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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地区被包围以后，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作战意图，及时调整了部署。 华野一纵、三纵、四纵、八纵、九纵、十二纵和鲁中南纵队、两广纵队、渤海纵队以及鲁中南军区、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经过日夜兼程急行军，先后于11月25日前后到达徐州以南津浦路两侧地区，在谭震林、王建安的统一指挥下，组成北线兵团，利用有利地形抢修工事，准备坚决阻击徐州集团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的进攻，保障中野部队围歼黄维兵团。  与此同时，以华野六纵、十纵、二纵、十一纵、十三纵，在韦国清、姬鹏飞统一指挥下组成南线兵团，日夜兼程南下，准备坚决阻击和牵制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使其不能与黄维兵团会合。 一时间，徐淮大地上人流滚滚，车流滚滚。在这滚滚的洪流中，有千军万马奔腾向前的队伍，也有铺天盖地的支前民工，他们从不同方向奔向同一个目标。 华野各纵队都争先恐后地赶路，唯恐因动作慢了而丧失战机。九纵接到命令时，碾庄的硝烟尚未散尽，他们立即整理行装出发了。 根据华野的命令，由九纵和两广纵队、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组成西路阻击兵团，在徐州以南、津浦路以西、萧县以东地区，阻击来自敌军徐州集团的进攻。 该部由九纵司令员聂凤智、政委刘浩天统一指挥，九纵作为机动部队使用。他们动作很快，终于抢在敌军之前到达指定地区，并严阵以待。  四纵接到南下徐州以南担负阻击任务的命令时，部队正在追歼最后一股妄图从西边突出碾庄包围圈的敌人。 战斗刚一结束，他们二话不说，立即集合队伍出发，当天就到达了指定地点睢宁、灵璧间的陆家庄、渔沟地区集结待命。 路上，四纵参谋长梅嘉生还沉浸在刚刚结束的对黄百韬作战的喜悦中，高兴地对走在身边的陶勇和郭化若说：“据纵队司令部粗略统计，咱四纵这次歼黄作战中，歼敌近2万人，其中俘敌中将军长以下1.3万多人！这在咱纵历史上是个大胜利呀！” 陶勇听了，若有所思地说：“这仅仅是个开始。到达目的地后，要部队抓紧时间休整，抓紧补充和教育新解放战士，在以后的作战中争取歼灭更多的敌人。还有，宋时轮的十纵在徐东打阻击是个苦差事，立即叫司令部拨1000名解放战士给十纵队。” 郭化若补充说：“很明显，南线决战的局面已经形成了。今后作战规模可能更大，歼敌机会可能更多。我们要争取打更大的歼灭仗，抓更多的俘虏。” “现在，解放战士成了我们重要的兵员来源。事实证明，很多解放战士一来到我们军队这个革命大熔炉，很快就变了样，以完全崭新的面貌出现，变得非常勇敢，有的很快成了骨干，还当了干部。我们要进一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他们一路上说笑着、思考着，一点儿都看不出刚刚经过歼灭黄百韬兵团最紧张的日子，他们已连续两三个昼夜没好好睡上一个安稳觉了。 国民党空军飞机侦察到了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周围都有解放军的部队，严密厚实的包围圈业已形成，徐州以南和洪河下游灵璧、任桥一线，有大军云集，形成北、南两道阻援阵地。 国民党“国防部”根据空军侦察作出判断，解放军志在围歼黄维兵团。 蒋介石同时看到了空军飞机的侦察报告和黄维要求以四个主力师打头阵，向双堆集东南方向突围的告急电报，知道事态已严重到极点，再不能无视他们的要求，而一意坚持会师宿县的计划了。 他不得不作出痛苦的决定，有条件地同意黄维的突围计划。 1948年11月26日，蒋介石命令黄维兵团：应不顾一切以主力向东攻击，击破当面之敌，与李延年兵团会师。 同时命令北边的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和南边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向当面解放军发起坚决攻击，以策应黄维兵团突围。  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担心发生在碾庄的事情将在双堆集重演。 11月27日，天刚蒙蒙亮，黄维兵团4个主力师按预定计划实施突围。 中野事先已同八十五军一一零师师长廖运周取得联系，具体商定了实施细节和联络办法。 经过廖运周的努力，该师争得了作为突围行动的先头部队。当该师5000多人排成四路纵队进入中野指定地区时，受到中野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的热烈欢迎。 一一零师突围“成功”后，黄维命令十八军十一师、一一八师师迅速跟进，但遭到坚决阻击，突围失败。 后来，他们又在飞机、坦克和炮火的掩护下，倾全力轮番猛攻，仍无法突破我军的阻击阵地。 廖师开始行动时，黄维通过报话机一直与其保持着联系，一面为这次突围计划的周到缜密而自鸣得意，一面嘲笑解放军的包围圈如此不堪一击。 但是，他这种好心情保持的时间极短，后来怎么呼叫廖运周都不见回话，才知大事不好。  为了配合黄维兵团突围，国民党徐州集团的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提前一天采取军事行动。 11月26日拂晓，邱孙两兵团在大量飞机、坦克和火炮的掩护下，沿津浦铁路徐蚌段南下，向宿县方向发起进攻，遭到华野谭震林、王建安统一指挥的北线兵团的顽强阻击。 南线李刘两兵团也向固镇方向攻击，试图与黄维兵团会合，同样遭到华野南线兵团的顽强阻击，寸步难行。 蒋介石得知廖运周师战场起义、黄维兵团突围失败和南北两路援军同时受阻后，大为震惊。 11月28日，蒋介石急令黄维兵团就地站稳脚跟，固守待援；同时急令李延年、刘汝明撤至蚌埠，守备淮河，避免重蹈黄维的覆辙。  至此，黄维的傲气至少被打掉了一半，再没有先前那样的神气了。 他们自从离开平汉线上的确山以来，一路只有消耗，没有补充，粮食、油料、弹药等，样样都缺。 宿县原是国民党军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本来按计划应该在宿县补给的，但随着宿县被攻占，他们的希望彻底断绝了。 由于汽油、柴油缺乏，有些汽车、装甲车、坦克不得不狠下心停开，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 现在，他们赶紧调整部署，加修临时机场，把希望寄托在空中补给上；加修工事，把那些无用的汽车、装甲车、坦克排成城墙一样的一大圈，然后加上厚厚实实的土，把它构筑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殊防线。 他们准备坚决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就地站稳脚跟，固守待援。 华野方面，粟裕已经连续几昼夜未曾合眼了。他眼眶深陷，胡子拉碴，但两眼却依然炯炯有神。  他已经在满墙的地图前，不吃不喝地站了几个小时了，陷入深深的思考中，丝毫没有挪动位置的意思。 此时此刻，他集中关注的是徐州杜聿明集团3个兵团的动向。徐州集团30万人不论投向任何方向，都将引起惊天动地的变化。 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对此不得不高度重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思想处于高度亢奋状态，时时刻刻都在关心和分析敌人的动向。 经过对大量敌情材料的深入研究，粟裕对未来杜聿明集团的动向作出了三种判断：一是可能由徐州沿陇海路向东，经连云港海运南逃，但徐州以东陇海路已被解放军控制，打通不易，同时要迅速解决装载三个兵团的船只、码头也相当困难。 二是可能由徐州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地区转向南京、上海，但这一路河川纵横，湖泊众多，要经过水网地区，不便于大兵团、重装备行动。 三是可能由徐州沿津浦路西侧绕过徐州西南山区南下，这一带多为丘陵地带，地形开阔，道路平坦，距离黄维兵团较近，可以同南面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相互呼应，南北对进，既可解黄维兵团之围，又可与黄、李、刘兵团合而为一，集中兵力防守淮河。  经过反复分析比较，粟裕认为杜聿明集团作出第三种选择的可能性最大。他最担心的也正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旦杜聿明集团30万人与黄维兵团12万人会合，战场形势很可能急转直下，出现不利于我军的大变化。这是粟裕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最具威胁性的。 正在这时，粟裕收到军委发来的军情通报：“外国通讯社透露，徐州敌有向连云港逃跑的企图。我们估计当黄维兵团接近歼灭，邱李孙向南逃跑业已绝望时，其逃跑的方向以两淮或连云港两处为最大。因此你们对于这一点必须马上有所准备。” 11月28日22时，军委来电指出：“黄维解决后，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的可能，此点请你们注意掌握。” 这对粟裕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对于军情通报所作的估计，是相信好，还是不相信好呢？  外国通讯社，有的确有可靠情报，或来自权威人士的内幕消息，但有的则纯属马路新闻，捕风捉影，可以信，也可以不信，这本不重要。 现在，军委据此作出了估计，认为“其逃跑的方向以两淮或连云港两处为最大”，随后又提出“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的可能”。 这使粟裕左右为难，思想斗争得非常激烈。 根据他的判断，虽然他认为敌人不会从江苏的淮阴、淮安方向或连云港方向逃窜，但有军委发来的情报，万一敌人真由这两个方向跑了，而他们疏于部署或部署失当，个人贻误军机且不说，甚至会影响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相信吧，要是杜聿明不走两淮或连云港，结果部队却摆到了东边，造成西边部署空虚，那就非出大乱子不可。 作为一个战区最高军事指挥员，最可贵的是，必须有健全的头脑，能独立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不轻信盲从，也不为假象所迷惑；必须具备临机处理任何复杂情况的能力，一旦看准的事情，就坚决去办，决不优柔寡断。  粟裕认为，眼前情况扑朔迷离，自己有责任拿出明确的主导意见，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经过再三分析，他确信敌人走两淮或连云港的可能性不大，而很可能沿津浦路西侧，绕过徐州西南山区南下，即军委所估计的可能向武汉方向逃跑。 这一带地形开阔，道路平坦，距黄维兵团又近，又可以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呼应，南北对进，将对解放军形成最大的威胁。 于是粟裕果断地决定，将华野北线八个纵队部署于徐州以南津浦路的东西两侧，而把注意力放在徐州的西南面。 同时，他也考虑到万一出现敌人走两淮或连云港的情况，即便如此，速度必不会快，因为走两淮要经过水网地区，赶上也不难。  于是，粟裕另按军委的意图，派渤海纵队在徐州以东大许家一线布防，作为机动力量，万一敌人向连云港方向突围，也好临时应急。 这样做，当然有很大的风险。但他相信，毛主席等军委领导人若处在他现在的位置，很可能也会这样做的。 南线敌情的复杂多变也使粟裕高度紧张。1948年11月27日，中央军委电示：“当黄维兵团快要被歼灭、尚未被歼灭之际，对李延年兵团正面阻击兵力后退一步，引其前进，以主力从侧后打击，求得歼其一部。” 这时黄维兵团正在拼全力突围，敌情尚不明朗。粟裕担心打上了李延年，黄维又没解决，杜聿明又跑出来了，战场情况将发生重大变化而难以驾驭。 他极不愿看见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了准确掌握战场的脉搏，及时了解敌情的变化，他以异常顽强的毅力日夜守候在作战室里。 一个又一个情况被报到华野指挥部来。 11月30日前后，国民党空军运输机往返飞行于徐州、蚌埠间，起降频繁，情况异常。 11月30日全天，敌军徐州集团与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兵团之间电讯联系徒增，使用频率远远超过平日，午夜后许多电台突然关机。这种现象一般只有在部队移防、调动、撤退等情况下才会出现。 一纵副司令兼参谋长张翼翔在电话中报告：据纵队电讯侦察人员报告，从徐州、蚌埠间敌人电讯联络中侦悉，徐州敌军将进行大撤退。 据徐州以南津浦路两侧华野北线阻击部队报告，邱清泉、孙元良兵团于11月29日夜继续向南猛攻，但攻击目标不够专一，有的炮弹弹着点盲无目标，似有撤出战斗的模样。 十二纵司令员谢振华报告：因11月30日晚上天太黑，该纵三十五旅一零五团团长何传修，无意带着部队摸进徐州机场，发现机场里竟没有一个敌人，没见一架飞机。他们还从一个大仓库里搬出许多军鞋，全团每人发了两双。 这些情况，差不多在同一天极相近的时间接踵而来，使人有些措手不及。 自从接到最初几个报告起，粟裕就判断敌人要大撤退，要放弃徐州。但往哪里撤？谁都不清楚。他和指挥部里所有的人，都绷紧了每一根神经，决心竭尽全力查明敌人的准确去向。 这一回，敌人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不错，连秘密材料都未见只言片语。但敌人的行动最终没能逃过情报人员锐利的眼睛。 这要归功于华野那些辛勤工作的无名英雄，他们根据敌人的电讯联络情况知道，国民党徐州集团的邱、李、孙三个兵团已向徐州西南方向而去。 粟裕一面报告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一面让张震电告华野各纵队迅速动员起来，火速向敌人追击，以多路多层尾追、平行追击、迂回截击、超越拦截相结合，务必追上并拦住敌人，不使其漏网。 一场声势浩大的追击战开始了。 这对杜聿明来说，这无异于一场噩梦。他弄不明白，怎么他们刚刚离开徐州，对方就紧紧追上来了呢？他从来没如此失落和缺乏自信，预感到前景不妙。 杜聿明大惑不解，他11月28日应召到南京决定这次大撤退的，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商议此事，自信做得天衣无缝。怎么就走漏了风声让粟裕知道了呢？ 杜聿明此时很能体谅蒋介石的难处，既然黄维突围无望，南北对进受阻，别处的援军远水难救近火，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先设法保存这支军队，再徐图发展了。 怎样才能保存这支军队？像现在这样的打法，事实证明行不通。 他又想起以前曾经多次考虑过的“守江必守淮”的计划，何不把部队撤离徐州，经永城、蒙城、涡阳、阜阳等地区，设法与黄维、李延年、刘汝明诸兵团会合，以淮河为依托，再同解放军决一雌雄呢？ 但是，放弃徐州，蒋介石能接受吗？万一不能接受，又能用什么理由说服他呢？ 当初王耀武曾设想放弃济南，背靠徐州再求发展。老实说，他内心是赞同王耀武的主张的，要是坚持那样做，或许王耀武不会遭遇那样的惨败，济南或许仍在国军手里。 可是由于蒋介石出于个人的需要，执意不肯放弃济南，他只得违心地板着面孔同王耀武说话。结果，损兵折将不说，济南也白白送给了解放军。 今天，能说服蒋介石放弃徐州吗？他不敢存多大希望。 机不可失，时不可待。也许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不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他手下的30多万将士，连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再加黄维兵团，除去已有的伤亡，少说还有五六十万人，那时很可能落得比王耀武更惨的下场。 几十万将士的性命白白送掉不说，“守江必守淮”的计划也将成为泡影。 杜聿明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走进黄埔路“总统”官邸会议室，只见顾祝同、何应钦、刘斐、王叔铭、郭汝瑰等要员已济济一堂，只等蒋介石到来。 顾祝同和郭汝瑰的一番谈话，使杜聿明大感意外，最高统帅部不再坚持固守徐州。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趁蒋介石未到，顾祝同把杜聿明拉到一边，压低嗓门说：“光亭，局势危险啦，我们得另作计议！你看，如果决定先放弃徐州，出来再打，你们能不能安全撤出？” 杜聿明弄不清这是顾祝同个人的意见，还是“国防部”的意见，只简单地回答：“从徐州撤出问题不大，只是出来再打没有把握。不如把部队撤到涡阳、阜阳地区，以淮河为依托，既可进退自如，又可解黄维之围。” 顾祝同默然点头。 蒋介石到来后，随即示意开会。郭汝瑰指着墙上的大幅军事地图，首先报告最新战况。 当讲到华中战场时，他说：“目前徐蚌战场，南北两面都是解放军坚固设防的纵深工事，我徐蚌各兵团攻击进展迟缓，至今未能突破解放军防线。由于徐蚌铁路被解放军切断，给我军后勤补给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若在这种情形下继续攻击，必然旷日持久，徒增伤亡。因此，建议我军主力经徐州东南双沟、五河南下，与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会师，以解黄维之围。” 杜聿明见蒋介石一直端坐不语，脑子里闪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总部已作出放弃徐州的决策了，无须他多费唇舌。 蒋介石不说话，正表明了他的默认，也难说不是他的授意。总部何以有这样的转变？ 他虽然想弄清楚，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尽快确认是否真要放弃徐州，同时不能接受走徐州东南这样的方案。 他便当着蒋介石的面质问郭汝瑰：“你建议我徐州30万部队经双沟、五河南撤。可你想过没有，那一带尽是河流、湖沼、水网地带，你叫我大兵团如何行动？你专门让我的大兵团走水网，究竟有何居心？” 郭汝瑰没急于解释，倒是其他人急了。有的说：“走徐州东南是一条近路，离黄维兵团和李刘两兵团都不远，有什么不好？” 有的说：“你倒说说你的高见！” 杜聿明避开众人的目光，暗暗地向顾祝同使了个眼色。 顾祝同会意地走到蒋介石旁边，小声说：“光亭有些话不便在会上讲，想单独和校长谈谈！” 蒋介石起身离开座位，同杜聿明一起步入旁边的一个小房间。 杜聿明感到，蒋介石不仅完全同意放弃徐州后经永城去淮南，而且完全同意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实施这一计划。 同时使他宽慰的是，蒋介石此前决定派刘峙立即到蚌埠建立“剿总”前进指挥所，主要负责指挥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以及即将由武汉方面调来的宋希濂兵团作战，他就将不受任何掣肘地执行这次大撤退计划了。 杜聿明没在南京停留，当天即飞回徐州。刘峙已于11月27日奉命带了一伙人去了蚌埠，现在一切由他说了算。 他仿佛又回到了一个多月前在东北葫芦岛指挥锦西蒋军部队撤退的情景，忽然觉得浑身是劲儿，信心十足。 他要在举世关注的徐蚌战场上导演一出规模空前、充满悬念、跌宕起伏的战争悲喜剧，要像当初欺骗林彪那样，同样骗过刘伯承、陈毅、粟裕，把这次徐州大撤退干得更加漂亮、更加出色。 30多万人的大撤退，要做到不走漏风声，滴水不漏，绝非易事。 11月29日，撤退命令传达到各个部队。各部队立即投入了开拔前的紧张准备工作中。徐州以南的邱孙两兵团一如平日地继续向我军阵地发起猛攻。 杜聿明得知解放军继续进行顽强抵抗，未见有任何异常之处，不禁得意地笑了。 11月30日，各部队按行军计划陆续上路，未发现有跟踪追击。 12月1日清晨，国民党撤出了最后一批部队，也未见解放军追击和拦截。浩浩荡荡的队伍如决堤的洪水，直向徐州西南方向奔涌而去。 杜聿明在计算着时日，假如再有一两日不被解放军发现，任何人也休想奈何他们了。 一旦到了淮南地区，他们便可凭借淮河天然屏障，任意驰骋，进退自如。只要保住手中这点本钱，何愁将来不能翻本？ 他在期待着一次奇迹，一次比葫芦岛大撤退更为惊心动魄的人间奇迹。 但是，杜聿明高兴得太早了，他最终等来的，是一场令他终生难忘的可怕的噩梦。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这里不是葫芦岛。 由于他的轻敌和考虑不周，蒋军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正在杜聿明沾沾自喜的时候，粟裕根据各方面报来的情况作出了准确判断，华野各纵队奉命向敌人发起勇猛追击。 国共双方数十万大军在徐淮大地上卷起无边无际的尘土，又是一个在逃，一个在追，演绎出战争史上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粟裕为了准确判断杜聿明集团究竟往哪个方向逃跑，曾经连续七天七夜没有睡觉，以致突然晕倒在指挥岗位上。 经医生检查，他得的是美尼尔氏综合征，需要立即安静地休息。等粟裕苏醒以后，医生告诉他需要休息。 他说，休息可以，等打完仗再说。粟裕带病坚持指挥，直到战役结束时病倒。 许多年后，粟裕曾同夫人楚青谈起淮海战役的这段经历。他说：“我在解放战争的战役指挥中有三个最紧张的战役：宿北、豫东和淮海。而淮海战役中最紧张的是第二阶段。” “那个时候非常危险啊！尽管我们估计到了他们的撤退方向，却没有想到他们撤得这么快。有的纵队又突然失去联络，怎么也找不着！万一让他们30万部队撤到淮南，问题就大啦！” 11月30日下午，活动在萧县一带的九纵侦察营，发现大批国民党部队从徐州方向开来，又向萧县西南方向开去。 经过捕捉俘虏询问，他们得知徐州的国民党军将取道永城南撤，于是很快派人向纵队作了报告。 12月1日，九纵奉命向西追击。此前，九纵在津浦路西侧至萧县以东阻击敌军，经过连续数昼夜激战，人困马乏。一接到追击命令，部队就立即整队出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追上敌人，决不让敌人跑掉！ 部队官兵太疲劳了。不少战士追着追着，倒在路边就发出呼呼的鼾声。有的干部骑在马上睡着了，滚下马来还继续打着呼噜。 但官兵们不管多么困乏，不管睡得多么沉，一旦惊醒过来或被人叫醒，又立即飞快赶路。 就这样，他们日夜不停地赶路，走一阵又跑一阵，跑一阵又走一阵，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意志和速度猛追敌人，终于以两条腿又一次赶上并超过了敌人的汽车轱辘。 二十五师是九纵的先头部队。官兵们又困又乏，饥肠辘辘。二十五师师长肖镜海正和警卫员在一个村子里做饭，锅里的面条正在翻泡泡，眼看就可以下肚了。恰巧九纵司令员聂凤智路过。 “老肖，前面的敌人追上没有？”聂凤智问。 肖镜海丢下了快要进口的面条，随即跨上战马而去，用自己的行动做了有力的回答。 追击路上，九纵追上了号称“王牌军”之一的第五军。有人请示：“五军处于野战状态，没有阵地依托，要不要打？” 聂凤智毫不含糊地回答：“派小部队监视这伙敌人，大部队继续追击！” 聂凤智心里有本账，他不光看到了邱清泉的第五军，还看到了整个杜聿明集团。一个五军不过瘾！ 中央军委得到徐州杜聿明集团向西逃跑的报告，即于12月2日7时致电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敌向西逃，你们应以两个纵队侧翼兼程西进，赶至敌人先头堵住，方能围击。不要单纯尾追。” 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当即遵令调整部署，命令一纵、四纵、十二纵继续勇猛追击，力争将逃敌撕成数段；命令三纵、八纵、九纵从敌侧翼兼程西进，绕到敌人先头，堵其西窜，以利而后围歼。 这时，杜聿明开始自食其果了。他悔不该当初没有下一道死命令，应该不准一切非战斗人员随战斗部队一起西撤。因为这是去打仗，不是去逃难啊！ 现在，30万部队，再加上军官眷属、政府官员、商人、地主、教师、学生、和尚、道士、演员等杂七杂八的各色人等，总人数不下40万。 这几十万人拥挤在徐州通向永城的公路两侧，卷起漫天尘土，犹如一群惊慌迁徙的铺天盖地的兽群。 令杜聿明难以理解的是，他并没有命令这些杂七杂八的人跟部队一起撤退，是谁走漏了风声呢？ 由于这些不相干的人的加入，使得这次撤退变成了逃难，变成了难以控制的溃败，从而妨碍了作战行动。 令杜聿明最伤脑筋的是交通堵塞。他的小轿车一出城，就三番五次地被堵住，使他大为光火，不得不派坦克来开道。 12月2日晚，部队经过两天两夜的强行进军，好不容易到了远离徐州50余公里的李石林、孟集一带。 杜聿明浑身上下像散了架般难受，这是一路塞车、一路折腾造成的。要是平日走好路，一天走一二百公里也不会这么累。 他感到太累了，部队建制也被弄得乱七八糟。杜聿明决定当晚就地宿营，次日天明后向永城进发。 那些庞杂的逃难大军明天将被他们丢在身后，他的部队可以大步向前，一旦过了永城，就算解放军人人都是飞毛腿，也休想追上他们！想到这里，杜聿明的脸上难得地绽开了笑容。 杜聿明伸了伸酸痛的腰，准备跨进已经发动的小轿车，向永城飞驰时，忽然有人向他匆匆奔来。来人是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派来呈送机密要件的。 他坐进车里，拆开牛皮信封，见是邓文仪空投给他的蒋介石手谕。他觉得很奇怪，突然莫名其妙地冒出一些奇怪想法。 不知为什么，这时他有些怕拆那信封。但他还是禁不住拆开了，想看看究竟讲些什么。 手谕说：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开进。若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被消灭，我们将要亡国亡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杜聿明的脑子里剧烈地斗争着。只要说一个“走”字，小轿车一溜烟就开走，在车上打个盹儿便可到永城，但他没有这个胆量。 怎么老头子在这个节骨眼上，又横插上一杠子呢？他嘴里嘀咕着：“原先讲好了的，打就不走，走就不打。怎么现在又变卦了呢？” 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从轿车里钻了出来。 “剿总”办公室主任郭一予，见杜聿明欲行又止的样子，上前询问究竟。 杜聿明颓丧无力地说：“不走了。命令各兵团停止前进，各兵团主官立即来总部议事。” 各兵团主官除李弥由他的副司令官陈冰暂代外，都遵令来到。他们弄不清杜聿明何以突然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一个个面面相觑。 几位兵团司令官对走留意见不一，对上面朝令夕改的做法表示不满。但几人细细读罢手谕，特别是咀嚼着“亡国亡种”的严厉措辞，唯恐“迂回避战”、“坐视黄兵团被消灭”的罪名落到自己头上，不敢再坚持继续朝永城方向撤退。 与会者当夜研究决定，全军改走濉溪口方向，采取东、西、北三面掩护，向东南突击的战法，拼尽全力向南面濉溪口方向攻击前进。 与此同时，在蚌埠的李延年兵团收到蒋介石要其重新向北推进的命令，要他们与北边的杜聿明集团相呼应，以便对包围黄维兵团的中原野战军实行南北夹击。 杜聿明在李石林、孟集一带地区一停就是一天多，使他们丧失了逃脱被歼命运的最后机会，他们商定的攻击前进计划又正好碰到华野的硬钉子。 粟裕的指挥思想是非常明确的，他早就看到一旦杜聿明与黄维会合，战场形势将发生不利于解放军的大变化，而徐州西南地区又离黄维最近，故他已预先作了防止杜集团向南突击的部署。 他后来回忆到当时紧张万分的情况时，仍心有余悸地说：“实际上我们对杜聿明是网开三面，你向西去也好，向北去也好，向东去也好，就是不让你向南！其他方向都唱空城计，说明我们的力量也差不多用尽了。” 现在，杜聿明把突击方向选在南边，不是正好找钉子碰吗？ 杜聿明集团犹豫不决，欲行又止，为华东野战军各纵队追上并超越敌人赢得了时间。 华东野战军立即采取东、北、西三面奋勇突击、南面坚决堵击的战法，逐渐压缩敌人，于1948年12月4日拂晓，逐渐将杜聿明集团全部合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 4日白天，杜集团邱、李、孙三个兵团奋力攻击，左冲右突，到处碰得头破血流，这才强烈地意识到情势极其严重。他们已落得和黄百韬、黄维的同样命运，陷入解放军的包围圈。 5日，邱、李、孙三个兵团又猛攻了一天。四面八方都同铁桶一般，没有哪里攻得动？兵团锐气顿挫，不得不暂停攻击。 入夜后，邱清泉、孙元良不请自到。看到他们一脸的倦容和恼怒，杜聿明就猜出他们这两天钉子碰得不轻。 果然，邱清泉一开口就带着火药味：“真是瞎指挥，乱弹琴！这样下去非把老本赔上不可！得重新考虑一下战略！” 杜聿明知道邱清泉是冲着谁发火的，对他也不介意，便同他和孙元良来到李弥兵团部。 刚才火气很大的邱清泉，这时反而缄口不言，唯有屋里那盏汽灯发出刺耳的“吱吱”声，更使人感到气氛格外凝重。 显然，每个人心头似乎都压着一块重重的石头，谁也不愿轻易开口。 这时，孙元良咳了一声，算是打破了难耐的沉默。 他说：“总座，我军的吃亏在于，每每解放军设好了圈套，我们就乖乖地朝里钻。黄百韬是这样，黄维是这样，现在我们又是这样！我们就不能不钻吗？” “两天前，我们如果照直朝永城走，解放军的圈套没有形成，我们早到淮南去了，还用得着在这里成天挨打、担惊受怕吗？这两天，我们攻击进展迟缓，掩护阵地又多被突破，再战下去前途并不乐观。据我的观察，解放军阵地并非铁板一块，无隙可乘，突围不是没有可能。” “不如乘解放军包围圈尚未巩固的时候断然突围，或许我们还能有救。此其时也，若再犹豫，恐怕就悔之不及了！目前只有请总座独断专行，才可挽救大军！” 邱清泉随口应道：“我同意良公的意见，再也不能犹豫不决、前怕狼后怕虎了！否则我们都死无葬身之地，谁也不能幸免！” 杜聿明转过身问李弥：“炳仁呢？你说说你的想法！” 李弥沉思片刻，并没有说出自己的见解，只是说：“一切请总座决定，我遵命执行！” 杜聿明见三位兵团主官态度如此一致，有一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慨，不禁狠狠地说：“唉，晚矣，晚矣！你们如果三天前这样讲，我们可能已饮马淮河了，何至于现在这样前进不得后退不能！” “但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赞成孙司令官的想法，对方的包围圈不是不可以突破，只是时不我待，刻不容缓。雨庵兄说得对，我们要是再犹豫不决，那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事不宜迟，你们回去后立即着手准备，午夜后各自选择适当方向突围，然后到淮河以南会合。因为时间紧急，来不及向老头子请示，诸位敢不敢共同负责？” 邱清泉有意在杜聿明面前显出一副侠肝义胆的模样，仍不减往日的傲气：“绝对不能让总座一人承担责任！若总统追究起来，也有我邱某的一份，绝不推卸。现在突围是晚了些，但不要紧，我们还有力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突围时，我二兵团一定为总座保驾！” 孙元良、李弥二人也表示拥护杜聿明的决断，愿意共同承担责任。 几位司令官回去准备了，杜聿明在卫士的陪同下回到住处。几天的烦恼，如同一块巨石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现在总算找到克服危机的办法，压在身上的石头被搬走了。想起几个小时后将要突出解放军包围的情景，杜聿明感到一阵轻松。 夜深了，他毫无睡意，静下心来仔细回想刚刚作出的决定，不禁后怕起来。 他了解蒋介石的为人，若你照他的话做了，即使打得一人不剩，他不会把你怎么样，甚至还继续信任你、重用你。你若不照他的话做，万一出了差池，或是突围失败，他决不会对你轻饶。 即使你突围带出一半人去，他还是要找你的茬儿，治你的罪。要是这边突围失败，那边黄维又恰巧出事，那就更是罪上加罪，有口难辩了。他后悔刚才一时冲动，听了几位司令官的话。 在最后关头，杜聿明改变了决心。他立即派人分别向三个兵团传达命令：部队暂停行动，另行计议。 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很快有了回应，他们已遵令暂停行动，只等孙元良兵团回命一到便可放心了。杜聿明知道孙元良为人谨慎，必不会出问题。 正在杜聿明暗自庆幸亏得自己脑子转得快，没有闯下大祸的时候，孙元良兵团方向忽然枪炮声大作。 他的心突然提到了嗓子眼，莫非孙元良没有接到他的命令，或是拒绝执行他的命令？他的脑子顿时膨胀起来，眼前不禁一黑。 原来，几天前在徐州以南的作战中，孙元良已经领教了华野部队的厉害，这次又被他们一路追得屁滚尿流，认为若不早早摆脱他们，必定凶多吉少，所以早有突围打算。 现在既然有了总部的决定，带领部队突围也就名正言顺了。 他一回到兵团，立即命令部队将重武器和装甲运输车全部破坏，把炮兵牵引骡马改为坐骑，采用钻隙迂回的战法，选择对方薄弱部突围，若遇阻击就坚决攻击前进，决不停留，以免加大伤亡，突围成功后向淮河以南转进。 杜聿明派传令兵来到十六兵团时，孙元良他们已经出发了。孙兵团其中一路从邱清泉兵团的阵地附近渡河，潜越而出，行至薛家湖一带遭到解放军迎头痛击。 他们按照原来的计划，重新组织攻击，集中兵力火力专门攻击一点，想从那里撕开突破口。 但攻击三次被打回来二次，除了丢下大批尸体和伤兵外，一无所获，不得不被迫放弃突围。 他们往回走时，又莫名其妙地遭到邱兵团第五军的猛烈火力攻击，死伤惨重，只有少数人逃回邱、李兵团防区。 孙兵团主力采用钻隙战术，到了永城附近的黄瓦房、张老窝和亳县地区。 孙元良扬扬得意地对他的副司令宜和参谋长说：“我早说了，解放军的阵地不是铁板一块，现在你们相信了吧？伙计们，我们再加一把劲儿，到了阜阳就大有希望了！” 他这话说了不到半个时辰，四围枪炮声便连成一片。原来，他们陷入了华野八纵和冀鲁豫军区、豫皖苏军区部队的伏击。 经过一场激战，除孙元良和他的随员少数几人化装潜逃外，其主力万余人全部被歼，四十一军中将军长胡临聪、四十七军中将军长汪匣锋等被俘。 杜聿明在报话机上多次呼叫孙元良，始终没有得到回应，后来见到孙兵团的逃回人员，才证实了他的不祥预感，心情格外压抑。 12月6日起，杜聿明指挥邱、李两兵团在飞机、坦克和重炮掩护下，采取三面掩护，一面突击的战法，多次向东南方向突围，却始终攻不破解放军的阵地。 部队经过约一周的攻击，攻势渐渐减弱，所占地盘也越来越小。 至此，杜聿明集团损失一个兵团，被歼8万余人，所剩的2个兵团8个军20万余人，被华东野战军紧紧包围于徐州西南，以陈官庄为中心的约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经插翅难飞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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