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中国外语》2008年第6期，参考文献略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71年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学习。毕业留校后，从事了近三年翻译工作。1977年赴英国留学，1980年获利兹大学语言学硕士。此后一直在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后改英语系、外语学院语言所）任教，除了1989年、1991年在巴黎任笔译。其中，1989年晋升副教授，2001年晋升教授，2002年被遴选为博导。本文讨论学科整合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的关系。作者首先指出, 整合是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传统, 然后具体讨论了《马氏文通》所体现的整合中西两种语言研究传统的努力。第三节讨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语言学界的三种整合尝试:词组本位、字本位、篇章研究。作者认为, 整合与分化是两种具有互补性的研究思路, 各有所长, 缺一不可。 关键词：学科整合;中国语言学;词组本位;字本位;篇章研究; 文献来源：姜望琪.学科整合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J].中国外语,2008(6):20-24+32. 虽然“整合”这个术语的风行是近年的事, 整合这个概念, 这种思想, 特别是在中国这个语境中, 却根深蒂固, 源远流长。看重整合, 就是强调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 主张从整体入手把握事物, 而不是孤立地只研究其中的一个侧面, 一个部分。这种整体观念造就了中国的传统医学, 也造就了中国的传统语言学。一般认为中国的语法研究起步比较晚, 马建忠1898年的《马氏文通》被认为是第一部汉语语法。其实, 这种看法是把西方语言研究当成正统, 认为只有“句子语法”才是“语法”的结果。如果我们从汉语语言研究的实际出发, 把“语法”合理地解释成“语言组织法”, 而不是西方流行的狭义的“句子组织法” (句法) , 那么我们可以说, 中国的语法研究跟西方一样历史悠久。中国人很早就开始研究语言。中国人对语词意义的具体研究发轫很早, 以致在公元前2世纪就出版了第一部汉语字典《尔雅》。不仅标注读音, 解释字义, 而且探讨字形与字义之间关系的更成熟的字典——《说文解字》在公元121年就面世了。在语法领域, 也不仅有散论, 而且有专著。跟西方不同的是, 中国的传统语言研究是以整体论为指导的, 其基本单位是具有较高独立性的“篇章”, 而不是西方那样在分化论指导下的, 只有相对完整性的“句子”。换言之, 中国的传统“语法”是“章法”, 而不是“句法”。中国有研究作文法的文章学传统。成于公元500年左右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中国第一部文章学专著。(1) 该书分上下两部, 共10卷50章。第一卷的“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5章, 尤其是前3章, 讲“文之枢纽”, 是全书的纲领。作者从道、圣、经出发, 要求作文要以这三者为准绳。这是从内容角度提出的要求。从第二卷到第五卷, 即从“明诗”到“书记”这20章, 他“论文叙笔”, 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 讨论了各种文体的特点和写作时应遵循的基本准则。下部从第六卷的“神思”到第九卷的“总术”的19章, 他“剖情析采”, 从构思立意、谋篇布局, 到遣词造句、修辞风格, 全面探讨了作文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最后几章, 特别是“时序”、“才略”、“知音”、“程器”4章, 阐述了他的文学史观和批评鉴赏理论。《文心雕龙》的这种布局充分体现了从整体入手把握文章写作的思路。作者之所以把“道”看作文章的根源, 把圣贤、经典视为楷模, 是因为他把内容放在第一位, 强调好文章首先要有好内容。换言之, “文以意为主”。“文以意为主”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因意定法”、“以意役法”。在“神思”这章, 刘勰说“言授于意”, 文辞的运用是由文意决定的。在“熔裁”这章, 他又说“草创鸿笔, 先标三准:履端于始, 则设情以位体”;“情理设位, 文采行乎其中”。写文章的第一条准则是:设定情理 (即内容、主题) , 以便安置本体、主体 (2) 。根据情理谋篇布局, 文采就在其中了。而且, 他还提出一文一意, “二意两出, 义之骈枝也”, 是应该被裁剪掉的。在“附会”这章里, 他进一步提出“若筑室之须基构, 裁衣之待缝缉”, 作文要“总文理, 统首尾, 定与夺, 合涯际, 弥纶一篇, 使杂而不越。……附辞会义, 务总纲领, 驱万涂于同归, 贞百虑于一致, 使众理虽繁, 而无倒置之乖, 群言虽多, 而无棼丝之乱。”这就是说, 文章的各部分 (特别是首尾) 之间要互相联系, 要围绕同一个主题展开, 组成一个严密的整体。在“章句”里, 他讲到了“章”与“句”的关系。“设情有宅, 置言有位;宅情曰章, 位言曰句。故章者, 明也;句者, 局也。局言者, 联字以分疆, 明情者, 总义以包体”。这说明“章”是独立性较高, 能表达较明白意义的一个整体, 而“句”只是“章”的一个局部。他再次强调篇章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启行之辞, 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 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 内义脉注, 跗萼相衔, 首尾一体。……搜句忌于颠倒, 裁章贵于顺序。”这种从整体入手把握文章写作的思路, 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归纳为两点: (1) 一篇好文章首先要有一个好的主题; (2) 文章各部分之间要互相衔接, 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第一点可以称为“主题论”, 第二点就是后来逐渐明确起来的“起承转合结构说”。这两点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起承转合各部分要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反过来, 要想把一个主题阐述清楚, 就要循序渐进地从正反两方面反复加以论证。(3) 即使是仿照西方语言学传统写就的《马氏文通》, 也是学科整合的产物;虽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学科分化的产物, 把句法分析从传统的中国语言研究这个整体分离了出去。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里说, “中国语法学者须有两种修养:第一是中国语史学 (Chinese philology) ;第二是普通语言学 (general linguistics) 。缺一不可。若只精于中国语史学 (如所谓'小学’) , 而不精于普通语言学, 就只知道从古书中大事搜罗, 把若干单词按照英语的词类区分, 成为一部'新经传释词’。若只精于普通语言学, 而不精于中国语史学, 就只知道运用若干术语, 把中国的语法事实硬凑上去, 成为别开生面的'削足适履’” (王力, 1985/1943:16) 。《马氏文通》开创的现代中国语言学史就是一部西方语言学理论与中国的语言研究传统不断磨合 (整合) 的历史。马建忠生活在面临列强瓜分的清末。当时的有识之士都致力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整合两种学术传统, 维新图强, 他也不例外。在跟随李鸿章从事洋务运动屡遭失败后, 他潜心研究十余年, 比照西方语法, 撰写了《马氏文通》。以便中国儿童能在短时间内掌握语言知识, 有更多的时间学习现代科学技术, 振兴中国。《马氏文通》模仿痕迹浓重, 不容置疑。(4) 但是, 同样不容置疑的是马建忠一刻都没忘记汉语实际。他“因西文已有之规矩, 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 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 (马建忠, 1983/1898:13) 。他从四书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三传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史记》、《汉书》、《国语》、《战国策》、诸子、韩愈文等古代文献中收集了大约七八千例句, 数量之大超出了其他所有同类书籍。正因为注意结合汉语实际, 而不是一味模仿, 他揭示了许多“华文所独”。梁启超多次肯定马建忠融合中西两种学术传统的努力。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里, 讲到近代时, 他说“今世俞荫甫 (樾) 为《古书疑义举例》, 禀高邮学 (5) , 而分别部居之。而最近则马眉叔 (建忠) 著《文通》, 亦凭借高邮 (眉叔著书时, 余在上海, 居相邻, 往往有所商榷, 知其取材于《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者独多也) , 创前古未有之业。中国之有文典, 自马氏始。推其所自出, 则亦食戴[震] (6) 学之赐也” (梁启超, 1936:93) 。在《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里, 讲到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成绩时, 他把《马氏文通》归属于“小学”, 列在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和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之后。他认为“这部书是把王、俞之学融会贯通之后, 仿欧人的文法书把词语详密分类组织而成的” (梁启超, 1996:264) 。马建忠的深厚国学功底使他的书不仅得到新派人物的赞赏, 而且得到了传统学者的首肯。黄侃说, “丹徒马氏学于西土, 取彼成法, 析论此方之文, 张设科条, 标举品性, 考验经传, 而驾御众制, 信前世所未有也” (黄侃, 1962:126) 。更难能可贵的是, 在研究领域 (或称“学科”) 方面, 马建忠也没有被西方语法传统束缚住。吕叔湘认为, 马建忠“不愿意把自己局限在严格意义的语法范围之内, 常常要涉及修辞。……语法与修辞是邻近的学科。把语法和修辞分开, 有利于科学的发展;把语法和修辞打通, 有利于作文的教学。后者是中国的古老传统, 也是晚近许多学者所倡导, 在这件事情上, 《文通》可算是有承先启后之功” (吕叔湘, 1983:5-6) 。吕先生的评论是非常到位的。他一方面意识到中国语言学传统跟西方传统之间的区别, 另一方面也高瞻远瞩地预见到中国的传统思路正在被现代学者接受, 即将成为新时期的风尚。吕先生很可能早就认识到了西方语言学传统——“句子语法”的局限性。在构思于文革期间, 文革一结束就在1979年得以出版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里, 他就明确指出, 把句子作为最大的语法单位“是一种老框框”, “句子和句子之间不仅有意义上的联系, 也常常有形式上的联系”, 也应该研究 (吕叔湘, 1979:53) 。近年来, 主张《马氏文通》是学科整合的产物的学者愈来愈多。姚小平用翔实的材料证明, “《马氏文通》的来源, 一半在西方, 一半则在中国” (姚小平, 2003:126) 。王志平 (2003) 则更进一步提出, 《马氏文通》与汉语文章学有密切的关系。朱德熙说, “旧有的观念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们现在在这里批评某些传统观念, 很可能我们自己也正在不知不觉之中受这些传统观念的摆布。……正所谓后之视今, 亦犹今之视昔” (朱德熙, 1985:iii-iv) 。《马氏文通》虽然因为模仿而受到批评, 后起的汉语语法著作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模仿。不同的是模仿对象有些变化, 从普遍语法变成个别语法, 从法语变成英语。在这个意义上, 《马氏文通》以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史是一部不断批评前人模仿, 又不断被后人批评为模仿的历史。本文无意卷入这种批评反批评的历史, 只想重点讨论新时期的整合。所谓“新时期”是指文革结束以来的时期, 或称“改革开放时期”。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 学术氛围大大改观, 语言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吕叔湘在1986年为《中国语法学史稿》写的序中说, 汉语语法研究的第一个原则性问题是语法理论与汉语实际结合的问题。“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 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吕叔湘, 1987:1) 。上一节提到的1979年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可以说是新时期“结合” (整合) 的进军号。吕先生在书中从汉语实际出发对单位、分类、结构等语法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他通过摆问题的方法指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例如, 他提出句子与短语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还有动态与静态、使用与备用的区别。这为日后厘清汉语句子的性质奠定了基础。他关于研究句与句之间关系的提议也为日后的语篇研究开拓了道路。1982年, 朱德熙在香山语法会议上说“汉语语法研究不应该模仿印欧语, 古汉语也一样。……老跟别人走, 看不到自己的特点, 就不对。……我们的汉语有我们自己的规律, 但到现在为止, 我认为仍受印欧语的影响, 不知不觉的影响。这个东西使我们不能往前走, 问题早就提出来, 但摆脱不了, 这是因为先入为主。……先入为主和传统观念对科学的束缚非常大。有的时候超出我们的想象之外, 不知不觉地受到这些限制, 总觉得这是大家这样说的, 不应该有问题呀!其实, 问题就出在这儿” (朱德熙, 1982:23-32) 。朱先生这篇讲话有点跟《马氏文通》以来的研究思路决裂的味道。“古汉语”、“先入为主”、“传统观念”应该是指《马氏文通》, “大家这样说”是指当时流行的思路。朱先生在讲话中提到了商务印书馆邀他编《汉语语法丛书》的事。在写作于1980年的《汉语语法丛书》的序里, 朱先生就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指出, “早期的语法著作大都以印欧语法为蓝本, 这在当时是难以避免的。但由于汉语和印欧语在某些方面有根本区别, 这种不适当的比附也确实给当时以及以后的语法研究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朱德熙, 1983/1980:1) 。他当时指出了两点影响。一是把汉语的句子完全等同于印欧语的句子, 二是用印欧语的眼光看待汉语词类。“给汉语的词分类以前, 心目中已经有了一套先入为主的划类标准” (同上:2) 。在1985年出版的《语法答问》里, 朱先生更明确地概括了汉语的两条特点:“一是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二是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 (朱德熙, 1985:4) 。他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汉语语法体系。“由于汉语的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一致, 我们就有可能在词组的基础上来描写句法, 建立一种以词组为基点的语法体系” (同上:74) 。这就是著名的“词组本位”理论。“词组本位”可以说是新时期整合的第一个收获。这种理论的细节不一定得到一致认同, 这种摆脱印欧语束缚的努力却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中国语言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时间, 不受“大家这样说”的约束, 在“不应该有问题”的地方找问题, 各种“本位”理论风起云涌, 竞相问世。“字本位”是众多新理论中间生命力比较旺盛的一种。该理论的提出者徐通锵充分肯定朱德熙1982年的讲话, 认为朱先生“讲得精辟、深刻, 特别是其中所强调的'学术教条’和人云亦云地随着'大家这样说’的'风’搞研究, 更是切中时弊和要害” (徐通锵, 2008:3) 。尽管他不完全同意朱先生归纳的汉语特点, “但是汉语的研究不要模仿印欧语, 而应该研究'我们自己的规律’, 这个方向是完全一致的” (同上) 。徐先生觉得, 朱先生的词组本位的“核心是想使词类的划分与句子结构成分的关系脱钩, 既坚持名、动、形的词类划分, 又坚持主谓结构的框架, 各自进行独立的研究。这无疑是向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前进了一步, ……但是, ……朱先生的努力好像是想在'印欧语的眼光’的阴影下挣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 (同上:36) 。徐先生提出, “印欧语的理论、方法所以会成为束缚我们前进的学术教条,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否定了汉语自己的基本结构单位'字’” (徐通锵, 2 0 0 8“总序”:5) 。“肇始于《马氏文通》的中国现代语言学, 由于放弃了'字’的研究, 离开了汉语特点的基础, 结果是既中断了汉语悠久的研究传统, 也没有有效地实现与印欧语理论、方法的结合” (同上:16) 。换言之, 徐先生不满意《马氏文通》以来所作的整合。“以中断自己的悠久传统为代价去接受另外一种传统, 这不是不同传统的结合, 而是'张冠李戴’式的替代” (同上:4) 。他认为只有以“字”为立足点和衔接点, 才可能真正实现中西两种语言学研究传统的结合 (整合) (同上:18) 。新时期的第三种整合跟词组本位、字本位不一样, 没有一个明确的倡议者。但是, 廖秋忠至少是倡议者之一。他是在台湾、美国接受的教育, 对西方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脉络比较了解。1978年来到大陆以后, 他就积极介绍国外最新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 并努力在自己的研究中付诸实施。廖秋忠的研究重点是篇章研究 (7) 。他为B e a u g r a n d e和D r e s s l e r的《篇章语言学导论》、Brown和Yule的《篇章分析》等书写了书评, 介绍了Halliday和Hasan的衔接理论, v a n D i j k的宏观结构 (m a c r o s t r u c t u r e) 概念, Longacre的篇章语法等。(8) 廖先生认为“从句子到篇章的研究, 这是语言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廖秋忠, 1992:201) 。因此, 他制定了一个宏大的研究计划:“超句语法——汉语篇章的研究” (Beyond sentence grammar:Studies in Chinese discourse) 。这个计划分两大部分:“序言” (preliminaries) 和“汉语篇章的研究”。第一部分介绍西方现代篇章研究理论, 第二部分是汉语实例分析 (同上:234-244) 。这清楚表明他旨在把当代西方语言研究理论运用于汉语实际。从一个意义上说, 这也是一种整合。不过, 更清楚地显示其整合特性的是廖秋忠的两项具体研究内容:主题和篇章顺序。他认为van Dijk的宏观结构就是通常所说的话题或主题, 可以用来解释说明文、论证文甚至叙述文的连贯程度 (同上:186) 。他还把Longacre提出的叙述体篇章结构成分称为“基本结构要素”, 并将其概括为下列7项:铺陈、冲突激发、冲突发展、高潮、冲突解开、最后的悬念、结尾 (同上:189) 。他也讨论了论政体的结构。他提出, “论政体在最上一层包含了一个论证结构, 还可以有引言和/或结尾部分。论证结构是由两个必要成份组成:论题和论据” (同上) 。他以一篇5个句子的小短文为例加以说明, 认为其标题“'索嘎’未用错”是该文的主题, 也是它的论题。其中5个句子在篇章结构中的位置可以图示如下:我们在第一节指出, “主题论”和“起承转合结构说”是中国传统语言学对世界语言学的巨大贡献。现在我们看到, 西方在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篇章研究也是以这两项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 篇章研究是整合中西两种语言研究传统的产物。换言之, 中西两种语言研究传统在分离了两千年多年之后现在正在顺应整合的大趋势, 走向统一。(9) 罗贯中说“天下大势,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虽然他说的是政治形势, 是政权的分合, 但是, 这种发展规律也同样适用于学术研究、学科的分合。整合与分化是两种具有互补性的研究思路。两者各有所长, 缺一不可。最近,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Halliday的一本新书:Complementarities in Language (《语言系统的并协与互补》 (10) ) 。作者讨论了三种互补现象:词汇与语法之间的互补, 语言作为系统与语言作为篇章之间的互补, 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互补。他强调语言是由这些不同侧面组成的一个整体, 这些不同侧面的研究不是互不相容的, 而是互补的。我们不应该强调一个侧面, 忽略另一个侧面。我非常赞成Halliday的观点。句子语法与篇章语法, 西方传统与中国传统, 同样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其实, 柏拉图研究的就是篇章语法, 至少不是明确的句子语法。亚里士多德因为研究形式逻辑的需要, 才把语法的范围缩小到了句子。(11) 反过来,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也不是没有问题, 所以《马氏文通》一时间成为显学。在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的今天, 整合中西两种语言研究传统不仅成为必需, 而且有了实现的可能。这两种传统各自的长处和短处都已经比较清楚, 只要假以时日, 我们相信融合各派所长的语言学研究的新局面一定会到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