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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晚年，几个儿子争夺储君之位风波不断。贞观十七年（643），太子李承乾谋逆被废。究竟立谁为太子，朝中形成了两派势力，中书侍郎岑文本、黄门侍郎刘洎等官员坚决拥戴魏王李泰；以司徒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几人则力挺晋王李治。长孙无忌、禇遂良等重臣的意见，李世民必须重视，最终决定立李治为太子。 
李勣虽然也参预了立李治为太子的决策，但他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任何一方，而是选择了察颜观色，当然他是观察李世民的颜色。 贞观二十三年（649）李世民病重，自知来日无多，开始布置后事，叮嘱李治：“你无恩于李勣。我现在就将他贬黜到叠州地方任职，待我死后，你再将之起复，授以仆射（宰相之职，因李世民曾任，所以在唐初不轻授人臣）之职，李勣一定会誓死效忠。” 见儿子含泪点头，李世民话锋一转，咬牙切齿道：如果李勣不服从命令，徘徊观望，即当杀之。李治闻言浑身一震，良久才省悟过来，重重地点了点头。 
接到圣旨，李勣当即家也没回，径直前往叠州赴任。伴君如伴虎，聪明绝顶的李勣太明白李世民的帝王心机了，自己稍有犹豫，只怕立刻就有杀身之祸，在政权交接的非常时期，置身事外反而最安全。 见李勣如此知趣，李世民终于放心地闭上了眼睛。 李治即位后，先将李勣由叠州调回洛阳，不久即授其尚书左仆射之职。李治即位后，长孙无忌执掌朝政权倾朝野。李勣素来与他不和，任职不久便上表请辞去左仆射之职。高宗考虑再三，同意了他的请求，但仍令李勣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参政。 永徽六年（655 年），高宗决定册封武则天为皇后，便召集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尚书右仆射褚遂良等四人入内殿议事。褚遂良认为长孙无忌是皇舅，李勣是开国功臣，自己既受托付之重，必须挺身而出。 李勣根本无意介入这种事情，直接泡病号，避开了这一尴尬场景。果然，李治的提议，连续两次被禇遂良旗帜鲜明的否决了。 表面看来，李治立武则天为后似乎是他的家事，实则背后大有文章。李治继承的是帝位，而不是任由舅舅长孙无忌、权臣禇遂良摆布的傀儡。他不过是借立后之事，树立皇权君威，告诉所有人谁才是真正的带头大哥。被禇遂良两次当众打脸，满腔的怒火却无处发泄。 冷静下来后，这才想起两次商议废立皇后，李勣都没有出现场，高宗顿时明白事有蹊跷，于是单独召见李勣，径直问道：“朕想立武昭仪为皇后，褚遂良固执不从。他是顾命大臣，事情该怎么办？” 
李勣早就对长孙无忌等人飞扬跋扈、把持朝政不满。他不愿出面，主要是李治的态度不明，胡乱表态，就把自己置身于风口浪尖，成为众矢之的。现在高宗开门见山地询问，知道是到了站队选边的时候了，当下好整以暇轻道：“此乃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 这话听起来似乎答非所问，实际上却是话中有话。明白无误地暗示高宗皇帝，无须理会那几个自以为是的老家伙，宸纲独断即可。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高宗立即找到了问题症结所在。快刀斩乱麻，下诏将褚遂良贬为潭州都督，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李勣被任命为册封礼使，他将皇后玺绶恭恭敬敬地捧献给武则天，新皇后微笑颔首，四目相对，一切尽在不言中。 
 公元 669 年，李勣寿终正寝，享年七十六岁。李勣历事高祖、太宗、高宗三代皇帝，左右逢源安享尊荣。然而，在其死后十五年，孙子李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兵败自杀，祸及九族人，李勣也被开棺焚尸。 将李勣逐出宫廷，留长孙无忌和禇遂良在朝堂内外相互制衡，如此一来，李世民身后政权方可以实现平稳过渡。不管是长孙无忌、禇遂良，还是李勣，不过只是唐太宗手里布局的棋子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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