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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苏州小海通过组诗《人间天堂》的写作，已处于对那种明快、简洁而又漫不经心的早期风格的蜕变之中，我不想过早地评价这八首诗中新出现的一切：题目与正文的游离或平行关系、节与节之间的巨大落差、暗示与含混的加强，以及引语插入所造成的理念化中断和旁逸斜出的效果，但我得指出这一切都表明，小海正自觉地尝试着从“他们”整体性风格中突围，以便在更加个人化的道路上快马扬鞭。 32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很想写一篇《叶匡政玄鱼合论》，然而却一直因为才力不逮和准备不足而未敢轻率动笔。我认为，对这两位城市诗骁将在《城市书》和《凡人的城》这两部诗集之间体现出来的差异性做一番考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叶氏的诗思维是点状的，收束型的，因而他每一首诗都是封闭自足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玄鱼的诗思维是线状的，发散型的，因而其诗大多体现为自由开放状态，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叶氏的诗具有充分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超承转合，始终有度，仿佛一首首绝句或小令；而玄鱼的诗则具有高度的破碎感和分裂感，他的一首诗常常会与另一首诗产生嫁接可能，不同文本之间有时界限相当模糊，就好比律诗和散曲，常常暗含着延伸为排律和套曲的欲望。叶氏的诗意象单一、饱满、肯定，有限的诗行具有极强的向心力、责任感和纪律性；玄鱼则恰恰相反，他似乎在有意识地摒弃那种大一统的格局，我们很难从他的诗中找出那种“画龙点睛”或“卒章显志”式的句子。叶氏的诗多写城市人物，在一种貌以客观的陈述中，自然而然地寄寓了自己的评估、理解和发现；玄鱼则多写事件与场合，伴随着大量非理性的信息，比如难以言说的内心感受、异想天开和神秘的个人向度。叶氏的诗语言精美洁净，不枝不蔓，他每一落笔，似乎就有一种苛严的词语筛选机制同时启动，那些尺度之外的词语休想蒙混过关，我把这视为一个审养倾向的问题而非词语禁区的问题；玄鱼则拥有更大更广阔的词语表和豪放不羁刚愎自用的个人语法，他诗中常有奇语、赘语、无来由语、自造语、原本毫无诗性色彩的科技学术用语，甚至连续使用的括弧（括弧内空无一物），因此其语言呈现出突兀、尖锐、强悍、粗暴的特色，我把这种特色称为“艺术的生硬”。就总体而言，叶氏的诗腕力相当、风格稳定、水平均匀，篇幅都很短小，他每一有作，都有一种轻车熟路的从容和自信；玄鱼则大异其趣，他总是处于放弃和不满足之中，他不停地变幻着路数与花样，哪怕有时因冒进而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我们只消稍稍研究一下玄鱼在建行与分节上的种种实验和创造，就会惊诧于他的不安份和我行我素。 33 2006年5月15日，成都龙泉沫若艺术院，中国乡村诗歌论坛，继蓝棣之、杨远宏、雨田、蒋蓝、老巢、史幼波、梁平、杨然、胡应鹏诸公之后，我的即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向今天在场的两位批评界的前辈表示敬意：一位是蓝棣之先生，他对新月派和现代派诗歌的开拓性研究，对1949年以前的重要诗人的个案研究，都已经达到了一种人迹罕至的境界；另一位是杨远宏先生，二十余年来，在十分孤单的情况下，他一直满怀激情地关心、保护、引导和推出着四川先锋诗歌，并且至今还在努力工作。下面，谈一点与会议主题有关的不成熟的看法。我认为，'乡村诗歌’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只能勉强把它定义为与乡村有关的诗歌。乡村面临的命运是不断地城市化，而乡村诗歌只能在逆城市化方向上找到出路：向山林草泽的更深处走去，走向乡村的伤口与痛。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笼罩下细心地搜求并夸张地报道当代乡村嬗变中的某种'日新月异’，这种写作，是毫无意义的。诗人应该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是诗人的天职。所以乡村诗歌应该坚定地背离乡村的城市化进程，这似乎是一个悖论。由此看来，提倡乡村诗歌的朴素性，不为过时之论。一位美国批评家曾经说过，'第一代尽可能想保留的，第二代却想遗忘，到第三代则努力回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诗人，特别是八十年代的中国诗人，创造了一个'目迷五色，耳杂七音’的诗歌世界，当其时，朴素，意味着岑寂。现在，可以重提这一亦旧亦新的美学选择了。然而，朴素，是不容易的，尤其是陶渊明或者弗罗斯特式的朴素，读第一遍的时候一目了然，读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反而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了。有时候，极端华丽和极端深邃的东西，常常就这样不得不以'朴素’出之。'乡村诗歌’，正需要这样的朴素。” 34 在一个谈判生意的饭桌上，当有人向别人介绍我说“这是一位诗歌批评家”时，我马上面红耳赤，——我的“把柄”，被这个一意孤行的时代逮个正着。 35 2006年7月8日，诗人树才用手机短信息对我说，“你对诗句读解得如此细致入微，我不禁眼眶湿润。那是些多么遥远而又逼近的心意和心事呵，你都读出来了。呵呵，这是给诗以诗的迎接。”——对一个批评家而言，还有比这更高的奖赏吗？！ 36 一个小小的考证——熟谙八十年代四川先锋诗歌运动历史和文本状况的诗人柏桦在一篇《“我为什么如此优秀”》的文章中，才华横溢、识见超群的诗歌研究者李振声在他那本至今无人能够超越的“第三代诗歌”史论专著《季节轮换》（学林，1996）一书中，均提到了四川诗人钟鸣于1982年编办印制的一种民间刊物“《次森林》”。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刊物的名称应该是“次生林”。钟鸣在他的“跨文类写作”巨著《旁观者》（海南，1998）第2卷中多次提及这本的确应该让更多人知道的刊物，在某一段中，他写到，“《次生林》是用最原始的手工艺完成的。它的命名也很偶然。我们一群人到卧龙自然保护区作短暂的旅行。那里熊猫才是主人。森林，雨水，罐头，一连串的馊主意……最后是一位林业技术员无意之中帮我们解决了难题。他在讲森林概念时，提到了'次生林’：'原始森林在经过自然或人为的干扰和破坏后，在原来的林地上重新生长起来的次代森林，包括天然更新和人工更新两大类。在林令不同的地方，这些森林有的已开发利用，有的还待开发。事实上，我国保存完好而未被利用的原始森林都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一带，大部分都趋于过熟，真正有生命力的，能代表未来的，仍然是富有朝气的次生林。’我觉得这个森林术语，对这代人是再好不过的比喻——毁灭后的生长，繁殖，一片新的郁郁葱葱的诗歌的象征之林。” 需要顺便交代的是，钟鸣的《旁观者》，特别是第一卷“镜子”，又特别是第一卷的第五折“天狗吠日”，保存了大量鲜活的不为人知的诗歌发展的背景、细节、原初和隐私，钟鸣用他那种集疏证、回忆、考辩、评论、联想、传记、注释、翻译、图片、手稿、新闻于一体的奇妙方式，完成了一部中国八十年代先锋诗歌特别是南方先锋诗歌的“内部参考”。钟鸣在这一部书中充分地展示了不可思议的博学、旁逸斜出的思维和独树一帜的文字。由此，酷爱诗歌的那些少数人再次认识到：四川人钟鸣，一个文化精灵。 37 吴宓《余生随笔》引清人袁子才《读书》诗云：“掩卷吾心足，开卷吾乃忧。卷长白日短，如蚁观山邱。秉烛达夜旦，读十记一不？更愁千载后，书多将何休？吾欲为神仙，向天乞春秋。不愿玉液餐，不愿蓬莱游，人间有字处，读尽吾所求。” 二百多年前袁枚之情怀、九十多年前吴宓之情怀，亦吾今日之情怀也！呜呼！ 38 写诗，对于古人而言是一种日常，是应酬、交往和礼仪，“酒罢，口占一首”，所以诗歌总是从琐碎、安详的生活中自动浮现出来的，像一个水泡急于来到水面；对于今人来说，写诗忽然变成了一种艺术创作，关门闭户，焚香洗手，然后铺开白纸……所以就有了不同——古人写诗：无心插柳；今人写诗：有意栽花。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具有永恒的示范性：诗贵虚实相生。 40 2006年10月21日晚，四川绵阳，在诗人雨田那个曾经让牛汉惊叹不已的大书房里，何弗、胡应鹏、白鹤林和我，与诗人雨田坐在一起，与幽闭在书房中的自由写作三十年班驳历史坐在一起。我看见雨田的黑白肖像与金斯伯格的摆在一起，那个发出“是何种中华性，又发生在谁的边缘”的质问的荷兰人柯雷（Maghiel van Grevel）则与他并肩站在一个棕色的镜框里，刚出版不久的《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和《刀锋上站立的鸟群——后非非写作十六年诗学历程》在仿古几案上散发着墨香。对于作为一个流派的非非主义，雨田闭口不谈；我们所见到的，不是人群中的某一个，而是一个孤家寡人，——雨田大声武气地谈论着关于他自己的一切。我私下里嘀咕：这真是好极了。然而另一个事实是：作为后非非写作代表性诗人之一的雨田仍然在白纸黑字之间跳动着，牵引着我们的视线。雨田的写作，长期以来致力于关注生命之痛与时代之痒，有力地践行了非非主义统帅周伦佑关于“红色写作”的理论；然而从修辞学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他又体现出与非非主义大异其趣的一面——所谓前文化、元意象、零叙事之类，在他这里踪迹全无。所以，就某一个向度而言，雨田是一个非非主义者；就另外一个向度而言，他又是一个典型的反非非主义者，雨田的个案特征再次撬开了非非主义理论的矛盾之壳！深夜，我们饥肠辘辘地下了楼；然后是酒、烧烤、更深的友谊和更深的夜。然而周伦佑在赠书上写给雨田的那句话，“你距巅峰只有一步之差”，却让我不得不单独思考：也许他写得还不够狠？ 41 也许是承汉人张道陵的余荫与遗泽之故，成都都江堰至今仍是著名的“长寿之乡”，兼之又是“老年文学”的首倡之地，2006年11月6至8日，山灵水秀的都江堰举办了老年文学暨陈道谟先生从事文学创作70周年学术研讨会，受王国平先生的邀请，我参加了会议。 6日晚，与凸凹兄一道赴会。与杨然见面，三人小饮，聚谈。 7日上午是老年文学研讨会，与会者颇多知名老诗人，计有王尔碑、沈重、木斧、白航等。在四川，也许还在更大的范围里，他们的名气之大，早已经掩盖了其文本建树，我仰之弥高，敬之弥远。因故未能到会者，尚有吕进等。吕进名气更大，据说在诗歌批评与研究界与谢冕先生并称为“北谢南吕”，谢冕先生富有良知与激情的一系列学术成果早已构成了一部博大精深的诗歌史，或者说是一部思想史，记录并昭示了古老中国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吕进何为，我孤陋寡闻，却不得而知，他的缺会，让我失去了当面求教的机会，算是一大遗憾。幸运的是，有两位老先生的莅会证明了我的不虚此行，一位是杜谷，“七月派”的耆老，已有86岁高龄，经我请求，他在会场与我合了影，8日上午在都江堰景区“离堆”再次相遇，经我请求，他又在江边与我合了影，我对他说，“七月诗人是最有血性和骨气的”，他对我微笑，——回家后查阅资料，知道《白色花》（人民文学，1981）选有杜谷作品6首，《七月诗选》（四川人民，1984）选有杜谷作品3首，当代学者李怡在《七月派作家评传》（重庆，2000）一书中论及“平原诗人”时写到，“首先让我们来结识杜谷”，他的《泥土的梦》一诗，隐然已经成为新诗史上的名篇；另一位是上海的潘颂德先生，他在《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学林，2002）中体现出来的严谨学风和科学态度让我心仪，经我请求，他在会场与我合了影。 会上，王国平先生邀请我发言，我婉言谢绝了，因为要说话的人很多，也说了很多话，人与话，让坐在台下的我一次又一次地遭遇了“大众语法”，或者说是“普通语法”，只有维护与修补，没有破坏与创造，我知道自己遇上了一群人、一个语言公社，而不是一个又一个的语言炼金者和充满“暴力”与“怪癖”的个人语法，因此我无话可说。事实上，来之前我为发言是做了些准备的，其要点大致包括：一，“老年文学”为何物，是退休之后赋闲的一种方式，还是智慧的终身积累与瞬时迸发？二，作为一个学术话题，“老年与文学”是否更具有阐发潜力？三，个案——歌德1768年19岁的时候开始撰写“初稿浮士德”，1808年59岁的时候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1831年82岁的时候完成了《浮士德》第二部，老年心性的递增，促成两部《浮士德》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此，《歌德谈话录》已经给出了答案：第一部“取自内心世界”，“几乎完全是主观的，全从一个焦躁的热情人生发出来的”，处于“半蒙昧状态”，第二部“却几乎完全没有主观的东西，所显现的是一种较高、较广阔、较明朗肃穆的世界。谁要是没有四面探索过，没有一些人生经验，他对下卷就无法理解。”四，参考资料备有王家新《文学中的晚年》一文，“如果一位作家有了一个更为深刻或伟大的晚年，他才是可以信赖的；而那些名噪一时到后来却江河日下的人，在我看来终归不过是文学中的过客。”五，结论，我关心的不仅仅是“人”，更重要的是“文学”，迎来了他的老年或者说晚年。 7日下午是陈道谟先生从事文学创作70周年学术研讨会，——老人的聚会！我与杨然兄在会上小坐了一会儿，便一起直奔市郊灵岩山，山的幽深与静谧让我关闭了头脑，张开了肺叶，与物谐游，浑然忘我，而在那半山之上，我们看到了绝美之景：一座古色斑斓的牌坊，掩映在或墨绿、或青翠、或浅棕、或深黄的林木之中，林木中水气弥漫，地上落叶堆积，我们唯一的感受就是自己成为了闯入者，多余的，闯入者。 7日晚上与杨然、李光霞聚谈于欧典名仕咖啡店。李在某校任教，拟为学生讲现当代诗歌，恳请杨然兄开列篇目，杨然略加思考，一挥而就，我惊讶于他对诗歌史的了若指掌和别具见解，在他的基础上，我补充了牛汉的《半棵树》、北岛的《结局或开始》、芒克的《阳光中的向日葵》、舒婷的《神女峰》和丁当的《房子》，然后推荐了杨然写给他女儿灿灿的那些诗歌。 8日早餐时，我坐在一位叫做“但仲廉”的老先生旁边，他是叶圣陶和吴宓的学生，迷醉于旧诗读写。席间，我与他大谈旧诗与吴宓，我的主要谈屑有：一，唐和唐以前之乐府歌行，不受苛严格律的束缚，天趣漫溢，是为真诗歌，至宋以后，旧诗格律渐细渐精，好诗却越来越少，值得深思；二，吴宓之旧诗，与陈寅恪、钱钟书一路，以宋诗为宗，他们似可一并称为“后同光体诗人”；三，吴、陈、钱，三人之学术均注重考据与比较，颇有相通之处，可名之为“后乾嘉学派”；四，吴宓“述而不作”，传世著作很少，现当代学术界少了另一个钱钟书，损失厥大。 8日上午游都江堰景区，惊叹于古人治水之大智慧，在柔与刚、疏与堵、久与暂、弱与强诸概念之间深入浅出，悟及为人处事之道，不禁默然；及至玉垒山上，访古庙，探古道，每每迎迓大树婆娑，千姿百态，以为人类一切之建筑与雕塑皆不及树，不禁默然。同行者杨然、牛放、文佳君、李光霞。 42 2006年11月24日晚，与何弗、安遇同赴成都龙泉驿，当晚与安遇、胡应鹏聚谈数小时至深夜，第二天参加《采诗锦城东：从大面铺到龙泉湖》首发式暨《锦江诗刊》创刊号编委会议，又与蒋蓝、况璃、凸凹等聚谈。我的主要谈屑有：一，杰出的诗歌，因为总是包含着左冲右突的思想，所以单就形式而言，往往呈现出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完美。诗人安琪宣称她所追求的恰恰就是不完美。另一位诗人，大师金斯伯格，他的诗歌有时候甚至是粗糙的。所以，“不完美”与“粗糙”，也有艺术与非艺术之分。二、当代批评家，迷信自己的批评标准甚于诗歌本身的暗示与启发，诗歌成为了批评得以成立的佐证而不是相反，对“阅读”的坚持与信赖日益荒废，这是批评的歧途。三、古往今来，大政治家同时又是大诗人者，曹操、毛泽东二人而已。前者的诗歌有低落，有飞扬，低落见于“神龟虽寿，犹有尽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飞扬见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诗句中有平常心，亦有非常心，然而并无太多政治上的考虑。后者的诗歌气势磅礴，一往无前，比如“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洋溢着一种极端的乐观主义，以至于泄露了一些诗歌以外的目的。谁是大政治家而兼诗人？谁是大诗人而兼政治家？结论不言自明。四、流沙河先生曾经说：诗歌有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浅而少味，第二重境界是深而有味，第三重境界是浅而多味。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第三重境界；一般的人终其一生的写作，常常连第二重境界也难以达到。五、屈原的《离骚》写尽了文人从政者的千古悲哀，读罢大可一哭。六、新诗应该继续写下去的理由：李白所为，我固不能为；我所为，李白亦不能为也。七、四川内江诗人陶春的文论具有独特之处，不妨用“血肉模糊”四个字来概括。海子著名的《诗学：一份提纲》又何尝不是如此？！八、伊沙的诗歌曾经是很独特的，他的一部分作品甚至具有一种可贵的摇滚精神，然而他的独特性已经被成群结队的摹仿者们取消了。需要一个伊沙，这是伊沙的骄傲；只需要一个伊沙，这是伊沙的悲哀。九、凸凹说，“胡亮说过，'天才诗人就是越写越差的诗人。’”我说过这么牛逼的话吗？好像说过，好像还举过郭沫若作为例子，——当然，我所谓天才诗人，是与积累型诗人相对应的。 43 2006年11月26日晚，重看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再次被征服。与此同时，十年之前我初看该片后数次登上某个讲台大放厥词的情景历历在目。其强大的力量来自哪里？我认为主要是因为该片合理包孕并精彩演绎了人类文学艺术史上的十大重要母题：一是命运的阴差阳错，二是富家女与穷小子发生爱情，三是最后一次航行遇险，四是富有然而空虚、贫穷然而快乐，五是人性的光辉与卑污在大劫难中的充分展现，六是由爱转恨，七是死亡对爱情的考验，八是艺术的大用与无用，九是宗教精神的末日效应，十是美人迟暮。 44 2007年元月4日，诗人李岱松自京华诗佛别院向我致以新年问候，我回短信曰：新年亦旧旧亦新，我生已入懵懂境。开窗唯见山与水，岱松福语至心灵。岱松答以《岁首和道兄胡亮》：法界不分旧与新，山水难得见本真。古月豁亮窗前境，春满华枝已九分。 45 2006年11月，杨然、凸凹主编大型诗刊《芙蓉锦江》面世，承两位主编惠允，我得以在该诗刊开设个人专栏“元批评”并在第1期公布了“主持人语”：“元批评，是我自己的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批评主张。元，元始，元气，元戎，元音。元批评是一种高度倚赖阅读中的深切感受和独特发现的批评，批评之源而不是批评之流。个人化的批评主张成了刊物的一个栏目，这是作为栏目主持人不得不面临的一个悖论。这意味着，这个栏目将不可避免地被私人化，这个栏目将被'占领’和'侵吞’。所以，这里刊发的六篇文章，除了三篇'创作年表’由诗人本人撰写外，另三篇批评文章全部出自栏目主持人之手。我希望，这种编辑思路，——每期，由我撰写三篇批评文章，通常是两篇诗人论、一篇作品论，然后由被论及的诗人分别撰写'创作年表’与之相并列相参照——能够延续下去。我的奢望是，通过长期的、持之以恒的努力，我和诗人们的有效互动，能够建设成功一个千里长廊，那些完全有可能被这个肤浅时代遮蔽的边缘诗人们，在这个长廊里得到了足够的席位。这一奢望的最终实现，有赖于我本人不衰竭的激情，——这是可以保证的；也有赖于大家无限的宽容和支持，我相信，这也是可以保证的。” 46 2006年12月23至24日，受杨然兄邀请，我与诗人安遇联袂赴邛崃，参加了“走进诗意的平乐”笔会。期间，与树才、莫非、蒋蓝、凸凹、陶春等诗人重逢，初识柏桦、何小竹、小安、陈小蘩、袁勇、刘泽球。柏桦沉浸在“鸳鸯蝴蝶派”小说和胡兰成式“汉风”混成的某种黑暗之中，仿佛独拥一处胜境，平静、澹定、松散而又缓慢。席间，他在诗集《往事》的扉页上这样为我留墨，“胡亮：夏天还很远”。《夏天还很远》是他的一首诗，“一日逝去又一日/某种东西暗中接近你”，与他另外一些广为流传的诗相比，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对这一首很少提及，然而他自己却十分偏爱，这是值得注意的。柏桦的气质趣味与平乐的房舍山水——石头牌坊、老街、木楼、千年古榕树、石头桥、清澈的河水、竹筏、大片的草地、好空气、竹海、秦汉古道、康熙御题的“天下第一圃”和深山中竹树环绕的“李家大院”——构成了亲密的呼应。而这两者，我是指“人”与“景”，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我对安遇说，“这次来平乐，对我而言是一次真正的放假。” 47 2007年1月14日，《存在十年诗文选》首发式在成都时间简史大书坊举行。我与安遇、何弗一同赴会。《存在》的几位主要同仁，陶春、刘泽球、谢银恩，我都认识；当然，由于可怕的无知，另外一些有可能更为重要的人物我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陶春是那种第一次与你见面就能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诗人，本真、率直、热烈、响亮、夸张、激情澎湃。诗歌根本不是他的藏身之所，诗歌是与他形影不离的一种热浪或光晕。所以他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诗歌，包括他把额上的长发拂到耳后或者仰头喝下一大杯白酒的那些瞬间。 48 2007年2月11日，我为《元写作》第一卷《贾岛治下：七个诗人与一个批评家》所作的《后记》—— 从刊物命名到栏目设计，从作序者到入选者，从封面到插图，以及纸型、开本、版式、字体、墨色，一一通过我苛严的筛选与缓慢的认可，在时间与空间的某一个盘根错节之处，完成它们的欢乐聚会——我是指完全按照个人的意愿和趣味编辑出版一种诗歌杂志，这已经成为长期以来我的一个梦想。这梦想需要若干朋友内在的激情和无限的宽容；需要有与编者的艺术眼力和艺术良知相对应的写作者和设计者；需要出版社的让步和印刷厂的用心；最后，不可避免地，需要那几乎无处不在的“现金”；受众的跟进与否，倒在其次。这梦想是如此奢侈、如此容易招致误解和非议，以至于她几乎在我灵魂的隐秘边界之内自生自灭。 直到二00六年十一月的的某一天，我脱口说出：“元写作”——一项工作忽然就开始了。先是安遇，接着是何弗、杨然、胡应鹏、白鹤林，他们出于对我的绝对信任，接受并纵容了我赋予这本杂志的奇特名字；三原和吕历至今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总是太忙。紧接着，我拟定了编选原则：以诗歌为中心，以人为单元，每个单元的作品具有相对集中的主题。第一卷的八位作者很快确定，全是四川蓬溪人氏。 蓬溪位于四川省中东部，唐时称长江县，现分设为蓬溪、大英两县。公元八三七年九月，五十九岁的贾岛告别了落叶长安与秋风渭水，结束了他亦僧亦儒的羁旅生涯，来到剑南道遂州府长江县任主簿，三年后迁离。在任期间，贾岛写下了“且说近来心里事，穷雠相对似亲朋”等句，备述异乡坎坷与穷途龃龉，感人至深。贾岛著有《长江集》十卷，后来遂以“贾长江”名世。“元和中，元、白变尚轻浅，岛独按格入僻，以矫浮艳”（辛文房《唐才子传》）。他为后来的写作奠定了这样一种可贵的基调：对前人和时人持戒备、疏离、违悖甚或反叛的态度，听从个性的引领，追求艺术的独立性和原创性。然而，具有反讽意义的是，贾岛本人在晚唐五代却成了诗人们普遍追随、摹仿的诗歌模范，长江县也成了诗人们会聚和凭吊之所，诗人李洞、杜荀鹤、崔涂、李频、刘沧、黄滔、郑谷都曾有过“过县已无曾识吏，到厅空见旧题名”（崔涂《长江怀贾浪仙》）的经历和感慨。至宋，学者孙谔还写下了“此地曾经诗客到，九秋风月至今清”（《长江县怀贾岛》）的诗行。至于蓬溪本土诗人，也是代有隽才。唐代张令问，宋代冯楫、谢金、于至、张述、杜陟、道冲、赵溥，明代席书、福湛、明昱和杨仰、杨廷极父子，清代奚大壮、杨树之、张鹏翮等，均有诗文传世。清代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各个门类全面回光返照的时代，诗歌尤其是清中叶诗歌也取得了超元越明、抗衡两宋的成绩。清初和清末诗人大都是杜工部和黄山谷的隔代学徒，由于把师父奉若神明而被“杀子”文化的巨浪淹没。真正具有“弑父”精神的是清中叶“乾隆三大家”：袁枚、赵翼、蒋士铨，他们践行绝去依傍、独抒性灵的诗学主张，在清王朝臻于鼎盛之际，共同创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诗歌王朝。但是大学者钱钟书对蒋士铨颇有些意见，认为“宜以张船山代之”（《谈艺录》）。张船山即张鹏翮玄孙张问陶，其才冠冕西蜀、雄视天下，其诗生气涌出、天趣漫溢，可谓另辟一境、自成一家。他那种“脱尽古人巢臼”（顾翰《船山诗草补遗序》）、“不受古人牢笼”（潘焕龙《卧园诗话》）、“不屑与时俯仰”（孙桐生《国朝全蜀诗钞》）的诗歌精神与贾岛达成了完美的呼应，一种薪尽火传的可贵传统就这样不间断地补给着本土诗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蓬溪人编著校辑的诗别集、诗选集、诗论集、诗人年谱等已达数十种之多，方寸之地呈现出万千气象。单就新诗创作而言，安遇宝刀不老，杨然盛名未衰，三原自成体貌，吕历渐入佳境，何弗重出江湖，胡应鹏初试锋芒，白鹤林崭露头角；著名诗人海上早就预言：蓬溪会因为蓬溪诗人而名满天下。现在看来，我多年前在《蓬溪：当代汉诗阅读手记》一文中写下的一段话仍然可算是不移之论：“对于任何时区而言，四川无疑都是中国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诗歌大省。尤其是'后新时期’以来，中国诗歌的重要裂变与嬗递都与四川息息相关。成都，这块被翟永明称为'享乐主义平原’的地方，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地域与文化双重意义上的省会。但是，近年来，蓬溪诗坛像突然从水下冒出一座巨型冰山一般展现了自身不容忽视的诗歌实绩，从而使之具备了成为四川诗歌重镇的一切可能性。”本卷在“贾岛治下：七位诗人与一位批评家”的副题下专辑推出蓬溪当代诗人，其本意并非制造一个地域性的诗歌选本或者展出一种乡邦文化成果；是作品本身所具备的更大的价值在向整个中国诗歌版图申请领地。 近年来，笔者对本土诗歌十分关注，多有研论。本卷收有关于安遇、吕历、何弗的诗人论，关于三原长诗《窗口》和笔者短诗《开元天宝遗事》的作品论；关于杨然、三原、胡应鹏和白鹤林的诗人论已在多处刊发，此处不再赘录，读者可以参考《五人诗选》（重庆出版社，2003），《第三条道路》第二卷、第三卷（九州出版社，2005、2006），《飞翔的狼》（重庆出版社，2006）等书。附录“本卷作者简介”由笔者起草并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后定稿。 何为“元写作”，全书未置一词。我的初衷：让这一术语在较长时间里处于“自明”状态，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诗人和批评家参与到相关的理论拓殖中来。众多灵智的涌入必定会让这个词组释放出出人意料的眩目光芒，编选第二卷时，这些光芒将被集中呈现于世人面前。在此，恳请各位读者和方家不吝赐教。笔者的批评专著《元批评：第三条道路》已初步勾勒出“元写作·元批评”理论轮廓，该书即将出版，算是引玉之砖。现在，我只能这样说：“元”作为一个词根具有多重意义指向；“元写作”既是一个动词性词组，又是一个名词性词组。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树才博士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潘颂德研究员，他们在“诸事猬集”的情况下，欣然拔冗为本书作序。颂德先生以稳健著称，他的序言痛斥时弊，寄意遥深，提出了“好诗”和“大诗”的标准，对于我们而言既是引导又是鼓励，对于那些耽溺于“非艺术”试验的写作者而言，不啻当头棒喝；树才先生则以睿智知名，他的序言灵性涌动，创见迭出，从语义学的角度深刻阐释了“元”的诗学价值，对于我最终完成《元批评：第三条道路》一书颇有助益，对于本书几位诗人不断成就自己的写作，亦如滋心甘露。为本书出版，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诗人梁平先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诗人安遇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基础性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想说：本书的出版，让我的梦想局部地变成了现实。“局部地”，意味着还有工作可做。圣卢西亚大诗人德瑞克·沃尔科特曾经言及他所遭遇的一种双重生活，“诗的内部生活和行为与方言的外部生活”；我的工作，就是要让第一种生活不间断地现身出来，哪怕她在第二种生活里显得如此不合时宜！ 49 那些嘲笑诗歌的人如此轻易地就获得了成功，——这是因为与他们的肤浅程度相当的人太多了。而真正的诗歌，既没有被他们看见，也不可能带给他们享受。他们就这样被放弃了。 50 2007年9月27日，赴绵阳参加首届西蜀诗会暨《终点十年》赠书式，新识哑石、丛文诸君，与雨田等重逢。会前，某台记者问我：为何参会？答：为了友谊，为了诗歌。又问：何为诗歌？又答：语言的塔尖、智慧的巅峰。会上，雨田邀我发言，我说道：写诗读诗，无非是在语言的温柔乡里寻欢作乐而已。后来再三反省，此语太过消极。晚上喝茶，与哑石对谈，久之，有一人加入，二人加入，及至三四五六人加入，均环我们而坐，我的一个观点“男诗人多仰仗训练，女诗人均凭借天性”引发争论，终至众声喧哗。丛文从头到尾支肘微笑，不发一言，俨有高士之态。有人请求安静，邻座胡马起身朗读康伟作品《还乡》，“这些破败的房屋、倾斜的黄昏，/我曾经在某一天，/安睡于他们中间，/但那是哪一日，我已经记不清。//对它们来说，/我和它们一样已经消失。/而脸色铁青的夜色转眼来到，/它告诉我：你是一个不速之客。”朗读至此，掩卷伏案，痛哭流涕，呜咽不能为继，众人愕然，屏息以待；当此之际，丛文忽然开口，低声背诵《还乡》余下七节，至末句“已经严守了这一场游戏中所有的秘密”收声，四座肃然，唯闻楼外细雨淅沥。 51 应一家民间诗报的之约，就获得“第三条道路八年诗歌奖·实力批评家奖”发表的“获奖感言”：一个公正的奖项，并不意味着个人光环的增加，其最大的意义甚至也不是重量的产生与价值的彰显，而在于对被庸俗之众拨乱了的天平的吃力校正。我没有在安·比尔斯的《犬儒主义者词汇手册》（The Cynic′s Word Book）中找到“奖项”这一条目，但是我找到了“勋章”，其含义是“一种小小的圆形金属片，是用来奖励或多或少有点可信的各种美德、成就和贡献的”。第三条道路八年诗歌奖则更加微不足道，没有玲珑评委、大话筒、红地毯、鲜花和无聊的酒会，也没有统一的掌声，连“一种小小的圆形金属片”都没有。我把这个奖理解为“少数人”愤怒的转向：如果一些人执意玷污第三条道路本质精神，那么“我们”就只有提高音量再次“布道”并“无力地”维护诗歌的纯洁。然而，我是有担心的，因为奖项颁布的最直接后果，常常不过是助长了这个世界的浮躁与虚荣而已：群情汹汹，其奈何哉！我被授予“实力批评家奖”，安·比尔斯对“批评家”的解释是“一种自称难以被人喜欢的人，因为谁都不能取悦于他”——其中所包含的讥刺是显而易见的，我得到的启发是：我也不能取悦于任何人！上帝保佑，让我们安于独立写作和自由思考，让历史证明我的担忧是多余的。 52 2007年10月24日致洛夫函摘录：这次您携夫人莅遂，泼墨挥毫，讲诗论道，让我们得到很多教益；惟接待不周，言语失当，请您海涵。六十年来，您在诗歌创作和诗学建设上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已经使您成为一座让人仰止的高山。您不是孤单的：在许多您所不知道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年轻的人，他们幸福地遥望着那高山之巅，虔敬地领受着积雪的凛冽与清洁。您的著作，我手上已有三种，展读之际，每每惊心动魄。如能读到您更多的著作，必将有助于我的研究，期盼之至！祝您及您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另，习惯于电脑，荒废了书法，此信未能手写，失敬之处，请您谅解。胡亮顿首。 53 2007年11月2日致桑克函：诗集收到，上午在办公室读了两小时。理性的诗歌，机智、修远、干净而纯粹。我注意到了你对文言文学因素的吸取，这增加了你诗歌的“书卷气”。特别喜欢《海岬上的缆车》、《骄傲》、《乡野间》和《林中露宿》。我的天性，喜欢短诗。你有机会来川，我当对你做一个访谈。附上我给柏桦做的访谈。我喜欢即兴、现场感和破碎的真实。所以我的访谈相当于漫谈。多联系。多交流。胡亮致意。 54 2008年1月29日,诗人车前子来信说,“胡亮兄：你好！我最近找到几篇'诗论’，你是行家，请给我把把关，我可能要出版。等你的意见。新年快乐！还是要快乐。”打开附件，文章计五篇：《走马灯之下》、《有关<大字报>》、《吃饱了撑的一篇随笔》、《融化》、《备忘与放大》。2月3日，我回信说，“老车你好:你的文章介于天人之间,胡亮实不敢妄加评论。诗论需力求客观，而你的东西几乎彻底主观。你自己的道:惊险,趣味。呈现的不是标准,而是校正标准之物。这让我困惑。因此,你给我的不是诗论,而是诗!我不尽赞同,但是非常喜欢。也许,僵死的'诗论’恰恰需要你的调皮?握手。问好。” 55 2008年5月20日应杨然之约，为民刊《芙蓉锦江》总第四期所写《卷首语》—— 《对话录》的作者，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早年研究灵魂，到了晚年，转向研究自然。在《自然界问题》的第四卷中，塞内加谈到了公元六十二年的坎帕尼亚大地震并黯然发问：“如果连最最牢固的大地也在震动，那么，眼前还能有什么靠得住的东西呢？” 坎帕尼亚大地震已经成为渺不可及的历史云烟，但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个茫茫时空依然在炫示其巨大的破坏力：海啸、台风、洪水、暴雪、大旱……让数以百万计的人蚁惶惶不可终日。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十四时二十八分，汶川发生八级大地震，或者这样表述：三百颗原子弹在成都以西的高山峡谷之间被同时引爆！此后数日，余震不断，波及面积逾十万平方公里。在汶川，在北川，在青川，连废墟也被夷为平地。 让我们这样回想：八天前的中午，许多人正谋划着后面五分钟或者整个下午的生活步骤，几经犹豫终于决定前去付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比如过度的劳力、必要的忍让和些微的尊严，细小的设计已经成熟，幸福已经现形，灾难却突然降临，——他们甚至还来不及想到死。死是遥远的，对于那些只有几岁的小儿女来说，死甚至是虚假的。然而，死昂首阔步而来，就像诗人狄兰·托马斯在《时光像一座奔跑的坟墓》中写到的那样，“他的带尺/丈量着寸寸肉骨”。目前粗略估算，遇难人数将可能超过五万。 天灾无情，人间有爱。数以十万计的救援者用手指、电锯、千斤顶、起重机和最后一点力气在瓦砾的汪洋中打捞着零落成泥的生命。一百五十小时之后，仍然不断有人生还，成为回到我们身边的最后一批。幸存者们惊魂未定，他们只剩下了自己的身体，或者，一部分身体。他们需要水、熟食、抗生素、棉被和帐篷。 没有任何一个幸存者希望空投下来的帆布包里装着哪怕一小袋诗句。当此之际，十万行伟大的诗句，已经抵不上一小块肮脏的面包。“五月十二日之后，写诗是奢侈的”，一位诗人在网络上喃喃自语。我们如何证明诗不是一种小摆件，与牙雕、青花瓷、梨木笔插和蜀绣桃园图一起安放在乌木制成的博古架上？ 这个质问如此咄咄！也许，只有极少数的诗人才不会为之困扰。他们清楚地知道，除了大地，还有灵魂，也会发生大裂、遭遇万劫。更为可怕的是，没有剧烈的摇晃和惊惶的呼叫，只有接受和对接受的习以为常，有的人甚至终其一生也不知道他们安居在思想和精神的重灾区。诗人，如同那些赶赴灾区的志愿者，他们的身影如此孤单，但又同样坚强。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一切看似坦畅的阳光大道，在众人止步的坍塌处，艰难地搬运着壅堵的词汇，试图打通一个出口，把思想和精神的面包传递过去。与之相比，语言的成长和壮硕不得不退居其次，——尽管这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决定出版《芙蓉锦江》总第四期。与前三期集装箱般的容量相比，本期极大地压缩了篇幅。我们相信，在一个不断收紧的皮囊里，真正敏锐而沉痛的长短句将会脱颖而出，迅速扎入所有人的眼睛并长久地撞击着他们的心壁。 这种力量，曾经得到过展现。坎帕尼亚大地震之后的第十七个年头，在八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维苏威火山突然苏醒。图拉真皇帝的朋友小普林尼在致罗马历史学家科尔奈利乌斯·塔西陀的几封信中描述了这次灾难，并让自己的舅父老普林尼——一位冒着越来越稠密的火山灰将四层桨舰驶往险境的老人——臻于不朽。这几封信，必将比今天重新发掘出来的庞培古城更加有力地抵抗时光的蚕食。 现在，让我们像诗人维吉尔那样，低声复述埃涅阿斯逃出毁灭之城特洛亚之后的痛苦言语：“尽管一想起当时的情景便不寒而栗，不过我还是开始追忆。” 56 2008年5月31日致小诗人张丹函：信收到了，谢谢信任。你很有写诗的天分。所谓天分，意思是说，不是人人都有的，不是通过“学习”和“借鉴”可以获得的。我之所以如此断言，是因为你对陈词滥调充满警惕。诗歌，首先是一种语言的智慧。一首尖锐的、创造的诗歌，必将促进汉语的葳蕤。汉语也有躯壳，她也会受伤和衰老，这时候，诗人给她输入新血。当然，更高境界的写作则指向正在生成之中的思想。我的意思是，那些刚刚破土的、刚刚结蕾的思想。所以，有人说，诗人是预言家。也正因为诗人总是提前苏醒，他的叫喊，常常被人视为疯狂。做到了这两点，就可以成长为大诗人，就像里尔克。然而，我并不认为你的心智已经成熟到可以阅读里尔克的诗。里尔克，特别是他的《杜伊诺哀歌》，还不适合你阅读，甚至不适合我这样的人阅读。但是，他所说的“童年经验”十分重要。童年经验决定了一切作家的作品面貌。性别是写作中绕不开的因素，它要规定你的写作，让你在作品中终究呈现出自己的“第二性”特征。中国当代诗歌具有辉煌的女性传统。建议阅读中国当代女诗人王小妮、翟永明、叶丽隽、子梵梅和李小洛。外国也有很多伟大的女诗人，建议阅读美国的艾米丽·狄金森和伊丽莎白·毕肖普、俄罗斯的阿赫玛托娃、智利的米斯特拉尔。不要首先阅读莎士比亚、歌德和但丁，这几个最为伟大的诗人，在你漫长的人生旅途中等待着你，他们等待着三十岁以后的眼睛。送上我最近完成的几篇文章，请多提宝贵意见。真正的意见总是来自于小孩子和年轻人，就像《皇帝的新衣》中所写到的那样。等待你的批评。祝周末愉快。 57 2008年5月31日致《诗歌与人》主编黄礼孩函：上次呈你的《不过我还是开始追忆》一文，具有内在的自足性，我已难以增删。如果不适宜用于贵刊，我期待着以后合作的机会。关于地震与诗的思考，除了"诗生活"上王家新《诗歌,或悲痛的余烬》一文，我还没有发现比较深刻的见解。我的基本观点：其一，地震激发了诗歌创作的热潮，说明诗歌本质上易于与悲哀的事物相对称；其二，当一切有用的时候，诗歌“无用”，当一切无用的时候，诗歌的“大用”就开始显现；其三，地震诗的泛滥更多地应该理解为一个情绪事件而不是诗歌事件，地震作为题材已经足够，但是仍然在去诗歌的途中；其四，当诗歌和新闻媒介同时关注一个事件，前者如何清洗掉后者的暗示就变成一个巨大的难题；其五，好诗如此稀少，就如同地震之后废墟下的幸存者，所以当我们终于救出一个，甚至感到一种极端的意外。这些观点可能过激了,仅供你参考。近日上派工作，大忙。信复迟了，望谅。握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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