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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年，瓦剌在土木堡大败明军。这一战，英宗被瓦剌俘虏而去，生死未卜。同样陷入生死危局的，还有明朝的都城——北京！ 此时，北京城面临着自明成祖迁都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拱卫京师的大同、宣府两处重镇已经受到重创；防守京师的军队也在土木堡折了七七八八……若瓦剌大军乘胜而来，没有屏障、没有精兵甚至没有了皇帝的北京城几乎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战略资源可作抵挡。 对于明朝而言，土木堡之变后，最坏的情况似乎才刚刚开始。 至暗时刻的选择在很多人看来，土木堡的惊天之变后，明朝面对瓦剌已经处于“绝对劣势”。所以，当“瓦剌将进军北京”这样的消息蔓延开来时，明朝朝野上下人心大乱。据说，京城的很多大门大户为了保全身家性命，已经开始收拾细软准备南逃了。 此时，朝廷中也是人心惶惶。为了稳定局面，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并且紧急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朝堂上，大臣们为了“战”还是“守”的问题吵翻了天。大臣徐珵力主放弃北京，理由是星象有变：“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这种说法无疑在百官之间制造出了更多的恐慌和焦虑。时任兵部左侍郎的于谦此时站了出来，厉声驳斥了这种天命论：“言南迁者, 可斩也。京师, 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 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于谦的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朱祁钰和太后也由此坚定了抗战的决心。 很快，朝廷“群龙无首”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郕王朱祁钰先是奉命监国。八月底，在百官的请求下，他被立为皇帝，即明代宗。朱祁钰的即位向朝廷内外发出了一个信号：坚定信心，对抗瓦剌。而在接下来抗击瓦剌的过程中，明代宗全力支持备战，坚守不退，表现可圈可点。 明朝还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把守卫北京的重任全权交付给了于谦。他迅速被提拔为兵部尚书，负责“提督各营军马”。皇帝还给了他“先斩后奏”之权，以惩治违抗军令者。于谦临危受命，上任后立刻着手从内政、军备、边关防守等各个方面细心谋划、积极备战。 明朝深陷重重危机。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土木堡一战后，也先并没有立刻进军北京。他带着英宗先后到大同、宣府扣关，期望能够好好“敲”一下明朝的竹杠，或者借机诱使明朝守将出关投降，结果都没能如愿。也先没有捞到太多好处，不久又听说明朝新立了皇帝，这才醒悟过来明朝不会轻易和自己议和。于是，他在一个多月之后才决定率军南下进攻北京，“令彼南迁，与我大都”。 对于明朝而言，土木堡之变后，最坏的情况似乎才刚刚开始。 将士就位！在土木堡之变一个多月后，也先才决定帅军南下进攻北京，这也给北京争取了宝贵的备战时间。那么，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北京城准备到什么程度了呢？ 土木堡之变后，京城的守卫情况十分糟糕：守军不到十万，而且大多是老弱病残。所以，对于此时的北京而言，头等大事就是集结兵力。 可以这么说，北京的兵力是“东拼西凑”起来的。首先，朝廷对现有兵力进行了筛选，从十万京军中挑选出精壮之士。第二，紧急从附近地区调兵，“请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亟赴京师。”事实上，这些备操军、备倭军、运粮军或者没有和蒙古骑兵作战的经验，或者压根不是一线作战部队，可能并不具备很强的战斗力，但是他们的集结在短时间内让守卫兵力得以迅速增加。第三，紧急征兵。朝廷派遣官员到京畿、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征集士兵，每处征召五千人，短暂训练之后挑选其中可用的两千人到北京防守。 此外，因为兵力短缺，朝廷在选兵时也放宽了标准。比如，皇宫里愿意出战的太监可以进入到军中；土木堡之变中，有很多明军官兵从战场上突围逃回，因为害怕被问罪藏匿了起来，此时朝廷不再追究他们的罪责，而且下令对他们有偿召回。 拼拼凑凑之下，明朝的兵力竟然迅速增加到了20多万人。而且，在朝廷的号召下，各地的勤王部队也在不断地赶赴京城。  土木堡之变中，明朝损失了一大批文臣武将。在这次备战中，朝廷着力从全国各地选拔有才能的将领。 在边防上，于谦奏请重新任用大同、宣府的守将，派杨洪镇守宣府，郭登镇守大同。经过杨洪和郭登的积极备战，大同和宣府在保卫京师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朝廷还选拔了一些新的将领分守居庸关、紫荆关等关隘；非常时期更要讲究不拘一格降人才。于谦大胆起用了当时尚在狱中的大将石亨。在土木堡的战场上，石亨败给瓦剌，和他同时出击的将领皆亡于阵中，只有他单骑逃出。之后，他以失职之罪成为阶下囚。虽然石亨有这样的“前科”，但是于谦还是对他委以重任，让他担任京师总兵官一职！而石亨之后在战场上的表现果然没让于谦失望！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军备战，将士们已经准备好了！ 后勤就位！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土木堡之变带给明军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打仗要往前冲，也要保障好后勤！这一次在备战的过程中，明军修正了这个致命bug，调动了一切力量也要保障后勤。 当时，为了解决军队武器严重不足的问题，于谦想尽了办法：一面让工部加紧赶制，另一面紧急从南京的兵器库中调运兵器，据说南京库存兵器的三分之二都被运了过来。为了弥补兵器的亏空，明军竟然还想到派人到土木堡的战场上收集明军溃败时丢弃的盔甲武器……明军的武器装备在短时间内得到了补充，不至于让将士们上战场时仍然“手无寸铁”。  还有粮食问题。通州是北京的一个百万石级的大粮仓，其储备据说可供京师军民一年的食用。但是，通州距离京城毕竟还有一段路程，短期内很难将粮食都运到北京。有人担心粮食被瓦剌打劫，便出主意将这些粮食尽数烧毁。于谦同意要防着瓦剌抢粮，又认为这粮食对京城来说至关重要，所以最佳方案是要想尽办法把粮食运到北京。于是，官府使尽浑身解数展开了运粮计划：征用500辆大车昼夜运输，动员官员、百姓、官兵自备车辆前往通州运粮，还制定了奖励措施：运粮到北京20石以上，政府除了给运费外，另发白银一两……就这样，通州的百万石粮食陆陆续续运抵北京，短时间内挑战成功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北京的后勤准备好了！ 士气就位！土木堡大败后，明朝的心态是慌乱的。然而，惊慌失措的情绪并不会解决任何问题，朝野上下需要从混乱的局面中走出来。 当时，朝廷迅速整顿了内政，王振余党得到惩治，朝堂上人心大慰。 将领中的战略思想得到了统一：明军军纪严明，士气高涨。当时无论是京城还是边关的将士都做到了严守命令。比如，八月、九月之间，瓦剌曾数次挟英宗到大同、宣府等地扣关。各处守将都顶住了压力，坚决不开城门。 于谦作为最高统帅，不仅身先士卒，站在最前线，还经常对将士们宣讲忠义之道，士兵们都备受鼓舞。朝廷还下令官兵可以预支半年禄饷，并且承诺“事定，报功升赏不吝”，这些措施都极大的提振了军心。  在百姓中，朝廷也积极展开动员，号召百姓支援前线。北京城内的木工、瓦匠、石匠等被统一编成工程队，准备了大量的砖石、木材、石灰、工具等，以备战时之需。京城周围的州县，山西、河北等地民众，也响应号召，拿起武器，准备迎击瓦剌军队。 北京城，从一开始乱成一团，逐渐变得有条不紊起来。从朝廷到乡野，从官员到百姓，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共赴危难！ 士气，已经准备好了！ 北京严阵以待！明朝将要面临一场守城之战，这场战争直接关系到明朝的国运和每一个人的命运。 北京城，准备好了吗？ 先来看北京城的硬件。明成祖时为了迁都北京，动用全国数十万的能工巧匠，耗时三年六个月对其进行修建。从一开始，北京城就不是一座“脆弱”的城市。此时，为了防御瓦剌，明朝又动用大量人力进行都城的加固：深挖城壕，加固城墙，设置栅栏门、沙栏木等机关防止敌人攀爬等。这些措施都大大提升了北京的防御能力。 再从软件上看，北京城在于谦的周密安排下越发坚不可摧。 首先，于谦分别派遣9位大将列阵于北京城的九个城门之外： 总兵官石亨陈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陈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陈兵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陈兵于朝阳门，都督刘聚陈兵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陈兵于阜成门，都指挥李端陈兵于正阳门，都督刘得新陈兵于崇文门，都指挥汤节陈兵于宣武门，皆受石亨节制。  其次，最厉害的还是于谦的“背城一战”的战术。对于北京来说，面对瓦剌来攻，只要坚守住城池，然后等待勤王军队到来就是胜利。但是，于谦主动把守城任务从常规难度升级到了超高难度：他要求军队尽数出城迎战瓦剌。总兵官石亨不理解，他建议应当收兵入城，禁闭9门，依托城池进行固守。于谦这样解释说：“奈何示弱, 使敌益轻我”。越是强敌压境，越是不能示弱！秉持着这个思想，于谦把工作都交接给了留守城内的大臣吴宁，之后带领军队出城，并且下令关闭所有城门。同时，他还下了死命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在瓦剌军队到来之前，22万明朝大军已经列阵于北京城门之外，准备拼死一战了。或许，来势汹汹的瓦剌还没有意识到，此时的北京早已从慌乱无措中恢复过来。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全面设防的城市，还有一群严阵以待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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