里应外合占据主动。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安排一部分部队留在苏区就不难理解了，事实证明想法过于乐观。 其次，3万多名伤员面临着无法转移的问题。让他们参加长征是不现实的，会拖累大部队；而如果单独把这些人留在苏区自生自灭，显然又不符合我党我军的组织原则，于情于理都是不对的。留下一部分作战部队加以保护，也就成了九死一生的权宜之计。项英是留守部队的最高负责人，执行固守苏区的指示，但在以弱敌强的悬殊兵力对比下，这种打法无疑是错误的。 后来在懂军事的陈老总的坚持之下，终于开始采用分散游击战法，不久后主席获得中央军事指挥权，也肯定了这种打法的正确性，发报指示项、陈二人广泛开展游击战，以保留有生力量为主。重伤员走不了、打不成游击战，如何处理？与苏区老百姓挨家协商，留下来做女婿、做干儿子，用这种方式保住了不少战士的生命。 三年游击战争，南方地区的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我军指挥员分散建立了14个游击区，能坚持三年，有赖于各游击区的骨干将领，以及官兵们的顽强作战意志。从人数比例上看，后来南方八省游击队涌现出来的战将也非常多，像粟司令、傅秋涛、谭震林、叶飞等人，都是我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将领，他们都参加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历经各种磨难，一部分游击区发展情况比较好，达到了上千人的规模，多数只有几百人。但当时留下来的4万多人（含3万多伤病号），最后活下来并且没有脱队的总共只有300余人，这种比例实在太残酷，不到1%的人坚持下来。这三年间，游击队员基本上都是新发展出来的，老人没有多少。难怪建国后彭真把南方游击战争总结成我军“最艰难的磨练之一”，一定程度上甚至比红军主力长征还要艰难。三年游击战争打完时，留守的最高负责人项英还活着，远在陕北的博古得知后感到异常惊讶。 客观而言不管出发点怎样，留守南方部队的活动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抗战时被整合成了新四军，解放战争中又演变为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主要组成部分，真正成为了我军的骨干力量。将帅们的革命信仰，和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的决心是值得后辈赞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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