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黄克诚调回北京，王扶之向老首长致歉，黄克诚却说：你做得对

1980年，叶剑英偶然问身边的工作人员：

“王扶之去哪了？”

就在叶剑英问起王扶之的情况时，他已经在山西担任了五年的省委书记。

王扶之无疑拥有着相当老的革命资历。

1923年9月23日出生于陕西子洲县三眼泉楼砭傅家新庄，1935年就参加了革命，王扶之参加革命时，年龄只有12岁，还是一个不大的孩子。

因为穷，王扶之很小的时候就辍学，为了谋生，不得不在野外狼出没的地方干活，但幸运的是，王扶之家乡那一带，经常有刘志丹率领的红军出没，时间一长，王扶之发现，这支红军部队与军阀部队不同，因为他们的战士经常为老百姓家里挑水。

一天，王扶之主动找到红军队伍：

“我想跟你们到队伍上行不行。”

红军招兵的干部一见他，觉得他一脸的稚气，不由得问了一句：“你多大了？”

王扶之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底气，直接对那名红军干部说：“你看我有多大了？”那名干部上下打量了一下他：“有十六七岁了吧？”

王扶之心里乐开了花：“还真差不多。”

就这样，王扶之参加了红二十六军少共营，这个“少共营”的战士，年龄最大不过十六七岁，而最小的差不多也和王扶之一样大。

图|劳山战役要图

也难怪红军干部看不出来，王扶之少年时便长得高，在那个普遍营养不良的年代，王扶之确实算是“高人一等”，王扶之将军参军以后，还痴迷上了打篮球，那时红军部队还有一支业余的篮球队，王扶之是篮球队主力，因为生的人高马大，投球也是一把好手，碰上对方高高跃起投篮，王扶之只需要轻轻跃起，就能把篮球从篮筐中顶出来。

1935年7月，蒋介石调集东北军4个军11个师以及晋绥军孙楚部5个旅、84师、86师一部，对陕甘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作战。

到了9月中旬，徐海东率领红25军结束长征，抵达陕甘根据地，与红26军、27军一起组成红十五军团，面对敌人的进攻，徐海东、刘志丹、程子华等领导人，经过紧急商讨，决定采用围城打援的方式，以一部兵力包围甘泉城，吸引敌人来源，而主力部队则埋伏在大小劳山地区，以逸待劳伏击敌军。

这一战红军出其不意，国民党军第110师进入伏击圈后，经过五个多小时激战，毙伤师长何立中以下1000余人，俘团长以下37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180余挺，炮12门，战马300余匹和电台1部。紧接着红军在榆林桥一带趁敌不备，进攻国民党军67军107师619团，全歼守敌，毙伤敌300余人，俘其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300余支，机枪120余挺，炮8门。

王扶之所在的少共营也立下了大功，那时的他手中连一杆枪都没有，就只有一把梭镖，当时敌人用东北话山下看到了少共营，十分狂妄，一个个用东北话叫嚣：

“都是一些小疙瘩，不成气候。”

结果敌人叫得越疯狂，小战士打得更兴奋，王扶之端着梭镖一跃而起，直抵一个敌人的脖子，敌人害怕一松手，枪滑落下来。

图|劳山战役旧址

王扶之就这样，缴获了自己从军以来的第一支枪。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4旅，徐海东任旅长，黄克诚任政委，而王扶之也担任了687团测绘股股长。

与黄克诚的缘分

黄克诚调任344旅当政委，与王扶之结下了缘分。

事实上黄克诚调任到红十五军团改编的344旅当政委，完全也是一个偶然。

黄克诚参加过大革命，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中任过职，大革命失败以后，黄克诚回到老家永兴从事农运工作，后来跟随朱德、陈毅湘南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从黄克诚的任职经历不难看出，黄克诚大部分时候都是在中央红军中任职。

因为多次的提意见，反对“左倾”盲动主义政策，黄克诚曾几次被降职，就连彭德怀也劝他，但他不为所动，一直到陕北以后，才又获得重用。

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奉令改编为八路军，黄克诚担任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不允许八路军队伍中设政委一职，可取消政委在八路军全军之中带来的弊端也非常明显，黄克诚在平型关战役后，到115师344旅视察发现了这一情况后，立即向中央建议，恢复政委制度以及政治机关。

中央经过考虑后，决定任命黄克诚为344旅政委。经过黄克诚的不懈努力，部队的风气得到了全面改善。

黄克诚也在部队之中树立起了威望。

在黄克诚的努力下，344旅从一开始的6000余人，发展到了2.5万人，可谓是兵强马壮。

图|1941年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的黄克诚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黄克诚所部被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王扶之也随着部队改编，到了新四军第三师，担任八旅22团通信参谋、2营6连副连长。

之后王扶之调到了师司令部担任通信股长，就此与黄克诚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说来也是一桩有趣的事。

王扶之在22团的一次作战中，缴获了一辆自行车，团长那时心情估计很不错，鉴于王扶之干的是通信参谋，就没有让他上交，后来王扶之调到了师司令部任通讯股长，临走前团长还神秘兮兮的对他说：“你有大用。”

等他去了司令部以后，王扶之才发现，自己所谓的大用就是骑着自行车载着黄克诚下部队视察。

原来，黄克诚幼年时学习很刻苦，熬坏了眼睛，参军之前眼睛上就是一副厚厚的玻璃镜片，一旦战斗激烈的档口，这副镜片就十分碍手，敌人也时常能注意到，觉得戴的眼镜儿的黄克诚肯定是个大官，彭德怀后来专门下了严令，不允许黄克诚上前线。

黄克诚这副眼镜儿给他带来的困难很多，长征时期，因为眼睛看不见，他的前面需要站一个战士为他当向导，每当行军时，黄克诚就用手扶着前面人的肩膀，一次黄克诚前面的人突然停了下来，黄克诚有些奇怪，拍着前面的人催促赶快走，周围的人哄然大笑，等到黄克诚看清楚眼前时，才发现自己拍的是一头大黑骡子的屁股。

因为黄克诚高度近视，他骑马很不方便，索性就将马送给了别人，但他仍然有出行任务时，王扶之就派上了用场。

部队提议王扶之给黄克诚当司机，骑着自行车载着他下部队，就这样王扶之成了黄克诚的“专职司机”，他不仅要驮着师长黄克诚，还要带着黄克诚的随身笔记、地图等等工具。有时还带着黄克诚，穿梭于战场周边，观察敌情。

图|王扶之和他缴获的自行车

一次王扶之载着黄克诚到22团视察，路上突然想到，王扶之以前就是22团出身，于是问了一句：

“22团的情况怎么样？”

尽管是老部队，可王扶之还是据实已告：

“22团是光荣的老部队，可是最近有点故步自封，骄傲自满了。”

黄克诚深以为然，他对王扶之说：

“你说到要害上了，应该对22团进行整顿，不能任由缺点发展下去，要悬崖勒马。”

从22团回来以后不久，黄克诚就在三师主办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希望第22团的工作来一个彻底转变》，点名批评的同时，希望22团能够自己做出改变。

王扶之后来一直跟着黄克诚，从新四军三师一直到部队开赴东北，第三师主力开赴东北以后，先是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师，紧接着部队又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下辖的3个旅（含独立旅，不含第7旅）分别改称第四、第五、第六师，王扶之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五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五师十四团副团长。

图|王扶之将军

1981年，时任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到新疆视察工作时，见到了已经担任大军区副司令员的王扶之，并对他说：

“王扶之呀，还记得你用自行车驮上黄老的事吗？那时你的自行车上可带着三师的司令部啊。”

功勋赫赫的开国少将

王扶之在战争年代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也同样负伤多次，甚至面临危险。

1949年1月14日，总攻天津战役打响，王扶之率领的一一五师343团是第一个将红旗插到城头上的部队，在指挥部队作战过程中，王扶之被城上射下来的子弹打中了大腿，霎时间便血流如注，可王扶之拒绝离开一线指挥位置，轻伤不下火线，一直等到下午部队全面攻克天津，王扶之才进行了治疗。

最危险的一次，是在抗美援朝时期。

1952年夏末秋初，王扶之已经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115师代理师长。并参与了春夏阵地的巩固作战。

王扶之率领的师防御的阵地是在临津江以东阵地防御，为了夺取这片高地，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阵地上投下了数亿吨计的炮弹。

8月2日，担任代理师长的王扶之在山洞中和参谋研究前线作战，突然一阵地动山摇的轰炸，就听到几声沉闷的响声，王扶之所在的山洞，被敌人震碎的砂石埋住了。洞中包括代理师长王扶之在内，还有参谋人员以及正在赶稿的新华社记者刘鸣。

洞里什么情况，外界一概不知晓。

8月2日，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听说部下王扶之被掩埋在山洞中，还下达了专门的指示：

“要想尽一切办法将王扶之等同志抢救出来，万一牺牲了你们也要将遗体挖出，运回祖国安葬。”

可那时面对敌机的轰炸，想要将掩埋在山洞中的人救出来，也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情，后来连续几个小时的挖掘，所有人都觉得，洞中的人已经牺牲了，就在这时，负责挖掘的工兵连长，发现了从洞中缝隙飞出来两只苍蝇。

既然苍蝇能飞出来，那么人还一定有救。

就这样，在大家齐心协力挖掘下，被埋在地底38个小时的王扶之与另外两名参谋被抢救出来，遗憾的是包括新华社记者刘鸣在内的几名师部参谋，在爆炸洞内垮塌的那一瞬间，就已经牺牲了。

王扶之将军能幸存下来，无疑是很幸运的一件事。

就在爆炸发生的一瞬间，几人几乎是立刻就被掩埋在废墟地下，好在王扶之以及几名参谋人员并没有受伤，他们花了3个小时的功夫，用手将彼此从废墟堆中发挖了出来。

但怎么出去又成了一个问题，三个人没有余力打通逃生的通道，更为关键的是，他们所在的山洞，没有能吃能喝的东西，他们在被掩埋的一瞬间，就想到要借助外面的力量，可无论他们在里面如何敲击脸盆、水桶、饭盒，外面是一点也听不到。

最难的是，王扶之几人在山洞中，一口能喝的水都没有，时间一长，几个人都是喉咙发干，没办法他们只好互相搜集彼此的尿，希望能撑过这几个小时。

好在外面的人并没有放弃他们，始终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将他们全部救了出来。

图|1952年8月，被营救的王扶之将军与战友在被炸的山肚前合影

王扶之与两名参谋被救出，历经生死考验的他们几人不由得抱在一起，相拥而泣。

一直到晚年，王扶之也没有忘记这次遇险的经历：

“要不是洞中两只苍蝇飞出，我这条小命早完了。可惜的是我没记住那位工兵连长的姓名，至今仍未找到他。”

对于人们都讨厌的苍蝇，王扶之将军自始至终却视为恩人一般，从不加害。

1955年9月，王扶之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

1968年，王扶之调任总参谋部工作，任作战部副部长、部长。并协助邓小平、叶剑英一起负责总参谋部许多工作，参与指挥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西沙海战。

1973年，王扶之又向叶剑英提出，为了加强渤海海湾地区的协同作战能力，自己亲自带领了一些人员，前往山东半岛地区等地进行视察，拟定作战计划，并得到了叶剑英的赞许。

向老首长黄克诚致歉

王扶之调到山西任职时，黄克诚已经在山西当了10年副省长。

图|黄克诚

1965年9月，黄克诚接到中央的任命，到山西去当副省长，消息传来的时候，黄克诚是万分高兴，精神振奋之余，黄克诚挥毫泼墨写下了一首诗：

“回思往事皆成梦，纵观万物尽争妍；衔命西去无别念，愿尽余生效薄绵。”

临走时，杨尚昆代表党中央专程问候了黄克诚，带去毛主席话的同时，还鼓励他：

“到山西之后，你只管放心大胆地干。”

只是没想到的是，1975年，王扶之被调到山西，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兼山西省委书记。

王扶之对于自己为何被调到山西任职，心里是很清楚的。

尽管那时王扶之同老首长黄克诚近在咫尺，也时常想念，担忧他的处境，但在山西任职5年的时间里，他没有主动去看望过老首长一眼。

王扶之担心，因为自己的处境，会给老首长带来更大的困难。

一直到1977年，黄克诚调任中央军委顾问，王扶之与山西省委大部分领导干部，在晋祠为老首长送行。

图|王扶之将军

王扶之满怀着歉意对老首长说：

“您这次来山西的情况，我都清楚，我怕给您惹下不应有的祸来，所以一直也没有去看您，请您老谅解。”

黄克诚也很能体谅老部下的不容易，于是告诉他：

“我十分理解你的处境，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你做得对，谢谢你的关心。”

黄克诚调北京工作后，担任中央军委顾问没多久，又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

那时的黄克诚，身体情况已经不是很好，考虑到纪委工作的重要性，几次想要推脱，但中央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请黄克诚出山，为祖国的兴旺发达，黄克诚做出了杰出贡献。

王扶之离开山西是在1980年，那时叶剑英主动问起了王扶之的情况，考虑到这样一员功勋卓著的战将，年龄也不大，特别调王扶之到乌鲁木齐去，担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

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王扶之只要一有时间回北京，都会专程去看望老首长黄克诚。

1986年，王扶之回北京开会，听闻黄克诚病重，立即专程到医院探望，那时的黄克诚已到了弥留之际，时常陷入昏迷中，王扶之上前抓住老首长的手说：

“老首长，我来看你了。”

半昏迷中的黄克诚，似乎是察觉到了老部下的到来，艰难地睁开了双眼，几乎与此同时，黄克诚立即就辨认出了眼前的人是谁：

“是王扶之来了吧。”

当年年底，黄克诚因病去世，王扶之不胜悲痛。

图|王扶之将军

尽管王扶之一生历经艰难，但晚年生活却十分恬淡。

1986年，王扶之举家搬往大连，作为自己晚年的修养之地。王扶之将军晚年还曾担任过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一直到1988年才离职休养。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王扶之将军作为入党85年的老党员，王扶之将军还亲笔题写了“不忘初心”四个大字，与身边工作人员互勉。

图|王扶之将军晚年题字

截止2022年4月，在世的开国将帅仅剩下5人，王扶之将军也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