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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衣裳而天下治:中国古代服饰的演变

 闲野之家 2022-05-10 发表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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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中国素有“礼仪之邦”、“衣冠王国”的美称,服饰文化更是体现着这个伟大东方民族的审美情趣和创造能量。在东方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用服饰来妆扮自己的身体、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和彰显着自己的身份,用服饰来标示彼此关系、融入共同的社会生活。潮起潮落,历代服饰的传承,不仅在服饰艺术上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高峰时代,同时也像活化石一样反映着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民俗。一部服饰史,既是一部华夏民族的物质文明发展史,又是一部炎黄儿女的共同生活记忆史。

垂衣裳而天下治


中国古代服饰的演变

撰文、供图丨高春明

(上海市非遗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服饰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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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后的凤冠    北京昌平定陵出土

服饰艺术从荒蛮中走出

远古时期,中国先民从茹毛饮血的混沌时代迈开了走向文明的脚步,开始了服饰文化的创造。与渔猎、采集的生产生活方式相一致,他们以动物皮毛为服饰的“原料”,制作出了避寒遮羞的最早服装。最初的先民衣式,仅仅是一块围系于下腹至隐私部位的皮毛。从遮前到蔽后,从御寒到遮羞,“衣冠王国”的服饰从最初的这块皮毛开始了漫长的演化。

衣和裳是中国古代先民服装中最为基本的一种形式。他们最初是围系在下腹的皮毛,既可用来护腹,又可用于遮羞,虽然形制比较简单,但却从赤身裸体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后来布帛产生,服装之制逐渐完善,人们仍然在下腹部位围系一块长条状皮革饰物,叫蔽膝,就是为了表示对先民所创衣式的纪念。这种饰物后来被一种前后分成两片的围裙状服装替代,这就是裳。下体之服出现之后,人们又对上体之服进行创造性尝试,将大块兽皮割下,以动物的韧带或植物的葛藤为线,用骨锥、骨针等工具穿缀缝合,制成背心式服装,这样就形成了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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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线毡帽    新疆若羌县楼兰遗址出土

伴随着衣裳的产生,原始的帽子、裤子、鞋履等也都相继产生。最初的帽子和衣服一样,也是用毛皮制成的。原始的裤子只能包裹在腿部,也用毛皮制成,既可保暖,又兼有防护功能,可防止荆棘刺伤皮肤。早期的鞋履或用皮制,或用草编制成,同样具有保暖和防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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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兽皮衣裳的伏羲   宋·马麟《历代帝王像》

衣冠之治的初步建立

公元前22世纪末,夏朝建立。至公元前16世纪,商汤推翻夏朝,建立起商朝。从商代开始,中国的冠服制度开始初步建立,服装初步具有划分身份等级的功能。殷商时期社会生产力普遍较为低下,大规模的丝织生产尚未得以确立。人们普遍穿着朴素,一般百姓制作衣服所用材料主要为粗布和毛褐。

公元前11世纪,西周取代商建立政权,社会生产力比之商代有大幅度进步,尤其是周代的纺织技艺大大提高,国家出现了专门为贵族生产丝绸的作坊,丝绸的规模性生产从此开始。衣冠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逐步完善。被后世尊为圭臬的《周礼》完成了周代衣冠服饰制度系统的完整建构,从此,上自天子卿士,下及庶民百姓,衣帽服饰各有等差,衣冠服饰贵贱有别、尊卑有序的服饰等级系统运行起来。到了周代后期,奴隶社会土崩瓦解,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冠服制度又被纳入了“礼治”的范畴,作为礼仪的表现形式,成为国家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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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刺绣镶锦边服装    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

春秋战国相交之际,封建制度逐步取代了奴隶制度。在这段时期里,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与这种政治风云相适应,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代表人物都从本身的利益出发,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和哲学理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对当时衣冠服饰制度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服饰形制异彩纷呈,各异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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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驭手服饰    陕西临潼兵马俑坑出土

礼崩乐坏后衣冠制度的重建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春秋战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始皇笃信阴阳五行学说,建国伊始,秦统一各诸侯国的车马服饰制度,改变了战国时期各项制度混杂的混乱局面。秦的统一只有短短十五年,系统的服饰制度尚未健全。受阴阳学说的影响,秦朝服饰崇尚黑色,举国以黑色服装为贵,但服装在款式上还是延续了春秋时期的基本形式。

随着大汉王朝的一统天下,衣冠制度走入了新的时期。厘定服制、修订冠帽、整饬佩绶,礼崩乐坏后的冠服体系第一次在大一统的王朝中复兴。张骞出使西域各国,丝路开通,中原华夏服饰文化第一次越过西域古道上四起的烟尘,穿行于亚洲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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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印花敷彩襜褕    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

汉初建国,衣冠制度还未完备,帝王百官参加祭祀,仍沿用秦朝旧制,不分尊卑,都穿黑色之衣。直到公元59年,才根据文献记载,正式议定了车服制度。上自帝王诸侯,下及士庶百姓,衣冠服饰各有等差。

服饰的职别等级,尤其体现在冠帽和佩绶之上。汉代冠式丰富,名目繁多,这些冠式是区别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需要根据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场合进行佩戴。如帝王与臣僚出席重大祭祀仪式时戴冕冠,文官、儒士上朝时戴进贤冠等。

随着政权的巩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社会风尚发生了显著变化。人们对装饰的要求越来越高,穿着打扮日趋华丽。史称汉文帝提倡俭朴,反对奢侈,自己所穿服装十分朴素,而京师贵戚服饰却“奢过王制”。在一些贵族家庭,连地位卑下的奴仆侍从服装都用文组彩牒、锦绣绮纨,所佩饰物也十分珍异,犀象珠玉,琥珀玳瑁,金银错镂,无不穷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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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胡服的北周男子    陕西西安安迦墓出土石榻彩绘

飘逸洒脱的魏晋风度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多种服饰文化相碰撞与融合的时代。战争频仍、王朝更迭、社会动荡、民众迁徙,多民族的文化传播与融合正是在这种风云变幻的年代开始。中原人民与北方各少数民族互相影响,服饰风尚发生显著的变化;佛教的传播,玄学的盛行,各种思想文化风起云涌,折射出时代特定的审美取向。总的来说,魏晋服饰崇尚飘逸洒脱,大开大合。

魏晋时期的士大夫喜欢穿大袖宽衫,上自王公名士,下及文人儒生,无不大袖翩翩。衫子的穿法也非常随意,有的敞开领襟,有的袒胸露臂。这种不拘礼法、崇尚自由的服装风格就是在当时的文化思潮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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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冠、穿大袖衫的魏晋男子  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

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基本上仍按本族习俗穿着服装。以后受汉文化的影响,模仿起汉代的典章制度及帝王百官的服饰威仪,也穿起汉族服装。公元494年,魏孝文帝亲自率领群臣迁都洛阳,全面推行汉化政策,鼓励鲜卑和汉族同化,禁止三十岁以下在朝人士讲鲜卑语,禁止鲜卑士民穿着胡服;不久,又颁布了更大规模的服制改革。孝文帝亲自穿着汉族的衮冕衣裳祭祀朝会,并参照汉魏服制制定了五品以上职官的各种礼服及佩绶制度。

中原人民也从北方少数民族那里吸取了不少服饰精华,纷纷将衣服裁制得更加紧身适体。西北少数民族的服装──胡服,渐成为社会上的普遍装束,中原及江南士庶多胡人打扮,不仅用于家居闲处,而且还用于礼见朝会。

帝国雄风中服饰魅力的彰显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中国封建文化达到巅峰。在唐代近三百年历史中,曾有过“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两个高度发展的阶段。尤其在初唐至盛唐一百多年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唐朝首都长安,不仅是当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也是世界著名的都会和东西文化交流的枢纽。灿烂的中国文化——包括服饰文化,通过使者与商人的穿梭往来传遍世界,直至今日,中国东邻地区的一些国家,仍将隋唐时期的服饰作为正式礼服,可见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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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云头锦鞋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

公元621年,朝廷颁布衣服之令,初步拟定了冠服制度。公元624年,又对原有的服制作了修订,重新颁布了新的律令——《武德衣服令》,自此唐朝服饰有章可循。按新令规定,皇帝之服有大裘冕、衮冕等14种,皇后之服有袆衣、鞠衣及钿钗衣3种,文武百官之服有衮冕、绣冕等10种,命妇之服有翟衣、钿钗礼衣等6种。这套服制制定以后为后世沿袭,各朝虽然都作过修订,但总体上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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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衮冕服的帝王    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

这一时期女性的服饰装扮,瑰丽美艳,风格大胆开放,是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在服装上的体现。初唐妇女的服饰,上穿窄袖短襦,下着紧身长裙。裙腰束至腋下,腰间系扎丝帛之带。以后数百年间,虽屡经变化,但始终保持这一特色,即使在胡服盛行之时,这种服式也没有被废弃。盛唐以后,还出现一种“绮罗纤缕见肌肤”的服装:上身不穿内衣,以裙腰遮住双乳,外用轻纱蔽体,这种装扮在中晚唐贵族妇女中特别流行,并一直延续到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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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绮罗衫的唐代女子    唐·周昉《簪花仕女图》

唐代丝绸生产达到历史高峰,开元天宝年间,朝廷收入丝织品就达740余万匹,为中国历代丝绸贡赋最高值。长安就有少府监织染署,掖庭局、贵妃院及内作使等机构下设官营丝绸作坊。全国的丝绸生产空前扩大,无论在织造技术或是图案纹样上都有新的、重大的变化,其品种之丰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为当时千般奢华的服饰竞艳提供了充足多样的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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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窄袖短襦、长裙的唐代女子 

程朱理学影响下的服饰变异

公元960年,赵匡胤称帝,建立宋朝。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动乱不安的政治局面,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段承平时期,经济、文化都有所发展,都市的商业经济也渐趋发达。然而宋王朝在初期短暂的繁荣过后,便陷入了与辽、金、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局面。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现实之下,宋朝政府依然对制定服制十分重视,不断调整服饰礼制。公元961年,以《周礼》为蓝本的服饰体系正式颁行,并实行了70余年,以后又经过多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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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缠足妇女所穿的三寸金莲    福建福州黄升墓出土

程朱理学在宋代具有较高的思想地位,它强调封建的伦理纲常,力戒浮华侈靡。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人们的审美意识有较大改变。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衣冠服饰不应过分华丽,而应崇尚简朴,尤其是妇女服饰,应淡然素雅。各朝皇帝也三令五申,整饬服饰务从简朴,不得奢僭。宋宁宗嘉泰年间,朝廷还将宫中妇女的金翠首饰堆放至街道上点火焚烧,以示崇简决心。在理学思想的影响和法令禁律的规范下,宋代的衣冠服饰总体上显得拘谨保守,款式变化不多,色彩也不够丰富,和唐代形成鲜明的对比。历经了盛唐的绚丽之后,宋代的服饰风格走向了质朴、洁净和自然。

从宋代开始,中国妇女中出现了缠足陋习。缠足妇女所穿的鞋履以纤小为尚,和唐代妇女的笏头履、云头履迥然不同。这种鞋子的鞋头大多做得很尖,如莲花之瓣,因有“三寸金莲”的形容。这种戕害妇女身体的缠足之风在中国一直延续了上千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逐渐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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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雅的宋代女装    明·仇英临宋人《妃子浴儿图》

民族服饰的交流与融合

公元10世纪前后,中国历史上除了宋朝政权以外,还先后建立过辽、西夏、金、元等政权。这些都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政权:辽由契丹族建立,西夏由党项族建立,金由女真族建立,元由蒙古族建立。这些民族取得政权后,一方面从汉族服饰中吸取精华,不断完善本族服制;一方面依仗武力,在其统治地区强制推行本族服制,致使汉族服饰全面胡化,服装功能也从注重礼仪转向注重实用。

契丹在建国以前,世居辽河流域,以游牧狩猎为业,生活得非常艰苦。由于契丹是一个从氏族社会跳跃到封建社会的民族,早期服饰只以兽皮裹身,一直到立国前夕,才学会种植桑麻,纺织布帛,穿着起布制的衣服。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北方称帝时,衣冠服制尚未具备。公元916,阿保机建立了辽国,于公元938年颁布服制,在后晋服制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的衣冠服制。以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皇帝、汉官俱穿汉服,太后及契丹臣僚则穿胡服,采取了两种不同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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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贵族的云鹤纹织金锦棉袍  

党项为羌族中的一支,原居于析支,北周后期势力逐渐扩大,隋唐时内附于中原王朝,向中原王朝称臣。公元1038年,元昊立国称帝,建国号为大夏。党项原为游牧民族,以武功立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西夏政权建立之后,十分仰慕汉族文化,逐渐崇尚起儒学,在衣冠服饰上建立了兼具中原汉族与本民族特色的服饰制度。

女真族长期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和长白山地区,隋唐时期还过着原始的氏族部落生活,以渔猎为生。公元1115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称帝,定国号为大金。统治北中国大部分地区一百余年。金人刚进入燕地时,舆服效仿辽代做法,也分南、北两制,后得宋朝半壁江山,遂参酌宋朝服制而略加变易。公元1140年,制定冠服之制,上自皇帝冕服、朝服,皇后冠服,下及臣僚朝服、常服一一定明。大定年间,又补充了百官公服及庶民之服。至此,金代服制基本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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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暖帽、穿织金锦龙袍的元代帝王    

蒙古人原来长期生活在黑龙江额尔古纳河岸的深山密林之中,后迁徙至漠北草原,与当地的突厥、回纥部落杂处,散居成许多互不相属的部落,经过近百年的吞并掠夺,最后由成吉思汗完成蒙古族的统一。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公元1271年,建国号为大元。蒙古人的生活方式以游牧为主,衣冠服饰较汉族简朴,入主中原后,在生活习俗上受汉族影响较深,服饰日益讲究。元初立国,初创各项制度,冠服车舆保留原有特色。元世祖统一天下后,近取金宋,远法汉唐,依然未能完善冠服制度;至英宗时冠服制度才完备,上而天子冕服、腰舆、仪卫、队仗,下而百官祭服、朝服以至士庶百姓服色一一定明,井然有序。


这些少数民族虽然在服饰制度上取法中原,但在服饰元素与特质上,依然保留着本民族的特色,具有明显识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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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冠、穿长袍的西夏贵妇    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唐卡

礼制回归下的服饰文化复兴

公元1368年,以朱元璋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起明朝政权。明朝建国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有效措施,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生产技术显著进步。随着生产力提高和市场开拓,工商业人口不断增加,一批新兴城市逐渐形成。生产技术进步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以纺织业为例,相继出现了南京、北京、苏州、杭州、嘉兴等一大批专业生产地区,丝绸产品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明朝从蒙古统治者手中夺得政权,对整顿和恢复传统的汉族礼仪制度相当重视。建国不久,便作出废弃蒙元服制的决定,并根据汉族的传统习俗,上采周汉,下取唐宋,着手制订新的服制。公元1370年,明代的冠服制度初步制定,其中包括皇帝冕服、常服,后妃礼服、常服,文武百官常朝之服及士庶阶层的巾服等。公元1393年,朝廷又对原定的服制作了一次大规模调整,以后数百年间变动不大,只是在服装的颜色及禁忌方面作了些更为具体的规定,如不许官民人等服用蟒龙、飞鱼图案,不准用元色(黑色)、黄色和紫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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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龙袍的明代皇帝    明人《朱由校朝服像》

宋元以后,中国的文化重心有逐渐向江浙一带转移的趋势。松江府成为江南地区的文化中心之一,尤其以上海地区为典型。明代以来,上海一向崇尚奢华,衣必求贵,绮罗轻裘。在衣着的色彩、用料、式样上均越份逾规,朝廷的服饰典制在这里几乎成为一纸空文。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江南士人的服饰逐渐趋向华丽鲜艳,质地追求丝绸绫罗,式样也追求奇异翻新,甚至男着女装,图案上也出现了团龙、立龙,逾越名分。这一趋势的出现,与明代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繁缛庞杂的服饰体系

公元1644年,爱新觉罗·福临率群臣于天坛祭祀天地,同时宣告清王朝的建立。满族为女真后裔,在衣冠服饰及风尚习俗方面,都保留着女真族习惯。清军入关后,立即采用金代的做法,强令汉族男子依照满族习俗改变发式:剃去额发,结发垂辫。1645年,清军攻下江南,朝廷采取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高压政策,酿成了江南屠城的惨剧。清朝政府还强迫汉族军民改穿满族人的服装,唯妇女、儒生、徒隶、伶人、和尚、道士以及穿婚服、丧服的人不在禁限范围之内。定都北京后,清政府将本族服装定为法服,绵延两千多年、历经变迁的汉民族冠服制度在清代遂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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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暖帽、穿长褂的清代官吏    清·金昆等《冰嬉图》

清朝服制拟定于入关之前,定都北京后,又吸收了部分汉族服制进行修订。公元1652年,《服色肩舆永例》经世祖钦定后颁行天下,从此,清朝服制正式确立。从整个服装发展史来看,清代服饰形制在中国历代服饰中最为庞杂繁缛,规章制度也多于任何朝代。对皇帝、亲王、皇后、皇妃以及百官的朝服、冠帽、饰品各有规定,根据等级、身份、场合、季节的不同,需要穿着的服装也各有不同。冠服制度作为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成为清王朝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清朝晚期,封建社会已濒临崩溃的境地。甲午战争以后,西方文化伴随着列强的武力入侵向中国渗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百日维新是近代对“衣冠之治”的第一波冲击,维新派要求皇帝作出表率,率先断发易服,为天下颁布法令,令官员百姓均依令效行。虽然服制改革没有以政府诏令的形式在全国推行,但是各省学堂中纷纷出现了效仿西式服装、短衣皮靴、文武无别的着装风格。此后,关于服饰变革的要求便在采用西式服装、剪掉发辫、放弃缠足三个主要方面展开,不断有改革派在进行服饰改革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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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领窄袖绣花蝶纹氅衣    清·传世实物

冠服制度作为一项政治制度,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为了维系政权以及相应的封建等级秩序一直发挥着它的作用。统治者颁布建立冠服制度,以之宣告自身权力的合法性,进而将这种统治意识形态渗透进着装礼仪、日常文化中,保证统治权力的延续。从商周以至晚清,其间服制变迁不断,但其首要的用意莫不以此为大。晚清以降,随西风东渐,改良、革命风起云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入了剧烈的变动中,服饰概莫能外。一场服饰文化、观念的现代转型由此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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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载于《文明》杂志2014年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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