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漫谈陈独秀

这是我的第506篇原创文章

陈独秀（1879-1942）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陈独秀被安徽军政府定头号通缉犯，举城大搜。好在他提前得知消息，及时出走上海，逃过一劫。然到了上海之后，陈独秀的生活一下陷入了困顿。原本，他寄希望能依靠几本自编教材的版税度过难关，但销路都很不理想，“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没有了生活来源，陈独秀只好“静待饿死”。

恰在这时，旅居日本的友人章士钊给陈独秀来信，他正打算筹办《甲寅》杂志，请陈独秀前来担任主笔。这当然是有费用的，并足以应付眼前这窘迫的生活。1914年7月，陈独秀携妻子高君曼来到日本，加入了《甲寅》创刊团队。

《甲寅》的一个主要宗旨是反袁。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革命顿陷低潮，很多人包括孙文在内都感到前途黯淡，迷茫不振。《甲寅》就像黑暗中唯一的灯火，带给了革命党人宝贵的希望和勇气。8月，陈独秀正式接手《甲寅》的编辑工作。11月10日，在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且首次以“独秀”二字署名。今天我们知道“陈独秀”的大名，实际上就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

《爱国心与自觉心》全文四千多字，其核心观点是“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爱国？”对于这个问题，辛亥之后，社会上普遍的观点无外乎几种：一是不论国家怎样，都需要去爱，即无条件的爱国；二是全面反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凌，比如废除前朝和洋人签的那些不平等合约，就是最大的爱国。但是，陈独秀却提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国家绝非必须要人人去无条件地爱，只有当国家本身值得去爱时，如“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时，方才可以去爱国。而如果国民面对的是一个“恶国家”，法日废，吏日贪，兵日乱，匪日众，财日竭，民日偷，群日溃，“朝野同科，人民绝望”，便是“胜于无国家”，“爱之也何居”。

这样近乎颠覆性的观点，当然不能见容于袁世凯的独裁政府。那么，是什么原因让陈独秀促使陈独秀形成了上述观念呢？十年前，在创办《安徽俗话报》时，陈独秀以“三爱”的笔名发表过《亡国的原因》一文，痛陈中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现在，却要人们有所区别的“爱国”，而不是 “如果你觉得国家不好，你就去建设它”，这不就有些自相矛盾吗？

1932年，陈独秀把南京老虎桥监狱当成了“研究室”后，在一众友人的鼓励下写了《实庵自述》，可惜只写完两章，出狱之后就被永久地搁置了起来。在自述中，陈独秀说自己最早信奉的是康梁和改良主义。从一个拖着辫子的清朝秀才，变成一个康党，可以说，这是陈独秀的第一次思想转变。而纵观陈独秀的一生，在“救国救民”这一问题上，他的思想一直都在“激烈变化”。从最早的维新，到辛亥之前的无政府主义，从五四时期的文化旗手，到走到工人中去缔造中共，再到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和领导中国托派，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大彻大悟”，我们很难说在陈独秀的心里，有哪一种主义是被他从始至终接纳和守护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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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赞同维新改良，但同时又支持以最激烈的方式——暗杀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并且还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参与其中。他主张拥抱西方的民权共和制度，在五四前夜对所谓“公理战胜强权”充满期待，但在建党和北伐时期，又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终极目标是无产阶级替代资产阶级夺取统治权。他一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公然地站在党的对立面，成了钦定的第一号“反对派”。如果不从20世纪极其复杂的中国社会环境中去寻找原因，很多人可能会相当武断地认为，陈独秀是一个有点精神分裂的“异端”。

以《爱国心和自觉心》为例，陈独秀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惊世骇俗的观点，大致原因有两点：

一是近代以来，中国备受列强欺凌，唤醒了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精神。君可以不忠，国不可不爱，“爱国”必须是无条件的。在“爱国”面前，一切主张都要退避三舍。这表面上是爱国，实际上狭隘的民族主义，它对中国革命不可能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二是辛亥以来，一直存在着新旧之争，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保皇派”，其反对革命最主要的一个论据就是革命会招致外国势力瓜分中国，导致中国更加四分五裂。但武昌起义之后，这一局面并没有出现，反而诞生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革命党人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回击了“保皇派”。然而，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实行“假共和”和“真独裁”，其所依据的一个观点仍然是革命“党人会招致瓜分”。一言以蔽之，凡是走西方限制总统权力的民主议会道路，就会招致亡国灭种，就是不爱国。

陈独秀对“保皇派”及袁世凯的这些伎俩心知肚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与其说走西方限制总统权力的民主议会道路是不爱国，倒不如说在袁世凯的专制复辟统治下，中国远甚于被列强瓜分。

在当时的环境里，《爱国心和自觉心》的观点可以说极为超前，不仅不能见容于袁世凯政府，甚至连革命阵营里的很多同志都不能接受。该期《甲寅》送到上海、北京等地的知识分子手中后，漫议骤起，很多人写信给《甲寅》编辑部，要么反对陈独秀的“异端”思想，要么大肆攻击《甲寅》本身，上纲上线。《甲寅》本打算立即做出回应，但直到第二年8月才从一堆来信中选中了李大钊，并为他的驳陈之问加了一个标题：《厌世心与自觉心》。李在文章里说陈独秀的文章过于伤感消极，厌世之辞太多，自觉之辞太少，并且也不同意陈提出的“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的观点，认为只要中国“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灭”，仍旧主张人们应当无条件地“爱国”。从表面来看，在“爱国”这个问题上，李大钊是陈独秀的反对者。但对《甲寅》来说，这是他们对舆论关切所能找到的最温和的回应方式。当时，袁世凯已与日本签署“二十一条”，极力为其复辟寻找政治支持。时局瞬息万变，革命的地火四处奔涌，一触即发。

而此时，陈独秀也早已返回国内，着手创办《新青年》，计划用八到十年的时间，深刻涤荡国人的精神世界。对于李大钊的驳文，陈独秀早就没有了兴趣。与十多年前创办《安徽俗话报》不一样，《新青年》是要从灵魂上涤荡国民性，唤醒四万万同胞。后来的历史证明，陈独秀做到了。在《新青年》和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其后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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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中有一个重要的命题：五四运动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细究起来，也有很多商榷之处。比如李大钊当时之所以能在北京转变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与1920年苏维埃政权击败高尔察克取得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西方军队撤出西伯利亚、中俄边界交通的正式恢复有很大关系。再比如五四运动中劳工阶层登上政治舞台，与无产阶级的理论也没有太大关系。其真正原因是1919年全国产业工人的数量已经从之前的几十万激增到二百多万，工业革命正在急速改变中国的社会阶层面貌，工人群体登上政治舞台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趋势。

历史往往不堪穷究其详，很多事件、很多人物，时过境迁，留给我们的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种种激动人心的剧变最后都被一两句简单的陈词所总结。在这之中，能够永生的，只有思想，就像陈独秀在五四的前夜里写下那篇《自觉心与爱国心》，至今读来，都令人不得不对其熊熊如炬的目光肃然起敬。这，正是一个先知先行者真正的魅力所在。

2022年3月21日初稿，5月4日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