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夏文明到中华文明之二（杜学文）

以下文章来源于映像PICS ，作者杜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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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华夏文明在周时发生了蜕变，升华为以华夏为核心的更具生命力与包容性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其原因很多。本篇首先要讨论的是地域方面的变化。

一、中华地域的独特性

作为地理意义上的中华，其区域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在某些时候，可能会向更广阔的地域延展。在另一些时候，也会收缩。但是，这种变化又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它在总体上表现出一种稳定性。特别是其核心地区是稳定的。变化的是其周边地带。而且距核心地区越远，变动性越大。大致而言，呈现出一种以核心地区即中原为中心的辐射状态。

核心地带的稳固形态不仅具有地理意义，亦具有突出的文化意义。依据这一核心地带会逐渐向四方扩展、辐射，形成可视为中原地带的稳定区域，然后再继续向周边扩展，形成辐射区。这种辐射可能不是固定的，而是会像光的闪射一样，或长或短，时长时短，随着社会的变化显现出不同的状态。这就形成了一个以核心区为地理文化中心，逐层向周边扩展，再延伸为可能会变动的辐射区。

在中原的周边，还有更为广阔的地域，虽然并不能视为中原，却是以中原为向心点与文化认同的。这些区域的变化是频繁的。从政权的层面看，在很多时候，它们以中原为认同。在很多时候，又可能会脱离中原。有的成为某种割据政权控制的地区，有的虽然以中原为认同，却又与中原政权有政治上的区别。无论政权形式如何，均以中原为文化认同。或者说在文化与地理意义上认同中原，但在政治上可能会与中原分庭抗礼。

还有一些地区，历史上曾于某一时期认同中原，但终于与中原分道扬镳。当然，也有很多地域可能并不一定属于或认同中原，但经过时间的磨炼后，终于成为中原，或终于认同中原。这些中原之外更为广大的地域，不论是否可视为中原或认同中原，却在一定时期内属于中华，是中华文化影响之下的地域。当我们讨论中华的时候，可能是地理意义上的讨论，亦可能是文化意义上的讨论，还有可能是政权意义上的讨论。

作为地域意义上的中华，无论其疆域发生了什么变化，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华地域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基本上可以说与今天中国之国土形态相近。之所以说相近，是因为作为主权意义上的国土，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一些地区从今天国家主权的角度来看，应该属于中国。但实际上并不在中国的有效治理之中。一些地区今天的主权可能并不属于中国，但从文化的层面来看，仍然属于中华，或者与中华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只能以一种大致相近的概念来讨论中华地域之特点。

塔克拉玛干沙漠

首先要认识的是，中华地域具有一种“封而不闭，开而不放”的特殊性。在今天中国的西部，是世界屋脊。其中的喜马拉雅山脉被视为第四极，有世界最高峰。与其相连的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把东部的中国与西部的印度等国分割开来。其交通极为不便。西部地区从南向北横亘着昆仑山脉、天山山脉、阿尔泰山脉，以及兴都库什山脉、帕米尔山脉等。其间有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以及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等。这些山脉与沙漠形成了不同地区，特别是东西交通的阻隔。要通过这一带存在很多天然的障碍。北部是平坦开阔的蒙古高原，风蚀作用显著。沿线有阴山、燕山、大兴安岭等山脉。东南部为大海环绕，陆上交通并不存在，海上交通受限很多。大致来说，要到宋代才有了比较广泛的海洋航行能力。这样来看，中华地域被高山、沙漠、大海环绕，基本形成了自成一体的自然地理环境。它与外界的联系是薄弱的。这种地理环境对文明在幼小时期的生长是十分有利的。它可以呵护还十分弱小的文明萌芽，助其成长，使其不至于被更强大的力量摧毁。

但是，一个地区如果仅仅是封闭的，在其边际效应发挥到极致后，就会产生负效应。难以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就不可能转化出新的更具生命力的文化因子。因而也就会使文明进化的脚步停滞，使文明僵化。这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中华地域除了这种封闭性外，恰恰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相对的开放性。在这些山脉、沙漠之间，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通道，以及绿洲，使人们能够通达东西。尽管这并不容易，非常艰难。在《穆天子传》中就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周穆王西巡行走的路线，具体地证明了从内陆至西域是可以通行的。一些学者研究了玉器传播的特点，认为至少在周代以前就存在一条玉石东西向传输的“玉石之路”。如叶舒宪就认为，西域玉石材料向东方传输，是为“西玉东输”。而玉石文化，包括制作技术与玉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含义则由东方向西域传输，是为“东玉西输”。正是这种东西交通的实现，体现出文明进化需要的开放性，使华夏之地的文明能够不断地接受外来文化中于我有益的成分，并转化升华，蜕变为更具包容性与生命力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但是，这种开放性又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中华文明不同于两河文明，后者生成于广阔的平地，但无遮无挡，也就无法遏止更强大的力量的冲击。所以，这一带的文明虽然形成较早，但其更迭替代也十分频繁。中华文明亦不同于古埃及文明，在北非狭长的沙漠地带生成，被大海与沙漠包围，极为封闭，难以接受新的文化滋养，缺乏生命韧性。当更强大的力量来临时，原生文明就被摧毁消亡。幸运的是，中华地域显现出封闭与开放的统一，使其既能够得到呵护，又能够接受新的文化元素，并逐渐蜕变升华。

其次，我们要认识的是中华地域具有地理形势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现在大致的分野与具体的差异之结合上。所谓大致的分野，就是说中华地域被人们大致划分为不同的区域。而具体的差异则是说，在这种大致划分的地域中仍然存在许多的不同的地貌，并由此而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影响。

三阶梯图

人们提到比较多的是中华地域之三级阶梯。在其东南部，基本上是平原。由北往南有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这是第一级阶梯。由此往西，是从太行山隆起的黄土高原，一直到甘肃、青海一带。其北部紧接着的是蒙古高原，一直与西域连接起来。是为第二级阶梯。而在今四川西南部再往西往南，则是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是为第三级阶梯。这是中华地域最突出的特点。在第一、二级阶梯的大部分地区，适宜于农耕。而其他地区则更宜于游牧。其中的绿洲地带多为半耕半牧地区。但是，如果把海域加上的话，在中华之东南部，是另一级阶梯，或者也可以说是海平面形成的“零阶梯”。海洋与陆地不同，不能居住，但并非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海洋中的岛屿就可以住人。海洋也不能直接生成文明，但其对文明的生成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除了海洋的移动会改变陆地外，其形成的气流对陆地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会直接作用于人的活动，进而对文明的形成产生作用。如在今新疆、中亚一带，距离大海遥远，由海洋生成的暖湿气流对其影响较小，其气温干旱，温差极大，对植物的生长不利，也因此制约了人的活动，当然也影响了文明的生成。

人们也从其他角度对中华地域进行研究。如著名的胡焕庸线就很有代表性。胡焕庸以人口研究为出发点，提出从黑龙江爱晖（今黑河）至云南之腾冲拉出一条约45度的直线，可以看出中国人口分布的某种特点。这就是线之东南一侧，大约36%的土地供养着全国96%的人口，其生产以农耕为主。而线之西北一侧，约占64%的土地，人口仅占4%，且多事游牧。这条线也表现出生态意义上的差别。其东为高密度的人口、经济、社会形态，降水充沛，生态良好。而其西则人口聚集少，降水量小，沙漠、高原、绿洲等地貌多样复杂，生态比较脆弱。也有人从文明形态的层面来研究，认为胡焕庸线之东是农耕的、宗法的、儒教的，是大多数人理解中的传统中国。而其西则是游牧或狩猎的，是部族与血缘的，存在多元信仰与生活方式“非儒教”的形态。这种关于文明区别的观点虽然不一定准确，但也有一定的依据。

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曾提出一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观点。他认为从我国东北大兴安岭南段，北沿长城一线，西至河湟地区，再向南沿青藏高原东沿达云南北部，有一条长达万里的弧形地带。在这一地带活跃着众多的不同民族，留存有许多共同的文化。这一描述被英国的罗森教授命名为“中国弧”。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认为在这条弧线上的不同地区，可能会出现相同或相近的文化现象。这是因为这条弧线是一条文化交流带，同时也是一条不同生产方式与文化形态的交融带。其外侧，也就是西部、北部基本为游牧形态，内侧，也就是东部基本为农耕形态等等。

但是，这种大致的划分并不具备绝对性，而是包含了更复杂的多样性。即使是平原地区，也存在很多山脉。而在高原地区，同样存在农耕。美国著名东方学家拉铁摩尔认为，在中国存在着农耕、半耕半牧与游牧等不同的地域。在那些被视为游牧的地区，并不是没有农业，而是农业的形态与内陆不同。在西部的绿洲地带，农业显现得非常重要。但是，畜牧同样也很重要。不论研究者如何划分，都是一种简单的、大致的区别。其中仍然隐含着更多的复杂性。由此来看，中华地域最显著的特点是其丰富性。而这种丰富性又构成了其最突出的特点即唯一性。

这种唯一性是在与世界各地之地理环境进行比较中发现的。由此，我们可以讨论这种唯一性在农业发展乃至文明形成中的意义。因为文明形成与农业出现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有研究者进行了比较指出，中国农业的发展是因为其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作用下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农业文化生态系统。以长江中下游为例，尽管非洲的气候可能与其比较接近，但非洲蚊虫肆虐，传染病多，疾病压力大，人口寿命较短，劳动力缺乏，对形成需要大量人口与劳力的农耕文明来说，比较困难。美洲如玛雅等热带地区，植被生长旺盛，杂草丛生，挤占土地与村庄、城市的空间。这不仅耗费劳动力，也消耗了土地的养分，以至于人们必须不断地抛荒土地，开辟新地。这对农业的发展也非常不利。（陈胜前著，《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学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第1版，第192页）而在中亚一带，其土地沙漠化严重，气候干燥，降水量偏少，水分蒸发大，气温变化激烈，农业的发展面临很多挑战。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中华地域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特别是对农业的发展而言，是最为理想的地区。其中原，更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发祥地。正是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文明的形成、进化。这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是密不可分的。

也正因此，中原地区形成的文明，虽然并不是最早的，但却是最具生命力的。她表现出持之以恒的成长状态和无与伦比的生命韧性，亦具有强大的物质与精神的吸引力。赵汀阳提出了“旋涡模式”的观点，认为中原周边各族群被中原这个强大的“旋涡”所吸引。一旦被吸入这个旋涡，就会不自觉地转化为中原或者说华夏，形成文化意义上的同化。其原因，就是中原地区具有较为发达的文化、在此基础之上的物质财富，乃至因此而形成的文化正统观念与精神世界之号召力及其普遍可分享性。这种号召力与分享性，赵汀阳认为有这样几个因素。一是汉字率先具备了构建精神世界的能力；二是具有最大的解释能力与反思能力的思想系统，以及解释万物，解释人类生活和政治，解释世界观与历史观的能力；三是周朝创制的天下体系，以及选择周朝创作的天命传承神话来解释自己的王霸故事，将自己的王朝加入以黄帝为始的悠久政治传承叙事之中，以此来解释其政治合法性。（赵汀杨著，《惠此中国》，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6月第1版，第46页）这种以黄帝为始的文化认同应该是中华之地极为重要、极为独特的文化现象。

二、周代之前中华地域的演变

中华人文始祖是伏羲氏。传说其感天地之精髓而画八卦。在那一时期，已经有了初始的文字。但伏羲氏活动的地域却还存在很大的争议。至炎黄时期，主要由炎帝与黄帝部族融合之后形成的华夏族群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的活动地域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学者们往往喜欢把炎黄二帝论证为自己所在地区的人。这其中可能有许多理论上的依据，但往往偏执一词，不够客观。结合近年来考古研究的成果与典籍记载的历史，更多的人认为炎黄联盟最重要的活动地域在夏，也就是今晋南、关中与豫西一带。其中的汾渭平原是最核心的区域。不过，这种分析也仅仅是指华夏族群的主要活动地，而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具有行政意义的控制区。事实很可能是，在以夏为核心的地带，华夏族群不断向四周拓展，以至于对更偏远的地区产生了影响。有研究者认为，“楚人把神农崇羊重农的文化带到广州，所以广州出现了楚庭五羊衔来五谷的传说，这是羊城、穗城的由来。炎黄子孙翻山越岭，到达福建，福建人又把神农炎帝信仰传播到台湾地区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周运中著，《神农炎帝从山西走向世界》，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第7页）不论这些分析是否准确，有一点是可信的。这就是炎黄时期，华夏族群的活动地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渐扩大。但是，我们并不能认为这种扩大是一种政治控制力的扩大。它很可能只是一种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力在扩大，也就是文化影响力的扩大。

伏羲氏

今天的考古研究已经能够证明，至少尧舜禹三代在以陶寺为中心的晋南地区建都，形成了史籍记载的政治中心。《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尧“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便章百姓，合和万国”。这里的万国，应该只是指其多，而不是有一万个古国。这么多的古国其地域布局是什么，在什么地方，史籍不载。同时，尧与万国的关系，也不是上下隶属的行政关系，很可能是左右东西的联盟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互不隶属的平行关系。但由于“能明驯德”，使这些古国能够在尧的协调凝聚下“合和”起来，即《尧典》中所说的“协和万邦”。所谓“协和”，就不是统治与管理的关系，而是一种松散的联盟关系。在《尧典》与《史记》中曾记载尧命羲仲往东方汤谷，羲叔往南方交趾，和仲往西方昧谷，和叔往北方幽都，以观天象。这四方之地具体在今之何处，似难清晰考证。但可以看到，尧时人们的活动地域还是非常广大的。不过也不能证明这四方之地均归尧来管辖。因为在尧的时代，行政权力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更谈不上体系化。

尧命禹治水，也可以看出禹所到之处与当时统辖地域的关系。按照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的观点，大禹治水“自冀州始”。就是说他是从冀州，也就是夏之地开始了治水活动。依次有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司马迁的描述主要参考了《禹贡》。从这样的记载来看，大禹治水的足迹已经踏遍了中原及其邻近地区。东至大海，南至浙江、福建一带，西至巴蜀之地，北至山西、河北北部。这应该是其治水的大致区域，也是中国人最早的地域认同。不过现在研究者多认为《禹贡》并不是大禹治水时“禹迹茫茫”的记录，而是后人借大禹之治水表达的关于中国地域的理想图景。也就是说，它并不是现实中的，而是理想中的。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可靠的观点。其一是大禹治水确实涉及了今之中国的许多地区。如大禹曾娶涂山氏为妻，生启。因治水繁忙不及顾家，涂山氏曾作《候人歌》以表思念。考古学家在今安徽蚌埠禹会村发现了一处大型遗址，应为当年禹合诸侯之地，能够证明大禹的足迹已经来到这一带。而在浙江绍兴有大禹陵，是为大禹逝世后的陵墓。这也说明他曾来到这一带。不过，大禹曾经到过的地方并不等于是尧舜或禹夏统治的地方。所谓“禹合诸侯”，说明这些所谓的诸侯在涂山被禹“联合”起来。这种联合并不是行政权力的结果，而是治水影响的结果。因为大家不与大禹联合，自己的水就治不好。禹是一个治水的中心人物，却不是代表政权统属的人物。所以我们也难以证明，在禹夏时期，其统治区域已经遍及九州之地。

《史记》中记载，大禹治水之后还未即位时，其影响所及，“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这是舜在位而禹治水之后的地域情况。但并不是说当时已经对这些地区形成了有效的统治，只是其势力与影响所及。可能的情况是，夏禹掌国，其有效控制范围在今河南中北部、山西南部，与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相当。（张传玺著，《从“协和万邦”到“海内一统”：先秦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1月第1版，第16页）随着夏势力的增强，其控制地域不断扩展。《史记·夏本纪》就记录了禹之后实行分封，用国为姓，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十二姓。所谓什么什么氏，指的是地之名，也可能是所业之名。不过这些地方的具体地点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考证。按照《史记》所记，越王勾践，其祖为夏少康的庶子，被分封于会稽（今绍兴），以守护祭祀大禹之陵。这说明至少在夏少康之时，对绍兴一带已经有了比较有效的管理。夏初，皋陶逝，禹封其后于英、六两地，在今安徽之金寨、六安附近，是为九州之扬州属地。从这些零星的记载来看，与《禹贡》所言有许多一致之处。

商汤伐夏桀，历史拉开了新的一页。殷商逐渐成为取代夏的中央王朝。夏、商、周三代，从朝代的意义来看有先后之序。但从其存在的形态来看，商周均从夏立，也就是为夏所封。只是它们发展的情况不同，实力各有变化。但无论商周，均称自己为夏人，是夏的继承者。所谓“因于夏礼”，也就是说，他们均以夏为正统。商之先祖契，被舜封于商（今河南商丘），逐渐发展，据有夏之东方的河南东部、山东西部、河北南部等地。夏桀无道，商汤终取而代之。据说商之统治体制继承了夏，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改进发展。《史记》中也记载了契对后人的分封，同样是以国为姓，有殷氏、米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等。这些地方具体何在仍需要研究，但从其名目来看多在夏之东方，都是商之子姓诸侯，为商一脉。此外还有蒲姑、九侯、鄂侯、崇侯、恶来、豕韦等诸侯，与商之关系应该比较密切。如其中的鄂侯，本在今山西乡宁一带，为商之重臣。这说明商在晋南有较大的影响。可以佐证这一点的是不降（历史人名）为夏君时，商曾灭皮氏。皮氏在今山西河津。这大致可以说明商还仅只是夏封之诸侯国时，已经控制了晋南的一些地方。早期商代文化遗存在山西也比较丰富。如东下封商城、垣曲商城，以及各地发现的青铜器。如在山西吕梁发现的柳林高红遗址、灵石旌介墓等均为商晚期之遗存。商在夏之西部今陕西一带也有很大的势力。周就是商之方国或诸侯。在商强大时，曾以西伯，也就是后之周文王为重臣。商在西北西南一带也有较大影响。如荆蛮、庸、蜀、羌、髳、微、卢、彭、濮、氐等与商均有关系。商王武丁时殷道复兴，是商之极有作为的君王。《诗经·商颂》叙武丁向南方拓展，与活跃在江汉一带的荆楚势力碰撞。所谓“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黄河流域的商人击败了江汉地区的楚人，“标志着中原华夏文化区与江汉荆楚文化区之间的接触已经相当频繁”。（陈鸿彝著，《中华交通史话》，中华书局出版，2013年4月第1版，第27页）武丁时也向北方拓展，进攻燕山南北之鬼方、土方，征伐甘陇一带之羌方。商纣王时亦曾出兵东南，击夷方、人方，把疆土向江淮地区拓展。《诗经·商颂》言，“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所谓“四海”，东为今黄海，西为今青海湖，南为云梦泽今洞庭湖一带，北为今渤海。在《汉书》中曾有记载曰“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朔方”。这种说法虽然比较含混，但与《诗经》之言亦较近。大致而言，商时，其势力所及，“包括了传说中炎帝、黄帝、尧、舜、禹全盛时期的所有活动区域”（同上，第28页），使华夏文明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到新的整合。

大致来看，夏商及其之前的政权所控制的地域表现出明显的特点。首先它们均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心区域。在这个区域中，各代王朝均有比较有效的统治。其次，在其周边，有许多关系相对密切的诸侯国、方国。它们之间的政治联系有突出的弹性、相对性，并不稳定，是一种弱统治。再次，在更远的区域，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合作，但还不能说是统治或控制，更多的是一种影响、联系。即使在其中心地区，也不一定是对这一地域的全方位统治，还有很多地方是统治不了的。在相对偏远的地区，很可能只是与其中的某一个部族或方国有联系，还不能认为与这一地域的所有方国或部族均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除了政治权力的控制外，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不同时期文化影响的深刻性。这就是当时各方国、诸侯国等对华夏正统的认同。这其中当然有血缘关系的原因，但很可能是亲缘与利益关系的原因占有较大的成分。也就是说，华夏腹地不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政治文化的发展水平也比较高。这使不同地域的人们产生了文化的向往，对其有极大的吸引力。如商周，不论其发展水平如何，实力是否强大，均以夏为正统。即使在他们掌握了中央政权之后，亦以夏人自称。这正是中华地域观念中最为突出的特点，至周时表现得极为典型。

三、海内一统的历史时刻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周之前，以华夏为核心的中华地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对“夏”的普遍认同之中。不论政治治理、政权形式如何，华夏是其文化认同的核心。其次，以华夏中原为中心地域的政权控制范围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总的倾向是往四方拓展。再次，各朝政治对各地的控制形式是多样的。对一些地域而言，其控制是有效的，其行政形态比较强。另一些地域则表现出复杂性。可能是联盟，可能是随机性的合作，也可能是一种交流、联系。从地域的角度来看，还不是一种行政权力的全面覆盖。即使是其中心区域也存在行政管理的“盲点”。这种现象在周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用研究者的话来说，即是实现了从“协和万邦”向“海内一统”的转化。（张传玺著，《从“协和万邦”到“海内一统”：先秦的政治文明》）李零认为，周立，中华实现了第一次大一统，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大一统是建立在政治治理之上的文化认同，也非常突出地表现在地域的整合方面。

武王克商，已对周所控制之地进行了分封。成王即位，周公旦摄政后，经管蔡之乱，又开始从战略的层面进行大分封，就是“封建亲戚，以蕃屛周”。其原则是“选建明德”，要经过周王与主要公卿的推荐评议来选定受封对象。其所封，首先是“亲”，乃周武王姬姓直系亲族。其次是“功”，为建周有大功勋者。如姜尚姜子牙太公望。再次是“宾”，即前代帝王或圣贤之后人。之后是“贤”，指当时社会上有名望的贤达之士。再后是“能”，多为各地之酋邦首领。这种分封，从屏护周王室的战略意图出发，遍及各地。其核心地带是齐、鲁、卫、晋，控制商人故地，并以晋镇压。封燕，以阻东北向之戎狄与殷商遗族南下。封宋，以树立由商归化周的典范等等。从史籍所记来看，周之分封涉及地域非常广泛。如文王之伯父仲雍为示退让，从老家吴邑岐山附近迁居至今无锡虞山一带，称此地为“吴”，被视为吴之始祖。封楚王熊绎为楚子。封秦人之祖非子于关陇一带，控制渭水上游地区。封神农之后于焦，在今安徽亳县一带等等。在《荀子·儒效》中记有“武王崩，周公兼治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也就是说，仅姬姓宗亲所封之诸侯国就有五十三个。此外还有其他的各种封国。按照《礼记·王制》的说法，西周王朝应有大约一千七八百个各类国家。这个数字虽然并不一定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反映，但仍然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西周时期诸国纷攘的地域状况。单纯从周之分封来看，其地域之广阔已至以中原为中心的今天中国大陆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各地。

但是，这种分封并不是说已经能够控制所封地的全部地区。实际上这些地区仍然存在没有接受周之统领的族群与地域。比如封叔虞于唐，也就是后来的晋，并不等于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晋地均在周之统领中。事实是，当时的唐仅是一个“方百里”的地区。对于周王室而言，唐晋之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屏护王室的整体战略布局中。在唐晋之地周边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国及戎狄人民，均为周所不能控制的地区。楚虽为周所封，却不从周，不断向周之姬姓攻击，有明显的悖周之举。周昭王两次出兵伐楚，终溺于汉水而亡。在楚之周边，还有诸如徐、舒、六、黄等殷商旧族，对周进行反抗。另一方面，除了这些封地之外，还有更多的地域不在周之控制之中。从比较大的范围来看，包括如今之湖北南部以南的地区，江淮以南的地区，东北地区等等。它们虽然均处于农耕地带，但并不是周立之后就成为可统领的属地。在周立之后八百年左右的历史中，中华大地展开了一次持久的、广泛的，同时也是非常深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整合进程。这种整合，不仅推动了地域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文化的认同，并为之后秦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第二次统一奠定了深刻的基础。

周立，各地的封国开始了争先恐后的大拓展。这种拓展虽然表现在地域与政治的变化之中，其深层原因却是新的社会关系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各封国之实力强弱消长，兼并博弈。总体上是周之实力不断提升强化，周所统领的地域逐渐扩大。

首先是所封诸侯国逐渐控制了其封地内部乃至周边的地区，使其地域不断扩大。以晋为例，在其周边至少就有二十多个各类国家。据考古发现与典籍记载，其中有魏、芮、韩、耿、冀、隗（倗、霸或格、柤）、贾、先、荀、董、郇、柏、虞、虢等国。至晋献公时，并国十七，均收为晋国之地；又有服国三十八，其控制地域不断拓展。晋国基本统一了今晋南汾河流域地区，成为大国，进而成其霸业。还有齐桓公并国三十五；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等等。（谢尧亭著，《晋国兴衰六百年》，三晋出版社出版，2019年7月第1版，第22页）从这些记载来看，周之地域的拓展是非常明显的。

更重要的是周之各代，不断向四边延伸势力，逐渐兼并了各地之戎狄夷蛮所控之地。在东北，燕的势力逐渐延伸，进入东北之腹部。在东南一带，除向江淮地区延伸外，楚并吴越，使东南部地区尽归周室。楚的控制与影响地区逐渐进入今之两广岭南。在西部，巴蜀亦为秦楚所据。最重要的西北地区，秦据广阔的河西以西，并进入巴蜀之域。晋及其后之赵向山陕冀蒙地带拓展，至战国时期，终于将势力突入长城以北一带，控制阴山、燕山之南。大致来看，有周一代，所控制地域已达童恩正所言之半月形农耕地带，或者说其所控之地已经是“中国弧”之东部农耕地区。而在其西北部、西南部之游牧与半游牧半农耕地区，亦逐渐深入。《穆天子传》中就记载了周穆王西巡之经历。其在雁门关之北受到了犬戎的接待，又在河曲之地与河伯相会，并继续向西，直至西王母地。虽然我们并不能认为这些地区均归周所有，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周穆王时，周与北部、西部游牧族群有比较密切的联系。有研究者指出，周之先祖古公亶父时已与西部游牧族群缔结盟约，将其侍卫长季绰派到葱岭之东出产玉石的地区，以控制玉石的开采。在大约距今3000年的时候，周将一批陕西地区的人移居至今新疆叶尔羌一带，向昆仑山北麓著名的和阗玉产地移民，建立了“赤乌氏”国。所谓“赤乌”，为陕西“周”之音，是为“周氏”之国。周穆王西巡曾至此地。（沈福伟著，《中国与欧洲文明》，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2018年7月第1版，第19页）由此可见，周之影响已经跨越“中国弧”，抵达西北部之游牧地带。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周在这一带已经建立了长期稳固的政权统治。

这种地域的拓展与整合，也体现在诸侯属国的迁徙方面。许倬云先生据研究者之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周时各国多有迁移。其中有原古国，有周边戎狄之国，亦有很多姬姓之国。如康叔始封于康，在周京畿，后移封于妹土，为卫国。郑国，始封于今陕西同华之间，后东迁于今新郑一带。吴国，初吴之祖太伯仲雍封于河东虞国，可能后迁，终至吴。北燕，原封于河南郾城，徙河北玉田，后至蓟丘。而钱穆又言其迁河北前曾迁山西太岳之北、管涔之南，汾水上游一带等等。（许倬云著，《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21年8月第4次印刷，第168页）从这些迁徙的动向来看，或者由周室之地向河洛一带，或者向周边四方。其目的均为加强周之核心地带的控制，并向四边拓展。

大致来看，周之地域形成了一个由控制力强弱形成的层级状态。最核心处是以中原，或夏之地域为主的强控制区域。主要是汾渭平原为主的晋南、关中、豫西地区。其次是围绕中原形成的弱控制地带。如秦之西部、楚及其南部、东部沿海地区、江淮以东以南地区等。再次是周影响所及之地。如岭南一带、西域地区、北方草原南部、东北北部等。按照许倬云先生的梳理，特别是据考古发现，可见周王朝影响的大致范围。东部辽西之喀左马厂沟及其周边地区曾出土了十余批窖藏商周青铜器。在西部陇右一带，如灵台与平凉两县出土了数十座西周墓葬。在巴蜀地区，如彭县曾出土商周时期的滘藏青铜器。广汉出土的玉件如璋璧圭琮，也是商周礼器中常见的。南部之广西广东，也有若干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出现。尽管这只是一种点状的现象，却也可见周文化在各地影响之情状。（许倬云著，《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21年8月第4次印刷，第206页）由此可知，以农耕为主的中国弧东部，基本为周所治。虽然其中不同政治势力的博弈兼并一直没有终止，但基本上是以周为尊。这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是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影响了当时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与思想观念。黄河流域粟作植物的种植形成了粟作耕作地带。长江流域则形成了稻作耕作地带。这两种耕作方式各有特点，又互补共生，形成了生产结构的交流、支撑。黄河南北因不同生产方式，主要是农耕与游牧的博弈，往往产生碰撞融合，对粟作地带产生冲击影响。在这样的时期，由于有广阔的江南稻作地区可使粟作地带有强大的战略回旋余地，其人口、文化得以保存。江南则由于其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亦不断北上，形成与黄河流域文化的交融，使华夏文化南下延展。而这种生产方式又对其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就是耕作的周期性要求形成了定居生活，对天地自然的尊重形成了天命为主、人与自然相分而又相合的意识形态，以家族为主又不断吸纳外来族群及其文化的社会形态等等。以楚为例，起先与周关系密切，后来自称不与华夏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江南荆楚之地开山辟地，征战博弈，不断扩充自己的地域，终于成为周之南部的大国，且常北上袭扰周之腹地，甚至“观兵于周疆，问鼎之轻重，祭于河而返”。这些行为一方面说明楚之实力不断壮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楚对中原正统的向往。其兵锋所至，必掳掠大批人口、财物、宝器，连同典册鼎彝等国之重器。可见其对中原文化的重视。以至于战国时期，楚所保留之周代礼仪制度超过了中原各国。（陈鸿彝著，《中华交通史话》，中华书局出版，2013年4月第1版，第62页）这种现象乃因春秋以来南北之大交流、大融合，华夏文化能够向南部拓展，终使周之广阔地域形成了以政治一统为表现的文化一统。尽管东周后周王室已不断衰弱，但其象征意义、文化意义仍然极为重要。“尊王攘夷”是各国举兵行事之正当旗号。各国之征战兼并，均以获取周王室之支持为正当理由。其中暗含的文化意义是对中原文化正统地位的承认与追求。

从地域的角度说，某一政权形式出现之后，即开始了适宜于自身的整合。这种整合的手段主要是政治与军事的，但也仍然是建立在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之上的。其更深层的背景是文化，特别是对华夏文化的认同。夏商时期，政权形式在不断完善，其地域也在扩大。但是，只有到了周朝建立，地域才表现出空前的扩展，以至基本覆盖了整个农耕地区，并延及游牧与半游牧半农耕地区，地跨中国弧之东西两端。但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地域整合是在中国弧之东部农耕地区完成的。其人口占据了最大多数，农耕成为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影响中国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并由此决定了中国之社会结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方法论。其政权管理的不断完善与体系化奠定了之后中国社会的基本治理形态。至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争雄，诸侯兼并，所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为秦之统一奠定了社会基础。所谓“春秋无义战”的现象背后，是华夏民族与其他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大统一，体现了追求统一的历史必然与内在逻辑，终于形成了以华夏族群为核心，兼有其他族群的具有共同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认同的伟大的中华民族。

原标题：《从华夏文明到中华文明之二（杜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