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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印:陈豫钟“最爱热肠人”,文人印与汉印的差别

 三个小布丁 2022-04-20
本文我们来读浙派篆刻家陈豫钟的一方白文印“最爱热肠人”,如图:

(陈豫钟“最爱热肠人”及边款)
陈豫钟的这方“最爱热肠人”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在金庸先生的小说《飞狐外传》的卷首,金庸先生曾引用它,借以对古道热肠的胡斐表达赞赏,因为在小说情节中,胡斐对于他对马春花的恩惠(曾替他说过好话)念念不忘是热肠,继而为平阿四一家的惨事不肯罢休纠缠到底也是热肠,对小尼圆性最后一次示爱求亲也是热肠。显然,金庸先生用这方印,是因为他读懂了这方印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这一点,我们在《金庸作品中的印章》系列文章曾经详细讲过。

(金庸《飞狐外传》扉页的“最爱热肠人”)
一定要说一下这方印的边款,因为陈豫钟的篆刻以边款著名,而这方印的边款中内容也很重要。这方印的边款文字很多,几乎刻满了三面,内容如下:

(最爱热肠人的边款)
余少时侍先祖半村公侧,见作书及篆刻,心窃好之,并审其执笔运刀之法,课余之暇,惟以二者为事,他无所专也。十八九渐为人所知,至弱冠后,遂多酬应,而于铁笔之事尤伙。时有以郁丈陛宣所集丁砚林先生印谱见投者,始悟运腕配耦之旨趣。又纵观诸家所集汉人印,细玩铸、凿、刻三等遗法,向之文、何旧习,至此盖一变矣。
后又得交黄司马小松,因以所作就正,曾蒙许可,而余款字则为首肯者再。盖余作款字都无师承,全以腕为主,十年之后,才能累千百字为之,而不以为苦。或以为似丁居士,或以为似蒋山堂,余皆不以为然。
今余祉兄索作此印,并慕余款字,多多益善,因述其致力之处,附于篆石,以应雅意何如?嘉庆癸亥十一月廿三日,坐雨求是斋漫记,秋堂陈豫钟。
要研究陈豫钟,这个边款很重要,它甚至就是陈豫钟的学印过程自述:
陈豫钟出身金石世家,小时候看着先祖写字、刻印,养成爱好,于是专心致志学习书法与篆刻,到了十八九岁时,渐渐闯出名头,到20岁后,书法篆刻成为了他的谋生手段,而尤其以篆刻知名。
大约就在这个时间段,他得以见到丁敬印谱,悟得用刀之法。进而又接触汉印,深入研究“铸、凿、刻”方法。后结交黄易,拜黄易为师,黄易对他的边款尤其赞赏。陈豫钟认为自己在边款方面全无师承,全靠自己用力钻研,他在边款上努力了大约十年以后,他才能一次刻成百上千字的边款并且“不以为苦”。
因为这方印的印主余祉非常喜欢陈豫钟的边款,要求刻的边款文字越多越好,于是这方印的边款文字数接近三百字(263字),充分满足余祉的要求,这其实也是陈豫钟的“热肠”体现,与印文内容相符:朋友有要求,就满足他!
我们把重点移到这方印的印面上,再认真分析一下这方印的技法特征,谈一谈文人印与汉印的差别:
其实,是否能够表达一定的思想情感,正是文人印(其实就是篆刻)与实用印章(包括汉印)的最本质差别。汉印等实用印章,更多指向印章的实际应用,比如官印的地位凭证,比如私印的凭信作用。文人印的篆刻,除了它可以钤盖在书画作品以满足实用外,它还表达印文所体现的思想感情。
这方印的章法,显然与汉印(特别是新莽印)的五字印相仿,如图:

(与汉印的比较)
同样是五字印,同样是三列,同样是把最简单的“人”字放在了印面的最左侧单独一列,同样由“人”字字形简单而形成印面左侧的大面积留红,从而与右侧字形的繁密形成疏密视觉对比效果,但从印面文字的分布所占印面面积来说,陈豫钟的这方印,“人”字占位更加瘦长、狭窄,其占位是因需调整的,而汉印则严格遵循“均分印面”的原则。

(与汉印在章法上的比较)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很显然,为了实现对“人”字纵势的强调,因为强调了“人”的纵势,它与右侧四字的横势就形成了更加鲜明的视觉对比,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视觉效果。而这种“憨憨直直”的状态,是印面内容“最爱热肠人”的最好注脚。
实际上,肠字“昜”部的篆法调整也值得一说。全印最大的视觉冲突是“最爱热肠”四字的横画与“人”字的纵画的对比。为了使这种对比更加强烈,“昜”部的下部,作者改变了篆法,从而实现了横画的堆叠,达成了更突出的“横向”效果。如图:

(昜部的篆法)
缪篆入印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增加或减少笔画数目,但前提是不影响入印文字的“字法”(即正确性),古人的做法也的确如此,“肠”字在汉印中没有实例,但“易”、“杨”均有实例,其下部所做的排叠是有据可查的。陈豫钟的做法,在字法、篆法上,是合理的。但显然,这样的篆法,还是为了增加“横势”,以增加对比。
实用印章,其创作目的多在于实用,而文人印创作之初,其创作目的就在于表达思想情感。因此,当作者确定下来“最爱热肠人”的创作风格是“憨憨直直”以后,作者就向这个方向努力了,不管是篆法还是章法。其实,这也正是文人印(篆刻)与实用印章(包括汉印)在创作方法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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