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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3日，母亲打来电话，说大姨前一日下午5时左右走了，后事刚办完。哥哥、姐姐也都参加了葬礼，并传来一些葬礼的照片给我看。 当时，大姨送走家住县城的表哥，顺道去旁边的菜园里想挖些荠菜，谁料从地上站起时，感觉不太好，赶紧回到屋里。很快，不远处高泽卫生院的医生赶过来，发现情况紧急，立即打了120急救。120急救车很快过来，马上测心电图，第一次还能测出来，第二次就没了生命征兆。 母亲说，昨天乍听到你大姨突然去世的噩耗，难受了一晚。但再想想，她那么大岁数，这样的走法没有什么痛苦，加上两个孩子一直很孝顺，可谓无所遗憾，也就想明白了。 我听着母亲的叙述，想及大姨的一生和诸多好处，心里难过，终究泪落。 大姨，名陈常敏，1929年农历九月初五生于山东省五莲县邱村。一位解放前的老党员，干了一辈子的妇女主任。
陈常敏与母亲 大姨一生泼辣大气。少年时的大姨，正赶上解放时期。在当地解放次年的1944年，村里办起以女性为主的识字班，那时已很活跃的大姨就干上了识字班班长，一年后又当上了识字班队长。 组织上感觉这个十五六岁的姑娘不错，1946年6月11日就发展大姨入了党。大姨为此很自豪，但干起工作更拚命了。1947年，大姨又干上了妇救会会长，带着村里的妇女们做军鞋、推米磨面送军粮，还打地主、斗恶霸。 随后，共产党华东局从山东南下，从山东各地选拔一批干部随队，五莲县这边的南下名单本已列入大姨的名字，也在大会上宣布了。但姥姥听说后，把大姨锁在家里，就是不让走，只好作罢。为此大姨难受了好久，两眼哭得像两个桃子。 我常想，如果当时走成了，大姨的命运不知会是怎样的一番光景……
大概1949年，县里划出6个村新成立昆山乡，包含了邱村，大姨又被选为乡妇联主任。1952年整党，县里要从乡村基层选一批“三不脱离”干部担任乡干部，大姨又被选任昆山乡副乡长。用她的话说，那批干部是“不管吃、不管穿、搭上工夫挣模范”的。 1958年，昆山乡撤销，大姨又回了村，继续担任村里的妇救会会长、识字班队长、妇女民兵队长，当然也是村委会成员。她说那些年的印象中，几乎天天在忙、很少着家，曾去县公安局作过两次陪审员，两次带队去县上参加过新党员培训，经常带着大家伙到公社交公粮，还有1959年“反右倾”时村委会里的惊涛骇浪、风风雨雨、人情冷暖……
不同于当时在家相夫教子的多数妇女，大姨在“这样的革命工作中”度过了她的青春岁月。大姨的口才极好，语言风趣，思维缜密，透析事理，论断是非，在我母亲这个家族中威信很高。我也最乐意听大姨说话、讲故事。这样的本事，或许正是这段时期练就的。 1962年，大姨到了高泽大队（公社驻地），成了家。她还记得到高泽那天是8月26日，9月初公社开党员大会，大姨的介绍信没带，公社书记说没关系，你就干高泽大队的妇联主任吧。回归家庭后，大姨的心态也就慢慢淡了。
母亲兄弟姐妹4人，母亲与大姨关系最好，我们两家也走动最多。母亲生下哥哥后，家境困难，还将一岁多的姐姐寄养在大姨家一段时间，因此姐姐与大姨的感情至今很深。 印象深刻的还有，表哥上世纪七十年代时曾是乡里的放映员，那时看电影是农村最享受的精神生活，因此表哥就成了行走各村的大红人，常能得到各村的一些好吃的东西便利，大姨就会让表哥给我们家送一些，在那个生活困难时期自然跟着享受到不少口福。
2019年8月，我休假回五莲，去看大姨。大姨说，不久前的7月1日，县里慰问给了4000多块钱，“组织上还没忘我们这些解放前的老党员”。 2020年的大年三十与哥哥一家从青岛回五莲，因正值新冠肺炎疫情，路经高泽就顺道过去大姨家，放下给她买的年货，但没坐，说好正月里再来看她。没成想大年初一起，全县各村封闭管控疫情，也就未能成行。年假一过，我也就返京了。 直到3月份我在京接到了大姨的噩耗，而年三十的那次匆匆相见竟成了与大姨的永别。 2020年6月20日，按老家规矩要上大姨的百日坟，我又因疫情反复不能离京回去。想像着母亲带着哥哥、姐姐给大姨祭扫的情景，怅然若失，眼前仿佛看到大姨年轻时做着革命工作英姿飒爽的样子…… 大姨，安息！ （2020年6月21日）
右一为作者：王淑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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