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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朝代，在这个时期，农民终于有了自由身，土地也可以买卖，城市化发展迅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当然，它给后世留下的问题也颇为不少。 诸如北宋时期的熙宁变法，两宋交替之际的靖康之难，还有南渡以后的诸多黑暗与腐败。但无论如何，熟于宋史，热衷于那个繁华时代的人，都对于当时中国之先进而莫衷一是。
估计也正是这一点，则让后人更加惋惜，惋惜于历史为何没有偏向东方，社会的转型为何又没有青睐这片土地，明明处在变革之中的华夏，却偏偏停下了脚步。 凭什么穷鬼一样的西方能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而繁华的东方则没能做到？这个历史之疑，今天咱就讲个明白。 首先，要知道阻碍大宋社会进步的关键是人口问题。正如我的标题所言，人口巨增，土地兼并，大宋想抓住转型的风口，想完成社会变革，人口这个包袱却成为了其蜕变的障碍。 我可以在这里毫不客气地讲，中国自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历代兴衰均源于人口。要么是人口过少，要么是人口过多。 为什么人口问题在中国的社会里会变得这么突显？那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人地不可调和是这种社会中的普遍矛盾。这个矛盾处理得好则兴，处理得不好则亡。
大家可以换个角度思考一下，为什么宋朝以前的中国，积极对外，武德充沛，为什么宋朝开始及其以后的中国，反而消极保守，文强武弱？其原因正是在人口这个点上。 由于一片土地在相对的历史阶段，能创造的财富是有限的，能养活的人口和富裕阶层也是有限的。所以，人口增多的情况下，弊大于利。北宋时期国境狭小不说，人口还突破一亿，据《宋史·志·三十八卷·地理一》记载，崇宁元年全国户数达到20264370户，人45324154口，大观年间全国户数20882258户，人46734784口。 单看史籍记载增长不大，而且户口比仅在2上下，与我们的理解十分矛盾，实际不然，之所以理解有差，是因为宋代的统计规则不同于今天。宋代统计口数，只将有劳动能力的男丁算入，所以，女性、未成年、超过年龄规定的老人，以及客户尚未算入，这便是为啥上述户数口数增长不大的原因。 但以今人推理及古人估算，封建时代平均每家五口的规模，按此要求则可以估得，大宋崇宁元年人口已达101321850人，大观年间人口则为104411290人，这一人口盛况，在那个时代，无论如何都是无比壮观。
可与大宋不同的是，汉唐统计口数则是不论男女老幼统统算入，据《旧唐书·志·卷十八·地理一》记载，粗略估计，整个唐代的户数大致在8412871户，人口在48143690人，而以唐代杜佑《通典·食货七》所记，唐朝人口之盛，在玄宗天宝十四载，户数8914790户，口数52919390人，要比旧唐书记载的数量更多。 而唐朝的人口峰值，是自李渊武德元年到李隆基天宝年末，已历138年，经战争损耗、脱籍逃田以及官奴婢、伶人乐师、私人武装不计，唐朝人口也就在五千多万上下。同样的时间段，大宋尤其是北宋时期，竟然已近唐人口两倍。
人口巨增之疯狂，实属封建社会之罕见。在这种人口规模迅速膨胀之下，内患风险自然也就大大高于过去几个朝代，加之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兼并亦迅于前代。相应的，流民、破产农民也不会少于当时之史载，那么面临这样的内患，以宋廷的风格，则只能将之招安豢养，故厢军庞大也不是没有原因。 此外，内患风险由于人口增加而增加，武官的重要性便会因之提升，而由于受唐末藩镇割据、武将擅权之弊所影响，在人口巨增的情况下，宋朝必然会选择削弱武官，军事上频频吃亏、战局往往多败，国土复不敷出，亦由此而生。 相反，唐朝却能控疆万里，横扫四夷，独步天下，所向披靡，则是其吃到了人口规模适中的好处。将其全国一切人口算入，最多也就八千万左右。之所以控制有力，一是由于隋末战争导致生灵涂炭，新朝开立，人口规模过小，二是采用府兵制和均田制。在开国后的国势上升期，田制可以有效地抑制人地矛盾，兵制则在客观上消减了人口的膨胀。
所以玄宗及其以前，大唐虽然人口仅有五千多万，却能做到吊打周遭蛮夷，威慑四方。正是人口规模压力得到延缓，土地兼并矛盾没有彻底激化所致。自然的，宽容自信且开放的环境也就油然而生，经济发展，文学艺术创造就会突飞猛进。 所以，纵观历朝兴衰，基于农民和土地所形成的人口问题，是决定着王朝兴衰、社会进步与倒退的关键。 其次、人口巨增，社会包容性“心有余而力不足”大宋建国还不过三代，就已经是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种土地兼并的变态发展，都是由于宋朝一无限制土地自由买卖的政策，二无对外用兵的长期要求，加之赵家对内怀柔，令国人看到了加大繁衍可以获益的机会所致，尤其是宋辽和议以后，南北相安，不闻兵戈。 事农生产成为要务，追求富裕生活蔚然成风。然而这种事，可能存在公平公正吗？在当时以地主为统治阶级，私有制为生产所有制的前提下。 最终获利的只有皇亲贵胄、寺庙僧院、地主豪绅，因为在致富的起跑线上，他们已经拥有了普通百姓梦寐以求的生活。 而在不平等的竞争下，富者以资扩张，贫者以人扩张。这笔账，放谁也能算清楚，贫者繁衍后代并养育成丁的周期，必然赶不上富家资本获取高回报的周期。等贫者后代具备劳动能力后，家里还能不能拥有土地都两说了。所以不成为流民、破产农民都很难。
但纵使这种不平等普遍存在，人也要吃饭，要么走正道种地、卖苦力、读书学艺，要么走歪路投机倒把、偷盗抢劫、聚众闹事。故而，我们可以看到，两宋时代，除了农田广泛增加之外，人口也发生了大量分化。 土地开发方面，在太原，河东之民惜田而不葬其亲；在绍兴，镜湖三百里，为人侵耕几尽；在阆州，南池数百里已为平陆；北宋方勺的《泊宅编》中也有载：七闽地狭瘠而水源浅…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即便土地如此紧张，大宋朝廷依旧卖力扶植，大中祥符四年，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由此来看，当时中国农业之盛，已是南方梯田遍野，而北方寸土无闲，但这一派繁忙景象，真的就是很好吗？
非也，不仅不好，还深埋祸患。看似官方勤政重农，实则重利轻民。土地开发之广，地力压榨之至，只会大肆削弱自然的抗风险能力，没了自然环境的有效防护，不论水灾火灾、旱灾冰灾抑或流民战争，损失最大的，一定是农田，其产生的损失将是翻倍且不断扩大的。 另一面，人口的急剧膨胀，超过了土地的供养能力后，大量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无法发挥生产作用，就会向非农业领域转移，群众便形成分化。宋朝建立后，城市中废除了唐代的坊市，商品经济得以发展，市民阶层扩大，而城市化能如此迅猛，和人口规模膨胀，劳动力转移分不开。
在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南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中都有对于诸色杂役、闲人游民相当笔墨的记载。比如遛猫逗狗、擎鹰驾鹞、跑腿带话、说和交易(时人谓之涉儿，今人嘲之街溜子)、划拳吹水、好勇斗狠，或者说书唱曲、戏法杂技、攀权附贵、倒买倒卖、走街串巷、开铺弄行各种非农行当，一应俱全。 但是宋朝再发达不是现代国度，城市化程度再高，也大多体现在汴京、临安、成都等地区性大城市。行业品类虽为繁多，却无一家一店能雇佣大量人员、能在城市外壮大，手工制造发达也是以官营为主。所以，别说资本主义经济，萌芽都不存在，民间仍旧有相当量的无业群众在流动而得不到消化。
故指望繁华富裕的大宋，在三百年余年间做到社会变革，那是不可能的。单单大小农民起义便达到四百余次，且人口规模日渐膨胀，领土还逐渐变小，它除了劳心费力的解决人力过剩带来的社会诸多矛盾之外，怎么有机会、有精力去顾及社会的转型呢？有粮而不养，有地而不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苟安、苟活。 总结资本主义社会要想诞生，不一定人多，劳动力满满就代表条件足够，凡事过犹不及。人多，田地就多，田地就多，养活的人口就不得不膨胀，那么事农的劳动力就会越来越廉价。 最终坐拥巨大财富的只有是地主阶级，赔本赚吆喝的就是农民阶级。且由于人口规模过大，土地开发过度，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获利成本最低的就是种地，他们宁愿把钱用作买田，也不会去开店、开工场，尤其是后者，那是需要从零起步，占用土地的。
加上宋廷安于现状，重文轻武，上无开疆之心，下无辟土之志，对外与夷狄财货而两立，对内纵地主并田而不暇，人口得不到减压，财富得不到剧积，变革环境十不存一，真能成功除非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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