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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上期） 元朝的特务机构肯定有，因为其间谍和反间谍活动很多，忽必烈知道并说过“宋善用间”，所以很重视反间谍活动，但并没有出现过公开的明显的特务统治情况，原因很多，如元朝本来采取的就是军事压制政策，不服就镇压，简单粗暴；蒙古人喜欢中亚文化、喇嘛教，对汉文化比较蔑视，对意识形态的管制也比较松，只要不是事关造反的事情，都懒得去管。 元朝曾经发生过一件奇事，有人状告南宋遗民梁栋写的诗“谤讪朝廷，有思宋之心”。礼部官员审问后认为:“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将其无罪释放。这要放在清朝，就是灭族之罪了。 元朝也有行御史台和诸道肃政廉访司等监察机构，主要针对各级官员。 并不是说元朝没有明显公开的特务统治就比其他朝代好，异族入侵带来的灾难和屈辱从某种程度上说更甚于特务统治。汉人对所谓汉唐盛世的追捧就起源于元朝，因受到异族的侵略和欺凌而产生出对汉人大一统政权的追思和渴望。
明朝则是彻头彻尾的特务统治。 有关明朝特务统治的书籍汗牛充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一读，这里不细聊，只八卦一下。 明朝的特务组织有两类，一类是外朝官员主管的，叫锦衣卫；一类是内廷太监主管的，有东厂、西厂、内行厂，曾经短暂合并过，称为“厂卫”，其中锦衣卫和东厂一直存在，西厂和内行厂都是短期存在。 锦衣卫是太祖朱元璋建立起来的，最初叫“拱卫司”，就是皇帝的仪仗队，估计朱元璋从汉武帝的绣衣使者和赵匡胤皇城司的亲从官那里找到些灵感，锦衣卫最初也是清一色的帅哥，身穿鲜艳的服饰，后来发展成专门的蟒服、飞鱼服、斗牛服。还有专用的绣春刀。鲜衣怒马，飞扬跋扈。 东厂是成祖朱棣建立的。朱棣靠武力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也是个得位不正的主儿，更害怕朝臣不服，民心不稳，更需要特务组织来搜集情报，打击异己。他先是将已经被朱元璋裁撤了的锦衣卫予以恢复，并在南镇抚司的基础上专门添加了一个北镇抚司，设置一个专门的监狱——诏狱，专门处理自己钦定的案子，超越于法律之上，也超越于专管刑律的刑部之上，成为皇帝私有的司法机构。 同样是源于得位不正的心虚，朱棣不信任外廷官员，不惜违背朱元璋太监不得干政的规定，大肆启用宦官，开启了明代宦官专权之路。古代交通通讯不便，锦衣卫在外，又由外官统管，朱棣使用起来不大方便，也不大放心，于是建立由宦官主管的东厂，其权力在锦衣卫之上。 西厂是明宪宗朱见深建立的，内行厂是明武宗朱厚照建立的，这两个机构虽然权力都比锦衣卫、东厂大，但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明朝是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巅峰时期，最黑暗，最恐怖，没有之一。靠着朱元璋设计的一系列社会制度，明朝皇权达到了固若金汤的地步，前后十六个皇帝中的大多数整天躲在皇宫里玩各种花式行为艺术，有的几十年不上朝，朝政还可以照常运行，其中特务统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特务组织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入，无处不在，上到王室府第、朝堂中枢，下到茶馆酒肆，青楼勾栏，只要他们认为有问题，可以不通过任何合法手续，不通过任何合法机构，任意抓人，也不需要任何的合法审讯，关诏狱里想怎么审就怎么审。 前面提到唐朝的来俊臣发明创造了许多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的刑讯逼供手段，与明朝这些特务组织发明创造的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些手段之多，方法之残忍，都是闻所未闻。 实在不想具体说这些刑罚的方式，太过残忍，但不说似乎有不能说明这个问题，随便举个例吧，刷洗：这可不是好心给人犯洗澡，而是将人犯衣服脱光捆绑在案板上，用热水浇灌身体，然后拿一把铁刷子在浇过热水的地方来回地刷，几下就刷得血肉横飞，白骨森森，但又不至于丧命，让人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特务统治是柄双刃剑，可以帮助皇帝维持政权，也可以给皇权带来灭顶之灾。明朝灭亡的因素很多，其中就有亡于厂卫之说。其实锦衣卫的历史比大一统的明朝历史还长，大一统的明朝亡于1644年，锦衣卫则亡于南明永历帝1661时发生在缅甸的咒水之难，多存活了17年，可见朱元璋的子孙对这个组织是多么的看重和喜爱，都整天逃难了还舍不得放弃这个特务组织。
终于到了聊本文标题提出来的那个问题了，大清有没有特务统治？ 再说一次，有特务组织和有特务统治是两个不同范畴的话题。有国家存在，就有特务组织存在，这是国家安全的需要。特务组织是特务统治的物质基础，但有特务组织不一定会出现特务统治，两者之间没有必然关系。 大清作为一个国家存在，当然会有特务组织，许多人不知道，顺治入关后还照搬明朝成立了锦衣卫。第二年改名銮仪卫，又变回皇帝的仪仗管理机构了，以掌管皇帝皇后的车驾仪仗为主，失去了特务组织的性质。 顺治十一年（1654年）时曾仿照明朝在内廷设立了由宦官组成和管理的十三衙门，以其代替内务府，主管官员为宦官吴良辅。这个机构有点特务组织的味道，吴良辅凭此开始干政，明朝的宦官干政现象似乎要重演，但顺治没几年就去世了（1661年），继位康熙皇帝在孝庄太后的支持下，立即下旨处死吴良辅，撤销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也算是拨乱反正了。 至于民间流传的雍正皇帝神秘残暴的“血滴子”，基本是附会的小说家言。血滴子的原型是粘杆处，而粘杆处并不是雍正的首创，清早期就有了，只是不知道始于何时，谁人所创，是为皇帝打猎、钓鱼等活动时提供服务的机构，像扶舆（保持车辆稳定）、擎盖（打伞）、罟雀（网鸟）等事，当然算是特别事务，但并没有多少情报机构性质。 雍正时的粘杆处倒确实有情报机构的性质，这个隶属于内务府的机构却不在宫内，而是在雍正原来的雍亲王府里，其人员也主要以雍正当雍亲王时的旧人，很得雍正信任。他们确实也有稽查官员，替雍正搜集各类情报的使命，只不过并没有发展成为像锦衣卫、东厂、西厂那样的公开的大型的特务组织，并非像民间传说中的那样神秘、血腥、暴力。
那是不是说大清就没有特务统治了，也不是。前面说过，皇权体制下必定会出现特务统治现象，皇帝要维护统治，稳固帝位，保证皇权的至高无上，一定会使用像特务统治这样的非正常手段来打击异己。 大清是满人政权，特别害怕汉人的抵触和反抗，一直到灭亡都始终保持着对汉人的戒备，虽然表面上说满汉一家，其实暗地里处处提防，贯穿清朝的文字狱就是最好的证据。 要想皇权稳固，社会和谐，就必须提倡满汉一家，但心里又不放心，怎样解决这个尴尬的问题呢？鉴于明朝亡于厂卫的教训，不敢大张旗鼓地公开地实行特务统治，就只有秘密地进行。 康熙时的江宁织造、苏州织造与杭州织造就具有秘密情报机构性质。三大织造名义上是为皇家置办丝织品，实际上是康熙安插在江南地区的耳目，负责打探江南地区的各种情报，事无巨细，都得向皇帝禀报，官员有无贪腐，是否称职，田产收成，有无灾荒，甚至市场上的粮食蔬菜价格，都要上报。 三大织造主管官员都不是委任给地方官员的，而是由内务府派出，这些人都是康熙皇帝的包衣奴才，与康熙有君臣名分，还有主仆关系，如大家都知道的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就是首任江宁织造主管官员。 其实织造郎中只是个监管官员，委任给地方官也许更方便管理，但其所担负的秘密情报工作不能让外人知晓，康熙以皇家事务须由内务府办理为借口，特地派自己的包衣奴才去，以掩人耳目。 江宁织造主管官员只是个郎中，五品官员，但由于其与皇帝的特殊关系和其所担负的特殊任务，连从一品大员的两江总督都要让其三分。
江南是富庶之地鱼米之乡，是国家赋税和粮食供应的重要来源地区，而江南又是被满人蹂躏得最惨的地区，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惨案都发生在江南，这就使得康熙特别关注江南官民的一举一动，防止发生任何反满行为，影响朝廷政治、经济秩序。 康熙、乾隆多次下江南，不是民间所传的那样去游山玩水，而是去安抚江南，笼络江南官绅士民，确保这个重要的经济基地不出现任何差错。 到了雍正朝时，三大织造虽然还在，也仍然有搜集提供情报的功能，但已经物是人非，比如江宁织造的曹家，与康熙有特殊关系的祖辈早已去世，传到第三代曹頫（曹雪芹叔父或父亲）手上。曹頫与雍正没有特殊关系，办事能力也大不如其祖父辈，得不到雍正的喜欢和信任，被雍正以骚扰驿站、经济亏空、转移家产等罪革职抄家，导致曹家家道中落。曹雪芹为此感愤而作《红楼梦》。 苏州织造李煦与曹家有姻亲关系，受到牵连，被发配黑龙江，冻饿而死。 雍正剔除曹頫、李煦这两大特务头子，并不意味着放弃了这些特务组织，三大织造仍然存在，仍然做着搜集提供情报的工作，但对雍正来说，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情报机构和情报来源了。此时他已亲手组建起了一个遍及全国的巨大的情报网络，其运行方式就是著名的密折制度。 密折制度起源于康熙时期，就是为了秘密提供情报所用，那时是初试，范围很小，全国只有一百余人，其中就有三大织造的主管官员。 雍正扩大了享有密折专奏官员的范围，名义上是四品以上官员可以拥有，实际上不止，有些没到这个品级但和雍正有密切关系的官员也有特许，最多时达到近一千二百名官员，覆盖全国。
所谓密折专奏，就是官员将要奏报的事情写在折子上，放入专用的匣子里，以特定的锁锁好匣子，锁的钥匙只有两把，一把在官员手上，一把在皇帝手上，确保其他人不能打开。然后派专人送往京城指定的地方，不能通过驿站传送。皇帝看完折子后，会在上面用红笔做朱批。批完后又封存进匣子里送回给该官员。官员看完皇帝朱批后，再把折子放进匣子锁好送往京城指定地点封存。然后按照朱批的指示处理该项事务，并且不能泄露朱批的任何内容，一旦泄露会遭到严惩。 是不是很琐碎复杂？不光过程复杂，缮写、格式、封装等形式也十分复杂琐碎，比如用什么颜色和规格的纸张，必须是什么样的格式，怎样封装，等等。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密。 密折内容不限于官员的本职工作，而是涵盖所在地的各种社会事务，和上面提到过的一样，甚至连菜价都要呈报。 这种搜集情报的方式远远超越了武则天的“铜匦”制。铜匦局限在洛阳皇城区区一地，呈静止状态被动地等待举报者去投，密折分布在全国各地，呈动态状态主动上报。 武则天有匦使院、推事院等专门机构来处理情报，雍正是自己处理情报，一方面以朱批的形式指示奏事官员如何办事，一方面让军机处参与处理，但不会告诉军机处这些情报是谁送来的。既是对上密折官员的保护，也是为显示皇帝无所不知的神秘力量。 全国各地汇集而来的海量情报，雍正一个人处理得过来吗？这个还真不用担心，雍正是个工作狂，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工作的。当皇帝十三年，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每年只休息生日那一天，996、5十2算什么啊。雍正在数万件奏折上留下一千四百多万字的朱批，再加上写了五百多万字的专著，算下来平均每天要写近四千字。四千个毛笔小字哟，可不是键盘敲出来的，想想都累。
密折制度也是鼓励告密，让官员互相揭发，弄得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身边的小伙伴参上一本。好处是让官员自律，不敢乱来；坏处是容易出现诬告，还申诉无门。 密折制度是官员和皇帝直接单线联系，绕过了正常的国家行政体系和法律体系，秉承皇帝的个人意志处理国家事务。雍正创立的军机处也如此，直接对雍正负责，越过国家正常的六部体系。 正是这两个制度体现和实现了雍正的超越于法律的特务统治，此后这两个制度一直与清朝共 存，因此，大清是有特务统治的，其力度与密度并不亚于明朝，只不过没有明朝那么张扬而已，但其危害程度更深，对后世影响更大。 明朝那么严酷的特务统治下，文人士大夫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被脱下裤子打屁股，斯文扫地，毫无做人的尊严，但仍然有不少的文人士大夫不畏皇权，敢于直言，最著名的清官海瑞连皇帝都敢骂。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甚至开始抨击君主制度的专权和暴力。 清朝看上去没有特务统治，但由密折制度和军机处制度带来的暗地里的特务统治更加密集和恐怖，无人不惧，无人可逃。这种统治彻底打断了文人士大夫的脊梁，再也挺不起来。清朝的文人士大夫被捕风捉影欲加之罪的文字狱吓破了胆，造成其或者是极尽所能地歌功颂德，以求仕进富贵，或者是钻进故纸堆里做学问，以求躲避，都不敢抨击时政。万马齐喑，漆黑一团。
不光是皇权体制下有特务统治，与皇权专制近似的独裁体制里，也要靠务统治。比如蒋介石时期就有众所周知的特务统治，以中统、军统为代表，凌驾于法律之上，恣意妄为。这种状况在蒋经国时期达到顶峰，出现白色恐怖，一直到其晚年才做出了改变。 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前苏联的契卡，原东欧集团的秘密警察，都是其特务统治的执行者。所有的特务统治都是得到皇帝或独裁者的许可并只为皇帝和独裁者一个人服务。特务统治最大的特点就是超越凌驾于法律之上，没有任何法制可言，国家公器变成皇帝或独裁者维护个人私利的工具。 讲一个前苏联时期的笑话来结尾吧，题目叫“最幸福的事”，内容是：半夜有秘密警察敲门，主人开门后，警察问“你是彼得诺维奇吗？请跟我们走一趟。”主人回答道：“对不起，彼得诺维奇驻隔壁。” 多么无奈，多么心酸，多么恐惧的幸福啊！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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