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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读者留言，希望御史写一篇关于清代新官上任的文章。之前这样的文章已经写过不少，不过多为制度方面的，没有交代一些细节问题。这一次就以知县为例，来讲一讲新官上任的经济开支问题。  所谓的新官上任，具体是指首次授予官职的，而非晋升、调转。按清制，候补知县进入吏部铨选程序后，本人是必须留在京城待命的，一旦通过铨选就可以拿到官凭赴省上任。 为了让读者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御史便以同治年间广宁知县杜凤治为具体事例，来讲一讲他拿到官凭以后，是如何解决上任前的经济问题的。 杜凤治上任前的经济情况杜凤治的情况很有代表性，他是举人出身，咸丰五年获得拣选知县的资格。和众多的候补官员一样，他在京城呆了整整10年，期间尝试了各种途径，做了种种努力，但实授仍然是遥遥无期。  同治四年三月，杜凤治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实授，分发广东任知县，他与二十七日在吏部领取上任凭证，凭证上注明：“本年八月初七日到任”。 关于新官上任，朝廷是有时间限制的，以任所路途远近为标准，一个月至四个月为限。清初时期这个制度执行得很严格，一旦出现延期的情况，就要受到处罚，甚至要被革职。但晚清时期，几乎形同虚设，官员上任延期见怪不怪。 杜凤治的上任凭证上规定的是100天，但他没有马上出发，而是在京城耽误了四个月，直到八月初三日才启程，到了广宁上任时已经是十月二十四日了。 杜凤治之所以在京耽搁四个月之久，不是他挑肥拣瘦，主要原因就是缺钱，此时的他身上连一两银子都拿不出来。这并非个例，清代候补官员在京等候拣选期间，除非是大富大贵之家，绝大多数的候补官员，和杜凤治并无二异。  官员没钱上任的这一现象，让不少人看到了商机，当时京城的各大钱庄以及商人，便以极高的利息借贷给这些新任官员，久而久之在官场上就有了“拉债”的叫法。实际上，大多数新官上任，都少不了要和这些人打交道。 杜凤治得缺后，主动上门拉京债的不下四五十人，但杜凤治认为利息太高，没有达成共识。这个行业里头是有规矩的，以乾隆年间为例，如果借债5000两，那么到手的只有2500两，称“对扣”。晚清时期，这个比例更小，到手的仅有2000两左右，而且还有许多的附加条件。 六月二十九日，杜凤治终于拉倒了京债，说定借4000两，对扣，实际到手2000两。不过借款人提出了要求，需派出一人作为杜凤治的长随。  然而，杜凤治这笔借款还没有离开京城就已经花光了，因为按官场惯例，新官上任少不了各种孝敬。不幸的是杜凤治借来的2000两银子，连孝敬的费用都不够，更别提路上的开销，以及到任时的花费了。 无奈之下，杜凤治又继续拉京债，前后共借了五次，借款数额近万两。到了这步田地，杜凤治似乎已经看开了，反正是债多不愁。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躺平。 从杜凤治拉京债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启示1、清代地方官自上任之初，便已陷入债务危机。 官员到外地上任借债不是清代独有的，唐代就有类似的情况。后来的宋、明时期，朝廷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也出台了一些措施，规定新任官可以在户部暂支两个月的俸禄。而到了清代，朝廷则没有任何表示，于是拉京债的现象就十分普遍。  账其实是很好算的，杜凤治不过七品的广宁知县，年俸仅有45两。雍正以后实行养廉银制度，广宁也不是一个肥缺、要缺，养廉银仅为600两。这样算下来，杜凤治的合法年收入不过才645两。 而杜凤治的债务却高达上万两，要想还清这笔钱，不吃不喝也要15年。更何况不吃不喝是不现实的，实际上这点微薄的薪水，根本不够一年的开销，杜凤治还需要自掏腰包。 在这样的情况下，贪污受贿、权钱交易也就顺理成章了。杜凤治还算是有良心、有品行的人，尚能懂得节制。可即便这样，他也不能不法外伸手。  2、新官借债容易丧失自主权，给胥吏提供了权力空间。前面提到，杜凤治拉京债时，借款人就提过附加条件，就是派人到广宁任上担任长随、家仆。杜凤治有过几次借款，这就说明跟随他一起上任的长随、家仆可能还不止一个。 这些长随、家仆到任后，主要起到的是监督作用，确保东家的利益不受损失。此外，这些人由于是借钱的爷，所以也会将触角伸向当地的政务。不难想象，指望他们去勤政爱民又或是造福地方，那是极不现实的。 清代州县官随带的长随是有限额的，规定是不超过20人，如果违反要受到降一级调用的惩罚，但实际上却是往往超编，有的达数十人乃至上百人。其中有相当部分的胥吏，都是债主的代言人，获取利润就是他们的根本出发点。  从杜凤治乃至相当部分的州县官经历来看，他们想独立自主有所作为很难，因为清代的制度层面存在诸多的弊端，作为一个封建官僚，从上任的那天开始，就注定当不了清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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