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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郭静云教授与郭立新教授已发表多篇关于中国上古时期洪水与治水的文章，本公众号将整理成系列并陆续推送，《夏是哪国王朝——历史英雄大禹的文化属性暨原乡》为该系列第五篇，阅读本系列其他篇章请点击上方话题链接（#大禹治水/#治水/#大禹/#洪水等）跳转。 [摘要］能够创造大禹治水之类传说的历史主体，应是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由稻作定居社会发展而来并传承下去的大型农耕文明；大禹是长江中游活动于后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历史英雄，并在后来的文化记忆中加以神格化了；颛顼、尧舜禹和三苗等故事，都代表了楚文明的神史。 [关键词］大禹治水；文化属性；文化记忆；楚文明；长江中游 一、厘清历史传说之文化属性的基本原则及方法 传说中神格化的历史英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符号，表达该文化自我认知的关切所在，包括该文化之人的生活、自然及社会情况、生计活动、生活中所缺而追求的愿望、完美典型、观念及理想。而且，历史人物是在后裔手里被神化的，因此，我们所需要讨论的重点不是大禹是哪里的人，而是将大禹故事英雄化的产生地。他们应该是对夏王国有记忆的后裔，在他们的生活与文化中，治理水害、疏通沟渠、修建灌溉体系和打败山地族群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非凡英雄之举。 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创造大禹治水之类古史传说的文化应该具备以下四项背景因素。 第一，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能够累积自我认知及认同观念，并进入自我反思的阶段，愿意思考、评价及传记自己的源头。换句话说，已发展到文明阶段，而不是徐旭生先生所云“初入农耕阶段”。 第二，该文明曾经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样的话，在该文明消退后，其精神文化仍会被后世文明所传记和传承。比如说，日耳曼族打败古罗马之后，自己努力模仿复原罗马。而如果不是19世纪以来人类学的发展，印第安人以及其他殖民地原住民的传说，也不会留下来。 第三，我们不能以大中国的规模来思考古史传说的来源，它们只是某些具体文化的英雄和故事，被修编及合并为一套大一统的神史。但是，这些留下传说故事的文化，一定经过相当久的一脉相承的自身发展，才能累积及传承自己的传说，因有自身一脉相承的发展，才会曾经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自我传播的精神。所以他们的故事才有能力传到后世文明。 第四，这一脉相承的发展，基本上意味着定居生活。流动生活面临不断地变化，族群不稳，观念及神话模糊而不成型。所以，游民群体基本上只能通过两种途径留下自己的故事：被相近生活的定居社会记录（如斯基泰、匈奴等族群的故事，基本上是经过他们与希腊、汉以及其他定居文明的交往而留下一些记录）；或者游民群体本身定居后创作自己的传记，其中包含对定居以前几代人的记忆，但能够向前追溯的时间不会很久，最多也只能到达两三百年（以秦史为例），至于更为远久的游动生活，已很难保留族群自身的主体性记忆。因此，组成为后世中国神史故事的原创者，应该是那些原本生活在较固定的范围里，并有长期一脉相承发展以及具有一定文化权威性的族群或区域人群。 所以，只有那些依靠自身内在发展并长期保留自我认同，同时累积足够的影响力，在文化上保持主导地位的文明，周围地区才可能自愿加入该文化范围，那些距离偏远的族群也愿意学习他，流传其故事。 从大禹治水和重新安排九州的传说来看，还可以看出另外两个要点。 第一，创造该传说的文明无疑是农耕文明，并且该农业依靠灌溉治水系统。因此大禹治水是在洪灾面前实行地域联合治水、进行群体性抗争的传记；并且从留下的记载来看，这一文明把农耕当作生存基础。长期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依赖土地农作生存，自然形成人群与土地之间的长久关系，促使人们对自己的土地形成家园及疆域的观念，故当洪水严重威胁到农耕及家园时，所考虑的不是逃跑、迁徙而是抗争与治理。中国上古最主要的农作是稻作、黍作和粟作。但只有稻作生产方式从出现伊始就与水的管理和运用密切相关，经常需要人们之间彼此协作与相互配合，必然涉及治水技术暨机制并搭配社会组织暨机制的协同进化。而黍作和粟作这种旱地耕作方式不需要涉及合作治水的必然性，对土地的要求也不高，偏向于成为各个村落和家庭较独立的农产。相比较而言，稻作社群更擅于合作，拥有更丰富的用水和治水经验。所以，以大禹为代表进行群体性抗争的治水故事，发生于稻作农业区的可能性显然更高。 第二，大禹治水故事不会是某个势单力薄的“部落”或族群的故事，而应是完整成熟的农耕文明的故事。大禹打败外地占领者，恢复灌溉和国家体系。这不是第一次建国，传说中在此之前已有颛顼先王，有尧、舜。大禹定九州，而在他之前，舜曾经安排过十二州，如《史记·五帝本纪》曰：舜帝“肇十有二州，决川”。所以，大禹的故事是更古老的国家经过衰落后重新启动并进入新阶段的传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传说故事的创造者总不是当时人，而是后裔。换言之，在距今4000年前存在的发达的国家文化，要继续存在下去，才有可能让当时之事情演变成为历史，在流传过程中被加以神格化。 本研究已分别从自然地形和环境的角度，以及治水技术、经验和能力的角度分析，长江中游是大禹治水故事最有可能的发生之地。我们需要进一步从长江中游考古文化谱系及其发展状况来确定，该地区先民能不能创造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或历史传说。 二、大禹是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晚期的英雄 第一，从基本条件来对照，长江中游平原西南部的澧阳平原为栽培水稻的发祥地。该地区半定居的十里岗文化（距今11500-9000年间）遗址中开始出现人们采用水稻的遗迹，此后全定居的彭头山文化（距今10000-7800年）已明显可见采集与栽培水稻的行为，并发展以人工挖的水沟包围的环壕聚落。属于彭头山文化晚期的八十垱遗址发现了疑似稻田的遗迹、垣壕聚落以及大量水生食物，表明此地先民很早开始稻作，并有丰富的水边生活经验。 长江中游先民一直致力于发展以稻作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且文化发展一脉相承，未曾中断。郭伟民：《新石器时代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自彭头山文化以降，历经皂市下层文化（距今8200－6800年)、汤家岗文化（距今7000-6000年)、大溪文化（距今6300-53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5500-48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5000-4300年）和后石家河文化（距今4300-3700年），之后一直发展到盘龙城文化（距今3700-3250年）。盘龙城文化之后，该地区一脉相承地发展到与殷周并存的楚文化以及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文化。虽然在后期过程中吸收了北方影响，如学会用马和马车等，但始终保留自己的特色，而未中断过，同时也大量影响周邻国家。虽然直至最后楚被并入于秦汉帝国，但西汉时还没有完全被统治，未全面融化，反而深入影响了汉代文化。 因此，从时间来说，长江中游是中国境内最早开拓定居的地区。在一万多年前依水而居的“蓝色革命”中，开始有定居生活，一万年前已开始有稻作农业；8000-9000年前已开始治水事业，在聚落外围人工挖掘濠沟。就空间来说，这群定居农民从澧阳平原出发，到了皂市下层文化时，农耕定居生活已扩展到整个洞庭平原；在后续的汤家岗文化和大溪文化时期，北跨长江而开拓了长江与汉水之间的鄂西台地；大溪中晚期又东跨汉江，开拓了汉北地区；而在屈家岭-石家河时代继续向北，大量影响平原，成为“江河中原”的主导文化。换言之，长江中游考古文化谱系符合作为创造神话之区的基本条件。这是一脉相承长期发展的稻作定居社会，而且其影响力历来发展，持续很久。 第二，从大禹传说的具体素材来对照，长江中游农民自上古以来治水，直至屈家岭—石家河时期已具有非常丰富的用水和治水经验，具备大规模治水的能力。况且，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了东亚地区时代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群城网络。其原型城最早出现在距今约6300年前后的大溪文化（城头山城，或可独立定为城头山文化），成熟的城市文明在距今约5500年左右就出现了，而在距今5000年前后形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以稻作农耕为基础、远程贸易兴盛的国家文明体系。其国家结构犹如苏美尔或古埃及，时代也大致相同。也就是说，长江中游地区在公元前第Ⅳ千纪即可见到国家起源，而华北地区只有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才可见各种城邦或其他小型政体林立的现象，其国家化启动的时间比长江中游地区晚了二千年。在华北地区国家初兴之际，长江中游地区早已经历很多国家组织兴起、衰落和重组的经验。放眼整个东亚，江汉洞庭联合城邦国家进行社会动员和组织的能力是独一无二、无出其右的。这种大规模社会体系的形成，当然也足以为类似于大禹治水这类社会公共事业提供组织保障。 从文化属性来判断，笔者认为尧舜时代相当于石家河文化时期，三苗统治时代相当于后石家河文化前段（约公元前2300-前2000年），而夏王国时代则相当于后石家河文化后段至盘龙城文化一、二期（约公元前2000-前1700年）。 第三，就大禹神话创造者及传播者来说，则石家河文化与后石家河文化之后，被当地兴起的盘龙城文化传承下来。盘龙城遗址同样依靠治水的设施。 这些夏王国的后裔，后来再重新组织势力更大的汤商王国。迄今为止，在该地区发现的几座汤商王国城址之中，最大的是位于武汉的盘龙城，故可以依考古学的习惯称之为盘龙城文化。汤商王国是同时代文明的主导者，其核心位置在江汉平原。由于直接继承了此地数千年的文明发展成就，且凭着在青铜冶铸技术上所具有的先发优势，并直接掌握鄂东南、赣西北多种金属矿料开采和冶铸资源的优越条件；而且汤商王国恰也位于东亚主要农耕区的中心位置，兼得地利之便。所以，当时出现了一个以汤商王国为中心和枢纽的、以贵重物品为主要交换对象的大型远程交换贸易体系。当时东亚主要农耕区的各种大小政体，如位于其北部郑洛地区的二里头、偃师、郑州，位于东北的海岱及沿渤海诸国，位于东部的江淮，以及位于其南部的赣中吴城、筑卫城、牛城和湘中炭河里，还有位于其西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等，都是这一交换贸易体系的参与者。藉由该体系，各地上层贵族通过联姻与联盟、交换与馈赠、模仿与借鉴等方式开展互动与交流，使得各地精英物品、精神信仰及相关的礼制实践有趋同的趋向，成为此后中华文明精神文化的主流来源。 这一体系在持续约三百年后，即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此前数十年就已在河南安阳殷墟立足、后来被称为殷商王族的势力集团，在其首领武丁的指挥下，南下征服郑州，并远征而打败盘龙城，将盘龙城的技术、人员、青铜器和历史等据为己有。至此，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易体系崩溃。受此影响，南方虎国（吴国）网络中的吴城势力也经过了政变，而赣中牛城、湘中宁乡炭河里一带的势力兴起。这些地方文化继续传承楚文化的精神内涵，一直到西周时期的熊氏楚国。在周时期各个诸侯史观中，唯有楚的传统奠基于本地最古老的文明，也唯有楚才拥有完整的神话历史，将颛顼、尧、舜、禹、汤等先贤圣王作为自己的神史来传承。 三、颛顼、尧舜禹和三苗都是楚文明的神史 对于拥有古老文化渊源的楚人和楚文化而言，黄河流域兴起的国家势力相对年轻，是后起的占领者，把古老农耕文明的故事吸收为自己的，而继续传播下去。这种情况犹如苏美尔古国和巴比伦王国之于赫梯帝国，或者迈锡尼——爱琴文明之于古希腊文明的主导作用。 在中国上古文明诸国中，只有楚才有从创世直至后代的一路相承的祖国神史。这使笔者推想，楚国文化传统应当比其他诸国更加古老，尤其是比从北方南下的殷周统治者的传统要古老。我们在战国文献中所看到的楚国神史及圣王家谱，本身应该也是早已经过最初的联合，合并了先楚文明数个城邦统治者的家谱，并从中抽出英雄人物加以编撰、改述而形成的。殷、周、秦的贵族，在当时都还是尚属年轻的北方族群，并没有那么古老的传说历史。最后，秦汉帝国借用了楚之古文明的英雄历史，将其当作自己的英雄。这就形成了中国早期神圣历史来源的多元性和混杂性，而导致现今有志研究此一领域之学者，在解读文献时遭遇到巨大挑战。 屈原的《离骚》彰显了他的祖国（楚国）神圣的历史，其中对尧、舜、汤、禹都采取了正面褒颂的态度，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楚国的英雄。而舜帝在所有的文献中均被描述为湘人，称为“湘君”，以湘江为称号。 笔者已另文论述，大洪水后女娲补天而就“颛民”的神话属于楚文明重新创世的大洪水神话，颛顼也属于楚文明的先王，大禹被称为颛顼的孙子，这也是楚文明的神史。从女娲补天大洪水神话可以窥知在楚文明价值观中，治水具有极重要的价值。所以，历史上重新疏通河渠的大禹治水活动，在楚文明中被视为伟绩而再次被神话化。 有关三苗的地望与族属，俞伟超先生认为楚人与三苗的先祖同源，进而认为两湖地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皆为三苗文化。此说提出后，应之者众。学者们进而具体例证两湖地区从石家河文化到后石家河文化的变动，是因受河南王湾三期文化南下影响所致，恰与禹征三苗的史实相呼应。不过，若进一步检索相关事实，可知此说难以成立，原因如下： 第一，空间不全相符。刘彬徽先生指出，在先秦文献中，此说立论的唯一依据是《战国策·魏策一》吴起之言：“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即使吴起之说为真，也只能指认洞庭和鄱阳湖之间的一块地方为三苗之地，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分布范围比这大得多，不可等同视之。三苗无疑是长江中游的族群之一，传世文献与甲骨文的互补考证显明，三苗族群的发祥地在鄂西、湘西至湘南一带。实际上，洞庭-鄱阳之间为幕阜山和九岭山山地，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核心分布区则为江汉-洞庭平原区。山地和平原的自然环境大不相同，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族群应也不同。 第二，年代不相符。如前所述，石家河文化向后石家河文化转型的年代发生于公元前2350年前后，而大禹征三苗的年代发生于公元前2000年之后，二者相去至少三百余年。 第三，文献多处表达尧、舜、禹所代表的族群与三苗族群之间有长期的互动、教化与战争关系，且经常从道德观、价值观、信仰与生活方式的角度表达对三苗族群的指责、批判与厌恶。所以，这应是生活方式不同却彼此相邻，有长期交往历史因而对对方有较深入了解的两个族群。如果二者相距遥远，平常生活毫不相关，就不会产生此类评价。本研究此前已充分表达，尧、舜、禹所代表的是稻作农耕族群，相应地，三苗就不太可能是农耕族群。很明显，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是稻作农耕文化，只会是文献中尧、舜、禹所代表的族群和势力，而不是三苗文化。在长江中游考古文化体系中，除了由十里岗文化、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等开创的低地平原农耕文化作为主流发展脉络外之外，还有以高庙文化、大塘文化、堆子岭文化等为代表的山地文明，他们所代表的，应就是类似于三苗或九黎这一类生活方式的族群。 第四，论者列举的所有后石家河文化新出因素，如直领瓮、深腹罐、高领广肩罐、盆形擂钵、平底碗、乳足或高足罐形鼎、直柄豆、圈足盘以及灰陶、蓝纹等，并非源自王湾三期文化，皆酝酿于石家河文化本身，大部分因素本来就在石家河文化存在，只是数量较少而不被人注意，直到后石家河文化阶段这类因素突然增多而引人注目。最近甚至有研究指出，河南王湾三期文化是在湖北石家河-后石家河文化北上影响下形成的，故具有越往北时代越晚、文化因素越混杂的特点。 第五，河南王湾三期文化所代表的族群不具备远征湖北石家河文化的能力和实力。嵩山地区王湾三期文化无论从聚落数量、中心遗址大小、社会规模，还是从上层精英物品的质量和数量来看，都比两湖地区石家河-后石家河文化（以石家河文化精美陶器、后石家河文化所出精美玉器，以及冶炼技术为代表）相差很远，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及数量级上，显然没有实力和能力远征后者。此外，这两个文化都以农耕生计为基础，从族群生活逻辑评估，王湾三期文化所代表的族群和势力固然会有自我保卫的举动，但却很难想象其会有劳师远征的欲望和动机。 第六，从当时的作战方式和作战能力评估，从嵩山地区经过陆路远征石家河也是不可能的。近人往往将长途远征、远距离攻击视为理所当然，却忘记在没有马车和船运的上古时代，大规模长途远征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军队在敌方活动时，效率低下的运输系统使远距离作战者得不到粮食供应，这时通常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战士们自己携带粮食，要么趁敌人庄稼已经成熟但尚未收割或刚收割时发起进攻，抢夺敌人的粮食。征伐的距离越远，则时间越长，所带必多；多则行动速度慢，慢则使持续时间进一步拖延。如此这般，袭击者势必难以远征。哈森根据中美洲玛雅人的资料估计，携带军粮和武器步行的大部队每天只能前进19～32公里。据威斯特估计，远征持续的时间一般为4～6天，最长很难超过2周。这意味着袭击者所能达到的范围，其半径只能有2～3天最长1周的路程，即一般在50～80公里，最长很难超过150公里的范围内发起进攻。当然，通过与靠近敌方的团体结盟，或利用水上交通，可以使攻防范围扩大。从嵩山王城岗到天门石家河的直线距离为405公里，实际陆上距离远大于此，其间也没有水路可通，而且需穿越桐柏山、大洪山等自然障碍。这样的距离和自然条件，足以否定大禹集团是从嵩山出发远征石家河，也足以否定王湾三期文化是大禹文化而石家河文化是三苗文化的说法。 综上所述，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并非三苗文化，而就是文献中由尧、舜、禹等代表的族群所创造的文化；而所谓三苗则是该族群对生活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周边山地，如西邻之武陵山脉、巫山山脉、大巴山和川东丘陵，以及南邻之湘中丘陵、雪峰山和南岭等地猎民群体的泛称。这两个群体自皂市下层文化起就有互动，低地平原农民扮演文化创造者的角色，山地猎民则是良好的文化传播者；且自大溪文化以降，山地和平原之间通过专业分工与长途贸易，将这两种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族群交织融合在一起，开展更深入和频密的互动、来往、交易、摩擦、征服和战争。文献多有表达尧、舜、禹对三苗的防御和进攻，以及三苗在后石家河文化期间成功夺取低地农耕政权，这都是两大族群在长期互动历史中的插曲。后石家河文化高等级贵族所用玉器上，常可见到带有高庙遗风的獠牙刻纹、虎及鸟造型，皆可佐证三苗族群下山成为了平地的统治者。所以，俞伟超先生所谓楚、苗同源之说，若是从这种互动、交融的历史背景出发，其说可从。颛顼、尧、舜、三苗之三朝、夏、商之历史脉络，其实皆源自楚文明，夏也是楚国的王朝之一。 四、从治水传说之时空和社会背景推知夏王国所在之地 本研究系列论文从各种不同角度解析大禹治水传说的历史属性，为其进行时空定位，探究其古气候与社会历史背景，并以地理与环境等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以及一手考古证据所反映的社会状况为基础，逐一评论以往有关大禹治水的不同学说和观点，得出如下结论。 1. 大禹治水传说的社会背景 综合考察大禹治水传说的社会背景，可知创造该传说的文化应该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能够累积自我认知及认同观念，累积及传承自己的传说；因为有自身一脉相承的发展过程并进入自我反思的阶段，愿意思考、评价及传记自己的源头。而这种一脉相承的发展，基本上意味着定居生活。同时，该文明曾经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自我传播的精神，这样的话，在该文明消退后，其精神文化仍会被后世文明所传记和传承。 所以，只有那些原本生活在较固定的范围里，依靠自身内在发展，长期保留自我认同并具有一定文化权威性的族群，才会有能力创造并传承诸如大禹治水的故事。 此外，从治水传说具体情节来看，创造该传说的文化无疑是农耕文化，并且该农业依靠治水系统。相比较而言，稻作社群更擅于合作，拥有更丰富的用水和治水经验。所以，以大禹为代表进行群体性抗争的治水故事，发生于稻作农业区的可能性显然更高。而若从重新安排九州来看，大禹治水故事不会是某个势单力薄的“部落”或族群的故事，而应该是完整成熟的稻作农耕文明的故事。大禹打败外来占领者，恢复灌溉和国家体系，故也不是第一次建国，传说中在此之前已有颛顼先王，有尧、舜。大禹定九州，而在他之前，舜曾经安排过十二州。所以，大禹的故事是更古老的国家经过衰落后重新启动并进入新阶段的传说。 2. 大禹治水传说的时代背景 学界对于大禹故事年代的认知差异不大，一般定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本文依据发生于公元前1953年的五星聚天象评估，认为大禹生活的年代应在此前后，且认为文献所载尧舜时代可能在公元前第Ⅲ千纪中期，大约相当于公元前2500年前后。在尧舜时代与大禹时代之间还曾有过三苗统治的时代。尧舜、三苗和大禹三个时期分别对应于古气候4200事件之前、期间和之后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气候温暖湿润，水位长期持续升高，与文献对于尧舜时期洪水的描述基本相合。第二阶段发生于4200事件期间，此时夏季风时有减弱而致气候不稳，大幅波动，旱涝交替，亦与文献中有关三苗统治时期出现异常气候的记录相吻合。从大禹时代开始的第三阶段，气候转向干凉，洪灾减轻，这也是大禹治水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3. 大禹治水传说的地域背景 本文以自然科学和考古一手证据作为基础，逐一分析和评估了黄河上游、中下游和黄淮地区，以及长江上游、下游和中游在公元前第Ⅲ千纪前后的水患情况，并将各地水患治理的难度及需求，以及所在社会治水经验和能力的匹配情况作为考察重点，得出结论认为，大禹治水只可能发生于长江中游地区，其他地区在大禹时代或因水患并不严重（如黄河上游和中游、长江上游），或（和）因社会规模和组织化程度不高，致使实际治水能力、治水经验与水患规模严重不相称，因而不可能发生大规模治水之事（如黄河中下游、黄淮地区、长江下游）。 4.大禹治水传说的发生地就在长江中游江汉洞庭地区 从自然条件来说，江汉洞庭平原中心区为古云梦泽之地，地势低洼，易发洪涝，客观上常有治水的需求和必要性。就人文条件而言，澧阳洞庭平原为稻作萌生之地，至大禹时代该地以稻作农耕生计为基础的定居社会已经一脉相承地发展了六千多年。稻作农耕需要不断开沟挖渠，管理水土，所以，该地先民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用水、管水、治水的经验和技术。长期稳定的稻作定居生活也孕育和发展出与之相配套的稻作农耕文化，如历法与年节周期观念，家园、领土及以自我为中心的空间观念（包括最初的中央和八方，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九州观念）。经过四千余年的发展，该地稻作农业社会规模不断扩大，最终发展出以诸多城市为中心的连城邦国体系，这是当时东亚地区出现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区域规模最大、管理体系最发达、社会文明化程度最高，且对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文明。大型国家的出现、巨大的社会规模，使该社会具备修建大型水利工程、治理大的洪患灾害的组织能力。经过三苗乱政之后，该社会也有强烈的重整农田水利系统以恢复正常农耕生活和国家秩序的愿望和动机。最后，江汉洞庭地区以大溪—屈家岭—石家河—后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文明，至大禹时期已历经二千余年的发展，作为一个成熟而发达的大型成熟社会，长期保留自我认同并对外具有较大的文化权威性，亦有能力创造并传承诸如大禹治水的故事。 所以，文献所载尧、舜、鲧、禹故事的发生地，都在楚地江汉洞庭平原农耕区，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乃是楚文化的直接源头。而所谓三苗则是楚地农耕文明对位处其西邻和南邻山地的山地族群的泛称。楚、苗族群经历了长期的互动与交流，冲突与战争。 5.研究方法的讨论 从春秋战国到明清，由于缺第一手资料，人们只能从形态各异的口头传说和早已经过二手和三手改造的传世文献记载中进行历史想象和再造，在将禹推崇为水神或历史英雄的同时，亦衍生、附会和发明了各种禹迹和传说。此种现象更是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而使大禹的足迹和对大禹治水神的崇拜几乎遍及全中国。由于典籍形成关键时期在于周秦汉唐，而此时国家中心位于黄河流域，使传世典籍所反映的上古天下中心亦深深打上黄河中心（特别是洛阳）的烙印。近百年来，学界虽然先后经历了信古、疑古和释古学派的激荡，但遗憾的是，近几十年来的古史重建却仍以文献为囿，首先透过文献分析而划定上古国家的中心和范围，再按图索骥寻找相对应的考古遗址，给其中某些大型遗址贴上夏商都城的标签。需要警惕的是，若依循此种做法，所找到的只不过是汉唐人心目中的上古国家中心。设若上古国家中心曾经发生了变动，则此种探索，无异于刻舟求剑。 科学的历史复原无疑应该将这种颠倒的做法再颠倒过来，坚持以第一手资料和客观事实作为出发点，辩证地看待文献的价值。实际上，当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古气候与环境科学的研究成果，使我们能够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上观察和评估各个不同区域在大禹前后水患的基本情况，了解治水的需求、必要性及难度。而考古发掘、发现及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直接了解大禹前后社会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和证据，使评估大禹前后各个不同社会的治水经验、治水能力、治水的可能性等问题成为可能。本文严格遵循此种原则，并从人类生活的基本经验和逻辑出发，层层推进，探寻和复原大禹治水传说背后的历史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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