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邱江宁 | 元朝的内亚特征与元代文学研究的路径

作者简介

邱江宁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青年，主要从事元代文学研究。在《文学评论》等权威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14世纪丝路纪行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摘要：元朝的内亚特征是元代文学独特性形成和元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背景，对元代文学的研究路径有着不容忽略的影响。围绕元朝的内亚特征，元代文学的研究路径可获得四个方向的深入与拓展：其一，借助内亚视角，可以发现以往因单一民族视角而被遮蔽和简单化，但却又属于元代文学发展的独特内容；其二，借助内亚视角，可以将元朝相近相承的辽、西夏、金等王朝结合起来，藉由其共同的多民族特征来探究元朝的文学发展历程；其三，内亚性极强的元朝与13—14世纪的欧亚世界有着诸多不可分割的关联，这使得元代文学研究需要有跨境域的世界视角；其四，借助内亚视角，值得将元明清文学作长时段的观照和会通研究。

关键词：元朝；内亚特征；元代文学研究路径

与其他朝代文学研究的成熟、精细程度相比，元朝文学研究显得要粗犷、豪迈得许多。这种粗犷、豪迈，从正面来说，是意味着元代文学研究还有许多可供开凿的话题与空间；从反面来说，则是指现有元代文学研究由于缺乏对元朝文学的切实梳理和文本的沉浸细读，显得粗枝大叶、言不及义。而无论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最核心的问题是，人们是否理解清楚了从元朝产生的文学，它到底有什么特征，从什么样的路径才可能有效探究元代文学。

元朝最显著的特征是，由蒙古人统治的一统王朝，这一特征也可以称作是内亚特征。“内亚”一词，由英文“Inner Asia”而来，包涵了三层含义。

其一，在地理范围上，有学者将新大陆发现之前的世界历史，解释为欧亚大陆上位于南方的文明国家和北方的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对抗和交流互动，于是内亚就涵盖了所有曾经在欧亚大陆上存在的游牧民族的活动地域，西起南俄草原，东到中国东北。在使用过程中，“内亚”逐渐缩小到了中国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四大板块，而以蒙古草原为中心。相对于中原而言，这些地域的共同特点就是远离海岸线，深居内陆。

其二，在政体上表现为游牧统治形式，活动在内亚地区的游牧民族集团之间存在某种独特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相对于华夏文化来说有独立性和连续性，其政治、文化均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其三，从区域文化或文明研究对象的认识看，内亚的“标签”经历了从野蛮落后的象征到草原文明核心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由来自内亚的族群集团为统治核心的王朝，如北朝、辽、夏、金、元和清，其历史内容往往有着浓厚的内亚气息；而那些并非由内亚人群直接建立的王朝，如秦、汉、魏、晋、唐、宋和明等朝代，其历史的相当一部分也是与内亚背景深刻地纠缠在一起，这些情形说明，中国历史存在一种不容忽视的内亚性。

元朝的内亚特征深刻地影响了元朝的社会、政治、文化面貌，是元代文学独特性形成和元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背景，对元代文学的研究路径有着不容忽略的影响，而这一点被以往的元代文学研究严重忽略。围绕元朝的内亚特征，元代文学的研究路径可获得四个方向的深入与拓展：其一是内亚特征与元代文学的独特面貌及文学史研究；其二是民族视角与辽金元文学研究；其三是世界视角与元代文学的跨境域研究；其四是内亚视角与元明清文学通代研究。

一、内亚特征与元代文学的独特面貌及文学史研究

元朝是崛起于西北的蒙古人通过“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最终建立起的中国传统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统治的大一统王朝。且不论西域、西夏这些王朝，他们治下的人民在民族上的巨大差异性；仅论蒙古统治者自身，他们就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所谓“蒙古七十二族”，蒙古人不过是“全体突厥草原部落的一个部落”，但“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宗族的兴隆，由于他们是蒙古人，于是各有某种名字和专称的各种突厥部落，如札剌儿、塔塔儿、斡亦剌惕、汪古惕、客列亦惕、乃蛮、唐兀惕等，为了自我吹嘘，都自称为蒙古人”。理解元朝的一切创作活动或者标记这个时代的所有创作特征都不能豁离元朝的这一社会背景。

深处内亚地带的蒙古民族，在寻求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曾借助西征与东进犬牙交错的武力方式不断扩大自己民族的影响力。与之前辽、金王朝主要与两宋王朝对峙的情形大为不同的是，在大一统元王朝的建构进程中，蒙古人面对了西域、西夏、女真、西辽、高丽以及南宋等多个王朝和部落的文化、思想以及技术等，以此，文明程度甚低的蒙古人，以原始宗教——萨满教“万物有灵”的包容态度对待其征服区域的各种宗教和思想文化，这其中也包括对待华夏文明。

蒙古人这种“教诸色人户各依本俗行者”的原则对于身处元代的中原文化精英而言，自然难免产生巨大心理落差，如果依旧沿承传统的中原文化精英视角，用单一民族的标准来梳理与评价元代文学发展史，则可能大大偏离其本来的面貌。最直接的一个事实是，蒙古人建立大蒙古国时既没有文字，也不使用文字表达：“鞑人本无字书……虽无字书，自可立国”，“今鞑之始起，并无文书，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蒙古人对文字文明极其陌生，对宗教所具有的社会统摄力量却非常重视，在面对他们治下的多族群体，他们也往往先选择接近和信任宗教人士。这是元代全真教获得巨大发展机会的重要前提。

1219年5月，成吉思汗派刘仲禄赴山东邀请丘处机。1220年末，丘处机接受成吉思汗的诏请，1221年2月，丘处机率弟子西行觐见远在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驻营的成吉思汗，丘处机等人的西行改变了全真教的命运，全真教因此成为最早获得蒙古统治者信任的汉地宗教。全真教对于蒙古治下时期的北方文学以及元代文学发展格局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以下两段元曲的内容：

《仙吕·点绛唇》：

〔寄生草〕但得黄鸡嫩。白酒熟。一任教疏篱墙缺茅庵漏。则要窗明炕暖蒲团厚。问甚身寒腹饱麻衣旧。饮仙家水酒两三瓯。强如看翰林风月三千首。

《仙吕·村里迓鼓》：

我向这水边林下。盖一座竹篱茅舍。闲时节观山玩水。闷来和渔樵闲话。我将这绿柳栽。黄菊种。山林如画。闷来时看翠山。观绿水。指落花。呀。锁住我这心猿意马。

〔元和令〕将柴门掩落霞。明月向杖头挂。我则见青山影里钓鱼槎。慢腾腾闲潇洒。闷来独自对天涯。荡村醪饮兴加。

〔上马娇〕鱼旋拿。柴旋打。无事掩荆芭。醉时节卧在葫芦架。咱。睡起时节旋去烹茶。

〔胜葫芦〕药炉经卷作生涯。学种邵平瓜。渊明赏菊在东篱下。终日饮流霞。咱向炉内炼丹砂。

〔游四门〕我则待散诞逍遥闲笑耍。左右种桑麻。闲看园林噪晚鸦。心无牵挂。蹇驴闲跨。游玩野人家。

〔后庭花〕我将这嫩蔓菁带叶煎。细芽䅵油内煠。白酒磁杯咽。野花头上插。兴来时笑呷呷。村醪饮罢。绕柴扉水一洼。近山村看落花。是蓬莱天地家。

〔青歌儿〕呀。看一黛云山云山如画。端的是景物景物堪夸。剩水残山向那答。心无牵挂。树林之下。椰瓢高挂。冷清清无是无非诵南华。就里乾坤大。（盛世新声）

引文是元曲中常见的表述主题与表达内容。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两支曲子歌咏的人生理想都是全真教道士们的追求，更有意味的是，前一支曲子是色目贵族不忽木的作品，后一段是色目贵族贯云石的作品。由于蒙古统治者对全真教的重视，致使全真教在元初的北方社会极为盛行，有人描述道：“一时达官闻人，翕然归仰，四方学徒，不可胜数”，“天下翕然宗之。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化万，虽十族之乡，百家之闾，莫不有玄学以相师授，而况大都大邑者”。这两位色目贵族留下的曲子对全真教教旨的反映，既说明全真教在元初社会的深入情形，又说明理解元代文学的多元复杂性要考察到元朝内亚文化背景下，多族群共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和融合情形。

全真教所宣扬的思想是包括元曲在内的元代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而全真教对元代文学格局的影响，不仅体现于全真教徒创作的作品占有相当的比重，更值得指出的是，全真教作为较早与蒙古最高统治者密切往来的宗教教派，少数全真教徒有机会前往蒙古统治者活动的中亚及岭北区域，并留下了不少纪行作品，这是其时绝大多数作者无法实现的。在文学创作的时代独特性层面上，丘处机、尹志平、李志常等全真教徒的西游纪行创作与同时期的耶律楚材父子等人的相关纪行创作俨然“非复中原之风土”，这种表现“非中原风土”的创作在蒙古人建立一统南北的元朝之后更成为这个时代相当典型且独特的内容，就这个意义而言，全真教的创作翻开了蒙元、元代文学创作的新篇章，而这或许是他们创作中最具时代意义的贡献所在。

如前所述，元朝的内亚特征深刻地影响了元代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最直接反映元代社会情状的元杂剧，元朝的内亚特征被方方面面地呈现于其时杂剧作家们的笔下，为元曲创作的繁荣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养分。

以元杂剧经典《窦娥冤》为例。在传统文化背景影响下的理解里，关汉卿的戏剧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元朝官府的黑暗，下层民众如窦娥者背负了极大的冤屈；而窦娥的反抗精神和沉冤得雪的结果又揭示出这种阶层对抗所展示出的巨大影响力等等。但是，如果意识到《窦娥冤》的作者是活跃于大都的关汉卿，那么事实上，大都突出的内亚特征为《窦娥冤》剧情的独特张力和人物性格张力提供了很丰厚的土壤，相当程度地推动该剧成为元曲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剧中，张驴儿父子的嚣张和狡黠，以及放高利贷的蔡婆面对他们非常矛盾的软弱可欺态度，是窦娥悲剧发生的重要前提。借助内亚视角来看，则张驴儿父子可能是蒙古人，或者是装成蒙古人的汉人或南人，也正是张驴儿父子的出身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钱大昕在《蒙古语》一条中写道：

元人以本国语命名。或取颜色，如察罕者白也，哈剌者黑也，昔剌者黄也（亦作失剌）……或取数目，如朵儿别者四也……乃蛮者八也……明安者千也，秃满者万也。或取珍宝，如按弹者金也……纳失失者金锦也……帖木儿者铁也……或取形相，如你敦者眼也，赤斤者耳也……或取物类，如不花者牯牛也，……丑驴、和尚、六哥、五哥、七十、八十之类，皆是俗语。或厌其鄙僿，代以同音之字，如“奴”之为“讷”“驴”之为“闾”“哥”之为“格”。

根据钱大昕的这段探讨知道，蒙古人取名或取于颜色、或取于数目、或取于形相以及吉祥、物类、部族以及外来语如畏吾语、俗语等，剧中张驴儿父子的称谓可能就是蒙古人名字的汉译。

另外，又据《元史·地理志》载大都的兴建情形云：“四年，始于中都之东北置今城而迁都焉。九年，改大都。十九年，置留守司。二十一年，置大都路总管府。户一十四万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万一千三百五十”，难免令人寻思的是，那些迁入大都人户的成分。像张驴儿父子这种流浪于城市角落的情形，他们可能是随蒙古统治者征战，并随之进入大都的蒙古军民，在政府不能很好安置，而他们也缺少适应城市生活的技能的情况下，便成为城市的流民，他们或附依豪强，或集结成群，不但小民受欺，甚至官府亦为所侮。基于内亚文化特征来看《窦娥冤》，则可能会发现，在元朝，当作为游牧民的蒙古人，他们凭借武力成为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深入到农耕文明的腹心地带，将他们的毡帐百姓、文化素养、价值理念等等东西一起裹挟着涌入城市。

如果简单地认为关汉卿以张驴儿之名来表明他对反面人物的丑化态度，忽略这个名字所可能包含的内亚文化背景，则不便于有效理解为何张驴儿父子可以强行进驻蔡婆家并能在打官司的过程中，令官员偏袒偏信等等情节设置的合理性；也无法理解弱小如窦娥何以会爆发出那么强烈的反抗意愿，等等。而这些理解也可能最终深刻影响或看轻关汉卿作为元朝最伟大的剧作家，以及《窦娥冤》作为最伟大的元曲代表作的深刻时代意义。

明人在谈及元朝社会时，每每云“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这个表述既夸张又笼统，但不可否认，来自内亚区域的蒙古游牧民族以及他们的大一统统治方式迥异于以往任何一个中原王朝，甚至也大不同于那些由游牧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如果再习惯于以往那种用中原王朝的特点和汉族中心立场来表述和评价这个时代的创作面貌，则可能较容易遮蔽和简单化许多属于元代文学自身的独特性，并在元代文学史研究中忽略很多基于元朝社会现实复杂性所带来的多样生态。

二、民族视角与辽金元文学研究

作为典型的内亚政权，元朝在政体上“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为特征，虽然它接受了一些汉法制度，但在总体上以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法度，参考辽金的旧制，因俗而治。在元朝，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制度就是沿承辽、金的捺钵制度而实施的两都巡幸制度。

所谓“捺钵”，是契丹语的译音，意为辽帝的行营，相当于汉语中表示皇帝出行所居之处的“行在”或“行幸宿顿之所”。《辽史·营卫志上》：“有辽始大，设置犹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辽史·营卫志中》又解释“行营”说：“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契丹风土歌》描述契丹人的“捺钵”风俗写道：

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马若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一春浪宕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平沙软草天鹅肥，胡儿千骑晓打围。皂旗低昂围渐急，惊作羊角凌空飞。海东健鹘健如许，韝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平章俊味天下无，年年海上驱群胡。一鹅先得金百两，天使走送贤王庐。天鹅之飞铁为翼，射生小儿空看得。腹中惊怪有新姜，元是江南经宿食。

习惯了姜夔清空蕴藉的婉约风格，此诗直截明朗的写实气质颇令人意外。据载，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61）九月，金人大举南侵，曾做过忠州团练使的契丹人萧鹧巴降宋，因其负责过一方军事，故称萧总管。姜夔与萧总管结识后，根据萧总管的描述创作了这首民族特色诗。

站在传统汉文化中心视角，人们对姜夔创作的欣赏与探究，往往基于南方士大夫的审美趣旨来观照其措辞用意是否醇雅；鲜少意识到作为饱受内亚游牧民族困扰的两宋时期文人，他们的生平与创作不可避免地要揉入内亚游牧民族文化的痕迹。这种痕迹不仅是创作背景，更是创作的内容，诚如诗中最后一句所表达的混融主题“腹中惊怪有新姜，元是江南经宿食”，契丹人捺钵风俗必不可少的天鹅，作为冬候鸟，年年带着江南地域生活的气息飞往北方，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生活中的一部分；而辽朝灭亡后的契丹军官投降南宋与南宋文人混迹一处，用各自的文化习俗浸润对方。

而且，“捺钵”制度的起源与契丹民族的营地迁徙和游牧射猎等活动密切相关，当辽朝皇帝带着腹心贵族们进行四季狩猎时，所有契丹大小内外臣僚以及汉人宣徽院所属官员都必从行，以此军事活动的决策以及高级官吏的除拜等重要事务往往在冬夏捺钵时进行。也正因为捺钵这一附带而生的政治功能，在辽朝，因俗而治的南北面官制使得更善于文字表达的南方官员鲜少参与捺钵活动，详实反映捺钵风俗以及海东青捕杀天鹅过程的作品也非常少。就这个意义而言，姜夔的这首《契丹风土歌》尤其具有时代典型意味。

元朝两都巡幸制是参照辽、金捺钵制而形成，与忽必烈建立元朝的复杂政治背景密切相关。如史所详，忽必烈在与弟弟阿里不哥争汗位获得胜利之后，将征服与统治重心向汉地及南宋，以中原区域为中心建立元朝。为了控制中原，忽必烈放弃蒙古国旧都和林，选最接近开平和蒙古的大都作为首都，并将开平府改名上都，从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开始实行两都巡幸制，到至正十九年（1359），上都宫殿被红巾军烧毁为止。每年皇帝皆率领“后宫诸闱、宗藩戚畹、宰执从寮、百司庶府”到上都度过四到六个月时间。

元朝前期，关于上都的吟咏作品也不多，但到了元朝中期，由于文宗皇帝的原因，文人大量扈从上都，正像揭傒斯所指出云：“自天历、至顺以来，当天下文明之运，春秋扈从之臣，涵陶德化，苟能文词者，莫不抽情抒思，形之歌咏”，反映“两都巡幸”的诗文成为其时馆阁文人的典型创作，在馆阁文人的影响下，上京纪行诗文成为元代中期诗文创作的一大兴奋点，是元代诗歌独特风貌形成的一大标志。

上京浓郁的民族风情是馆阁文人们共同题咏的主题，像“诈马宴”，就是上京纪行诗文中的代表主题，凡是亲临现场的文人，都会或点或面地描述诈马宴的盛况。所谓诈马宴，王袆解释说：诈马宴又称“质孙（济逊）宴”，“'奓（zhà）马’者，俗言其马饰之矜衒也；'只孙’者，译言其服色之齐一也”。而蒙古语“Juma”意为煺光毛的整羊或整畜，在蒙古族历史上，喜庆大典或隆重祭祀上，会举行“Juma”宴。

从成吉思汗时期开始，“Juma宴”被定为蒙古国宴礼制，从窝阔台时期的选汗大会开始，要求与会贵族着一色服赴诈马宴，而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诈马宴成为蒙古统治者两都巡幸过程中的重要宫廷大宴。值得注意的是，蒙古语Juma与波斯语“衣服”Jumaha的发音相近，是较为典型的同音异意现象，而汉人听蒙古语Juma，波斯语Jumaha，则颇类似于“奓（zhà）马”、诈马的发音，这也非常符合他们观看诈马宴的感受，所以都从夸马的角度来表现诈马宴会的盛况。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传统历史的发展进程有着较为突出的内亚性特征，中原王朝每每受到内亚游牧民族的深刻纠缠。这个过程中，让中原王朝深感困扰、或者说让他们总处于劣势的根本原因，就是缺马。游牧民族尤其是蒙古人凭借着良弓快马以及人、马的高效配合，所向披靡，“以不超过一百万人口的国家，征服了那些总人口加在一起一亿多的众多国家”，最终建成多元文明糅融的大一统元朝。对于中原文人来说，13—14世纪上京纪行诗文中的“诈马宴”，就是不再骑马去征略世界的蒙古人盛装夸马的大宴，展示的是和中原皇帝一样的“典章文物之盛事”，而这或许是中原文人对马以及骑马者最期待的镜像投射。

自10世纪契丹人崛起之后，直至14下半叶蒙古人退出中原为止，在长达近五百年的辽宋金元发展进程中，由内亚游牧民族建立的辽、金、元王朝与典型的中原王朝——两宋之间一直相互制约、相互利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力量的较量总是犬牙交错、错综复杂，而与此同时文化、思想、风俗以及语言、文学等方面也相互渗透、相互碰撞和交融，他们实际上共同参与也共同建构了中华传统文学，固执于华夏中心的研究路径，忽视辽、金、元等王朝的相近相承有独具特色的多民族特征，则远不能真切地探究这个时期的文学面貌与文学特征。

三、世界视角与元代文学的跨境域研究

与所有游牧民族一样，蒙古人以武功起家，试图将“日出日没”处，凡是“有星的天”“有草皮的地”尽看做长生天对成吉思黄金家族和蒙古人的赐与。这种“无阃域藩篱之间”，没有边界意识的愿景推动了蒙古人近百年的世界征略进程。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到1259年蒙哥去世之际，蒙古人三次西征以及对西夏、金、南宋所发动的战争以及征略的地域包括天山南北、中亚、西亚、印度、欧洲东部、伊朗高原至阿拉伯以及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地。

帝国就疆域面积而言，东滨阿姆河，西临地中海，北界里海、黑海、高加索，南至波斯湾；所控制区域北起蒙古高原，南达东南亚，西至匈牙利平原，东濒日本海，亚欧大陆首次在一个游牧汗国的控制下被联结为一个整体。蒙古帝国控制区域与国家有：南、北朝鲜,越南,缅甸大部,老挝大部,巴基斯坦东北部,印度北部,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大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耳其大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总面积约4500万平方公里，诚可谓“征尘落尽即为家”。由于蒙古人的征略活动，世界格局发生了直接明显的改变，“很多独立的公国、王国、汗国和苏丹国在蒙古帝国崩溃之后都消失了。

在50年之内，欧亚版图无可挽回地改变了”。而欧亚大陆自东向西所并存的四个大文化圈：即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文化圈、南亚的印度文化圈以及东地中海与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圈也因此与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接触，元代文学研究的格局和研究的路径也可由此获得一次很大的解放。

蒙古人的征略行为推动了东、西方人员的大规模流动与迁徙，这其中地域人的大举东迁对包括元代文学格局在内的元代社会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马建春在《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中所指出，“蒙·元时代西域人的大量东迁，不仅导致了西域人在中土聚合高潮的出现，而且大大影响了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构成，并促成了元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对于元代文学格局而言，西域作家群体是改变元代文学创作面貌的一个不容忽略的群体。元末戴良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评述：

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兴。西北诸国若回回、吐蕃、康里、畏吾儿、也里可温、唐兀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蕃。积之既久，文轨日同，而子若孙，皆舍弓马而事诗书。至其以诗名世，则贯公云石、马公伯庸、萨公天锡、余公廷心其人也。论者以马公祖常之诗似商隐，贯公、萨公之诗似长吉，而余公阙之诗则与阴铿、何逊齐驱而并驾。他如高公彦敬、巙公子山、达公兼善、雅公正卿、聂公古柏、斡公克庄、鲁公至道、三公圭辈，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言。

这段话描述了各氏西域人大量东迁、入职中土的背景；西域人逐渐“学于中夏，慕周公、孔子之道”，且于“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仿效”的过程；以及“皆舍弓马而事诗书”的社会普遍现象；进而才有了西域作家群出现，优秀者以创作名世、人们见多不怪的结果，可以让人较为清晰地看到元代西域作家群的总体形成背景与影响概貌。

在元朝，西域人对于元朝的影响极大，所谓“百汉人之言，不如一西域人之言”，西域作家群体凭借其创作及社会地位所给予元代文章“通经显文”风格定型的意义就是一个非常有意味的现象。据延祐首科进士许有壬记载，赵世延作为延祐首科的主考官，曾因文章风格的取向不同而与另一主考官李孟颇有争执：

乙卯首科，得五十六人，而臣有壬忝其一。殿䇿复玷前列，中实骇怍。赐宴玉堂，知贡举乃读卷平章政事臣李孟，读卷参知政事臣赵世延，集贤学士臣赵孟頫皆坐，礼方洽，呼臣有壬前，平章指参政而语有壬曰：“始子䇿第，高下未定，参政言'观此䇿必能官，请置第二甲’，吾不许，置上复掇下者至于再三。”又指集贤曰：'学士见吾辈辨不已，乃立请曰：'宋东南一隅，每取尚数百人，国家疆宇如是，首科正七品取多一人，不多也。’乃从之。吾谓此卷何人，而使吾数老人争论终日，拆名后当观其面目。吾非市恩掠美也，使子知其难耳。子其勉之。”

赵世延（1261—1336），色目雍古氏，他家世显赫，究心于儒者体用之学，是元廷汉法派的重要支持者。虞集在《赵平章加官封制》中概述赵世延的政治态度写道“方严而精明，果毅而详缜。卓以櫜鞬之胄，俨然韦布之风。

始事世皇，即拜御史；多历年所，遍践台司。阅实简书，每先几而扶直；作新风纪，必正色以摧奸。常依日月之光，不改冰霜之操。洊在政府，蔚为名臣”。世延“喜读书，究心儒者体用之学”，“于儒者名教，尤拳拳焉。为文章波澜浩瀚，一根于理”。而李孟（1255—1321）“生而敏悟，七岁能文，倜傥有大志，博学强记，通贯经史，善论古今治乱”， “为文有奇气，其论必主于理”，他是元文宗非常尊敬的老师。至于许有壬，他后来成为赵世延的女婿，他的文风云：“雄浑闳隽，涌如层澜，迫而求之，则渊靓深实”，四库馆臣称许有壬文章“雄浑闳肆，餍切事理，不为空言，称元代馆阁巨手”。

比较而言，许有壬与赵世延的风格更趋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李孟在1315年，延祐首科之后不久就“以衰病不任事，乞解政权归田里，帝不得已从所请”，1321年，李孟即去世。而赵世延于1336年去世，历事凡九朝，扬历省台五十余年，仁宗朝后更位至中书平章政事，秩至光禄大夫，爵至鲁国公；许有壬历事七朝、活至1364年，元代中期以后的文坛风气多有赵世延与许有壬的影响，基本体现为由通经而显文，主理而雄浑，较少李孟那种倜傥而有奇气的风格。

元代西域作家群“出现在本来只属于汉族文人的中原文坛”，“成为一道特殊风景线”，这不仅是讨论元代文人群体结构不能忽略的问题，也可以说是认知与评价元代文坛格局的重要维度。西域作家“学于中夏”，能用汉文写作，作为一个独特的创作群体，他们以其自身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对于元代文学乃至传统文学生态所具有的意义与影响，可以说，典型而著明地昭示，中华文明包括文学特征的形成，其实是多族文人藉由多元文明交流融汇形成的成果。

另外，尽管蒙古人的世界征略军事行动给世界人民和世界文明带来巨大灾难和毁灭，但也使得东、西方世界之间实现了极为广泛且密切的交流。“蒙古人西征，将以前闭塞之路途，完全洞开，将各民族集聚一处。西征最大结果，即使全体民族，使之互换迁徙”，这不仅仅指蒙古人打破了各个政治统辖的疆界，更指蒙古人对于东、西道路拓通的贡献。在蒙古人的大型军事行动之前，东、西方世界的政权国家和区域长期处于“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的割据之态；蒙古时代开启之后，“他们在国土上遍设驿站，给每个驿站的费用和供应作好安排，配给驿站一定数量的人和兽，以及食物、饮料等必需品”，这些拓通的驿路在蒙古人的征略大军过去之后，“开放给商人、传教士”，“使东方和西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

与3—9世纪的汉唐以陆路为主，10—12世纪的两宋偏重海上，15—19世纪明清时期的相对被动开放相比，元朝所在的13—14世纪，中国以海、陆丝绸之路为纽带，第一次实现了沙漠与海洋两大出口的全球性开放格局，其开放的主动程度和交流的频繁程度都达到了一个旷古所未闻的巅峰状态。13—14世纪海、陆“丝路”的全面拓通，也带来了其时“丝路”纪行文学创作的大繁荣。其中独立成卷的“丝路”纪行作品约计百余种，汉文文献近80种，外文文献近30种，另有纪行诗文约计2000余篇，其数量之丰富，远超自汉拓境西域至宋以来九个多世纪所有纪行创作数量的总和。数量突破的同时，还产生了一批纪行经典作品如《真腊风土记》《马可·波罗游记》《伊本·巴图塔游记》《东游记》《岛夷志略》等等，尤其著名的是《马可·波罗游记》。

诚如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 Collis）所指出，《马可·波罗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由于《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形象尤其是中国形象的夸誉和塑造，激发起了欧洲世界对东方文明极大的好奇心，很大程度而言，西方世界的文明觉醒缘起于对东方中国的好奇与探秘。

《马可·波罗游记》的产生与影响，不仅仅是因为意大利马可·波罗的表述，它更应该归功于13—14世纪海、陆丝路的畅通。如西方学者所指出，“中国在13世纪世界体系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它连接着北方的陆上商路和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印度洋海路。当这两条线路同时充分地发挥作用时，特别是当中国处于统一状态，因而成为连接两条线路的'畅通无阻的沟通媒介’时，世界贸易线路是完整的”。如果说，处于13—14世纪的元朝最不能被忽略的一部分内容是它与域外不可分割的关系的话，那么围绕着开放的海、陆丝绸之路，对这个时期中国文学的观照，需要有世界视角。

四、内亚视角与元明清文学通代研究

如前所述，中原王朝一直都受到来自内亚族群的威胁和影响。就元明的关系而言，诚如牟复礼所指出“元朝野蛮化的世界的重要性在于，她是明朝第一代统治者和臣民成长的世界，正是以这种方式，她参与了明王朝的基调好特征的形塑”。这个说法非常值得重视。就明初的政治与文化生态而言，元明王朝更迭的时间节点对于明朝统治者而言就是一个不小的阴影，这是明初统治者形成“元正统论”的心理基础，这一心理基础对于明初上层的文学创作态势和格局深有影响。

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明”，建元洪武；而据《元史·顺帝本纪》记载，1368年7月丙寅，元顺帝率众离开北京，退入漠北，八月庚午，明兵入京城，元亡。这说明朱元璋宣布大明朝成立的时间比元顺帝逃出北京的时间早半年多，而且顺帝逃出北京，回到蒙古本部之后，驻扎于应昌府，以元为国号，因地处塞北，故称“北元”。而针对以北元势力代表元王朝而存在的现实情形，明初统治者提出了“元正统论”，认为元朝虽起于草野，却勘定朔方，入主中华，实乃天意所择。不过，“胡虏无百年之运”，元朝在中华大地上统治过百年，于是天更元运，让明朝代元而兴。明朝统治者的“元正统论”，直至“土木堡事变”之后，精英阶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元正统”民族情绪日渐高涨，统治者论调才有所更张。

到嘉靖年间，明朝与北元的局势更为紧张，嘉靖皇帝对北元势力至为厌憎，嘉靖二十九（1550）“庚戌之变”，俺答大军攻掠大同，由密云陷怀柔、顺义直至通州，再至于京城东直门外，令京师大震，士林的反“元正统论”也达到高潮。明代文学的更张才由此展开，而明代文学格局之大变即此而起。

明初最高统治者对元正统论的弘扬，使得明初文坛的怀元情绪非常值得关注。可以说，原张士诚治下的吴中文人群体如“据明一代诗人之上”的高启，“国初诗人之冠”的袁凯以及顾瑛、张羽、徐贲、王逢、王行、杨基等等作家，他们的成就与情感基本属于入明前的张士诚治下时期。他们在“元正统论”的护翼下，创作中的怀元情绪与现实环境挤压后的独特镜像值得更多仔细的梳理与重新解读。一些与元朝相关的作家作品，他们在明初文坛占得一席的情形很值得注意，例如张昱在朱元璋的鼓励下作《辇下曲》百首，回忆和渲染元朝大都的繁荣景象和多元文化气息。另外，为历来明代文学研究者所忽略的富有元朝指称意味的意象如“白翎雀”“天魔舞”“北人”“海东青”等更值得细致爬梳以发见明初文坛与元朝的无间性。可以来看看张羽的这首《听老人琵琶》：

老来弦索久相违，心事虽存指力微。莫更重弹白翎雀，如今座上北人稀。

这首诗题目是《听老人琵琶》，从诗歌内容来看写的应该是新的时期，但放在元明背景中来理解则非常有意味。就诗意而言，老艺人是旧王朝过来的，年岁已大，没有弹拨琵琶侍弄新朝客人的力气了。而即使是弹奏，也只会白翎雀等旧朝的流行曲。“白翎雀生于乌桓朔漠之地，雄雌和鸣，自得其乐”，是蒙古人用人比作坚贞的象征，《元史·太祖本纪》载：“初，帝与汪罕合军攻乃蛮，约明日战。札木合言于汪罕曰：'我于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鸿雁耳’。”

元朝时大江南北流传有《白翎雀曲》，张羽在诗里说莫弹《白翎雀》曲，因为北人已经退出中原了，带有很浓重的伤怀意味。我们再看看张羽的生平。张羽（1333—1385），字来仪，江西浔阳人，与高启、杨基、徐贲并称为 “吴中四杰”，至正末，与友徐贲约，卜居吴兴，领乡荐为安定书院山长，再徙于吴。洪武四年（1371）征至京师，因应对不称旨，放还。再征，授太常司丞。洪武十六年（1383）洪武帝曾亲述滁阳王事实，命张羽撰写庙碑。洪武十八年（1385），因坐事谪放岭南，未半道召还。羽自知不免于难，遂自沉龙江，卒年五十三岁。

张羽在明初自杀的结局与他之前吴中的生活背景关系密切。朱元璋与张士诚在元末时期是割据势力的死对头，而朱元璋军队在破吴之际遭到了吴中军民的抵死反抗，所以朱元璋在得天下之后，对吴中士绅打压得极为厉害，贝琼所谓“三吴巨姓，享农之利而不亲其劳，数年之中，既盈而覆，或死或徙，无一存者”，由此，吴中的富庶与自由都在明初朱元璋的打击下，消磨殆尽。所以张羽的这首诗既是在怀念元朝，也是在追忆元朝时候美好、自由的生活。而这也说明元朝带给元代文人和元代文学的影响并不仅是过去研究中所认为的疏离和厌弃成分。

类似于张羽这样的作品当然还有很多，更重要的是，中原王朝在受到内亚族群的侵扰和威胁下的各种举措，以及在内亚性影响下的一些统治思维和社会布局会较为深刻地波及到文学领域，改变创作群体的流动以及创作主题、创作风貌等等方面的内容，最终当然也改变着文学史的评裁。像明朝，它的前朝是内亚族群建立的元朝，它的后继又是内亚族群建立的清朝，而元朝一统江南之前，既继承了辽金的政治遗产，又接受了南宋留下来的不少东西，同时还带来非常多有自身特质的内容；清朝在一统中国后，它的内亚特征以及对汉文化的吸收改造和融汇，等等，借助内亚视角，很值得将元明清文学作长时段的观照和会通研究。

综合上论，从内亚视角深入思考元代文学研究的路径，不仅是因为目前元代文学研究还有许多值得努力开拓的地方，更因为，元代作为中国传统时代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它自身发祥的地理特征、民族特征以及它带给中国传统疆域格局和世界格局的深远影响使得元代文学研究的格局可以横溢出它自己的时代，进而与整个传统文学发展贯连打通，既改变着元代文学研究现有的境况，改写许多既定的结论，又由此打破与之关联的其他民族、其他朝代乃至同时期其他国家的文学研究框架，从而使元代文学研究在融入传统文学研究的同时，也推动传统文学研究格局局部甚至全局的改变。

【注】文章原载于《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责编：李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