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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讲究道、术、器，道是总原则，术是方法，器是工具。前面讲的本子、钢笔之类是工具，康奈尔笔记法、行动标记法等讲的是方法，现在该说说笔记之“道”，即对笔记的认知了。因为是草稿，所以没有格式要求。笔记的形象化优于整齐，因为形象的东西更容易记住。形象化有三个小技巧：一是注意连线、符号的运用，笔记看上去越乱，效果其实越好。二是笔记要留足补充的空间，不要拥挤。初做笔记的人最容易追求整齐，恨不得像书本一样，这背离了笔记的真谛。三是不同颜色对大脑刺激不同，可以用不同颜色的笔来记笔记，区分层次。笔迹是大脑的外挂。学生时代，记笔记是为了记住，把信息放进大脑；工作之后，记笔记是为了备忘，把信息放在脑外。笔记是实在的证据。比如开会时谁在场、讨论了什么、决定了什么等事项，光靠记忆恐怕不靠谱。遵义会议时，邓小平同志有没有参加，就需要查找这方面的原始资料来证明。笔记是个人的数据库，最终会成为档案。1935年陈云写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是现在能找到的遵义会议最原始的记录，也是难得的档案资料。历史就是被记录的记忆，记上一笔就可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痕迹，不记也就随风而逝了。司马迁详细记录了汉家王朝的人物事迹，连马车夫都有传记；而项羽那边，连赫赫有名的亚父范增都没有传记，其事迹也就在历史中一风吹了。范增还不错，至少留下了名字，最后跟随项羽的28个战将是谁？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人是笔记的主人，而不是笔记的奴隶。把外在的信息变成自己的理解是笔记的核心作用所在，也是笔记最大的功效。笔记的价值大小是由人来赋予的，记与不记、记多记少都是人的价值判断。记笔记要有目的性。英国乒乓球运动员马修·萨伊德写的《天才假象》一书提到一个概念：目的性练习。长期的目的性练习能够形成成长心态。谷爱凌在2022年冬奥会夺得冠军的决定性动作，选择了从未完成过的高难度动作，其动力就来源于成长型心态。记笔记应该成为一个目的性练习，目标是修炼成长心态，即随时努力，但从不急功近利。整合，是把碎片化的信息、任务整合到一起。写论文、写书等大任务从来都不会一蹴而就，而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由一个一个的小任务累积而成。比如我写的这些东西将来可能结集成书，但成书只是结果，而基础是每一两天写一篇。水到了，渠就成了。一页笔记相当于一滴水，积少成多，必成江河。平时零碎的任务可以用滴答清单进行整合。清单本质上也是一种笔记，是记录要做的事的笔记。著名物理学家费曼有一个著名观点：写就是想！不是想好了再写，而是写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写与想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能分开，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另一种体现。笔记是创造新认知的过程，不是听写；笔记是磨练、提升思考力的过程，不是复印。记笔记的时候要想着记下来的东西怎么用、何时用，想不清楚的宁可不记，要确保所记必有所获。当然笔记也可记下疑惑，能提出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我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时候，部务会议上因为部分人开会没带笔记本，部长着重强调了记笔记的必要性。后来与文化局联合搞了一次活动，开会时，宣传部的同志们人人做笔记，而文化局不少同志连本子也没带。文化局局长由是大发感慨，赞扬宣传部同志素质高。由此可见，开会带笔记本是有素质的表现，要随时记录。听课时玩手机与听课做笔记，花同样的时间，收获却是不一样的。我讲课有时会走下讲台与学员互动，会看到有些人只带着手机，他看我很尴尬，我看他也很尴尬。其实在心里我已经调低了对他的评价，在如今的时代，不好学的人不会有什么大出息。有工作需要请示或者领导有事情安排的时候，一定要带笔记本做记录，有时感觉已经记住了，回到办公室转头就忘的情况并不少见。随时带笔记本也会给领导留下好印象，身在职场就要按职场规矩办。笔记本可能不随身带，手机一定随身。语音输入速度至少是“拇指姑娘”的5倍。按键输入看起来速度很快，其实效率不高，语音输入每分钟200字以上，用电脑键盘个别人能达到这个速度，手机按键绝无可能。记忆研究表明，记不住往往不是输入问题，而是提取问题。诗词背不下来，往往提醒前两个字，后面的句子就脱口而出了。这就是线索的重要性。说了这么多，那记笔记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是“懒”。须知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手勤脑勤，必有回报。然而比“懒”更大的问题是不知道为什么而记。下面三句话请认真对待： 
这本书是台湾人写的，讲的是把笔记跟思考结合起来，让人的大脑高度扩容，爆炸式成长。这本书是由日本人写的，出版较早，方法、软件有些已经过时，可以翻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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