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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的十月呈现着晚秋的景色，田畦里只剩下浅浅的一汪水，秋风吹过，荡起层层波纹。入秋以来福建省宁阳县（今福建三明市宁化县）这一带游击山区的形势显得更加紧张起来。 自从红军北上抗日以后，国民党对这一带游击山区的进攻更疯狂了，山区和小村庄的房子都烧光了，老百姓都归并到大村子里去，大村子的四周也修满了岗楼。敌人企图用这种毒辣的办法来消灭我们游击队。 一九三五年九月，国民党调集了第十师、第三师以及卢兴邦部共四万余人，向我游击支队活动的地区大举“围剿”。 几天来的战斗，因敌我相差悬殊，我们的伤亡很重，支队被打散了，向别的地区转移。 我大队只剩下十二个人，在一天黄昏，我们十二个人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天刚亮，我们又遇到一小撮敌人，我们边打边走，不幸又有三位同志中弹牺牲了，另有两名同志失掉联络逃散了，最后只剩下我们七个人。 为了保存剩下的这一点力量，我们不能和敌人硬拼，只好向大山林里退去。 钻进大森林，只见茂密的阔叶林和成片的竹林遮盖了天日，满山的山茶树和新生的野草划破了我们的手和脸，走出十几步远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这倒是便于隐蔽的好地方。我们钻进深深的密林，选择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坐下来。 连日的战斗已使我们疲乏不堪，饥饿又向我们袭来。我们七个人软绵绵地躺在树林里，身上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这里离敌人很远，敌人是不会找到这里来的!想着想着便安心地睡起觉来。晚上有些凉起来，我们都醒了。 树林里静悄悄的，只有几丝星光从树叶的空隙间透进来，我们便背靠背地坐起来，吸着树林里清冷的空气。 战士官子头说：“这是什么地方呀?支队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们七个人就打算在这里住下吗?” 伙夫黄兴奎使劲儿地吸着烟，慢吞吞地说：“四面都是敌人，我们算出不去了'就是出得去又上哪去找部队呢?找不到部队，和老百姓又联系不上，那我们是干吃亏的!” 说完又使劲儿地抽了二口烟，低着头沉默着。 刚刚参军不久的小李子见到这种情形不由得哭了起来。这时只有我和钟国楚、曾宪燕没有作声，因为我们三个人是党员。 我们知道：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我们只有斗争，只有坚持，绝不能屈服。同时，我们还得用坚强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去影响其他四个同志。我们坚信部队一定能回来的。 我是这七个人的负责人。我和钟国楚、曾宪燕向其他四名同志做思想工作，给他们讲有关红军的故事，鼓励他们要坚强地向摆在面前的重重困难作斗争。同志们的情绪渐渐地安定下来，我们的生活也渐渐地活跃起来。 钟、曾两个同志是唱山歌的能手，一有时间就唱起兴国山歌，小李子用竹子做成一个哨子，也吱吱地吹着伴奏。 我们用身上仅剩下的粮食，拌着野草糊口，并采野山枣来帮着充饥。 生活越来越艰苦，每个人都变得面黄肌瘦，随身带着的那点粮食就要吃光了。 官子头提议说：“我们不能就这样饿死。应当下山搞点粮食，遇到敌人和他们拼!” 搞粮食是不容易的事啊，得越过敌人的岗哨，躲过敌人的警戒部队，但我们不能等着饿死。我们研究了半天，最后决定下山。 晚上，我们机警地溜进了一个靠山的较小的村子，在一个有钱的人家搞了一百二十斤大米和一小袋子盐，背着回来了。 当敌人的枪声“乒乒乓乓”响着的时候，我们早已钻入深山丛林里了。 有了粮食就什么也不愁了，我们用三个石头垒起来，燃起了火，用茶缸煮饭，煮了一天也不够吃，后来用洗脸盆煮．这样很好，煮一次就够一顿吃的了。就这样我们又维持了十多天。 自从我们搞了一次粮食之后，敌人对这林子附近的山上注意起来了，山下经常有枪声，我们便向更远的山上转移。 天下起雨来，粮食却又要吃光了，我们发现树林里有几只野猪，大概在争竹笋吧，哼哼直叫。 官子头说：“没有粮食不要紧，山神爷给咱送野猪吃了!” 可是不敢放枪呵，钟国楚说：“雨天放枪动静小。敌人听不见的!” 因为我的枪打得较准，最后大家决定让我打，我拿着枪悄悄地向野猪靠近。 钟、曾等几个人跟在我的后面。离野猪渐渐地近了，我躲在一棵大树的后面，瞄准了最大的一个家伙。 “叭”的一声枪响了，野猪也“轰”的一声惊跑了。 “糟了!”一大伙吃惊而又失望地叫了一声。 我们提着枪向野猪追去，追了二百多米远，中弹的那只大野猪才躺在地上，喘着最后的几口气。我们扑上去又捅了几刺刀，便抬了回来。“好大个家伙!”大伙高兴得了不得。 “我们有肉吃了!”小李子说完，又高兴地吹起哨子来!尽管敌人防守得很紧，可是我们还经常下山搞粮食，就这样由秋天坚持到了冬天。 江南的冬天虽然比不得北方寒冷，但是也够人受的。我们没有棉被盖，到晚上，只好拢火取暖，背靠背睡觉。有时下起雨和刮起风来，树上也结满了冰珠子。 我们只好把几个大床单子连起来，像大雨伞似的撑着，冻得扛不了的时候，只有干脆不睡坐起来聊天。艰难的环境在考验着我们，在经受这些严峻考验的同时，我们也受到了很大的锻炼。 我们七个人比亲兄弟还要亲，互相关怀，互相照顾，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坚持再坚持，坚持到最后胜利。敌人知道山里面有人，但是这丛山密林的地方，他们是不敢轻易进来的。 敌人经常在山下的树上张贴标语，进行诱骗，说什么刘汗支队长投降了，并写些招降的标语。我们每次看到的时候就气愤地把它撕个粉碎! 一九三六年二月八日，支队回到根据地来了，并派人到山里和我们取得了联系。我们在山林里的游击根据地，利用山林坚持了近四个多月的斗争，最后终于回到了部队。 池义彪，1909年6月生，福建省长汀县人。曾用名池义标。1931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汀县独立团。10月独立团编入闽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七师，配合主力红军开展第四次反“围剿”斗争。1932年上半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第十二团，任班长。7月至12月被送到江西瑞金工农红军学校学习，任学员班长。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后，1934年1月任闽赣军区新桥区游击队队长。4月任太宁县独立营排长。9月任闽赣军区第十八团连长。10月主力红军转移后，留下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35年2月任闽西岩连宁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兼第二大队队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所率游击队于1938年1月改编，先后担任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一营营长、第三团第三营营长。1939年9月调任新四军苏南指挥部新六团第一营营长。1940年1月任新四军第二纵队第六团副团长，随部队挺进苏北，参加黄桥决战。11 月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第六团团长。1941年2月至1942年9月任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第五团团长。1943年 4月至12月赴延安途中，任党支部委员。1944年1月至1945年12月入中共中央党校四部，选为中共七大代表。1945年4 月至6月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解放战争时期到东北工作，1946年4月至1947年7月任东北辽南军分区独立师第四团团长。1947年8月至 1948年6月任辽南独立第一师警卫第二团团长。1948年6月任东北安东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后任东北军区警卫师卫生部部长、东北军区第一六四师后方勤务部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留在部队工作。1952年担任东北装甲兵技术部政治委员。1956年7月至1958年12月任安东军分区副政治委员。1959年1月至1961年9月任湖南省体育学院副院长。1961年9月至1975年2月任湖南师范学院副院长。1972年4月至1975年2月任湖南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1976年离休。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95年11月14日因病在长沙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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