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危机中批判理论的再思考 作者：Beate Jahn，苏塞克斯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和欧洲国际研究协会（EISA）主席。研究兴趣为批判性经典理论、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出版物包括《道德与政治》（1993）、《国际关系的文化建构》（2000）、《国际关系中的经典理论》（2006）和《自由国际主义》（2013）。 编译：王浩宇（国政学人编译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Jahn B. Critical theory in crisis? a reconside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1;27(4):1274-1299. doi:10.1177/13540661211049491  导读 民粹主义的兴起引起了对批判理论的关注，许多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如果要解决当前的政治发展问题，需要对批判理论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本文主要分三步进行论证：首先，通过一个经验主义（empirical）的描述表明批判理论在政治上非常成功，并引出疑问：鉴于这些历史成就，为什么这么多批判理论家对他们的方法论不满意？其次，对批判理论的理论重建表明这种成功导致了批判理论家与他们自己的方法路径的疏离。最后，文章得出结论，批判理论的任务不在于放弃其核心原则——拒绝参与解决问题、拒绝将理论与历史分开，而在于将它们系统地应用于新的历史背景。 本文写作难度较大，作者耗时多年完成该篇文章。作者通过观察并搜集学界批判理论动态与应用，引用众多批判理论家的观点与著作，对近年来批判理论的发展与现状具有较为清晰的认知。 批判理论的发展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不同视角与路径，有利于减少国际关系研究的“同质化”和“学术霸权”。其次，批判理论唤起对国际关系以及社会科学“元理论”的关注。最后，批判理论对主流理论对国际现象的解释具有一定的补充作用。但是，批判理论影响力有限，特别是受到“行为革命”、“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影响，批判理论无论从研究目的和研究路径方面都逐渐被同化，这导致批判理论失去其本源特点并造成批判理论家的自我怀疑。 作者认为，批判理论家只有减少对主流理论流派的靠拢，回归批判理论传统才能走出危机并重振批判理论。文章最后部分，作者对“知识经济”对学术研究的影响的反思令人印象深刻，笔者认为，从某种角度来说，“知识经济社会”或将阻碍学术研究的百家争鸣。 引言 批判理论最初是作为对20世纪20—30年代的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回应而诞生的（Horkheimer, 1968; Morton, 2003）。更具体地说，批判理论一直致力于反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厌女症、恐同症、反智主义、经济不平等和权力政治。然而，近年民粹主义的兴起对批判理论提出了特别的挑战。 批判理论家对于批判理论的历史作用及其潜力缺少共识。对许多国际关系（IR）学者来说，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凸显了对批判理论未能实现其解放性政治目标的长期担忧（Andrews, 2013: 67, 72; Austin et al., 2019: 4; Kurki, 2011: 129；Michelsen, 2018；另见Murphy, 2007: 118）。许多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家对自己的方法论感到失望（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view, 2021; Security Dialogue, 2019），对其缺点的解释以及解决方案也大相径庭。一些学者认为，批判理论未能实现其解放的目标，因为他们过于注重元理论和理论工作，忽视了对具体政治问题的参与，也没有进行实证研究，以提供令人信服的世界政治的替代性描述（Anievas, 2005; Brown, 2013: 490; Browning and McDonald, 2011: 235; Hamati-Ataya, 2013; Schmid, 2018: 1；Sylvester, 2013: 615）。如果批判理论从事“批判性问题的解决”（Post-Critical IR?, 2018），专注于对紧迫的政治问题进行实证分析，而不是从事元理论反思，或将提高其政治效率。 第二种观点认为，批判理论与当代政治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的根源在于批判理论本身的原始概念的（各种）非批判性方面。它无法把握不同形式的知识及其政治影响，批判理论与历史脱节，需要更新以便能与当代政治问题相关联。 第三种立场认为并非批判理论的原始概念包含了非批判性的因素，而是它的后续发展出现问题。因此，批判理论被指责为一种“失控”的发展，它把一些最初的、仍然有效的核心假设抛之脑后。解决办法在于回到批判理论的原始表述，可以通过恢复批判理论的一个权威分支来重新建立其政治相关性。 这些不同的补救措施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些分析声称，批判理论之所以失败，要么是因为它与历史脱节（超脱或落后），要么是因为它与实践脱节。然而这种说法直接违背了批判理论的两个核心假设：即所有的知识都是历史的，理论就是实践。 实践中的批判理论 本节对1980年代以来批判理论在IR中的表现进行了经验性的说明，以检验以下两个说法：批判理论与历史和实践脱节。 关于批判理论与历史脱节的说法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批判理论未能解决历史上的相关问题；二是指批判理论自身的分析概念没有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发展。 将批判理论引入国际关系中，与1980年代的第二次冷战相吻合。批判性的IR学者最初致力于将批判理论聚焦于十分狭窄的IR议程：实证主义、现实主义、安全。因此，Ashley展示了Waltz的实证主义理论概念如何将IR研究的 "有用性 "限制在建立对客观现实的控制上，而不是促进国际事务中的相互理解（Ashley, 1981: 217; Walker, 1987）。同样，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方面区分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 "方法"，另一方面区分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MacLean, 1988: 309; Thorndike, 1978: 56），用前者来对IR中的实证主义进行批判（Cox, 1996: 85-971）。哈贝马斯主义者也指责实证现实主义无法超越“单纯的描述和对当前事务的说明”（Hoffmann, 1987: 244-245, 231-232, 244-245; Linklater, 1990: 10），无法说明世界政治的合作结果（Müller, 1994: 15）。女权主义学术也从批判实证主义开始（Peterson，1990）并转而对核心现实主义文本进行女权主义的重新解释（Tickner，1989）。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重新出现，国际秩序的单极形态及其等级性质成为关注重心，批判理论转向分析支撑这些变化的自由主义话语。马克思主义者对全球化的论述提出质疑，并将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解释为（葛兰西式的）霸权（Gill, 1993: 3; Rupert, 1995）或“公民社会的帝国”（Rosenberg, 1994）；后结构主义者分析了全球治理的生物政治性（Dillon和Reid，2001）；哈贝马斯主义者则看到了传统民族国家“克服道德缺陷的前所未有的机会”（Linklater，1998：5；Müller，1994：38）；女权主义者调查了全球治理中的性别政治经济（Whitworth，1994），以及通过发展政策剥夺妇女权力的问题（Kabeer，1994）；后殖民主义学者分析了南北关系的等级结构（Doty，1996），文化和帝国主义在欧洲政治和国际思想中的作用（Inayatullah and Blaney，2004；Jahn，2000），以及“流氓”和 “失败”国家的话语政治（Bilgin and Morton，2004）。 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无法实现和平、繁荣、民主和尊重人权的承诺。因此，2000年代见证了国关学界对自由主义原则（自由贸易）、做法（干预）和机构（国际刑事法院）的日益抵制，以及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分化和消亡。在此背景下，批判理论家们调查了恐怖政治（Debrix和Barder，2009；Reid，2005）、自由主义内部的矛盾（Jahn，2013）、地缘政治的回归（Teschke，2006）、边界政治（Vaughan-Williams，2012）、宗教在IR中的作用（Pasha，2017）和新政治角色的出现（Epstein，2008）、诸如不稳定的新问题（Vij，2019）以及普遍的抵抗（Eschle和Maiguashca，2005）。 总之，自从引入国际关系学科以来，批判理论对历史发展十分敏感，并对国际秩序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批判理论每一路径都经历了与历史背景相一致的重大理论发展，批判理论在实质上或理论上都没有与历史脱节。 批判理论家是否对“紧迫的政治问题”进行了“经验性”分析？ 作者将把那些被学界广泛讨论的问题作为“紧迫的政治问题”，并作为“经验性” 分析方法划定为如人种学实地考察和访谈，以及文件、图片、统计数据的分析等。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批判理论家系统地对紧迫的政治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冷战和和平运动的背景下，女权主义者利用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来调查战略话语（Cohn，1987）并通过兵役来再现性别不平等（Yuval-Davis，1985）。在南斯拉夫战争中，女权主义者通过访谈和统计方法分析战争中的强奸（Stiglmayer，1994），后结构主义者分析了其媒体表现（Campbell，1998）；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实证比较1990年代和19世纪末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对全球化的主流话语提出挑战（Hirst和Thompson，1996），女权主义者通过研究国际组织的政策文件，揭露了全球治理的性别性质（Meyer和Prügl，1999）；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学者还在索马里进行了田野调查（Miller和Moskos，1995），并分析了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干预科索沃的国际法律文本（Orford，1999）。 在21世纪9/11事件后，批判理论学者对不同政治自我牺牲案例进行实证分析（Fierke，2012年）、对穆罕默德漫画危机进行后结构主义调查（Hansen，2011年）、对伊拉克事件中敌人形象的作用进行分析（Dodge，2012年），以及分析反恐战争中先发制人的法律影响（De Goede，2008年）。此外，批判学者实证调查了艾滋病危机及其对安全和治理的影响（Elbe，2009）。批判性的IR学者还对具体的人权斗争及其后果（Odysseos，2011）以及武器贸易和许可战略（Stavrianakis，2008）进行了深入的经验分析。 简而言之，批判理论学者经常使用“经验性”的方法系统地分析“紧迫的政治问题”。 批判性理论的贡献 IR教科书经常包含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甚至是一般的批判理论的章节（Baylis等，2017；Sterling-Folker，2013）。这些批判学者现在占据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界重要一席（University of Sussex, 2018）。类似于后殖民主义这样的批判学派促成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如英国的黑人研究（Andrews，2016）和美国的非洲研究（Cornell University，n.d）。今天，批判性的学术研究发表在主流期刊上——从《国际研究季刊》到《欧洲国际关系杂志》，而且它有自己的刊物，如《安全对话》或《国际政治社会学》。专业的国际关系协会由南方学者、妇女和LGBTQA组成（ISA，n.d.）。因此，即使主流方法和实证主义在IR学界仍然占主导地位，批判理论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该学科对IR研究的理解和研究路径（Rengger和Thirkell-White，2007：5）。批判理论也促进了权力关系的转变，以及学术机构内部的组织和文化改革。 批判理论的政治影响并不限于学术界，还转变了公共观念并动员了社会力量。例如，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研究广泛挑战了关于全球化的霸权话语，从而促进了反全球化运动、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和发展政策的抗议（Krishna, 2000: 155-156）、气候变化谈判（Saran, 2015）并影响难民和移民政策（Bilgic, 2018）。学术理论也影响了激进政党和英国脱欧等热点问题。个别批判性学者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政治项目，例如“纠正企业错误”的运动（Coleman，2015）。 批判理论还影响了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政策。例如，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思想反映在英国政府2010年通过的《平等法》（Equality Act 2010, 2020）中。女权主义的工作导致国际刑事法院承认强奸是一种战争罪，并将解决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政策纳入人道主义政策（Veit，2018）。批判学者还担任人权和武器贸易委员会的专家（Stavrianakis, 2015），他们在环境方面的工作也得到联合国的认可（Newell, 2020; Newell and Simms, 2020）。 批判理论成功地导致了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法律和政治变革，同时他们也成为建制的一部分。总之，经验证据表明，在过去（近）40年里，批判性的IR理论与历史发展密切相关，并对严重的政治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批判理论塑造了广泛的政治原则、实践和制度。 理论中的批判理论 批判理论一词最初是由Max Horkheimer创造的，Horkheimer吸收了“传统理论”的某些特征并设计了“批判理论”来解释科学和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后来的民粹主义）的共存。 Horkheimer的批判理论概念的核心是理论与实践（科学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关系。首先，实证主义预设了思维与现实、理性与社会之间的分离。理想情况下，理论的作用是弥合这一鸿沟（Horkheimer, 1968: 16-17）。然而，这种假设忽略了思维本身是由社会塑造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此思维和现实是不能分开的。 第二，实证主义声称其语言在原则上是普遍有效的，可以应用于所有的知识领域。只要确保某一特定理论的所有元素都是经验上可证实的，并有逻辑上的联系，其研究就可以从最简单的认知对象跨越到最复杂的对象（Horkheimer, 1968: 13）。然而，Horkheimer指出，如果理性确实独立于现实，那么实证主义的科学就完全是自我参照的：它永远只能检验自己的理论，而不能解释科学以外的目的。 最后，实证主义科学的目的是尽可能使经验性知识对社会有用（Horkheimer, 1968: 13）。然而，实证主义科学不能掌握社会目的，它只有在参考社会的现有目的时才有价值。 因此，Horkheimer认为，只要整个社会是不合理的，理性就不可能独立存在（Horkheimer, 1968: 27-29, 36）。实证主义的缺点意味着，如果科学想要阻止暴力和不公，就必须克服理性与现实的分离，这需要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任何关于更好的社会的实质性愿景都植根于现有社会，是其产物，并受到其限制。这种分析产生了两个基本假设。第一，理论就是实践。科学在社会中发挥着构成性作用，因此不存在一个脱离政治实践的知识生产领域。第二，思维、科学、认知本身是社会形成的，所有的知识都是历史的（Horkheimer, 1968: 23）。 因此，批判理论不能提供一个实质性的解放概念（Horkheimer, 1968: 31），改造社会的解放性目标必须转变成一种调节性的理想，而这又为批判理论提供了两个核心原则。首先，批判理论对“生产性”、“有价值”、“进步性”等术语持怀疑态度，因为它们是参照现有社会而不是其转型而定义的。因此，批判理论缺乏传统理论的“实用主义”特征，也不能像传统理论那样被“消费”（Horkheimer, 1968: 27, 29, 35-36）。其次，批判理论尊重这样一个假设：理性与社会、知识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是相互构成的，它拒绝在科学过程中将它们分离。因此，批判理论反思了知识生产本身，通过研究知识构成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Horkheimer，1968：36）。 尽管批判性的IR理论家受到众多思想家的启发，但是他们最初支持的两个核心原则都来自相同的论点：理论“总是为了某人和某种目的”而建立（Cox, 1996: 87; Devetak, 2013: 164; Campbell and Bleiker, 2016: 198）从而使科学失去了客观性或整体性的阿基米德点（George and Campbell, 1990: 270-271）。为了克服这些限制，批判理论旨在“将社会和政治综合体作为一个整体”（Cox, 1996: 89）。但是，由于这个整体最终仍然是不可触及的，批判理论不能提供一个更好的社会的权威性愿景（Cox, 1996: 97）。因此，为了保持整个社会转型的可能性，批判理论拒绝参与使现有秩序更顺畅的“具体问题解决”（Cox, 1996: 89）。相反，批判理论家通过反思“理论化的过程本身”（Cox, 1996: 88；Hutchings, 2007: 72；Rengger, 2001: 105）打开思维空间（Ashley, 1981: 217；Ashley and Walker, 1990: 259；George and Campbell, 1990: 269-270, 288）。此外，抵制解决实际问题是想象另一种社会或国际体系的可能性的条件，它在创造批判性思维和想象力的空间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批判理论核心原则为何受到争议 首先，如果批判理论不能提供一个更好的社会的实质性愿景，它就不能为政治实践提供任何（权威的）指导（Horkheimer, 1968: 31）。其次，在一个分裂的社会中，物质和意识形态的力量起到了支持特权的作用，所有的群体都代表着特殊的利益（Horkheimer, 1968: 37-38）。因此，批判理论不能把特定的个人、群体、问题或事业确定为作为未来公正社会的种子（Horkheimer, 1968: 37-38）。 但这并不意味着批判理论没有政治影响。批判性（像任何其他）理论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影响，因此也可能有助于改善社会中的特定群体。批判理论因不同历史问题应运而生（Weber, 2014: 533），特定的批判理论解决社会中的具体问题，因此不可避免地与社会的发展纠缠在一起。虽然批判理论家取得了一些政治成就并解决了社会中的特定问题，但这也导致了各种“批判”项目的建制化，同时，民粹主义的崛起意味着这些成就并不等同于整个社会的转型。因此，批判理论的特殊成就似乎与整个社会转型的失败相伴而生。 然而，这种对失败的认识与最初的元理论原则相矛盾，在元理论层面，批判理论 “从来都不是'准确的’或'错误的’；它只是或多或少地具有启发性，或多或少地具有挑衅性，或多或少地具有煽动思想、想象力、欲望、更新的可能性”（Brown, 2002: 574），而这种潜力的实现是通过破坏事物的熟悉性、提供不同的叙述、拒绝“有用”、关注构成实践的思考来进行。但是，批判理论家并没有将这些原则应用于当前的政治关头，而是将最近的政治发展解读为批判理论失败的经验证据，解读为与历史脱节、与实践脱节的证据。 最近的辩论并不是与历史脱节，而是完全符合并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压力。从历史上看，国际关系中批判理论的引入和发展几乎与新自由主义时期完全吻合，因此也与经济原则、市场和竞争的各个领域吻合。这一发展因冷战的结束而被放大，并导致全球化。 此外，市场原则和竞争的延伸包括知识生产和教育（Brown, 2005; Harvey, 2007）。知识现在被视为一种商品，而教育则是经济增长、发展和全球竞争力的动力。正如Patrick（2013年）的研究表明，大学成为了商业上可利用的知识的生产者。尽管高等教育体系存在巨大差异，但所有政策的共同目标是引入竞争，全球大学排名影响到所有这些政策，也影响到知识的性质：所有不容易被商品化的知识会失去其价值。因此，大学对适用的和可销售的知识的需求不断加强"（Brown, 2002: 573）。批判理论可以为学校提供一个“进步”的契机，并有助于吸引学生。批判理论家已经把自己变成了知识企业家，批判理论已经成为学术机构的一部分，因此也受到了学术机构的压力。 这种背景及其压力反映在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中。生产适销对路的知识的压力直接破坏了拒绝变得“有用”的原则，并为“关键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Post-Critical IR?, 2018）。鉴于对适用知识的需求，专注于构成实践的知识过程的原则似乎是在浪费时间，需要直接参与实践（Kurki，2011）。无处不在的竞争导致了成功和失败的个体化，因此也导致了批判学者的过度自我批判（Conway, 2021）。 因此，今天批判理论并未与实践和历史脱节。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批判理论家被深深地嵌入到新自由主义的动态全球化中，新自由主义对替代性思维空间的封闭为他们带来痛苦。正是因为批判性理论参与并依赖于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知识生产实践，所以它承受生产“有用”的知识的压力，从而放弃了最初的批判原则。 总结 解决方案就在于脱离自由主义的束缚：创造空间，使不同形式的思考再次成为可能。而这正是批判理论的核心原则所要求的：通过迫使理论家远离问题本身，转而关注构成问题的知识，通过拒绝直接解决问题，转而向各种创造性的政治角色提供看待这些问题的新方法。这并不是反对批判理论家进行实际政治参与，而是反对混淆政治实践和批判理论，因为后者从未承诺对整个社会进行实际改造，它承诺为政治想象力创造空间，当理论被用来适应实践时，这个空间就会关闭。 词汇积累 哈贝马斯主义者 Habermasians 后结构主义者 Poststructuralists 后殖民主义的 Postcolonial 审校 | 杨影淇 丁伟航 排版 | 吴梦婷 彭凌懿 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本平台评译分享的文章均出于专业学习之用, 不以任何盈利为目的，内容主要呈现对原文的介绍，原文内容请通过各高校购买的数据库自行下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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