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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6日，新四军9000多人在奉命北移途中遭到国民党8万多人突然袭击。经过7天7夜的激战，最终只有约2000人成功突围，大部分人牺牲或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到毁灭性打击，高级指挥员中：军长叶挺在下山谈判时遭敌人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途中身负重伤，为不拖累部队举枪自尽；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遭叛徒杀害。 参加北移的队伍被编为三个纵队，第二纵队司令周桂生在突围中壮烈牺牲，第三纵队司令张正坤被俘后惨遭敌人杀害。仅第一纵队司令傅秋涛成功突围，他也是成功突围的最高级别的军事指挥员。 傅秋涛何以能成功突围？其实他突围过程堪称惊心动魄，今天这篇文章就来分享一下傅秋涛在“皖南事变”中突围的惊险故事。  周恩来和新四军干部，左3为傅秋涛 “皖南事变”爆发并非偶然 众所周知，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开启了第二次合作，尽管期间常有摩擦发生，但双方并未撕破脸皮，国民党为何突然对新四军下此狠手？尽管“皖南事变”是历史课本中的一个高频词语，但对于其发生的复杂背景，一些读者了解得并不深刻，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 其一，从国际背景来看。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组成了军事同盟，企图瓜分世界，已经严重影响到美、英的利益。美国逐渐放弃了此前的“中立”政策，开始对华实施援助，到1940年底对华贷款达1.7亿美元。在此之前，苏联为了解除日本对其远东地区的威胁，也大力援助国民政府，他们并不希望看到国共出现分裂。 其二，从国内局势来看。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自身消耗了大量兵力和资源，由于战线拉长已经无力在正面战场发动大规模进攻。日本调整了政策，对国民政府以“诱降”为主，企图拉拢老蒋。日本特务机构还策划了诱降老蒋的“桐工作”，双方曾安排人员多次在香港秘密会谈。 其三，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不断壮大。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之初仅3万多人，到1940年底已经发展到50万人，还建立了大批抗日根据地，控制地区人口达到5000万人。这让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异常惊慌，声称：“共党三年来由三万扩大到五十万，再一两年定不止一百万，那时还有国民党的活路？” 各路国际力量都试图拉拢老蒋，使其野心膨胀，中共力量的壮大，则让其惊恐不安。为了维护独裁统治，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早在1939年10月就停发了新四军的军费，又于1940年10月停发了八路军的军费。 军事上，国民党顽固派在华中、西北等地大肆搞摩擦，不过都没占到便宜，随后便把中心转移到了华东。当时新四军力量远远弱于国民党第三战区，而活动范围却又是靠近京沪杭等地区的战略要地，因此被视为眼中钉。 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曾多次挑起与新四军江北部队的冲突，双方先后爆发过郭村战斗、黄桥决战、曹甸战役，韩德勤部损失惨重。 军事上失利，老蒋只能在政治上玩弄阴谋。在国共解决争端的谈判中，国民党提出所谓的《中央提示案》。要求取消边区，将八路军、新四军现有的50万人缩编至10万人，并开往黄河以北的鲁北、晋北、冀北一带的狭窄地区。  新四军战士风貌 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何应钦、白崇禧又以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十八集团军发出“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大肆污蔑，并限令一个月内全部开到规定地区。 为了稳定全国一致抗日的大局，毛主席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两面”政策，即：一面要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要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对老蒋要“软硬兼施”，在皖南方面让步，令新四军北移，在华中则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 新四军转移的三条路线 根据中央这一政策，新四军军长叶挺曾多次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等人沟通协商，确定北移线路，当时新四军有三条线路可以选择。 第一条是东进线路。即由云岭向东，进入苏南地区然后北渡长江与江北新四军会合。这是皖南军部与苏南第1、2支队常往来线路，路程短、沿途有兵站、有群众基础还有苏南部队接应，是北移的最佳线路。 起初，国民党也答应新四军走这条线路。新四军军部曾派出1700多人的先遣队经此地北渡，但随即国民党又担心北渡的部队与江北新四军会合壮大力量，对韩德勤部更加不利，因而拒绝新四军武装人员再经此北渡。 第二条是直接北渡线路，这也是国民党要求的线路。即从云岭向北，在铜陵、繁昌一带渡江，经皖北北上。不过这条线路要经过桂系李品仙控制的地盘，他与新四军关系向来不好，而且沿江还有日军封锁。 新四军侦查到，李品仙其实早已再次加强了防备，并且将新四军北移线路散播出去，导致日军也加强了江面巡逻。新四军如果走这条线路，很可能遭到桂系和日军的夹击，危险性较高。 第三条是“南下”线路。即由云岭南下茂林，绕道三溪，转至天目山脚下，避开国民党第52师和108师驻地，经苏南北渡。但这一带是国民党第三战区的腹地，一旦被发现敌人势必集中兵力围堵。但只要趁敌人未合围之前，突破三溪镇，还是有可能安全通过的。 经过综合考虑，新四军最终选择了南下线路。出发前，新四军编成3个纵队，分左、中、右三路出发，军部及直属队随第二纵队行动。其中第一纵队3000余人，以傅秋涛为司令员，走在最前面，负责为大部队开辟通道。 1941年1月4日，第一纵队从土塘一带出发，当天晚上突然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河水猛涨。部队从章家渡过河时，浮桥被冲断了，大家只能在刺骨的河水中淌水而过。为了烘干衣服，进行休整，军部不得不下令原地休息一天。  在新四军转移后，国军发现电台联系不到新四军军部，便派出查线排去查线，进而发现了新四军转移的情况。由于预定的两条线上都未发现新四军，国军判断新四军走的是南线，便调集部队向方向搜索。 6日，第一纵顺利通过裘岭，但正下山时，侦察员回来报告：前方的榔桥河已被国军第52师占领。同时2纵队的侦察班、3纵队的特务团先后与国军搜索部队遭遇，并发生交火。而新四军军部也收到情报，退路已经被国军完全截断。此时，国民党蓄谋已久的皖南事变爆发。 6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潘家祠堂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三路纵队会攻星潭。这里是丕岭出口咽喉，也是通往三溪的必经之路，只有拿下该地，新四军才能杀出重围。 一纵队6日和7日晚上接连攻下裘岭、榔桥河四周的山头，向南推进了几十里路。但后续部队遭到敌军攻击，被截成两段。先头部队距离星潭只有一水之隔，在没有接到攻击星潭命令之前，他们只能与敌人对峙。 在此危急时刻，军部却突然命令部队往回打。原来第三纵队遭到敌人强力阻击，无法接近星潭，第二纵队在攻打星潭时久攻不下，损失较大。 此时叶挺和项英出现了分歧，叶挺认为应该不惜代价拿下星潭，那是新四军唯一的出路。但项英认为这些部队都是三年游击中培养出来的精华不能轻易牺牲掉。他们在百户坑召开会议决定改变突围方向。 第一纵队接到命令后只能往回冲，打了一段路后却未能联系到军部和其他纵队，反而陷入了敌人的重围之中。 此时第一纵开会研究对策，副政委江渭清等人认为应该停止回撤，集结兵力继续向东打，趁敌人立足未稳，冲突包围。但从军部刚调来担任副司令的赵凌波却说：“其他部队都未冲出重围，我们应该回去救援，否则要犯大错误的。” 赵凌波的话说得很重，纵队司令傅秋涛只能听取他的意见，继续往回打。不过8日，敌军大批增援部队赶到，把第一纵队包围在榔桥河地区。而赵凌波却趁机开溜，当了叛徒。这时大家才幡然醒悟，他是要把大家往火坑里带。 恰好这一天，纵队的电台在战斗中损毁，与军部失去了联系，大家只能自行寻找出路。  连青帮也来帮忙 傅秋涛决定从裘岭以南6里的三节水地区突围，这里有一个峡谷，有一条公路从峡谷中穿过。因为地势险要，敌人很可能麻痹大意，不会派太多兵力把守。所谓兵行险着，在绝境之中就要有这种胆魄，敢于尝试敌人料想不到的办法。而事实也证明，傅秋涛的选择是对的。 江渭清提出，自己带一连人作为先锋打开一个缺口，纵队部和老一团跟进突出，新一团在后面负责掩护。江渭清带着一个连的战士冲过了公路，顺利突入对面山中，老一团团长熊应堂等干部也带着部分士兵冲了出来。但很快敌人就封堵了缺口，傅秋涛等人却被封锁在包围圈里。 傅秋涛组织特务营和4连等部队进行第二次突击，据傅秋涛当时的警卫连长孔诚回忆，该连武器精良。一排全是花机关、二排全是快慢机新驳壳枪、三排全是三八大盖，连里还有3挺歪把子。这样的装备在国军中也非常少见，部队利用火力优势再次撕开一个口子。 傅秋涛等人杀出重围与江渭清汇合，两批人加起来只有300多人。傅秋涛命令号兵回去联系，但始终未能找到突围出来的。此时敌人却追了上来，傅秋涛只能带着部队继续转移。后来才知道，新一团团长张铚秀带领100多人从西北方向突围，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转战，才回到部队。 傅秋涛带领收集起来的300多人，进入泾县、宁国、宣城三县交界的山区——老虎坪。他在红军长征以后与敌人打过三年游击，经验非常丰富，在丛林之中与敌人周旋算是他的长处。在老虎坪，傅秋涛与敌人周旋了20多天，但粮弹即将耗尽，敌人“清剿”的力量不断增强。 傅秋涛深知，目标太大难以隐蔽，并且队伍中的伤病员不断增多，也会影响行动。傅秋涛决定让队伍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在突围前，他们必须就地安置伤病员。为了不拖累部队，傅秋涛甚至把自己刚满一岁的女儿也送给了当地老乡，爱人陈斐然也被留下来照顾伤员。 大家分成三部分，由一名营长带领大部分战士先行出发。江渭清带领50多名骨干继续突围。傅秋涛自己带领10多人组成短枪队，去侦察向苏南转移的路线。傅秋涛要求大家尽量保持联系，如实在无法突围就独立打游击，接应其他突围出来的人。 当时正值春节，路上走亲拜年的人比较多，傅秋涛带着10来人灵活应对。时而伪装成商贩，时而伪装成前来“清缴”的国军52师士兵，昼伏夜出。走了三天，途中遇到敌人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躲。由于沿途得到老百姓的帮助，他们顺利绕过敌军的哨卡，来到宣城境内的一处小山沟。  一纵队战士 这里是国军第52师最后一道防线，由于临近边界，检查也异常严格。大家正坐在地上休息，思考着如何穿过封锁线。营教导员汪克明抬手看了一下时间，旁边两个陌生人便上来搭话。 当时气氛非常紧张，战士们已经暗暗摸向腰间的手枪。汪克明是老侦察员出身，黑白两道都非常熟悉，他对上了对方的暗语，得知对方是当地青洪帮大头目陈玉庚的徒弟，而陈玉庚正是傅秋涛的熟人。 早在1938年6月，傅秋涛带领老一团在南京桑园铺一带歼灭了一伙土匪，抓了许多俘虏。不久后，附近的青洪帮头子陈玉庚跑来求见。原来，被俘人员中有一人是陈玉庚的三弟。 陈玉庚送来两挺机枪、两支驳壳枪、两匹马，这算是一笔重礼。当时中央的政策是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鉴于陈玉庚的三弟并非罪大恶极之人，为了团结陈玉庚，傅秋涛便将其三弟教育后释放了。此后，陈玉庚便与傅秋涛交上了朋友。 得知傅秋涛身份后，这两个青洪帮门徒主动担任向导，带着傅秋涛等人越过了52师最后一道封锁线。不巧的是，当大家在一个村子里休息时，碰上了国民党地方保安团，战士们边打边退来到南漪湖边。 湖边停着两条船，但船主以为傅秋涛等人是国民党的便衣，说什么也不愿摆渡。眼看敌军快要追上来了，情急之下一名战士举枪对着船夫，强令开船。船到了湖中心，傅秋涛赶忙向船夫道歉，并表明自己的身份。 老船夫笑着说：“你们要不说是新四军，我已经打算把船沉在湖中心，让你们全部去喂鱼了……”为了安全起见，船夫把一条船停在湖心，先划另一条船靠岸确认安全后再返回接他们。最终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傅秋涛等人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于2月10日安全抵达新四军16旅驻地。 傅秋涛的爱人陈斐然最终也顺利回到部队，解放后他们才通过当地组织找回自己的女儿。1955年，傅秋涛被授予上将军衔，陈斐然也被授予上校军衔，是为数不多的开国女将领之一。 多年以后，傅秋涛向家人回忆突围往事，坦言：“一纵之所以能突围敌军的重重包围，绝处逢生，最重要的是群众对新四军非常拥护和支持，在关键时刻，连青帮也愿意来帮助我们。”  傅秋涛和爱人以及成功突围的战士 尾声： 总结一下傅秋涛能顺利突围的重要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1、坚定的信念。在陷入重围之后，以傅秋涛为首的指挥机构并没有慌乱，而是冷静分析，认为突围才是唯一出路，突围必能取得成功。信心是成功突围的前提，事实上在红军长征以后，傅秋涛经过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的考验。他们与中央失去联系，独立地与敌人周旋，不仅锤炼出卓越的指挥才能，更培养了钢铁一般的意志。 2、自由灵活的指挥。在突围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就是电台损毁，第一纵队与军部失去了联系。一般而言，遇到这种情况孤立无援是异常危险的。但事实上，当时军部的情况也异常混乱，难以给予一纵队及时而又正确的指导。失去联系，反而给了傅秋涛更大的指挥空间，使其能结合实际情况作出正确安排。从选择突围方向，到后来的化整为零，都是一纵独立作出的正确选择。 3、抗日统一战线。傅秋涛等人能成功突围是与老百姓的帮助密不可分的，在敌人不断搜捕的情况下，一餐饭或者带一次路都能让部队走出困境。即便是名声不好的青洪帮都出来帮忙。这些现象并非偶尔，而是部队一直贯彻中央提出全民族统一抗战路线的结果。战士们平时严格纪律，向老百姓宣传抗战，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在关键时刻获得了他们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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