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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我们来读浙派篆刻家陈豫钟的一方白文印“最爱热肠人”，如图： 
陈豫钟的这方“最爱热肠人”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在金庸先生的小说《飞狐外传》的卷首，金庸先生曾引用它，借以对古道热肠的胡斐表达赞赏，因为在小说情节中，胡斐对于他对马春花的恩惠（曾替他说过好话）念念不忘是热肠，继而为平阿四一家的惨事不肯罢休纠缠到底也是热肠，对小尼圆性最后一次示爱求亲也是热肠。显然，金庸先生用这方印，是因为他读懂了这方印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这一点，我们在《金庸作品中的印章》系列文章曾经详细讲过。
一定要说一下这方印的边款，因为陈豫钟的篆刻以边款著名，而这方印的边款中内容也很重要。这方印的边款文字很多，几乎刻满了三面，内容如下：
余少时侍先祖半村公侧，见作书及篆刻，心窃好之，并审其执笔运刀之法，课余之暇，惟以二者为事，他无所专也。十八九渐为人所知，至弱冠后，遂多酬应，而于铁笔之事尤伙。时有以郁丈陛宣所集丁砚林先生印谱见投者，始悟运腕配耦之旨趣。又纵观诸家所集汉人印，细玩铸、凿、刻三等遗法，向之文、何旧习，至此盖一变矣。后又得交黄司马小松，因以所作就正，曾蒙许可，而余款字则为首肯者再。盖余作款字都无师承，全以腕为主，十年之后，才能累千百字为之，而不以为苦。或以为似丁居士，或以为似蒋山堂，余皆不以为然。今余祉兄索作此印，并慕余款字，多多益善，因述其致力之处，附于篆石，以应雅意何如？嘉庆癸亥十一月廿三日，坐雨求是斋漫记，秋堂陈豫钟。 要研究陈豫钟，这个边款很重要，它甚至就是陈豫钟的学印过程自述：陈豫钟出身金石世家，小时候看着先祖写字、刻印，养成爱好，于是专心致志学习书法与篆刻，到了十八九岁时，渐渐闯出名头，到20岁后，书法篆刻成为了他的谋生手段，而尤其以篆刻知名。大约就在这个时间段，他得以见到丁敬印谱，悟得用刀之法。进而又接触汉印，深入研究“铸、凿、刻”方法。后结交黄易，拜黄易为师，黄易对他的边款尤其赞赏。陈豫钟认为自己在边款方面全无师承，全靠自己用力钻研，他在边款上努力了大约十年以后，他才能一次刻成百上千字的边款并且“不以为苦”。因为这方印的印主余祉非常喜欢陈豫钟的边款，要求刻的边款文字越多越好，于是这方印的边款文字数接近三百字（263字），充分满足余祉的要求，这其实也是陈豫钟的“热肠”体现，与印文内容相符：朋友有要求，就满足他！我们把重点移到这方印的印面上，再认真分析一下这方印的技法特征，谈一谈文人印与汉印的差别：其实，是否能够表达一定的思想情感，正是文人印（其实就是篆刻）与实用印章（包括汉印）的最本质差别。汉印等实用印章，更多指向印章的实际应用，比如官印的地位凭证，比如私印的凭信作用。文人印的篆刻，除了它可以钤盖在书画作品以满足实用外，它还表达印文所体现的思想感情。这方印的章法，显然与汉印（特别是新莽印）的五字印相仿，如图：
同样是五字印，同样是三列，同样是把最简单的“人”字放在了印面的最左侧单独一列，同样由“人”字字形简单而形成印面左侧的大面积留红，从而与右侧字形的繁密形成疏密视觉对比效果，但从印面文字的分布所占印面面积来说，陈豫钟的这方印，“人”字占位更加瘦长、狭窄，其占位是因需调整的，而汉印则严格遵循“均分印面”的原则。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很显然，为了实现对“人”字纵势的强调，因为强调了“人”的纵势，它与右侧四字的横势就形成了更加鲜明的视觉对比，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视觉效果。而这种“憨憨直直”的状态，是印面内容“最爱热肠人”的最好注脚。实际上，肠字“昜”部的篆法调整也值得一说。全印最大的视觉冲突是“最爱热肠”四字的横画与“人”字的纵画的对比。为了使这种对比更加强烈，“昜”部的下部，作者改变了篆法，从而实现了横画的堆叠，达成了更突出的“横向”效果。如图：
缪篆入印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增加或减少笔画数目，但前提是不影响入印文字的“字法”（即正确性），古人的做法也的确如此，“肠”字在汉印中没有实例，但“易”、“杨”均有实例，其下部所做的排叠是有据可查的。陈豫钟的做法，在字法、篆法上，是合理的。但显然，这样的篆法，还是为了增加“横势”，以增加对比。实用印章，其创作目的多在于实用，而文人印创作之初，其创作目的就在于表达思想情感。因此，当作者确定下来“最爱热肠人”的创作风格是“憨憨直直”以后，作者就向这个方向努力了，不管是篆法还是章法。其实，这也正是文人印（篆刻）与实用印章（包括汉印）在创作方法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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