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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四分之一世纪的文学翻译历程，对我影响最大的译本，莫过于《约翰·克利斯朵夫》，对我影响最大的翻译理论，莫过于“神似”二字；而这两种都是傅雷先生留下来的。 在前辈的翻译家中，傅雷先生以知识渊博、多才多艺见长，在翻译不受重视的年代，完全可以自己写作，何必翻译别人的作品，选择从事文学翻译，想必有迫于社会环境的种种原因。这种隐约的惋惜，多少表明我认同社会和普遍看祛：比起创作来，翻译天生就低一等；大材写作，小材及至不材才翻译。我就是自惭没有写作的才能；当初才走上文学翻译的道路。 然而，我在这条路上走了一段之后，有了切身感受；尤其看到傅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欧也妮·葛朗台》等拥有那么多读者，在社会上产生那么大反响，我才逐渐克服了翻译自卑的心理。文学翻译，至少名著名译，能说不是文学创作吗?当然，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即一切都惟原作之理是从，不是自由的创作。也正因为这种特殊性，译者就比作者多一分辛劳，多走一个行程。 作者从创意构思的起点启程，最后抵达创作行程的终点，完成了一部作品。而译者必须从这部作品的终点出发，去追寻当年的航迹，逆行找到作者创意构思的起点；然后再驾驶文明的号船，沿原路返回，行驶到中译本的终点。 像《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一部书，作者当年创作思路的轨迹，早已湮没在岁月的海洋中了。上百万的文字，其间七曲八折，千头万绪，尤其文文相生，妙理往往在字句之外；更有名家匠心运变、入化出神之笔往往不着痕迹。作者的妙思、文中的神理，仿佛微息暗影、飘絮游丝，若有若无很难观察，又怎么能轻易捕捉得到呢？况且还有语言文化、地域风俗、性情习惯等诸多巨大的差异。 可以想见，傅雷先生在通往罗曼·罗兰原创地的航路上，会遇到多大风浪漩涡；多少暗礁险滩，稍微不慎，就有触礁或搁浅的危险。先生凭借自己的才学和智慧，经过艰难险阻，走完了理解的阶段。，诚如先生所言：“作品要读到四遍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励口在目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琢磨出来。” 傅雷先生面前摆着《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作品，一切都是现成的，但是—切都得从头做起，原作的一切仅仅是发端。先生要占据罗曼·罗兰空出来的位置，要同样经历一番写作的全过程，写出一部中文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揣度先生重新创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情景，必是全方位进入状态，如同扮演一部大戏，既当编剧，又当导演，既是场务，又是领衔主演，同时扮演所有角色，还兼任服装设计师、化妆师、布景师、灯光师、音响师等等。总之，原作者所完成的全部事情，先生必须毫无遗漏，重新做一遍。 重做一遍谈何容易，摆在先生面前的不过是一本法文原著，必须从这平印的文字中，生发出立体的、多维的、有声有色的表演。舞台、布景、道具、乐队，各个角色应有尽有；还有场景、意境、情绪、气氛、人物性格、故事情节，也都无不具备。为此，先生必须让所 有感官、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全保持高度灵敏；必须让自身的七情六欲处于活跃状态，甚至每个毛孔都要张开；还必须让自己的全部学识、一生的经历和社会体验，都要随时听候调遣。这样的过程，可以说翻译退居为手段了，这是名副其实的名著再创作，即创作出中文版来。 先生坦言：“《老实人》的译文前后改过八道。”《约翰·克利斯朵夫》就不止是修改了，而是重新翻译了一遍，这才有了无愧于名著的中文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文学翻译跟着先生走进一个全新的境界：文学翻译升华为翻译文学。翻译文学有了独立地位，作为一个文种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了。 中国文学和翻译文学并驾齐驱，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都是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营养。 傅雷先生生于1908年4月7日，今年恰逢百年诞辰纪念。由先生和老一辈翻译家开辟的翻译文学之路，在先生逝世四十年之后，已经拓宽为阳关大道了，先生看到也应含笑于九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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