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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当代诗歌的基本事实判断为：当代诗歌已经在道德异质、价值多元、阶层分化、利益冲突的现实社会中失语。以此为事实基础的语词张扬便是一些口水和概念之争，一路以建构绝对的心灵王朝为盾，另一路则以还原琐碎生活为矛。这两种“造诗”路径实则消解了心灵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诗意联系。所以一路充满了哲学的遮蔽，另一路则过于夸大了扁平的日常经验。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技术的致幻效应、空虚的精神消散和价值的急速颓败，而很难再追寻到诗意的光景和幸福的流连。 新的世纪我关注更多的是法学和经济学，这并不因为它们是世俗场景的功利显现，而是其中的当下承担。今天终于谈论诗歌不是因为记忆的批评萌动，而是因为汤松波的诗集《眷恋》，再一次勾起我对诗歌的阅读关怀。《眷恋》中没有当代学院诗学的预设基础，也没有后现代殖民文化的隐秘袭用，他以审定价值的历史叙述，重新点亮了我久违的诗歌的阅读经验。显然，汤松波在这本诗集中传达的是一种公众的阅读期待，但并不是以提供阅读惯性而作为隐藏前倾的代价。他以近乎原生态的心灵怦动与语言的现代性守望相助，在多重维度的经验描述中，与读者的精神空间悄然互动。 如果说作为世俗体制之内的汤松波有着民生的权利担当则不足为奇，然而，他对于心灵历史的珍视、对诗意记忆的重奏则显得难能可贵。拨开世俗利益的现实整体，他让心灵记忆与当下关怀获得了均等机会。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吊诡地《怀念二十世纪的好时光》，“……渴望与石头真实地对话/渴望择水而居的布衣唱起民歌”。他解释说：“这样 春天就不会离我们太远/那缺角的太阳啊/就会照耀我永不哀伤的诗歌”。我们知道二十世纪是一个历时态的符号表达，但同时又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可以触摸的过去。二十世纪充满了价值的多重悖论，然而历史的进步正是基础于这种试错的过程。这里并不是线性意义上的事实判断，而是一种多元的价值判断，文本的逻辑张力在于历史对当下的善意制衡。隐藏在语言逻辑之中的则是诗意的复活，是对今天风暴中疼痛的减轻，也是道德异质语境下的对于真情信仰的深度引领。在《火把照亮城市》等众多的诗篇中，我们可以更多地相遇这种引领，汤松波说“火把已照亮我的城市/光芒的日子/牵引着我梦里澎湃的潮汐/在潮汐簇拥着欢乐的深处/你绽放成一朵纤丽的民歌/让我想起贫穷/想起落日与葵花同时凋谢的晚秋。”汤松波引申了“火把”与“城市”这两个诗学符号，在这两个符号中读者被一种自然的策略调整带向了语词的遥远。我们生活在一个“丰裕中贫困”的时代，一个虹霓缤纭、光芒四射的文明是否还需要“火把”。诗中没有进行尖锐的精神分析和文化解剖，而是在对于记忆的重述中，把我们被泱泱时尚蒙尘多年的诗意唤醒。诗与美同在，诗与情同辉，诗与真同构，这是汤松波用诗句对我的提醒，也是用最质朴的精神低泣对于异质的社会和人生的拷问。在这样的文本阅读中，我不得不放下了“创造性阐释”和“能动性建构”的权利，而自愿进入了由作者提供的所指性的建构空间。因为“无路可走的时候/不能转过身来/把目光栖在树梢/聆听阳光唱给生命的颂歌/想那片属于你且无法走出去的芬芳”（《春天的门槛》）。作者在深层信念根源中不断延伸，在纷乱的世俗目标中保持了心灵的价值情怀，在迷离的价值碰撞中愉悦地修正着自己的话语系统和心灵编码。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中，诗意早已被具体化为对个人欲望的肯定和满足，价值也早已被技术图腾所征用，一个诗人能在世俗体制的秩序内警惕心灵的物化实在是诗意的幸运。 汤松波在摆脱了叙事与反讽的诗意尴尬之后，便是对世俗化命运的承担。所以追忆已逝的时光并不是他的主流价值取向，而是对当下语言秩序的深切关怀，和对于永恒使命的亲切逼近。诗集中充满硬度的《二十四节气》不能从单一向度上理解为对农耕记忆的描摹，也不单是对民族符号的过度强调。“二十四节气”是贯穿了整个民族史的强力文化，其中有着永远摇荡心旌的生存基础和灵魂救赎，只是汤松波再一次把它的“现实叙述”彰显出来。“二十四节气”本身是宇宙间美丽的秩序，像康德在夜晚遥望的星空。但“二十四节气”又是一种承担，是对于整个人类命运的承担，是对于五千年文化的承担。正是这种承担，使我们的历史从容度过了多少沧桑而机警的岁月，最后成为民族挥之不去的印记。今天的汤松波并不是由于悲天悯人的执着，也不是满怀原道精神的信念，而是越过了历史与当下相互砥砺的隐秘关系，优雅地叩问世俗诗坛的责任消解。诗人从自己的具体心境出发，“来不及细想所有的前因后果/都因这周而复始的安排/走进了规定的程序/接下来我唯一要做的事情/便是义无反顾地邀你与春天同行”（《二十四节气·立春》）。毫无疑问，诗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对于生存命名能力已日渐萎缩，代之而起的是形式把玩、技术崇拜、干枯内心、冥想话语和利益喧哗。已经极少有人认为“春分在一年初始的季节/是一种无法翻版的绝唱”。更很少有诗歌愿意拆毁殖民话语的栅栏，去进行脱离了文化束缚的呼唤：“主宰天地万物的神啊/请允许我深入你的腹地/将春天所有的日子串起相思/寄给远方所爱的人”（《二十四节气·春分》）。诗人穿越了“二十四节气”的千年语境，以深层的个体体验，凸显了情感在诗意承担中的道德力量，达到了一种新的命名世界的可能。对于“二十四节气”这样的传统符号表现出如此执着的诗意追问，本身既是一种对语言现实场景的反叛，还是一种更加深入的、直达语言内部的文化承担。在此意义上，我们对于《二十四节气》的阅读置疑，应该放弃诗学的经验判断，因为经验很少提供给我们多种想象的可能。经验可能提供给我们一种科学真理，但科学真理并不能代替诗意的真理，因为诗意的抵达并非完全为了寻找真理，更重要的是寻找精神家园。也就是“诗歌不追求不死，而追求复活”（奥·帕斯）。与其说“二十四节气”是永恒的文化根基，不如说它是生命的“永远古老而新鲜的美”（奥古斯丁），是农耕记忆与现代生命在交合与排斥中的抵牾与融合。笛卡尔也曾经强调，诗人是用想象的力量带给我们知识，甚至产生出真理。然而，诗是心灵的一种天赋而不是学习的成果。因此，它给予我们的不是有意识地揭示真理的方法。关于《二十四节气》也只是诗人用一种穿透历史语境的想象，给我们提供了节日本身所埋藏着的意志世界。这种新的命名能力便是对历史蒙昧主义的深度拆除，融会了当下社会和道义的灵魂方向，包含着诗歌的自信和从容，同时实践着历史基础与当下关怀的谐振。正因如此，“作为人间的匆匆过客/我没有理由回避冬至/如果回避/简单的人生/也会缺少一种历练”（《十二四节气·冬至》）。在人类生存的二难背反中，我们回避的应该只是虚无，任何疼痛、压抑和苦难都是对生命的价值馈赠，只有诗人从中体悟到鲜艳欲滴的新意，透出个人解读和鉴赏的别样意趣。 在当前的诗歌谱系中，曾经甚嚣其上的如鸡与鸭之争的“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已经偃旗息鼓，代之而上场的是网络诗歌的全速膨胀。因为网络诗歌与世俗利益的深度结盟，“梨花体”的泡沫化倾向带给时代的则是想象力的枯竭。如果说“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的无聊争论还是憨态可拘的方法论之争的话，那么网络“梨花体”则已是连争论也懒得进行的价值的全面消解。或许这是一种消极的自由姿态，因为已经没有了宏大的主题叙事而引起的噬心的激动，诗歌只能是装裱在新的精神谱系中的反智文化。然而作为具有道德承担的诗人不愿进入那种快意的痉挛，依然愿意在精神的向上加速中打开承担未来的想象。对于想象力的语言担当也便是汤松波在诗中给我们提供的另一种阐释，这里有着偏执的对于世俗文化的抵抗。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环境中的大众文化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文化，一种懒散懈怠的文化。这种文化是谈不上品位的，金钱才是价值的唯一标准。然而，具有想象力承担的诗人却坚持认为：“清清的山泉水从天上飞下来/神奇的阳明山孕育传说孕育爱/这里的松涛为你把山门打开/这里的竹海与你牵手相爱/……你美丽的容颜已向世界展开/牵动儿的情怀永远的爱”（《阳明山之恋》）。从诗歌的发生学意义上理解，这是诗人与自然建立的一种隐秘的联系，通过诗歌让内蕴的生命潜力得到了尽情挥洒。如此看来，真正的诗意降临并不是来自逻辑的结果，而是心灵与语言的自然亲合。也许诗人并没有去着力推敲深奥的诗学命题，因为作者知道“最深刻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问题”（维特根斯坦）。作者只愿在拒绝坠落中对于世俗利益进行把关，进而重构心灵的价值基石和伦理的导向系统。在这个欲望如西风漫卷的时代，作为读者，真正的读者不知道有谁愿意对世俗的生活场景再度浏览，许多时候，我们需要为心灵打开另一个世界，打开另一个充满历史想象力的精神空间。并不是我们的心灵祈求抚摸，而是生命需要想象，诗歌需要承担这种想象。这样的诗歌是什么，是“生在春天城堡的姑娘/我看不见你含羞的微笑/在那繁星密布的夜晚/你清香的名字把我照耀”（《把我的感觉传给你》）。尽管诗中回避了终极意义的哲学追问，但与传统的山林秀水不同。传统的唯美主义是产生在世俗贫困之上的心灵调适，而汤松波则是在丰裕的现代语境中的心灵挣脱，是一次语言自主飞翔的诗意历险。也许有更多的读者对诗歌的多元厚度进行质疑，但也会有同样多的读者会惊诧其中简朴的力量。在诗歌的后阅读状态中，多元的歧意阅读不是诗意的终结，而是诗意的张开，是飞升、灵动的开始。奥古斯丁确信，对上帝知之最多的人可以最为深刻地理解世界的真实本性，特别是人的本性和人的命运。按照同样的逻辑，对世界知之最多的诗人可以最为深刻地理解诗歌与人生的根本联系，特别是诗歌与人生之间的张力。所以诗人还是最简约地告诉我们“春去春又来/桃红柳绿排对排/快把窗门打开/阳光从窗外照进来/……快把心门打开/阳光从窗外照进来”（《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这种纯朴和简约与目前流淌的大众文化不同，伊格尔顿认为，流行中的大众文化抑制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媚俗的大众文化通过世俗的甜腻意趣填充当代人苦涩的心灵，不给人留下反思的空间。而汤松波的简约努力是一种想象力的洞开，是一种对读者期待的平视和回应，是一种从容沉静的技巧。从价值维度看，诗中摈弃了道德异质和经验杂糅，在价值向度上对传统和未来进行了链接，这不但符合文化基础的现实要求，还有利于打通朝向未来的明朗路径。这是摆脱了集体语义和话语暴力之后的一种轻松，轻松，多么美好的轻松。由于诗人不经意间的空灵介入，显得惬意而澄明。 的确，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尼尔·波兹曼早就告诉我们“电视创造出来的认识论不仅停留于以铅字为基础的认识论，而且是危险和荒诞的”。可是，波兹曼的担忧已经在加速前行，我们不仅生活在电视时代，还生活在了网络时代，令波兹曼不能想到的是，我们已有了网络诗歌的“梨花体”。在这样一个娱乐形式加速繁殖的时代，当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学派的努力已经完全消解，我们的心灵已经迷失在了“丰裕中的贫困”里。经过多年的喧哗之后，我们终于发现，心灵，焦虑中的心灵是多么需要诗意。可是，我们的诗歌早已经沦落成手机短信和夸张制造的群体事件，时代的风暴中，诗歌已经失语。在这样的语境中，我阅读了汤松波的诗集《眷恋》，这次阅读可以说是对诗歌进行现实承担的一种强调。整部诗集中，汤松波没有呈现出某种神圣主义的虚张姿态，而是以个人的话语命名方式对人类命运的承担进行了文本自觉。也许这种努力无法进入学院派的诗学批评规范，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于当下的诗歌进行了善意的绕行，其目的是更简捷地让语言抵达心灵，抵达所有满怀生命要求的心灵。我也曾力图在经验的立场上进行文本置疑，但发现自己的努力是失败的，因为《眷恋》向我们敞开的不是技巧、不是宏图、不是诗歌的思想外挂，而是想象、责任、价值和精神承担。 从价值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看，《眷恋》是对于当前所谓流行诗坛的超越，正是这种超越文本显示出对生命和时代的热爱，对昨天和友谊的回恋。因为一个愈加完整、统一的世俗世界，人心越是物化，越是无法真正找到心灵本身。汤松波在诗中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诗歌朝向未来的可能性，就是只有在拥抱生命，热爱生命中才能提升对于历史意识和生存的命名能力，才能建构一个飞升在生活前方的诗意与精神的世界。我无法在更为复杂的诗学意义上解读这本诗集，因为任何解读都是拙劣的附庸，都可能对文本的真义造成伤害。正是诗集中没有污染的透明的语词给了我阐释的勇气，还有那充满文本的对于历史、当下和未来的责任担当。当然，在我们的阅读期待中还有普世的道德悲悯、深度的生命叩问和批判的美学效果。作为诗歌，我们需要它引领中的歌唱，并不需要它对于倾斜天空的支撑，因为它是我们头顶上空的风筝。 2007年9月8日于石家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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