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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三年暮春的夜晚，或许正合适聊聊亚隆。 两年前，也是在春天里，我接到万生心语邢总发来的微信，他说欧文·亚隆刚刚登录了Facebook，在上面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距离我上一次登录我的Facebook页面已经有一年了。我完全沉浸在生活中的黑暗事件当中。大约在一年前，我们了解到玛丽莲，与我结婚65年的妻子，患有多发性骨髓瘤（一种血细胞癌）。有一天，就在得知她的诊断后不久，我们一起散步，她说她希望我们一起写一本书，谈谈她的病以及它是如何影响我们以后的生活的。 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大约10个月前，我们开始在我们的这本新书中交替撰写章节，讲述我们对她的疾病和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反应。去年11月，也就是四个多月前，玛丽莲去世了。从那以后，我就一直一个人在写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昨天我完成了最后一章。 这是一本关于我们面对她的致命疾病和她的死亡以及我之后的哀悼历程的书。我工作的题目是“一个关于死亡与生活的问题”。它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除了出版商，还没有人读过这本书，但我觉得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讲述了一对夫妇如此公开地面对死亡以及幸存配偶随后的内心体验的书。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也深刻地经历了忍受深度抑郁、强迫性思考和对所爱之人的深切哀悼是怎样的一种感受——这对治疗师来说是一种非凡的教育。 这本书一直是我的救命稻草，每天我都期待着投入写作，现在我已经写完了，我感到像在海上，希望很快能看到另一本书的风帆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我的写作不仅使我在玛丽莲离世后得以幸存了下来，而且还帮助我在当今世界大流行病的隔绝中生存下来。几个星期前，我的女儿Eve搬来和我一起住，由于她的爱和关心，我逐渐摆脱了悲伤/抑郁。 我已经停止了我正在进行的治疗实践，但仍然继续通过Zoom或Skype进行一个或两个小时的咨询，并提供我所能提供的任何帮助，包括必要时合适的转诊。 读完亚隆的留言，我好想抱抱他。见过亚隆之后，他在我心里早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心理治疗大师，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心灵相通的朋友，一个可以亲近的人。这样的一个拥抱，与其说想给他支持，不如说是与他一同感受生命中的爱与痛！当我站身起来想去洗手间擦掉眼泪时，猛然间看到了书柜上的一张合影。那是2015年在亚隆家中拍的，在这张照片上，我挨着身材娇小的玛丽莲，亚隆的胳膊从玛丽莲背后伸过来，搭在我的肩上。
五年前见到亚隆和玛丽莲的时候，我心里曾暗暗评估，在他们两个当中，谁会活得更久？看上去应该是玛丽莲，她那时似乎比亚隆更健康。我还在心里出了一道残酷的选择题：作为一对携手走过一生的爱侣，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亚隆愿意选择先离开这个世界，还是愿意留下？当时我猜亚隆会选择留下，在为那么多丧亲者提供过心理治疗后，他深知留下来的人会承受更多的痛苦。没想到亚隆真的成为了那个留下来的人。也许，他注定了要用余生继续探索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四大命题：死亡、自由、孤独和生命的无意义——在经历了挚爱之死后，它们与作为心理治疗师的亚隆更加血肉相连，每一个命题都会牵动着神经，撕扯心灵！不是机缘巧合，而是命里注定——我与亚隆的相遇 我一直觉得，吸引我走向亚隆，直至真的走到他身边的，不是机缘巧合而是命中注定。所谓的“机缘”早已埋藏在我们彼此的生命深处。我读的第一本亚隆的著作是《爱情刽子手》，是海南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的，那应该还是一本没有获得著作权许可就翻译出版的书。这个书名曾经让我起疑，它太像书摊上拿性与死卖钱的通俗小说。不过翻开书页，我看到亚隆在《作者序》中这样写到：“心理医生不能开口闭口'你们’，'你们的’问题，应该说'我们’、'我们的’问题如何，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存在，与死亡密不可分，有生就有死，有自由就有恐惧，有成长就有分离。就此而言，我们一体同命。”哇，我觉得这才是我心目中的心理治疗高手！他知道那些来寻求帮助的人，并非是等待擦去油泥、换掉破损零件的机器，而是和我们一样活生生的人。作为一个人的心理治疗师，如果自身从未有过存在的荒诞感，从未经历过生命之痛，总是一副乐天知命、正能量兮兮的样子，却要去和来访者一同探索心灵，那不仅是隔靴搔痒，隔山买牛，也是对生命的轻忽与傲慢。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亚隆的铁粉，我几乎读过他的每一部中文译著，还写过好几篇书评。2008年，对我而言是个“再也无法对死亡视而不见”的年份。这不仅因为汶川大地震，将生之无常和死之惨烈一下子推到跟前，也因为经历退休、女儿离家上大学、妈妈患了阿尔茨海默症这些“生活事件”，生命流逝的声音开始变得响亮。记得最后一天在单位收拾东西时，面对几十本采访笔记、一包包读者来信、几大本自己的文章剪报，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带走还是该丢掉。每一张纸片上留下的都是生命的痕迹，要在一个上午把27年打包完毕，酸甜苦辣都来不及回味。
所以，2009年初亚隆的《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出版，对我来说，阅读这本书就是一次心理治疗。那时，我误以为这是77岁的亚隆的封笔之作，因为他在书中说：“对于一个善于反思的古稀老人来说，考虑死亡和生命无常的问题是很自然的。每天发生的种种迹象都如此地震撼人心，很难视而不见，比如我们这一代已经过时了，比如我的朋友和同事生病了，过世了，比如我的视力衰退了，还有，每天，我的膝盖、肩膀、背部、脖子的情况越来越糟”。”我为此黯然神伤，我不愿意接受亚隆已经老了，亚隆也会死去这样一个事实。多年来，虽无缘跟随亚隆学习心理治疗，但我一直视他为我的老师。不愿意接受亚隆也会老去，也会死亡，其实是不愿意接受自己也会老去，也会死亡吧。这么说的时候，好像“死亡”这个课题，专属于老年人，人老了离死亡就近了。但我相信亚隆说的，死亡的焦虑其实伴随着整个人生，它是人生的背景音乐，只是在一些时候，它被别的声音掩盖了，或者变形为其他种种东西，比如沉溺（酒、毒品、性、工作、声色犬马）、冒险、献身（宗教或某项事业）、抚育后代、艺术创造等等。人们自觉不自觉地用种种方式，与人之必死所带来的恐惧做斗争。这斗争的成功，带来的不是不死，而是死得坦然和平静。而斗争失败的标志，就是对死亡的恐惧更加强烈。“对死亡的恐惧常常与人生虚度的感觉紧密相关”，“你越不曾真正活过，对死亡的恐惧也就越强烈”，看过许多临终者和身边人的故事，我深以为然。《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似乎成为了我后半生的导览手册，引领着我处理衰老带来的死亡焦虑，陪伴走向生命终点的妈妈，开设生死学课程，参与生前预嘱推广和缓和安宁疗护中的志愿服务……也许是希望能充分活出自己，最终能死得平静和坦然，从2012年开始，我在北师大开设了“影像中的生死学”公选课，和同学们一起，通过电影谈生论死。亚隆《直视骄阳》成为了我的课程的参考书目，同时也成为了我的课程的漂流书之一。许多同学在这本书上留下了他们的阅读痕迹和感言。同时，亚隆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一书，也带给我极大的启发，特别是他提到的“凸显”与“嵌入”这两种对抗死亡焦虑的心理机制，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我还记得，2015年那个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正在北师大给学生上生死学课，课间休息时，我接到朋友宗颖的电话：“你想不想去美国见见亚隆？”咦，我不会听错了吧？“亚隆？你说的是欧文·亚隆？心理治疗大师欧文·亚隆？写了好多书的那个欧文·亚隆？”我尽量大声地说。宗颖给了我肯定的回答。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幸运又这么巧合的事情？五天前我刚刚拿到美国签证；三天前，我刚刚为亚隆即将在中国出版的新书《浮生一日》写完了推荐序，那篇文章用了虚拟采访的方式写成，现在竟然能面对面采访亚隆了？课后回家，我查了自己的日程安排，马上打电话告诉宗颖：“我去！”我知道，因为年事已高，亚隆多次拒绝了中国心理治疗界到中国讲学的邀请，而能到美国去见亚隆，真是太宝贵的机会了，哪怕这意味着我要在五天之内在太平洋两岸打个来回。2015年5月6日，天气晴朗。美国加州PALO AUTO市，一条寂静的花丛小道通往亚隆的家中。隔着树篱，我看到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向蓝天敞开着怀抱。快11点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老头从旁边的花园里走出来，走向亚隆的住宅。从背影和身上藏青色的毛衣看，就是亚隆。也许是他结束了早上的写作，回到家里等待我们的来访。11点钟，当我们一行五人（美中国际心理学院创办人、万国集团董事长孙立哲博士，欧文亚隆团体系统培训发起人、北京友谊医院心理专家柏晓利医生，欧文·亚隆心理治疗学院中国学院院长、北京万生心语教育机构总经理邢健博士，美国万国图文集团经理张瑾女士，还有我）走向亚隆的家时，亚隆也正从里面走向院子门口。他戴着眼镜、须发花白、穿着一件藏蓝色毛衣，从外貌到气质，正是我心中的亚隆也！
孙立哲博士和亚隆握手，并逐一向亚隆介绍每一个人。我用提前准备好的英文对亚隆说：“Professor Yalom , I feel I’ve been knowing you for a long time.”（亚隆教授，我觉得我认识你已经很久了）我想，这就是我最真实的感觉。可亚隆似乎并不急于与我们交流，他大声喊着：“玛丽莲！玛丽莲！”穿着红色衬衣的亚隆夫人玛丽莲应声而至。她哪里像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呢，分明是一簇燃烧着热情与活力的火焰。她边和我们握手边说：“见到你们真好，今天的天气也特别好！”亚隆问我们：“想不想先去我的工作室看看？”我们当然太想啦！那是一座覆盖着红瓦的米黄色小屋，就在紧邻亚隆家的另一个花园里。我猜亚隆应该是从斯坦福大学退休前后开始打造这间独立小屋的。有了这间独立的小屋，他可以在这里继续进行心理治疗，也可以望着窗外花开花落安静地写作。我相信他非常享受在这里的工作，因为他已经发现，写作就是教学的延续，也是“第二种治疗实践”，这使得他的职业生涯在退休之后，仍然有更广阔更深远的展开——书，可以跨过疆域，传之久远，超越时空。用他自己创造的术语说，他的生命将通过这种方式，产生“波动影响”。亚隆打开小屋的门，整整一面墙的书立即夺走了我的目光。“我在这里做治疗，早上就在这里写作。”亚隆指着书柜前面摆着的两张沙发和窗前放着电脑的桌子说。亚隆曾在书中描述过，一些病人（精神科出身的亚隆，在书中通常称来访者为“病人”）会对他房间中的装饰评头品足，对花园里的植物指指点点，抱怨坏了的纱门怎么老不修，调侃他为什么不换空了的纸巾盒。对于一般人来说，这都是看似与治疗无关的细节，但亚隆却能从中看到“每个人不同的内部世界，同样的刺激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 。哈，亚隆的工作室又何尝不是他自己内部世界的显现呢？远离尘嚣，花木环绕，小巧温暖，不局促也不空旷；略显凌乱的桌面，敦实厚重的布艺沙发，沙发旁一只小几上放着小闹钟和小号的纸巾盒；还有书墙上那掩藏在一本本书中的哲人和文学家，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说亚隆是怎样一个人，他何以成为今天的他，他的生命意义是如何建构起来的。
当然现在小屋里没有来做心理治疗的来访者，不过我分明能感觉到在空空的沙发上、在小屋的静谧中，有生命故事在跌宕起伏，有情绪情感在翻滚流动，它们是来访者的，也是亚隆心中的、笔下的。只要你读过他的书，就会觉得这间花园小屋，其实一点儿也不平静，一点儿也不与世隔绝，在亚隆营造出来的具有治疗意义的亲密关系中，来访者已经在预演他未来新的生命故事。比起亚隆的工作室来，他和妻子玛丽莲的家，宽敞多了，也透露出亚隆更多的角色与个性：在这个空间中，亚隆很自然地还原为一个丈夫，而且是那种非常珍惜伴侣的丈夫。在带着我们看完书柜中陈列的他自己各种不同版本的著作后，亚隆立刻带我们去另一间房间看玛丽莲的著作。我惊讶地发现，玛丽莲原来是《乳房的历史》、《老婆的历史》 等书的作者。更让我惊讶的是，她拿出自己的一本新著《The American Resting Place》（美国人的安息之地），就好像她提前知道了我在关注死亡似的。玛丽莲打开书告诉我，书里的照片都是他们的儿子里德拍的。她翻到其中一页，照片上是一块倒在地上的墓碑，刻着“无名氏”三个汉字。玛丽莲说，这是在夏威夷的华人墓地拍的，看到华人为一个不知姓名的人立碑，她很感动。为了写作这本书，她访问了250个墓地。大概受了玛丽莲的影响吧，后来我也在旅行中成为了一个墓地探访者，甚至成为了一个“墓地导游”。这时，友谊医院心理专家柏晓利拿出了自己的礼物，是一幅《清明上河图》的苏绣，亚隆又说：“等等，等等，我希望玛丽莲能听听！玛丽莲！”
亚隆在15岁就认识了玛丽莲，他说她是那时自己认识的人当中“唯一读书像我一样多的人” 。他和朋友打赌说，他要娶这个女孩为妻。8年后，朋友在婚礼上乖乖交上输掉的50美金。他们的四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各有所好，各有所成，但院中的大橡树上还挂着亚隆自制的秋千。孩子们养小动物的后院已经有些寥落，客厅里却挂上了儿子拍摄的作品。落地窗前，还不时可以看到父子对弈的身影。
当邢健博士拿出“华章心理”最近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亚隆书籍时，亚隆兴奋地露出了笑容，他一边翻看，一边念叨着：“这是《日益亲近》，这是《诊疗椅上的谎言》，这是《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哦，《当尼采哭泣》！”当亚隆听说有些书已经卖断了，有些书会马上再版时，他说：“哦，真的吗？在德国，《叔本华的治疗》还是畅销书呢，法国人还想把它搬上舞台。”亚隆也很奇怪，他的书为什么一直没有日文版。亚隆的第一本著作《团体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出版于1970年，令人惊讶的是，年过八旬之后，他的创造力仍未衰退，又相继完成了小说《我要叫警察》、《斯宾诺莎问题》和心理治疗故事集《浮生一日》。他认为“创造力是黄金之道，转变了我全部的生命”。可惜《斯宾诺莎问题》这本探索法西斯心理形成的小说至今无法在中国出版！亚隆回答得非常干脆：“哦，是的，每天都在写。我喜欢写作，对于我来说那是很大的快乐。每天早晨我都迫不及待地想开始写，我很享受。我脑袋里还有很多东西，我想把它们写出来。现在我正在写一本回忆录，回想我的一生，看看当初我怎么会想到写那些书的，这么多年以后再回过来读，又带来哪些想法。我现在就在忙这个。”亚隆不知道的是，后来，当他这本名为《Becoming Myself》的自传出版后，竟然成为我的第一本英文读物！因为中译本迟迟没有出版，我在kindle上先索取了样章，想试试凭着最近两年的英语学习，自己能否读懂，没想到竟然一下就读了下去。于是，我买了完整的电子书，并且囫囵吞枣地读完了！当生活已经不再是“真正的生活”：亚隆的思考和玛丽莲的选择
访问亚隆，我最想和他谈的是死亡。在中国，我难以想象可以和一个84岁的老人去谈死亡，那会被认为不吉利。但，他是亚隆，是研究死亡的专家，是为许多濒死的癌症患者和丧亲者做过心理治疗的人，也是一个坦然直面自己死亡的人。我拿出了一本到处都是批注的《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那是我在北师大“影像中的生死学”课程上的漂流书，许多同学在这本书上留下了自己的感悟和思考。我问亚隆，可以问他几个关于衰老和死亡的问题吗？亚隆说：OK。我告诉亚隆，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人活七十古来稀”。但是现在呢，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可以活到高寿，比如八十岁、九十岁，甚至一百岁。我问亚隆：当人们可能拥有加长版的人生，特别是所谓的“晚年”变得很长的时候，从您的角度看，您所关注的“存在”问题是不是会变得更严峻或者更深刻？比如有的人因病丧失了自理的能力，“自由”就成了问题；有的人会很早丧偶，就会特别孤单；当一个人只能被别人照顾的时候，像阿尔茨海默症晚期患者，他生命意义的何在？亚隆似乎对这个沉重的问题有着很强的同感，因为他的姐姐也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不再能认出他是谁了。他说，这在美国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看到有些末期病人，他们的生活已经不再是真正的生活了，这是一种很糟糕的生存状态。他问，在中国，如果病人受了太久的折磨并且疾病没有医治方法，医生是否可以协助自杀？我们告诉亚隆，这在中国是违法的。亚隆说，在美国，也只有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是合法的，有些人会去瑞士，在医生协助下结束生命。但是医生必须确认，病人想自杀不是因为患了抑郁症，而是患了无法治愈的疾病。
后来，我从玛丽莲和亚隆合著的新书A Matter of Death and Life中知道，玛丽莲最后也是在医生协助下主动结束生命的，那时医助自杀已经在加州合法化了。可以说，知道这点还是很令我震惊的，虽然我觉得他们的选择正是出于对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思考。亚隆夫妇在书中记述了整个过程：玛丽莲虽然早就在考虑医助自杀的问题，但是她很难下决心，因为她知道“死亡不是关乎我一个人，也不仅关乎亚隆、子女，还关乎很多朋友”。但是玛丽莲病得越来越重，有一天她梦到自己的电脑发出强烈的噪音，却无法关掉它。亚隆通过这个梦明白了，玛丽莲渴望结束痛苦的生活，但是自己还不想放她走，直到后来玛丽莲对他说：“我现在活着只因为你。一想到要离开你，我就伤心极了。但是，欧文，是时候了。求你了，你得放我走。”他们向从事缓和医疗（Palliative Care） 医生寻求帮助，后来又找到一位愿意协助玛丽莲自杀的医生。一天下午，玛丽莲醒来。对亚隆说“时间到了”。第二天早上，医生来了，玛丽莲要求医生结束她的生命。但四个孩子有一个不在场，医生希望能够等他赶来。一个小时后，小儿子赶到了。医生贴在玛丽莲的耳朵上问她：“你确定现在就要结束你的生命吗？”玛丽莲坚定地点了点头。医生给了她两杯药，她自己先后喝了下去。医生、护士和亚隆及四个孩子围在她身边，亚隆用他的头贴着玛丽莲的头，默默地数着她的呼吸，在第十四次呼吸之后，玛丽莲死了。亚隆内心悲鸣：我的玛丽莲，我亲爱的玛丽莲，已经不在了！他亲吻着玛丽莲的额头，“那冰冷的吻将在我的余生萦绕！”读到“My Marilyn, my darling Marilyn, was no more”，我眼前已经一片模糊。我为玛丽莲的逝去而悲伤，也为亚隆的痛苦而悲伤，但我知道，我的眼泪中也有大感动：为玛丽莲捍卫尊严的勇气而感动，为亚隆对玛丽莲的深爱而感动。能够死在相爱60多年的亚隆的怀里，玛丽莲一定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幸运的。
从北京出发去美国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次对亚隆的访问是如何促成的，直到见到亚隆的那天中午。12点过了，亚隆要带我们到斯坦福大学教授俱乐部共进午餐。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开出了一辆白色的雷克萨斯跑车！哈，好酷，看到这个80多岁的老头载上孙立哲博士和柏晓利医生绝尘而去，坐在后车上的我感慨：这老人生命中蕴藏的激情恐怕胜过很多年轻人吧！那时我并不知道，在这辆跑车上，一场生命最深处的相遇正在发生：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柏晓利，看着正在开车的亚隆，有一种做梦的感觉。在梦幻与真实之间，似乎有个声音告诉她，现在是唯一可以告诉亚隆自己生命故事的机会。深知亚隆一向十分敏感于“此时此刻”的晓利说：“亚隆，您难道不好奇为什么现在我们来看您？”亚隆说，他确实很好奇，问柏晓利是不是来美国看妹妹。晓利告诉亚隆：“不是因为妹妹，而是因为我丈夫薛剑华去世了。”“哦，太遗憾了！”亚隆说。他关心地问柏晓利是什么病。晓利告诉亚隆，丈夫得的是癌症，从发现到去世只有一年半。前面路口红灯亮了，亚隆停车转头看向晓利。晓利告诉他：“幸亏学习了很多存在主义心理学，读了您的治疗案例，知道最重要的是彼此都不应该留下遗憾。老薛喜欢研究星空，小时候自制望远镜，在他患病半年多后，他提起了这事。我说我们可以买一个天文望远镜。老薛说，或许太费钱了，他活不了这么久。我说这是你的愿望，哪怕你看不了几次，就是摸一摸也是好的。于是我们买了天文望远镜。老薛一生一直非常努力，想证明他自己的存在，他并不清楚在别人眼里他自己什么样。在他得病后，我就约他不同时期的朋友来我们家做客，让他知道他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的。老薛到最后获得了特别多的东西，内心非常平静，他很满意自己最后那种情感状态。”见晓利流泪，亚隆想找纸巾给她擦泪。他说：“我能为你做什么？你希望我帮你做些疗愈的工作吗？”晓利说：“不用了，我知道需要很长的时间。”亚隆说，确实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疗愈。晓利告诉亚隆：“最后我们都很满意我们之间的关系，老薛觉得最后的一年半很幸福，我也觉得最后的一年半，就像一起过了一生一世。”这时，亚隆伸出手来，放到晓利的手背上，看着晓利。晚上，在旅馆的房间里，晓利告诉我说，当她和亚隆分享自己的故事时她觉得很幸福，她说：“能把这些感受和亚隆分享，亚隆也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老薛这么多年一直帮助我去实现一个个愿望，我见亚隆，老薛知道也一定非常非常高兴，也满足了老薛的一个愿望。”却原来，我的这趟美国之行，竟然背后是这样一个与死亡相关的故事啊！下午，我们应邀参加斯坦福大学表彰玛丽莲·亚隆的仪式。玛丽莲的学术生涯始于法国文学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参与创办了斯坦福大学克莱曼研究所（Clayman Institute），跨入到性别研究领域，后来更拓展到文化史的领域。玛丽莲去世后，斯坦福大学在讣告中说：“作为一名鼓舞人心的女性知识分子，玛丽莲在她的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她探索了那些未探究过的发人深省的主题。”2015年初夏的那天下午，玛丽莲是多么的光彩照人啊，虽然她没有再穿上午穿过的那件红色衬衫，而是换了更低调的蓝色裙装。
仪式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小花园里举行，没有条幅，没有铺着丝绒桌布的主席台，一切都是那么朴素自然。在整个仪式过程中，我悄悄注视着亚隆，观察着他和妻子之间的互动。当嘉宾们发言时，当人们给玛丽莲颁奖时，亚隆默默地坐在角落里，看着作为中心人物的妻子。仪式结束，亚隆马上走向前，拥抱了玛丽莲，顺手就接过了她怀里的鲜花和肩头的提包。亚隆十几岁就想娶玛丽莲为妻，我想那作为少年对浪漫爱情的憧憬不足为奇，而携手走过六十年多年之后，今天这个无声的动作才是更为浪漫的爱情见证！
是告别的时候了，我们一一和亚隆拥抱。柏晓利对亚隆说：“能够见到您，我从心里感到非常高兴。”亚隆拉住她，用他的臂膀搂住晓利，给了她一个温暖而有力的拥抱。无需言语，晓利体会到亚隆与她深深的联结，与她的生命同在。我与亚隆拥抱，告诉他此时此刻，我有很多不舍也有很多遗憾，因为没有更多的时间与他交流。我忍不住问他：还能再问您一个问题吗？亚隆说：OK！我问亚隆：在做了半个世纪的心理治疗后，您是否确信心理治疗可以让人变得更好，从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我有幸飞跃大洋看到了“真”的亚隆，看到了他怎样生活，怎样写作，怎样去爱。我觉得这是命运给予我的一份特殊礼物：当我的人生之旅开启后半程时，我有了一位不在身边的隐形旅伴。亚隆走在我的前面，以他晚年生命的丰盛与精彩，以他面对孤独与死亡的勇气，以他那个不断becoming myself的姿态，为我照亮了看似幽暗的老年生活之路，让我抖擞精神，边走边唱，勇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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