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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回到金庭，远离宦海，无官一身轻，开始了他的另类人生。金庭在山水环抱中，美丽幽深，与车马喧嚣的会稽郡治相比，是一个清静的世外桃源。这里的气候，夏天比城里低两三摄氏度，加之谷风凉爽，节气较宜。水质透亮清甜，尤佳于山阴。山上有取之不尽的草药野果，出门后随手可探，可供炼丹服散。所有这些，为王羲之的田园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更令其愉悦的是，能够和儿孙们漫步田园之中，尽情享受天伦之乐，颐养天年。 王羲之回归金庭庄园后，也常回山阴老家。在他的信札中，说及往返于金庭和山阴间的不少，如下面这个帖子： 山下多日，不得复意问。一昨晚还，未得遣书。得告知中冷不解，更壮湿，甚耿耿。服何药耶？仆比日差胜，寻知问。王羲之顿首！（《全晋文》卷22，页1585） “山下多日”，指在金庭住了不少日子。“昨晚还”，指还山阴。而他常住的地方则是金庭，故在信中说：“实望投老得尽田里骨肉之欢”，“辱在草泽”。下面，将分为几点，从他自己所写的书文中来反映他在金庭的田园生活。 娱乐田园 颐养晚年 尽田里骨肉之欢 王羲之写给谢万的信，大体上反映了他田园之乐的真实画面。升平三年（359）十月，谢万北伐败逃，被废为庶人，写信给王羲之诉说委屈。王羲之复信给他，用自己称疾辞郡后的田园之乐相劝慰，语重心长，逸励他要积极面对未来。其书曰： 古之辞世者，或被发佯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免，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敦退让，戒以轻薄，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君谓此何如？比遇重熙去，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尽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耶！常依陆贾、班嗣、杨王孙之处世，欲希风数子。老夫志愿，尽于此也。君察此当有二言不？真所谓贤者志于大，不肖志其小。无缘见君，故悉心而言，以当一面。（《全晋文》卷22，页1582） 此书话语恳切，如心中流出。言简意赅，却形象生动，读起来像白话文那样流畅。他在果园里，把甘美的水果摘来一块一块的切给儿孙们吃，简直像电视录像，可以看到他那充满幸福的笑脸。“万石之风”是一个典故，说东汉石奋和四个儿子，皆秩两千石，合为万石，世称万石君。石氏以办事严谨著称，如石奋的儿子石庆为侍中，随皇帝出行，帝问马车有几匹马，他要一匹一匹的数过，才回答“六匹”，“举策数马”的典故便由此而来。他认为做事就要像“举策数马”那样认真，故以此教育子孙，指正谢万的弱点。“田里所行”不仅是他住在庄园里的一大乐事，而且也是和亲友们交谈的一个热门话题。看得出他很得意，很满足。这时献之十六岁①，书中“儿”，当有他。 给谢万写信时，他的妻弟重熙（郗昙）也正好在金庭，献之已经是他的未婚女婿。重熙与谢万各率军同时奉命攻燕，至高平遇病率师退回，谢万误以为败逃，也跟着撤兵彭城，结果被燕军追杀，全军溃散。王师败绩，谢万废为庶人，郗昙也受到降西中郎将为建武将军的处罚，所以这封信也是说给他听的。郗昙走后，王羲之计划和谢安游山海。 王羲之不仅和儿孙们牵手田园，而且还邀集亲友来金庭共享欢乐。“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他把这次田园聚会和兰亭流觞相比较，认为在一起共享田园之乐的亲情，比兰亭“其为得意，可胜言耶！”即使到了“便疾绵笃”的暮年时光，还将“迎集中表，亲疏略尽”，筹划一次更加盛大的聚会，并向他们发出了邀请文： 安复后问不？想必停君诸舍。疾苦差也，便疾绵笃，了不欲食，转侧须人，忧怀深。小妹亦故，进退不孤。得散力，烦不得眠，食至少，疾患经月，兼 劳不可言。迎集中表，亲疏略尽，实望投老得尽田里骨肉之欢。此一条不谢二疏，而人理难知此，不知小却得遂本心不。交衰朽羸劣，所忧萦如此。君视是颐养之功，当有何理，今都绝思此事也。冀疾患差，末秋初冬，必思与诸君一佳集，遣无益，快共为乐，欲省补顷者之惨蹙也。追寻前者，意事岂可复得，且当卒目前。及当此急要，愿诸君各保爱，以俟此期。未近见君，有诸结，力聊以当面。（《全晋文》卷22，页1585） 升平五年（361）正月，郗昙病笃，于金庭请道士先生作法，不果而卒。这时王羲之身体尚好，他还写信给益州刺史周抚，想和他一起游岷山，“欲省补顷者之惨蹙也”。其书曰：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体气常佳，此大庆也，想复勤加颐养。吾年垂耳顺，推之人理，得尔以为厚幸，但恐前路转欲逼耳。以尔要欲一游目汶岭，非复常言，足下但当保护，以俟此期，勿谓虚言。得果此缘，一段奇事也。（《全晋文》卷25，页1604） “年垂耳顺”为五十九岁，这是王羲之的卒年。或许是年秋天，他病倒了，躺在床上，身体转侧都要劳别人。“疾患经月”，服散药，请先生上章，一切颐养之功，都无效果，到了“今都绝思”之时，只求与汉宣帝时的疏广、疏受叔侄那样，功成身退，弃官归田，与亲知同欢宴，共享田园之乐，至达寿终。王氏是个大家族，“中表”指五服以内，加妻家郗氏，邀请的人很多。这次聚会是否遂其心愿，未见下文，相信他的七个儿子和女儿孟姜家一定会尊父命回到金庭。像这样的田园聚会已经不止一次，故曰“追寻前者，意事岂可复得”。因此，这次聚会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封信为我们提供了王羲之卒葬金庭的重要依据，他是在这里带着和儿孙亲朋们“得尽田里骨肉之欢”的美好愿景，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刻。 热爱园艺 笃喜种果 栽果、植荷、种药是王羲之田园生活中乐此不疲的常事。其书札曰： 仆近修小园子，殊佳。致果杂药，深可致怀也。（《全晋文》卷25，页1604） 这个小园子是他所居精舍内的一个花园。园内除果树和草药外，荷花是他心爱之物。其书曰： 荷花想已残。此处过四夏，到彼亦屡，而独不见其盛时，是亦可讶。岂亦有缘耶！弊宇今岁植得千叶者数盆，亦便发花，相继不绝，今已开二十余枝矣！颇可观，恨不与长者同赏。相望虽不远，彼时邈未可期，伏想可胜怅惆耶。（《全晋文》卷26，页1608） “千叶”者为睡莲。荷，出污泥而不染，性高洁。因王羲之爱荷花，金庭王氏遂以荷为祥瑞，逢池栽莲。这个小园是他居室内的一个花园，今不知何处。他儿孙这么多，精舍花园的规模一定很大，而且必选在山水兼备、交通便利的地方。《金庭王氏族谱》载，王操之舍宅为石鼓、白云两祠，石鼓在灵鹅村石火囱，景色最优，白云祠在白云洞下，对极重风水的王羲之来说，在这两个地方建宅是完全可能的。 王羲之最喜欢的是种果。他还请益州刺史周抚寄果种，其致周抚书曰： 青李、来禽、樱桃、日给藤子，皆囊盛为佳，函封多不生。（《全晋文》卷22，页1583） 足下所疏云此果佳，可为致子，当种之。此种彼胡桃皆生也。吾笃喜种果，今在田里，惟以此为事，故远及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同上） 周抚是王羲之数十年的莫逆之交，今留世书札中致周抚的最多。因为“笃喜种果”，所以“今在田里，惟以此为事”。可见他在果园里躬身栽培，颇费心血。 青李：果皮青色，肉外青内红，剡地传统产品。是不是那时会稽还没有此果，是王羲之始从四川引入？然如今金庭产桃形李，果中珍品，远销沪杭，李岂非与金庭有缘耶！故命名为“羲之桃形李”。来禽：亦称林禽，比苹果小，名沙果。樱桃也从四川引入。日给藤：海棠果。这些果树种子早已寄来过，只有胡桃子“皆生也”，其他没出芽，王羲之认为是装在纸袋里密不透气的缘故，所以要求他装布袋寄来。周抚也向他要果子，并告诉他纸袋、布袋都一样，没有不出的道理，回信说：“知须果，栽便可遣取。视君势陈，欲欲无不出理。” 庄园里还种了许多本地水果，其书札中有： 大柿，当种之。（《全晋文》卷23，页1592） 复数橘子，即云乃好可啖。久得新栗。此园冬桃，不能得多送。（《全晋文》卷23，页1591） 八月共至窟山看甘橘，思君宜深。（《全晋文》卷24，页1595） 可以想见，没有写在书中的水果还有，如剡中特产榧，那时金庭一带的山上也是主产区，王羲之晚年爱把书法写在榧树板上，一时成为珍品，称榧板书。 采药炼丹 服食养生 王羲之的田园生活极其充实，除栽果艺园，和儿孙们娱乐园中，欢享天伦之乐外，在日常生活中持之以恒的还有炼丹制药，修炼道法，钻研书艺，迎亲会友。 服散求长生。魏晋时期服散成风，形形色色的丹药流之于市，王羲之也深陷迷津。回到金庭后，以采药炼丹为要务，从不暂休。辞官才两个多月，他就把服橡屑的事禀报会稽王： 五月二十七日州民王羲之死罪。此夏复便半，惟违离，众情兼至，时增伤悼。顷水雨未至。不审尊体如何，得疾除也？不承近问，驰企。民自服橡屑，下断，体气便自差强。此物益下，断下，去陟厘、劫樊远也，以为良方。出是何，真此之谓。因青州白笺不备，羲之死罪！死罪！（《全晋文》卷24，页1597） 时值盛暑大旱，向会稽王请安。因已去职，故以“民”自称。此信主要向会稽王推荐橡屑丸，说是治疗腹泻的良方，比陟厘丸、樊劫丸好得多。橡树属栎科，果如野珠栗，坚壳，肉可食，俗称石子，民间磨粉制作豆腐，色褐，称石子豆腐，性凉，助消化，治腹泻、便秘皆有疗效。《列子·说符》“冬日则食橡栗”。王羲之长期服散药，肠胃功能受损，腹泻、便秘是老毛病。那时陟厘丸也是常用的止泻药，王羲之常服之，其书曰： 吾遂沉滞兼下，如近数日，分无复理，昨来增服陟厘丸，得下，不知遂断不。（《全晋文》卷23，页1589） 他原本很相信陟厘丸，连寒不散都停了，说： 以大近不复服散，当将陟厘丸也。此药为益，如君告。（《全晋文》卷24，页1595） 《晋书·王羲之传》曰： 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 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 他还致信周抚从四川寄药和盐： 得足下旃 、胡桃、药二种，知足下至。戎盐乃要也，是服食所须。知足下谓顷服食。方回近之，未许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成言。无缘见卿，以当一笑。（《全晋文》卷22，页1583） 周抚给他寄来毛毯、胡桃和两种药，还要他再寄盐来。戎盐又称胡盐，产于戎州，今四川宜宾市，可作药引，治耳聋、目痛。他妻弟临海太守郗忄音（字方回）近日正好在金庭，反对他服散药，故云“知我者希”。 如寒石散一类散药，市价很贵，须采购。像陟厘、橡屑等中草药，当地资源丰富，一般都自采自制，因而上山采药也是田园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如重阳邀友采野菊花： 不审复何以永日，多少看未，九日当采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当晴不耳。（《全晋文》卷26，页1606） 东汉崔实《月令》：“九月九日，可采菊花。”①应劭《风俗通义》说南阳郦县有一个长满菊花的山谷，民饮谷水，“上寿百二三十，中百余，下七八十者。”②晋时习俗，重阳采菊制菊花酒，令人长命，事记干宝《搜神记》。又葛洪《抱朴子·金丹》载： 用白菊化汁、地楮汁、樗汁和丹蒸之，三十日，研和服之，一年，得五百岁。老翁服，更少，不可识。少年服，亦不老。③ 他还搜集各种偏方，如蕲茶治失眠，石首鱼脑珠治风搐，鸬鹚粪去黑斑，麝香煎酥酒服用治痔疮，纯酒渍豆防口焦，凡头痛、胸闷、脓肿、口麻，皆各有方，不一一而论。又以“石白枕珠为佳物”，金庭产麦饭石，色白，不知白石珠是不是麦饭石。也很重视饮食营养，冬天要吃野鸭一双。他认为自然界的万物各有特性，秘不可言，都能为人所用，故在书札中曰： 石脾入水即干，出水便湿；独活有风不动，无风自摇。天下物理岂可意求，惟上圣乃能穷理。（《全晋文》卷26，页1608） 他非常相信丹药，常与友人交流服丹效果，在书札常有记载，如： 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全晋文》卷26，页1609） 服食故不可乃将冷药，仆即复是中之者。（《全晋文》卷23，页1587） 有时也受骗上当。比如有乡里人向他推销仙药，买来后不敢吃，写信去问别人： 乡里人择药，有发简而得此药者，足下岂识之不？乃云服之令仙，不知谁能试者。形色故小异。莫与尝见谢二侯。（《全晋文》卷25，页1604） 长期服散，乱用药方，最终适得其反，只为把一个健康人糟蹋得百病缠身，王羲之的暮年就是在病痛中度过的，以致未寿而终。他虽有过觉悟，书云：“服食而在人间。此速弊分明，且转衰老，政可知。”也曾停止辟谷，恢复食粮，但极端的宗教崇拜，导致长生羽化的幻想，促使纯真骨鲠品格的异化，这是王羲之人生悲剧的一面。 奉道诚笃 修炼辟谷 王羲之笃信五斗米道，家中有供奉张天师的静室（或曰靖室、净室），遇到恶事便入静室祈祷或首过，重大的事情还要请先生上章。不仅王羲之自己，他的儿子也笃信无加。《晋书·王羲之传》附《王凝之传》载： 王氏世事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之为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与诸将佐曰：“吾以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所害。 王凝之身为会稽太守，不作战备，竟到靖室祈祷天师发神兵御敌，入迷到这种地步，最后和他的儿子一起被杀。相反，她的夫人谢道韫则早已在家组织自卫，在搏斗中保住了性命，事备《晋书·谢道韫传》。 王羲之二儿子凝之如此，小儿献之亦然。《世说新语》载： 王子敬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余事，唯忆与郗家离婚。”① 《王氏谱》曰：“献之娶高平郗昙女，名道茂，后离婚。”道茂婚后早夭，献之一直未娶，直至被简文帝司马昱招为驸马，诏尚馀姚公主。首过就是跪在天师像前忏悔，自陈罪过或错误。上章是道家的消灾度厄之法，把祈祷的内容写成章表，附以法币，烧香陈读，请道士先生奏请天曹除厄。章表又曰命符、神咒。米芾曾集王献之命符、神咒一卷，可见上章、首过是王家经常要做的事情。在这方面，王羲之留世的首过，仅存一书。这是在金庭时，其孙女玉润患重病，曾请先生上章，其作首过书曰： 官奴小女玉润，病来十余日，了不令民知。昨来忽发痼，至今转笃。又苦头痈。头痈已溃，尚未足忧，痼病少有差者。忧之焦心，良不可言。顷者艰疾未之有，良由民为家长，不能克己勤修，训化上下，多犯科诫，以至于此。民惟归诚待罪而已。此非复常言常辞，想官奴辞已具，不复多白。上负道德，下愧先生，夫复何言！① 心诚救不了命，官奴小女玉润夭亡。祸不单行，玉润死后不到十天，另一个儿子延期四岁的小女也暴疾不救，王羲之悲恸万分，屡书亲友诉告，其一曰： 延期、官奴小女，并得暴疾，遂至不救。愍痛心，奈何！吾以西夕，至情所寄，唯在此等，以禁慰余年。何意旬日之中，二孙夭命，日夕左右，事在心目，痛之缠心。无复一至于此，可复如何！临纸咽塞。（《全晋文》卷23，页1589） 这里需作点说明。史家历来称官奴为献之，或许不当。王羲之有七子：玄之、凝之、涣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在他书札中呼乳名或爱称的有：大奴、二奴、延期、官奴。大奴为玄之，二奴为凝之。在首过书《官奴帖》中提及“官奴辞已具”，说明当时官奴来金庭前已经在山阴家上章首过，且“小女”者，说明此女并非头胎。而这时操之新婚，升平四年（360）才生一男，名宣之。而献之则新婚不久，王羲之有书札云“郗新妇大都小差”。皇太子十五岁婚，臣子不能早于是龄，按献之十六岁后结婚，则在升平三年（359）后，次年道茂产子，不幸难产，母子双亡，王羲之有书札云： 自新妇母子去，寂寞难言。思子辈不可言。（《全晋文》卷24，页1597） 郗氏母子双亡，故有寂寞悲伤之叹。故延期，官奴不是操之和献之，当是居山阴的涣之、肃之、徽之中人。 王羲之内弟郗昙病笃，迎至金庭上章，其书曰： 郗故病笃，无复他治，为消息耳。今移至田舍，就道家也。（《全晋文》卷22，页1584） “移至田舍”即接到金庭来，“就道家”就是上章首过或祠祀，请求天师保佑病除康复。郗昙于升平五年（361）正月病逝，王羲之深感悲痛，其书曰： 司马虽疾笃久，顷转平除，无他感动，奄勿长逝，痛毒之甚，惊惋摧恸，痛切五内，当奈何奈何，省书感哽！（《全晋文》卷23，页1589） 再说王羲之的《官奴帖》，其实这是他留世的唯一一份首过书，用行书。他在父母灵前的《自誓文》用真书，看来凡首过一类不能用草书。而且纸也要上品，王羲之庄园里产麻纸、剡槌，他送剡槌纸给道士许迈，也用于上章。所以《官奴帖》除研究王羲之书法外，还是一份研究道家首过书的珍贵手迹。 王羲之信五斗米道，并修炼道法，矢志不够，其在致友信中曰： 省示。知足下奉法转，到胜理极此。此故荡涤尘垢，研遣滞虑，可谓尽矣，无以复加。漆园比之，殊诞谩如不言也。吾所奉，设教意政同，但为形状小异尔。方欲尽心此事，所以重增辞世之笃。今虽形系于俗，诚心终日，常在于此，足下试观其终。（《全晋文》卷25，页1600） 王羲之内侄、郗忄音子郗超作《奉法要》。郗超是支遁的信徒，支遁是王羲之的好友，这时居剡县沃洲，这封信可能是对支遁来信的答复。法转和辟谷息气虽佛道有别，但方法类似，都是一种静功，揽天地之精神运动于体内，“荡涤尘垢，研遣滞虑”，留法轮于心中。这和今之秘宗、法轮等气功大致相类似。金庭留传的是白云先生王子晋的辟谷息气之法。王羲之说，他修炼的道法教意与“法转”同，但“形状小异耳”，说明练功的体态姿势和动作套路则有差别。所谓“形状”，即动静结合，心气和力气相结合。他在会稽任上就开始修炼了，并入迷至深，故云“重增辞世之笃”，是“称疾辞郡”的重要原因之一。旧传王羲之曾在白云洞中修炼辟谷多日。“形系于俗”的意思是修炼道法还没有达到入道的程度，所以要“诚心终日，常在于此”。他的夫人郗璇曾患恶病，行上章首过道术，病除康复，与人书“夫人涉道康和”，因此更加心诚意笃，认为“以疾乃服法，必解此意”。必须坚持并终身不怠。他相信有一天能入道羽化，故告诉那位“奉法转”的朋友，“试观其终”。 迎亲会友 惠物于民 王羲之亲众朋广，与阮裕、谢安、许询、孙绰、支遁及妻弟郗忄音、郗昙交往更加密切，金庭便是迎亲会友的好地方。除前面提到邀中亲聚会金庭，“得尽田里骨肉之欢”外，平时也常有亲友来居。许询在京城住厌了，想到金庭来，王羲之写了一封热忱洋溢的信欢迎他： 瞻近无缘省告，但有悲叹。足下大小悉平安也。云卿当来居此，喜迟不可言。想必果言，告有期耳。亦度卿当不居京。此既避，又节气佳，是以欣卿来也。此信旨还具示问。（《全晋文》卷22，页1582）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王羲之就是这样的性情中人。“此既避，又节气佳”是说金庭的地理和气候。剡县自汉以来，以避地之乡著名，故多肥遁，“避”即此意，《水经注》、《剡录》皆有记。有人误读为“此既僻”，说山阴离京都远，故谓偏僻，盖不知王羲之金庭庄园在剡县，也不知剡为避地之乡。 王羲之和许询志趣相投，晚年情谊尤笃。许询字玄度，总角奇秀，众谓神童。好神游，乐隐遁，有才藻，善属文，为时人所钦爱。父归（一说助）会稽内史，因家山阴。许询后又别业永兴西山，凭树构堂，萧然自致，故西兴易名萧山。后又携母游京都。许询晚年居剡县金庭之济渡村，与王羲之金庭观一水相依，仅距二里，可以说就住在金庭庄园里。其有书曰： 得西问，无他。想彼人甚平安。此粗佳。玄度来数日为慰。（《全晋文》卷26，页1605） “玄度来数日”，是来金庭。下面说到许询患病和死亡的书札，说明是和王羲之在一起的。许询病重时，王羲之告友书曰： 未得安西问。玄度忽肿，至可忧虑，得其昨书云小差，然疾候自恐难耳。（《全晋文》卷23，页1589） 二谢致丧，兴公近便索然。玄度来数日，有疾患，便复来。阿万小差。阮公政耿耿。怀祖可呼？贺祭酒俱。（《全晋文》卷26，页1607） “二谢致丧”，指谢尚卒于升平元年（357）五月，次年八月，谢奕卒。阿万指谢万。阮公指阮裕，居剡县。怀祖即王述。此两封信写于二谢丧后至谢安升平四年（360）离上虞间，约升平三年（359）。信说，他去看望许询的病情，许告诉他稍好了点。王羲之当然知道是为了告慰他，其实要治好是很难了。下面两封信是说许询病故的经过的： 玄度先乃可尔，尝谓有理，因祠祀，绝多感，其夜便至此。致之生，而速之。每寻，痛惋不能已已。省君书，增酸。恐大分自不可移，时至，不可以智力救。如此。（《全晋文》卷22，页1583） 痛念玄度。立如志而更速祸，可惋可痛者。省君书，亦增酸。（《全晋文》卷23，页1587） “祠祀”，祭神。毛传：“春曰祠，夏曰 ，秋曰尝，冬曰 ”。祠祀为春祭。信说，就在春祭那天的夜里，许询就去世了，看来“大分自不可移”，人的寿命是命中注定的，到时候不论动什么脑筋，想什么办法，花样越多，反而死得更快，命是由天定的。这是王羲之亲眼所见许询病亡的经过。下面这封信是说为许询料理后事的情况： 七日告期，痛念玄度。未能□汝。汝临哭悲痛，何可言！言及惋塞。夜□市器俱不合用，令摧之也。吾平平，但昨来念玄度，体中便不堪之。耶告。（《全晋文》卷22，页1585） “期”，王羲之儿子王延期。这是写给延期的信，故曰“耶告”。丧期七日满，行将殓葬后，王羲之整理许询的遗物，觉得都“不合用”，故“令摧之”。从上述信件可以看出，从许询患病至死亡期间，王羲之都和他在一起，并为之料理后事，这就完全有可能许询卒葬于金庭，故李白诗云“入剡寻王许”。今嵊州许宅、塘头、郯城和新昌、东阳等地许氏皆为其后裔。《剡录》曰：“唐先天中，女冠投简金庭，见褚伯玉所得许承瓢，遂持之以进。”褚伯玉居金庭三十多年，收得许询用过的瓢不无可能。 司徒蔡谟辞官后隐居剡县沃洲，在金庭南约15公里，永和十二年（356）病逝前，王羲之去探望过。他在这年八九月间写的信中说：“蔡公委笃，又加带下，日数十行，深可忧虑”。蔡谟死后，他的两个儿子邵、系还来金庭住过，其书曰“二蔡过葬来居”。 王羲之在另一书札中曰： 敬亲今在剡，其后复亡，甚不可言。（《全晋文》卷22，页1586） 说敬亲在剡县金庭住了一些日子后已经离去，别情实难言表。敬亲是和“农”同日到剡县的，他书札中有“农，敬亲同日至”。此书“今在剡”三字，是王羲之书文中唯一提及其庄园“在剡”的证据。 金庭庄园很富庶，王羲之《与谢万书》曰：“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耶。”他以疏广、疏受叔侄为榜样，惠物于民，以求寿终。灾年有人问其借米，他爽快送去，并书曰： 知须米，告求常如云。此便大令敕以米五十斛与卿。有无当共，何以为借。（《全晋文》卷24，页1596） 说明来借的人很多。庄园多水果，常以橘、桃、栗等赠友，其书曰： 奉桔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全晋文》卷26，页1607） 他还请周抚从四川寄来邛竹杖，送给老者： 周益州送此邛竹杖，卿尊长或须，今送。（《全晋文》卷26，页1605） 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土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今知足下远惠之至。（《全晋文》卷26，页1606） 看来寄来的邛竹杖数量很多。邛竹杖产于四川邛峡山，竹实心而节稀，为手杖名品。 在金庭，当以书法为最。致力于亲授献子，使其成才，是其金庭生活中的最最要事，当另文专述。作《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继续在民间传授书艺，为民所敬，故被奉为桃源乡主，亦别载其事。大凡亲朋好友、朝野人士，慕其墨宝，书信往来不胜数计，今林林总总尚存近650多件，可见作书日无间隙。有初学者，作书以供临摹；有求教者，悉心为之点评，皆老少不嫌。今仅录一二，以明其事： 先生适书，亦小小不能佳，大都可耳。（《全晋文》卷22，页1583） 飞白不能乃佳，意乃笃好。此书至难，或作，复与卿。（《全晋文》卷26，页1606） 省飞白，乃致佳。造次寻之，乃欲穷本，无论小进也。称此，将青于蓝。（《全晋文》卷25，页1603） 君学书有意，今相与草书一卷。（《全晋文》卷23，页1588） 致此四纸飞白，以为何似，能学不？（《全晋文》卷25，页1603） 久□此草书，尝多劳□，亦知足下书，字字新奇，点点园转，美不可再。（《全晋文》卷26，页1609） 皇象草章，旨信送之，勿三，当付良信。（《全晋文》卷25，页1603） 王羲之爱作榧板书，《晋书》本传曰： 尝诣门生家，见榧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半。 晚年有许多榧板书，为山阴谢奉所收，南朝宋虞和《论书表》载其事： 谢奉起庙，悉用榧材。右军取榧板，书之满床，奉收得一大箦。子敬后往，谢为说右军书甚佳，而密已削作数十榧板，请子敬书之，亦甚合，奉并珍录。奉后孙履，分半与桓玄，用履为扬州主簿。① 谢履用二王榧板书贿得一个扬州主簿，榧板书就大出名。陆游《草书歌》曰：“小儿戏我当自珍，勿为门生书榧几。” 在金庭，唯以无围棋对手为憾事，其有书叹曰： 再昔来热，如小有觉，然昼故难堪。知足下患之，云故以围棋，是不为患。吾其尔无佳，自得此热，憔悴终日，未果如何。王羲之顿首！（《全晋文》卷24，页1597） 此信可能写给江 ，其围棋为晋中兴之冠，时为会稽内史。王羲之亦善弈，所以去山阴时和江虨下棋，其书曰： 明或就卿围棋。（《全晋文》卷22，页1584） 今嵊州市仙岩镇有山名羲之坪，有石如棋子，传为王羲之所遗。 身在草泽 忧国嗟时 永和十二年（356）八月，王羲之过了一年多安逸、自在、娱人的田园生活，桓温的信打破了他内心的宁静。桓温的信是从江陵（荆州）率师北伐攻洛阳第二天，到达当阳时写给他的，时在七月，信送京都虞潭转寄。这时，桓温为太尉、征讨大都督，虽镇荆州，而权倾一朝。他爱王羲之书法，故书信不断。这次北征的途中，从至当阳，到战败姚襄，进入洛阳，连发三信。虽不知桓温信里的内容，却勾起了王羲之的忧国之叹： 得都下九日书。见桓公当阳去月九日书，久当至洛，但运迟可忧耳。蔡公遂委笃，又加带下，日数十行，深可忧虑。得仁祖廿六日问，疾更委笃，深可忧。当今人物眇然，而艰疾若此，令人短气。（《全晋文》卷25，页1603） 这时，镇洛阳的燕将周成降晋有年，四月，叛将姚襄从许昌攻洛阳，七月围洛阳战而不下。桓温八月抵伊川，姚襄战败而逃，周成受降。这是丧乱后，晋军第一次重新占领洛阳城。桓温谒先帝五陵，各置陵令，表谢尚都督司州诸军事，镇洛阳。但正是信中所说，“得仁祖（谢尚）廿六日问，疾更委笃”，谢尚因疾未去洛阳，桓温令部将毛穆之、陈午、戴施镇守，自己则匆匆率师南归。谢尚时镇寿春，守江、淮一线，且患病在身，竟要调他镇守形势极不稳定的洛阳，故王羲之感叹“当今人物眇然，而艰疾若此，令人短气”。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因谢尚病恶不行，朝廷以丹阳尹王胡之代镇洛阳。信中“蔡公”系蔡谟，永和六年（350），因坚辞司徒被废为庶人，遂隐居剡县，闭门不出，传授子弟，再诏不就。家在剡县东南沃洲蔡岙（疑今新昌县蔡峰乡），谢灵运《山居赋》“远东”曰：“五奥者，昙济道人、蔡氏、郗氏、谢氏、陈氏各有一奥，皆相犄角，并是奇地”。此即居剡沃洲之名士。蔡岙在金庭南15公里，同属金庭洞天，中经王罕岭，以王羲之常往返于此得名。从信中可知，王羲之刚去看过蔡谟，知其“带下，日数十行”。永和十二年（356）冬，蔡谟卒，年七十六，葬毕，其子邵、系曾至金庭旅居，王羲之书札中曰“二蔡过葬来此居”。 王羲之对桓温战胜姚襄，晋军占据洛阳十分赞赏，频频写信给亲朋表示喜悦之情： 虞义兴适送此。桓公摧寇，罔不如志，今已当平定。古人之美，不足比踪，使人叹慨，无以为喻。（《全晋文》卷26，页1606） 信中对桓温入洛，赞誉有加。在另一封中，他谈得更详细，这就是著名的《破羌帖》： 知虞潭书，桓公以至洛，即摧破羌贼。贼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旧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实著，自当求之于古。真可以战，使人叹息！知仁祖小差，此慰可言！适范生书，如其语无异。故须后问为定。今以书示君。（同上） 虞潭家余姚，会稽世家大族，《晋书》本传称其“屡统军旅，而鲜有倾败”。王羲之书中的“虞义兴”和“得都下书”者也是他。他是太尉桓温信得过的老臣，故给王羲之的信皆由其中转。羌贼指姚襄，他本是羌族酋长，殷浩北伐，委为前锋，结果在山桑（今安徽省蒙城县北）反叛，致殷浩败北，被废为庶人。王羲之深恨之，故骂其为贼。桓温击败姚襄，为殷浩雪耻，又自西晋皇室倾覆后第一次将晋军旗帜插上洛阳城头，故欣不可言喻。信曰“知仁祖小差”，可见谢尚的病也有好转，并邀王羲之一起赴洛阳，亲朋亦有此意，然遭王羲之拒绝，其书札曰： 在我而已，诚无所多。云与谢豫州共入河，不乃烦剧！得安、万送书，云六日可至。诸贤云朝廷失之，转觉阙然，与卿书同。不有君子，其能国乎？此言深也。但云卿当入，何以如梦？恐卿表将复经年。想仁祖差时还内镇，慰人情耳。皆在卿怀矣。（《全晋文》卷22，页1584） 这封信可能是写给姻亲谢奕的。谢奕劝他“与谢豫州共入河”，即与谢尚同去洛阳的意思，对此他感到“不乃烦剧”。谢安、谢万和兄谢奕也有相同看法。结果谢尚也没有去洛阳。其云“不有君子，其能国乎？”与前札“当今人物眇然”之叹意同。在另一书札中也提谢尚病好转事。 想官舍佳。见护军近书，甚慰。仁祖转嘉，然疾根不除，尚令人忧。复得问，未复反书，甚慰。八月共至窟山看甘橘，思君宜深。想铁已还，旦夕展也。故复旨示。羲之报。（《全晋文》卷24，页1595） 其实，桓温入洛后，后援不足，又四面受敌，只能据洛自保。丹阳尹王胡之九月代镇洛阳。十一月，散骑常侍车灌等奉诏持节至洛阳，修复首阳山宣帝陵、峻平景帝陵、崇阳文帝陵、峻阳武帝陵、太阳惠帝陵。十二月庚戌，五陵修复，帝及群臣皆服缌，于太极殿祭奠三日。王胡之在洛阳作《释奠表》曰： 伏承仰遵古典，以今月吉日，释奠先圣。率土臣民，顺风载悦。臣宿婴重患，不获陪列，豫睹肃肃穆穆之容。仰望云汉，伏枕慨叹。① 此间，王胡之有信给王羲之，王羲之书曰： 数得桓公问，疾转佳也，每悬。胡云征事未有日佳也，以逼势不知卒何尔。（《全晋文》卷23，页1589） 桓温自北征洛阳以来与王羲之书信不断，王羲之也常悬念于心。王胡之告诉他镇洛阳后形势不佳，敌紧逼，不知今后该如何处理。王胡之也不是军事人才，他奏请吴兴勇男沈劲参府事，不久便称疾乞归。王胡之在洛阳，修复了邙山上的王氏祖墓，并把先墓被毁的事告知堂兄王羲之。王羲之痛心疾首，愤恨中，给王胡之回复了这封后人称为《丧乱帖》的信： 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② 王胡之，王羲之叔 次子。西晋都洛阳时，琅邪王融及子祥、览等墓在邙山，先墓即指王氏先祖的墓群。有人把《丧乱帖》中的“先墓”理解为王羲之父亲的墓是错误的。 王胡之乞疾东归，或恐时有非议，王羲之听后给会稽王书曰： 羲之死罪。前得云子诸人书，并毁顿胡之惟分。推难为心，当有分西者否？羲之死罪！（《全晋文》卷23，页1590） “分西”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司马睿立都建康后称东晋，称旧都洛阳为西晋。“分西”是指洛阳光复后，王胡之镇洛阳，有人说他有分立西晋的野心，欲不达而乞归。王羲之则坚决否定，问“有分西者否”。说王胡之辞归是因为有“推难之心”，觉得有病和能力不能胜任的缘故。这和王胡之给朝廷的《释奠表》相一致。后事平，王羲之书曰：“司州以为平复，此庆之可言。” 王羲之常说要做一个知足逸民，不复以世务经怀，然去会稽仅年余，即忧国嗟时，乐旧都光复，志犹不息，盖因心中祖国统一心愿未泯，故以为兴叹。而升平改元，莫关己事，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心态了。 永和年间（345——356），穆帝司马聘二至十三岁，为太后临朝、会稽王司马昱辅政时期。升平元年（357）“春正月，壬戌朔，帝加元服。太后诏归政，大赦，改元。太后徙居崇德宫”（《资治通鉴》）。穆帝告于太庙，始亲万机，改年号永和为升平，全国庆贺。朝廷诏王羲之进京朝贺，托疾未往，对这次改年心怀不满，在一封信札中说：“初月一日羲之报，忽然改年，感思兼伤，不能自胜，奈何！奈何！”第二天又有一札： 初二日羲之顿首。忽然改年，感远兼伤，情痛切心，奈何！奈何！……比各何以相扰不忘。当深消息，以全勉为大。仆衰老，殆是日不如日。力知问，王羲之顿首！（《全晋文》卷24，页1597） 或许因为宁静的田园生活不愿被与己无关的事情“相扰”，或心怀不满，所以牢骚满腹。对此，他在另一书札中则表露得更加明白了： 遂当发诏催吾，帝王之命是何等事。而辱在草泽，忧叹之怀，当复何言。（《全晋文》卷22，页1585） 但一遇到国家统一大业，则又一反“忧叹之怀”，情不自禁。王胡之镇洛阳乞归后，沈劲虽初出茅庐，但十分尽职，仅以保守洛阳为己任，无有乘势外拓。升平元年（357）五月，谢尚卒于寿春。六月以谢奕为使持节都督、安西将军、豫州刺史。谢奕性粗鲁，然敢于作为，王羲之相信他刺豫州必有进取，故与其书曰： 各间意必欲省安西，如今意无前却也，想君必俱。贼势可之者，必进许、洛，无可不果。相与于一世，岂可度之寻常？以此至终，固当极尽志气之所托也。君此意弘足，然决在必行。（同上） 这是一封鼓励谢奕的信。信说，各方面的意见都看好你，你有担当此任的许多有利条件，不应再推却了。认为谢奕一定会进攻许昌，把晋军推进到黄河以南的许、洛一线，而且“无可不果”。 王羲之与谢奕“相与于一世”，是俩姻亲，因此鼓励他不能像寻常那样，功成身退，在此一役。要“以此致终，固当极尽志气之所托也”。也相信他一定会有宏大的理想，“决在必行”。 在致益州刺史周抚的信中也谈到谢奕的事： 旦夕都邑动静清和？想足下使还，具时州将。桓公告慰，情企足下数使命也。谢无奕外任，数书问，无他。仁祖日往，言寻悲酸，如何可言。（《全晋文》卷22，页1583） 周抚比王羲之大11岁，是桓温的老部下，已任益州（治所即今四川省成都市）刺史多年，时已六十六岁，想告老还乡，请王羲之在桓温那里说说情。王羲之回信告诉他，桓公对他很满意，请他继续本职的使命。谢无奕即谢奕，“外任”指接谢尚职。仁祖，谢尚。“日往”即近日病亡，故“言寻悲酸，如何可言”。 升平二年（358）三月，慕容俊陷冀州诸郡，诏谢奕、荀羡北伐。数月间，河北为慕容所陷。八月，谢奕卒，灵柩运归会稽郡上虞县。王羲之书曰： 二谢致丧。兴公便索然。玄度来数日，有疾患，便复来。阿万小差。阮公政耿耿。怀祖可呼。贺祭酒俱。（《全晋文》卷26，页1607） 谢奕丧事由其弟安操持，信中皆指谢奕的亲朋，兴公即孙绰。玄度即许询。阿万为谢奕弟。阮公即阮裕。怀祖即王述，为扬州刺史，与奕素交，亦特地请贺祭酒代为吊唁，故赞其“可呼”。 东晋后，谢氏于上虞县建庄园，谢奕即归葬上虞，时其女道韫已嫁王羲之次子凝之，子谢玄十五岁，守丧上虞。时支道林居剡沃洲精舍，亦赴吊谢奕，《世说新语》记其事曰： 谢车骑在安西艰中，林道人往就语，将夕乃退。有人道上见者，问云：“公何处来？”答云：“今日与谢孝剧谈，一出来”。① 谢奕卒后，其弟吴兴太守谢万为西中郎将，持节监司、豫、冀、并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代兄职，任北伐重任。谢万善清谈而谙于军事，王羲之深以为宜参政事而不宜统帅军队，故致信桓温曰： 谢万才流经通，使之处廊庙，参风议，故是后来之秀，而今屈其迈往之气，以之俯顺荒余，近是违才易务矣！（《全晋文》卷22，页1581） 知人善任，这是十分中肯的意见，但未被采纳，故致信谢万，真心相劝： 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是当随时行藏，乃为远耳。愿君与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真何有？而古人以为美谈。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全晋文》卷22，页1582） 谢万不拘小节，事事无所谓，又脱离群众的毛病十分突出，不仅王羲之为他担心，其兄谢安更以厉言相诫： 汝为元帅，诸将宜数接待，以悦其心，岂可傲诞若斯而济事也。① 北伐初，谢万小有战绩，王羲之闻喜而乐，与友书曰： 适万石去月五日书为慰，寻得彭祖送万九日露版，有所获，想足摧寇越逸之势。宜适许司农书为慰。无人未能得重，故向余杭间。（《全晋文》卷23，页1587） 但谢万禀性难移，劣根未除，小功则喜，竟在庆功会上称诸将为“劲卒”，招致怨恨。升平三年（359）十月，在进军东阿迎战慕容俊途中，率领前军的北中郎将郗昙途中患病，率军回撤。有人荒称前军败归，动乱军心，谢万不问究竟，便令退兵，遭燕军追击，全军溃散，自己则狼狈逃归，结果被废为庶人。郗昙是王羲之小内弟，亦降为建威将军。谢万被废为庶人后，王羲之、谢安等曾游说会稽王。谢万心怀委曲，诉说于王羲之，王羲之有书曰： 亦向得万书，委曲备悉，使人慨然。见足下乃悉。知叔虎昨发，月半略必至。未见劳参军。（《全晋文》卷25，页1603） 王羲之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谢万，这就是《晋书》本传中的《与谢万书》，劝其“坐而获免，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要其应命而为，并劝其以田园之乐颐养天年。 升平四年春，谢万患病，王羲之在与友书中相慰： 三月十六日羲之白。一昨省不悉。雨快、君可不？万石转差也。炙得力不？不得后问，悬悒不知怀。君云当有旨信，迟望其至。仆劣劣，故遣不具。还具示。王羲之。（《全晋文》卷26，页1606） 八月，谢安离上虞出为桓温司马，王羲之又一个最知心的好友远离，其书札中有“知谢定出”。“安方决去，不言。”离别之情，确在“不言”中。 心系山水 遨游四方 王羲之为什么“不乐在京师”呢？因为醉心名山大川，爱好寻仙问道、采药服食，或许是原因之一。守江州时，诏侍中、礼部尚书不就，待职多年。又诏为护军将军，仍坚辞，与殷浩书曰： 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当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汉末使太傅马日 慰抚关东，若不以吾轻微，无所为疑，宜及冬初以行。吾惟恭以俟命。（《全晋文》卷22，页1581） 书中很明白地告诉殷浩，他不愿在朝廷内做官，宁愿到关陇、巴蜀去戍守边关，认为自己一定会做出比护军将军更好的业绩，以利于国家之威德。并坦言早就有尚子平之志，等到子女婚毕，便辞官为民，去游览名山大川。巴蜀有峨眉山，岷山汶川，即今九寨沟、黄龙，青城山则是道教的发祥地。他听了好友益州刺史周抚宣传后早就梦寐以求，所以要求准行，好在冬初动身。 巴蜀没有去成，在殷浩厉言逼劝下，赴职护军将军，但心愤愤不平，写信给周抚发牢骚： 六日。昨书信未得去，时寻复逼，或谓不可以不恭命，遂不获已。处世之道尽矣，何所复言。 王羲之为护军，很负责，有政绩。但任未满就提出要当宣城太守。宣城近黄山、九华山，文房四宝所出，亦心所系焉。后调其为会稽内史，继早年为会稽王友后，再次成为会稽王的内臣，故谢恩书中曰“复蒙殊荣”。会稽多佳山水，《晋书·王羲之传》载： 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 这里说出了王羲之“不乐在京师”的原因，是因为“雅好服食养性”，所以必须投身于名山大川中采药寻仙。《抱朴子·论仙》云： 若夫仙人，以药物养生，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而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① 知上药之延年，故服其药以求仙；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导为增年。① 王羲之笃信五斗米道，以服药长生、问道求仙为最高理想。道家认为人能活一千多年，活两三百岁是平常事。这虽然有诸多迷信和幻想，但推动了人和自然的亲密接触，使许多名士摆脱玄谈和繁务，到大自然中去探求神秘，催生了山水文化和旅游文化，孙绰的《游天台山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就是这一时期的山水绝唱。 王羲之到会稽后，尝巡视郡境，有书曰：“吾前东，周旋五百里”，各县无不踏遍。工作之余，和右军长史孙绰、谢安等以登山为乐，攀秦望，游若耶，无有暇时，其书札有记： 吾初至，便与长史俱行，无不可不。（《全晋文》卷24，页1597） 王逸少顿首。谢，七日登秦望，可俱行，当早也。（《全晋文》卷25，页1600） 得书。知足下且欲顾，何以不进耶？向与谢生书，说欲往，知登停山。停山非所辨，故可共集谢生处，登山可他日耶。王羲之白。（《全晋文》卷24，页1593） 八日羲之顿首。多日不知君问，得一昨书，知君安然为慰。仆似小差而疲剧，昨若耶观望，乃苦舆上隐痛，前后未有此也。然一日一发，劳复不极。以此为慰耳。力不。（《全晋文》卷26，页1605） 秦望山在绍兴市南10公里，为众峰之杰，秦始皇巡会稽，登此山望海，命李斯刻石颂德，故而为名。若耶溪在绍兴市南，经城东流入镜湖，为会稽入剡通临海之孔道。溪临湖处旧有兰亭，为王羲之修禊处。亭近禹陵，故孙绰诗“怀彼伐木”。去兰亭可行舟，故谢安诗“微风翼轻航”。亭在城东南郊，故郗昙诗“温风起东谷”，“薄言游近郊”。又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曰：“禊于南涧之滨，高岭千寻，长湖万顷，隆屈澄汪之势，可为壮矣！”兰亭所处地理甚明。然今之兰亭，在绍兴市西南13.5公里，为明朝嘉靖间所建的一处园林。“谢生”即谢安，家上虞，卧不出仕。 在职时，多为短途游览，不敢怠职，故有叹曰： 顷犹小差，欲极游目之娱，而吏卒守之，可叹耳。阳化果似小可，何日得卿诸人？（《全晋文》卷24，页1596） 辞郡后，“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遂以旅游山水为乐。《晋书》本传云：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偏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升平三年（359）冬，郗昙北伐败归，曾来金庭，走后，王羲之与谢安“东游山海”，遍游浙东中诸郡。王羲之著有《游四郡记》，遗憾的是全文已佚，仅存《艺文类聚》、《御鉴》所载轶文一段： 永宁县界海中有松门，西岸及屿上皆生松，故名松门。（《全晋文》卷26，页1609） 永宁即今温州市和永嘉县。缙云县仙都山为黄帝炼丹处，攀龙须升天，传王羲之曾游之。《太平寰宇记·九十九》引《永嘉记》：“昔王右军游恶溪道，叹其奇绝，遂书突星濑于石，犹有墨迹焉。”右军将军，领会稽、东阳、临海、永嘉四郡军事，以孙绰为长史巡视诸郡似有可能，故游恶溪之说不虚。 常与谢安外游，曾有一札： 与安石俱佳，还七日。增想投命，积日不复知问。弟佳宁善，然复忧之不去怀。吾遂沉，带兼下，如近数日，分无复理。昨来增服陟厘丸，得下，不知遂断不。了无所啖，而药得停，不知当复见兄弟理不？独下便长叹。苏息，更知问。二奴庶诸人何以谢之！（《全晋文》卷23，页1589） 其实，他辞归后首先要去的地方是临川。他在那里当太守时，母卒葬于此，本想迁至吴兴。后定居剡县金庭，将迁归母墓。就在这年冬季，其致谢尚书曰： 来月必欲到家。而得其问，云尚多溪毒，当复小却耳。仆故有至临川意，尚未定。南行者还，乃得至寿春耳。（《全晋文》卷24，页1593） 说下个月才能回到家，且皮肤感染、疮毒未愈，需要稍休息一段时间。有去临川迁母墓的打算，但未定。如果去了，运回灵枢，待安葬完毕，再到寿春看谢尚。 王羲之永和十一年（355）三月去郡，这年十月，谢尚都督并、冀、幽三州军事，豫州刺史，镇寿春，可知此信写于是年冬。迁母墓事另有一札： 羲之白。乖违积年，每惟乖苦，痛切心肝，惟同此情，当可居处。羲之脚不践地，十五年无由奉展，比欲奉迎，不审能垂降不？豫唯哽□，故先承问。羲之再拜。（《全晋文》卷24，页1597） 用“再拜”一词，可能写给临川太守的。王羲之为临川太守至母忧服阕，在咸康二年（336）至咸康六年（340），至永和十一年（355）辞归，正好十五年。是否去过临川，母墓有否迁归，则无下文。 在王羲之晚年的药石、山水朋友中，许迈是一个特殊人物。他是一位著名的道士，王羲之视之如师，其书札中的“先生”即他。他也因和王羲之交友而名气倍增，故《晋书》将其传附在《王羲之传》后： 许迈字叔玄，一名映，丹阳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迈少恬静，不慕仕进。未弱冠，尝造郭璞，璞为之筮，遇《泰》之《大畜》，其上六爻发。璞谓曰：“君元吉自天，宜学升遐之道。”时南海太守鲍靓隐迹潜遁，人莫之知。迈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违亲，谓余杭悬 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门，潜通五岳，陈安世、茅季伟常所游处，于是立精舍于悬 ，而往来茅岭之洞室，放绝世务，以寻仙馆，朔望时节还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终，乃遣妇孙氏还家，遂携其同志遍游名山焉。初采药于桐庐县之桓山，饵术涉三年，时欲断谷。以此山近人，不得专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见者，登楼与语，以此为乐。常服气，一气千余息。永和二年，移入临安西山，登岩茹芝，眇尔自得，有终焉之志，乃改名玄，字远游，与妇告别。又著诗十二首，论神仙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尝不弥日忘归，相与为世外之交。玄遗羲之书云：“自山阴南至临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汉末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为之传，述灵异之迹甚多，不可详记。玄自后莫测所终，好道者皆谓之羽化矣。 许迈从余杭移居临安西山后，改名玄，字远游。王羲之好友许询字玄度，故有的误称许迈为许玄度，说是同一个人，其实谬也。《许迈传》言“羲之造之，未尝不弥日忘归”，又云“羲之自为之传”，可见相交甚契。王羲之书札中去余杭、临安者，大凡与访许迈相关，其中升平元年（357），相约与王胡之共访许迈，行前与许迈书曰： 得司州书转佳，此庆慰可言！云与君数数或采药山崖，可愿乐，遥想而已。云必欲克余杭之迟期，此不可言，须要君旨问。仆事中久，宜暂东，复令白便行。还便行，当至剡槌上，二十日后还以示。政当与君前期会耳。迟此情兼二三。（《全晋文》卷24，页1594） 司州，王胡之，字修龄，永和十二年（356）秋为司州刺史，镇洛阳，次年春称疾东归。王胡之回到京都，身体“转佳”，写信给王羲之，说不久将回余杭，希望能与许迈相会，但行期未定。王羲之把王胡之的心愿告诉许迈，并说近日将归金庭，行期得二十天后再告，届时将送去剡槌纸。书中“正当与君前期会耳”，可见两人早已如《晋书》本传所记，与许迈“采药石不远千里，偏游东中诸郡”矣！这个帖子最有研究价值的是，在历史文选中，王羲之第一次记载了“剡槌”纸。唐朝以前，剡藤纸在全国已享盛名，而剡槌则是剡纸中的珍品，晚唐舒元舆《吊剡溪古藤文》曰：“异日，过数十百郡，东雒西雍，见书文者，皆以剡纸相夸。”可见用剡藤纸写书法，作绘图画，质量特别好，故书画爱好者竞相采购，结果供不应求。这个帖子告诉我们，王羲之的金庭庄园生产剡藤纸，而又以剡槌为上品。无疑，他是用剡纸来写信的，所以晚年的书法尤为人们所喜爱。他特地从山阴回金庭取剡槌纸，去余杭时，送与道士许迈。 王羲之辞归后最想一游的地方是四川岷山，他在给益州刺史周抚的许多书札中都提及这一梦寐以求的心愿，即使到了临终之年，仍兴致盎然，念念不忘：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体气常佳，此大庆也。想复勤加颐养。吾年垂耳顺，推之人理，得尔以为厚幸。但恐前路转欲逼耳。以尔要欲一游目汶岭，非复常言。足下但当保护，以俟此期，勿谓虚言。得果此缘，一段奇事也。（《全晋文》卷25，页1604） 周抚（292——365）字道和，名将周访之子，武昌太守，王敦谋反坐罪，司徒王导容之，咸和初征为从事中郎，与王羲之相识为友。后授益州刺史。永和三年（347），助桓温伐蜀，留镇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在蜀三十多年，政绩卓著。王羲之虽和周抚再无晤面之缘，但频有书信往来，今尚存十多札。写此信时，他已百病缠身，深知“前路欲转逼”，但仍有“欲一游目汶岭”之雄心。汶岭即岷山，四川名山，有黄龙、九寨沟等著名风景。 其实，他与周抚早有入蜀之约，其书曰： 吾有七子一女，皆同生，婚娶以毕。惟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致委出，故具示。（《全晋文》卷22，页1583） 此帖即为他常说的向子平毕娶之愿。此时除幼子献之外，其余六子皆婚。其一女孟姜，谢灵运的外祖母。七子则说法小有差异，《晋书》本传云有七子，知名者五人，或指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王玉池《二王书艺论稿》琅琊临沂王氏世系表载：玄之、凝之、涣子、肃之、徽之、操子、献之。涣之女德光适谢玄。又《世说新语·排调五十七》刘孝标注引《王氏语》曰：“肃之，字幼恭，右将军羲之第四子，历中书郎，骠骑咨议。” 他确实有过一次游岷山的计划，大概是在为献之订婚之后，婚后便可了却“向平之愿”，其与周抚书曰： 省足下别疏，具彼土山川诸奇，杨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悉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当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时示意。迟此期，真以日为岁。想足下镇彼土未有动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岭、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次，以心驰于彼矣！（《全晋文》卷22，页1583） 虽“以日为岁”的等待，然俟期未果。幻想六载，终成魂游。周抚告诉他许多实事异闻，寄给他毛毯、果种、药、盐、邛竹杖，是巴蜀和剡溪最早的文化和物产交流。东晋士族庄园经济的兴起和北方先进生产方式的传入，使剡中社会的经济文化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 王羲之出游，一般是群游。如果从金庭出发，则上虞谢安家是集合地。多数则在山阴会合，如有一札曰： 不审比出日集聚不？一尔缅然，恐东旋未期，诸情罔。（《全晋文》卷26，页1606） 问朋友能否近日出游，否则要归金庭去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成行。 升平中，王羲之因二孙女旬日而亡，身体又劣劣，但仍有一次余杭、吴兴之行。其书札曰： 隔以久，诸怀既不可言，且今多惨戚。迟君果前，暂得一散怀。知以多疾不果，乃当秋事，省告，同此叹恨，如何可言！葬事不可仓卒，当在九月初，过此故欲一与吴兴集，冀无不克耳。然事来万端，不知如人意不？非书能悉。君数告，以慰之耳。（《全晋文》卷23，页1590） 服食而在人间，此速弊分明，且转衰老，政可知。乃欲与彦仁集界上，甚佳。诸如此事，皆所欣也。平自可耳。何所咨人？外将何必拘小绳墨？且令吴兴不出界，当可耳。便因余杭而行耶？不自此会，再举难也，君便可以仆书示之。但俗多怪，且在草泽者，为尔扇动纵任，恐恶之者众。（《全晋文》卷26，页1607） 得示，知足下犹未佳，耿耿。吾亦劣劣。明日出乃行，不欲触雾故也。迟散。王羲之顿首。（刘秋增、王汝涛主编《王羲之志》，页109） “不自此会，再举难也”，可能是最后一次邀友远游了。从上三札中可以看出，这次出游的情绪比较低迷，显然因为“今多惨蹙”，故而“暂得一散怀”。还担心百姓不理解他们，煽动恶人为难他们，故希望“不欲触雾故也”。触雾，土话触霉头，即泼了一身雾水，遇事不顺利。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王羲之有二顷田和宅园，王胡之为吴兴太守时，曾代为管理，他曾经想定居于此，后为其子孙所居，直至其七世孙智永为永欣寺僧，其田园不知传给何人。 王羲之的旅游，归纳起来不外自下方面： 一、观赏山水风光。如与友登秦望，游若耶，玩停山，与谢安东游山海等。 二、探亲访友，如去余杭女儿孟姜、堂弟王胡之家，探望临海太守妻弟郗忄音，以及吴兴故居。 三、采药石不远千里。主要是与道士许迈游，以采药炼丹为要务。 中亲咸集 田园晚唱 王羲之的兰亭诗会及其《兰亭集序》传为千古绝唱，世人皆知。然而，他退居金庭后，曾两次邀集中表亲属，盛宴欢娱，尽田园之乐，却鲜为人知。本文从考释王羲之书札的角度出发，为了更清晰的说明二次聚会的事实，故将其离世那年写的一封信作为引子，倒叙其事。其书曰： 安复后问不？想必停君诸舍。疾苦差也，便疾绵笃，了不欲食，转侧须人，忧怀深。小妹亦故，进退不孤。得散力，烦不得眠，食至少，疾患经月，兼憔劳不可言。迎集中表，亲疏略尽，实望投老得尽田里骨肉之欢。此一条不谢二疏，而人理难知此，不知小却得遂本心不。交衰朽羸劣，所忧萦如此。君视是颐养之功，当有何理，今都绝思此事也。冀疾患差，末秋初冬，必思与诸君一佳集，遣无益，快共为乐，欲省补顷者之惨蹙也。追寻前者，意事岂可复得，且当卒目前。及当此急要，愿诸君各保爱，以俟此期。未近见君，有诸结，力聊以当面。（《全晋文》卷22，页1585） “安”即谢安，升平四年（360）八月离上虞县出为桓温司马。写这封信时，王羲之已“疾绵笃，了不欲食，转侧须人”，当是升平五年（361）夏，因此前，他曾与益州刺史周抚书曰“吾年垂耳顺”，尚有游汶川之愿，可见体力未衰。而这年，却是他的卒年。这是一封预约的邀请书，对象是“中表”，即五服以内的王氏家族成员和表亲，不论以往相交如何，要求“亲疏略尽”。时间“末秋初冬”，即九十月间。地点是“田里”，明确指定集会将在金庭庄园举行。王羲之自知世日不多，故邀集王氏家族作一次最后聚会，有诸多目的： 一、如书中所说，“尽田里骨肉之欢”，让大家享受田园乐趣，是一次家族盛宴。 二、自王导后，王氏在朝中虽为显要，但无人权参机要，且日渐式微。加之“群从凋落殆尽”，王氏的地位危矣，急需重整秃势。这时，在王氏家族中，王羲之为年长，更由于他和会稽王司马昱、太尉桓温的特殊关系，使他成为事实上的家族领袖。因穆帝年少，由司马昱辅政，独掌朝权。而司马昱七岁封会稽王时，即以王羲之为会稽王友，实为其师，历时七年。他俩之间，既有君臣之礼，又有师生之谊，且为姨表兄弟，并与掌控兵权的实力派人物太尉桓温甚密。加之一字千金的书法艺术，使之朝野人脉广交，有很高的社会威望。王氏官场上的许多事情，都得由王羲之经会稽王疏通，使多人入相府。又如王胡之自洛阳乞归，曾遭时流非议，王羲之则写信给会稽王论理。从这些情况分析，不难推知，王羲之召集王氏家族集会，除骨肉之情外，还有抬升家族志气的意义，故再一次“佳集”，以弥补“群从凋落”之惨蹙。 三、以汉朝疏广、疏受叔侄为榜样，有福共享。疏广、疏受叔侄，同为皇太子太傅、少傅，履职五年，功成身退，辞官而归，散尽财物，与亲知共享欢乐，以求寿终。书中“不谢二疏”的意思是，希望自己做得不比疏氏叔侄差，以此来鼓励王氏家族的凝聚力和道德诉求，“得遂本心”即指此。 四、总结自己的一生，给家族作最后的交代。书中说到“衰朽羸劣”和“颐养之功”的关系，或许是对服散致病的省悟。迷信服散导致百病缠身，乃至“绵笃”，是王羲之人生悲剧的一面。他后悔了，但觉得一切都迟了，故叹惜“今都绝思此事也”。或许需要总结教训的地方还很多，故当垂暮之时，“有诸结，力聊以当面”。迫切希望把自己的心里话当面向亲亲们交代清楚。正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他把这次聚会“及当此急要，愿诸君各保爱，以俟此期”。 关于这次聚会有否实现，今不得而知，因为这一年他逝世了，他的子女儿孙和近亲们必回金庭奔丧。这封信便成为王羲之和王氏家族在金庭的最后晚餐，但王氏的凝聚力，在金庭这片土地上一直持续到今天，发展成为一个超越五六千人口的群落。 从这封邀请信中不难发现，他早在前几年已经在金庭举行过一次中亲聚会了。他在书中说：“追寻前者，意事岂可复得，且当卒目前”。说明那一次，不像自己今日这样“便疾绵笃，了不欲食，转侧须人”，加之“群从凋落将尽”，气氛肯定要好得多，连远为鄱阳太守的堂弟王耆之都来了。其书曰： 彦仁数问也。修载暂来，忻慰。（《全晋文》卷23，页1591） 此粗平安。修载来十余日。诸人近集，存想明日当复悉来。无由同，增慨。（《全晋文》卷26，页1609） 此札是王羲之邀集中亲金庭聚会的最佳证明。修载即王胡之弟耆之，他来已经十多天了。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当然要多处些日子。那时也有休假制度，每年15天至20天，而且两或三年可合并度假，故“修载来十余日”可参知会期的大致时间。“明日当复悉来”，说明所邀亲属明日全部到齐，但只有一个人不能来，这就是王羲之写信给这个“无由同”的人。除这封信外，在王羲之另外一些书札中还有不少相关记载，摘录如下： 谢、范新妇得□富春还，诸道路安稳，甚慰心。比日凉，即至，平安也。上下聚集，欣庆也。（《全晋文》卷24，页1597） 松上下至，乖隔十八年，复得一集，且悲且慰，何物喻。嫂疾至笃，忧怀甚深。（《全晋文》卷25，页1601） 修龄来经日，今在上虞。（《全晋文》卷26，页1605） 敬和在。彼尚来议还，增耿耿。（《全晋文》卷26，页1607） 想彼人士平安。二郗□数也。敬豫诸人近来，停数日，悉佳。（《全晋文》卷23，页1588） 小奴在此，忽患疟，比数发，今日为最大。都轻疟耳，尚小停，今在吾厩中，念犹悬心。小患耳，无所垂心，须佳乃去。伦等还，殊慰，意增慨。（《全晋文》卷23，页1592） 农、敬亲同日至，至数日耳。（《全晋文》卷25，页1599） 敬亲今在剡，其后复亡，甚不可言。（《全晋文》卷22，页1586） “谢新妇”指二媳谢道韫，从外地过富春县还。王羲之在一札中同时提到“期”（子延期）、“范生”（范汪子范宁）、“玄”（玄平，范汪字），范新妇或许是他的儿媳。“上下聚集”，指同辈和小辈都参加。嫂，兄籍之妻周氏，松即穆松，籍之子。籍之卒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市），嫂居焉，故乖隔十八年矣。“敬和”即王洽，“敬伦”即王劭，“敬豫”即王恬，小奴即王荟，皆王导子，同曾祖堂兄弟。“二郗”即妻弟郗忄音、郗昙。“敬亲”或许是王导子王协字敬祖。“今在剡”三字很能说明问题，大致可认定指剡县金庭庄园，点明了王羲之“田园”的具体地点。这些信和金庭聚会有关，但也不能排除其他时间个别人来金庭的可能性，只因为书中“上下聚集”、“敬豫诸人”、“伦等”、“二郗”等语，皆为两人以上同来，故参与集会的可能性较大。 下面这札《与谢万书》，既说及田园之乐，又讲到聚会之欢，是一篇研究王羲之金庭聚会和晚年生活的重要文选。其书曰： 古之辞世者，或被发佯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免，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敦退让，戒以轻薄，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君谓此何如？比遇重熙去，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尽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耶！常依陆贾、班嗣、杨王孙之处世，欲希风数子。老夫志愿，尽于此也，君察此当有二言不？真所谓贤者志于大，不肖志其小。无缘见君，故悉心而言，以当一面。（《全晋文》卷22，页1582） 升平三年（359）十月，谢万北伐败绩，被废为庶人，来信诉说心中委屈，王羲之即以此信安慰他。信开头便告诫谢万，切不可像古代有些丢官辞世的人那样自暴自弃，装聋卖傻，做出玷污自身的种种劣迹。认为军队遭到如此惨重的牺牲和失败，竟能不罪而获免，不仅值得庆幸，而且能够顺其宿心，回归田园，实是天赐良机，不可逆天而行。“违天不祥”是信道之人非常严厉的用词。 这封信，以自己辞官后的亲身经历，告诉谢万今后该怎样做人，怎样生活。信中生动的描绘了田园生活的乐趣，大致可分为两个画面：一是和儿孙们在田园中玩赏、摘果，分而食之的天伦之乐；一是邀集亲知们在田园中兴言高咏，衔杯欢宴的亲情之乐。正是在这封信中，为我们揭示了金庭中亲盛会的某些情景，约略可分为三个场面： 一、“欲与亲知共欢宴”。金庭庄园山水兼备，规模很大，除稻谷外，果木成林，收获丰硕。几十个人的聚会，在一起“欢宴”，共享成果，历时几天、十几天，其情景类似于今日集市之会期。 二、“兴言高咏”。在一起吟文作诗，交流学识，虽不能和兰亭诗会相比，亦情属自然。今虽无盛会遗文可查，然谢道韫《拟嵇中散咏松》诗可视为金庭之作： 遥望山上松，隆冬不能凋。愿想游下憩，瞻彼万仞条。 腾跃不能升，顿足俟王乔。时哉不我与，大运所飘遥。 诗赞美金庭风光，盼望长久生活在这里，跟始祖王子乔学仙升天，但时不与我，还要随夫远出，四处飘遥。王乔即王子晋，琅邪王氏始祖，仙后主治金庭洞天，号白云先生。诗云“顿足俟王乔”，可证作于金庭。 三、“语田里所行”。意思是归耕后该做些什么，怎样过好田园生活。书中提出了三要素：一是携儿抱孙在田园中享受天伦之乐。二是教养子孙，以汉朝石奋父子为榜样，有道德有学识，举策数马，办事严谨，又懂得止足之分，适时还田，尽颐养之乐，被后人颂为“万石之风”。三是经营庄园，获得“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耶！”能够这样做，则“老夫志愿，尽于此也”。 如果我们把思路再开阔一些，除上述活动内容外，还会有许多，比如：王氏家族皆善弈，尤以王恬（字敬豫）为最，与江 称中兴第一。这次“敬豫诸人近来，停数日”，正好邀时任会稽内史的江江来金庭对决，而王羲之归耕后，常为无对手患愁，何不乘此一乐；又王羲之书法早已一字千金，中亲们皆出自书艺世家，人才济济，又何不乘此良机切磋交流，或给小辈们传授书艺；再则，金庭风光胜美，游览山水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亦当是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关于这次聚会，王羲之把它和兰亭诗会相比较，认为“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尽曲水流觞之兴，但“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耶！”认为亲亲们在一起的亲情是远胜于兰亭的。 王羲之还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呢？他说：“常依陆贾、斑嗣、杨王孙之处世，欲希风数子。”有的学者将王羲之一生归纳为：政学陆贾，行道学班嗣，死后效杨王孙。这是三位汉朝名贤，陆贾提倡儒学，其从政思想主张“行仁义，法先圣”，并辅以“夫道莫大于无为”。杨王孙学黄老之术，认为生死是自然现象，反对厚葬之风，提倡裸葬以身亲土。班嗣则主张“修生保真，清虚澹泊，归之自然，独师友造化，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奸其志；栖迟于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晋书》卷100《叙传》）在达官贵族们妻妾成群的时代，王羲之却能七子一女皆出同生，可谓保真矣。其对家庭和亲属的感情在书文中跃然可知。师友造化而不役世俗，却是他在书法艺术上独创精神的理论来源，成为后人书画创作所遵循的准则。班嗣做人之道和艺术之道对王羲之有深刻的影响。 从《与谢万书》中，我们看到了金庭庄园人来人往热热闹闹的一幕，也反映了士族阶级生活方式的一个侧面，所以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历史文选。 迁归母兄墓 王羲之父王旷，母卫氏，兄籍之，一家四口。西晋永嘉三年（309），王羲之七岁，父为淮南内史，奉命渡黄河，与汉国刘聪战于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市西北），孤军长驱直入，结果兵败失踪，不知卒所。《资治通鉴》晋纪九录其事曰： 太傅越遣淮南内史王旷、将军施融、曹超将兵拒聪等。旷济河，欲长驱而前，融曰：“彼乘险间出，我虽有数万之总，犹是一军独受敌也。且当阻水为固，以量形势，然后图之。”旷怒曰：“君欲沮众邪！”融退曰：“彼善用兵，旷谙于事势，吾属今必死矣！”与聪遇，战于长平之间，旷兵大败，融、超皆死。聪遂破屯留、长子，凡斩获万九千级。① 故王羲之在灵前《自誓文》中曰： 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 意思是说，我还没有到学龄之年，父亲就不在了，是在母亲和哥哥的抚养教育下成长的。王旷在上党之战后，从历史文选中消失，史家猜测纷纭，然据王羲之《自誓文》“不天”、“闵凶”的意思，肯定是为国殉难了，所以他连坟墓也没有。有说王旷墓在临川，或说在会稽，皆不实。 怀帝永嘉三年（309）王羲之七岁，一家渡江来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随从叔王导建宅乌衣巷，延师庭训。母卫氏堂姊卫铄夫李矩早丧，亦携子李充寓居王府。卫铄出身书法世家，故教李充、王羲之等书法。王羲之弱冠牵丝秘书郎，与郗璇结婚后，咸和二年（327），元帝少子司马昱七岁，封会稽王，拜散骑常侍，征王羲之为会稽王友。司马昱正当学龄，王羲之奉诏伴读，实为其师。不久，谢尚亦为会稽王友。至咸和九年（334），会稽王司马昱迁右将军加侍中，始伴成帝，王羲之出为征西将军庾亮长史。咸康二年（336）为临川太守。 王羲之奉母守临川，约于次年母亡守丧，征西将军庾亮镇武昌，以弟怿代临川太守。服阕，咸康六年（340）正月，庾亮病危将薨，疏请王羲之为江州刺史。王羲之母墓在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见于他自己的书札中： 坟墓在临川，行欲改就吴中，终是所归。中军往以还田一顷乌泽。田二顷吴兴，想弟可还以与吾，故示。想弟居意，故如往言。（《全晋文》卷24，页1594） 在临川的坟墓定指母墓，因其父早年在山西上党兵败后不知所终，墓所不明。王羲之此信写于建康，时为护军将军，本想老归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因那里建有两顷宅园，并已居住过多年，故计划将母墓迁归。这时的吴兴太守是他的堂弟王胡之，宅园由他暂居，故信中和他商量迁母墓和宅园的事。但到会稽后，改变初衷，决定择居剡县金庭。 下面这封信或许是辞郡后写给临川太守的： 羲之白。乖违积年，每惟乖苦，痛切心肝！惟同此情，当可居处？羲之脚不践地十五年，无由奉展。比欲奉迎，不审能垂降不？豫唯哽□故先承问。羲之再拜。（《全晋文》卷24，页1597） 这封信的意思是，他想到临川把母墓迎还，请予协助办理。“脚不践地十五年”，指咸康六年（340）母丧服阕离开临川，出为江州刺史时，说已经十五年没有去临川祭母墓了。由此推算，此信写于永和十一年（355），即王羲之辞归之初，他把迁归母墓放在首位。但这年他没有去临川，至次年春，他在给谢尚的一封信中，才提出了去临川的计划： 来月必欲就到家，面得其问，云多溪毒，当复小却耳。仆故有至临川（按：《全晋文》“临州”，查国内无临州，故改之。）意，尚未定，自更有果，南行者还，乃得至寿春耳。（《全晋文》卷24，页1593） 这封信写于永和十二年（356）春。据《资治通鉴》永和十一年（355）载：“冬十月，豫州刺史谢尚督并、冀、幽三州，镇寿春。”王羲之辞归后，或许谢尚曾邀他和另一位朋友去寿春。这位朋友或许是谢安。信中说这位朋友告诉他来月才能回家，正身患毒疮，刚好了些。王羲之还告诉谢尚，他打算先到临川去，但还没有决定行期。待到从临川回来后，就会到寿春去看望他。这时，王羲之已择居金庭，到临川当然是为了迁母墓，但是不是把母墓迁归金庭了，一直没有下文可查，我们只能按常情推断，王氏以孝悌著称，他一定会这样做，因为他把在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市）的兄籍之墓也迁了回来。 王羲之在《自誓文》中曰：“母兄鞠育，得渐庶几”，可见兄长籍之对他有培育之恩。王籍之《晋书》无传，仅在《刘隗传》和《王彬传》中有记载。《刘隗传》曰： 护军将军戴思若，官世子文学王籍之，居叔母丧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后，宜为其防”。① 此事发生在建兴四年（316）。这时，琅邪王司马睿为丞相，刘隗为丞相司直，委以刑宪，而次年，东晋立，司马睿称帝，以刘隗为御史中丞。戴若思为护军将军，在建兴三年（315），平灭杜 后为护军将军，也在建兴四年（316）。王籍之时为司马睿世子绍文学，而次年司马睿称元帝后，立绍为王太子。这次婚事因刘隗弹奏而未成。《刘隗传》又载： 晋国既建，拜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门生断道，解庐斫伤二人。建康左尉赴变，又被斫。隗劾嵩。（同上） 建武元年（317），司马睿封晋王，周嵩为奉朝请，直谏司马睿称帝，帝不悦，出为新安太守。兄 为司马睿亲信，时为礼部尚书。周嵩女即王籍之妻。看来他的婚姻很不吉利，发生了暴力事件，造成二死一伤，故遭刘隗再次弹劾，岳父外放，周 也被免官。不过，事平后，元帝即以周 为太子少傅。 约于永昌元年（322）王籍之离建康，出为安成太守，《王彬传》载其事： 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并是敦亲，皆除名。诏曰：“司徒导以大义灭亲，其后昆虽或有违，犹将百世宥之，况彬等，公之近亲。”乃原之。① 永昌二年（323），王敦以讨刘隗、刁协为名，举兵武昌，东下攻建康，堂弟王导、王彬举旗相抗，并领全体王氏族人赴宫廷前跑拜请罪，以表示忠于朝廷。明帝非但不罪，从此更信任王导。王彬为王籍之小叔。时王籍之为安成（今江西省安福县）太守。太宁二年（324）敦平，籍之徙为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市）太守，后病逝任所，时在太宁末或咸和初，即公元326年前后。 王羲之归居金庭后，首先把安葬异地的母、兄墓迁归家园。在他的书文中，从临川迁归母墓只见计划，不见后事，而兄墓从建安迁归则记载甚确，在四封信中说及此事： 四月五日羲之报。建安灵柩至。慈荫幽绝，垂卅年，永惟崩慕，痛彻五内。永酷奈何！无由言告，临纸摧哽。羲之报。（《全晋文》卷23，页1587） 兄灵柩垂至，永惟崩慕，痛贯心胸，痛当奈何！计慈颜幽翳十三（按：应为“三十”），而吾勿勿，不知堪临，始终不发。言哽绝，当复奈何！吾顷至劣劣，比如下。（《全晋文》卷25，页1599） 得长风书。灵柩幽隔卅年，心想平昔，痛慕崩绝。岂可居处，抽裂不能自胜。谢书，已乞日安厝，即其事长毕，奈何！松等陨恸，哀情顿泄，亦难可言。郗还未卜。聊示友。中郎相忧不去心，感远怀近，增伤惋。每见范母子哀号，使人情悲。（《全晋文》卷25，页1601） 这三封信的内容略同，皆倾诉悲悼之情。“松”即籍之子穆松，王羲之书信中常提及。信中反映了灵柩“乞日安厝”时，穆松等“哀情顿泄”的情景。“郗”，王羲之妻弟郗忄音，时为临海太守，曾议为侍中，因宰辅会稽王司马昱不从而未行，故云“还未卜”。 兄墓葬毕，嫂周氏便疾笃，王羲之书曰： 伏想嫂安和。自下悉佳。松上下至，乖隔十八年，复得一集，且悲且慰，何物喻。嫂疾至笃，忧怀甚深。穆松难为情地自慰，犹小差，然故勿勿，冀得凉，渐利耳。（《全晋文》卷25，页1601） 这是周嫂和侄穆松一家刚归时的情况。“乖隔十八年”，当指咸康四年（338），王羲之母丧时，嫂侄一家亦赴临川奔丧，与王羲之分别归建安，至辞归金庭正好十八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点，为考证王羲之守临川和母亡时间提了重要证据。 写完“嫂疾至笃”信后不久，嫂即亡，王羲之书曰： 顿首、顿首！亡嫂居长，情所钟奉。始获奉集，冀遂至诚，展其情愿，何图至此。未盈数旬，奄见背弃。情至乖丧，莫此之甚。追寻酷恨，悲惋至深，痛切心肝，当奈何奈何！兄子荼毒备婴，不可忍见，发言痛心，奈何奈何！王羲之顿首顿首！（《全晋文》卷23，页1590） 七月十六日羲之报：凶祸累仍，周嫂背弃。大贤不救，哀痛兼伤，切割心情，奈何奈何！遣书感塞。羲之报。（同上） 长嫂如母。嫂系汝南望族镇东参军周嵩女，从建安归，乖隔十八年方得团聚，竟“未盈数旬”即亡，王羲之悲痛万分。一旬为十日，数旬则不到百天。“始获奉集，冀遂至诚，展其情愿”数语，说明王羲之是将嫂安置在身边的，以遂晚年得以奉养之愿。周嫂亡于永和十二年（356）六日二十七，可见于下面两封信： 六月二十七日羲之报：周嫂弃背，再周忌日，大服，终此晦。感摧伤悼，兼情切割，不能自胜，奈何奈何！穆松垂祥除不可居，言日酸切。及领军信书不次。羲之报。（《全晋文》卷23，页1589） 日月如驰，一嫂弃背再周。去月，穆松大祥,奉瞻廓然，永惟悲摧，情如切割。汝亦增慕，省疏酸感。（《全晋文》卷22，页1586） 父母死后，周年为“小祥”，二十五月为“大祥”。“再周忌日，大服，终此晦”，指守丧服毕，行将举行最后一次大祭，故兄籍之的儿子“穆松垂祥除不可居”，大祥后就将服阙离去。“领军”即王洽，字敬和，王导第三子，王羲之从弟，卒于升平二年（358）。 母亲去世后，兄嫂为长，羲之迎归金庭，奉之如母。但不幸，嫂数旬而亡。为报嫂恩，羲之视兄子如亲生，故将穆松列在子系之中。《金庭王氏族谱》中，羲之子系有穆之、 之，这就是兄籍之的两个儿子。这是《金庭王氏族谱》区别于琅邪、山阴王氏谱的一个突出事例，也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谜。 为献之和郗道茂完婚 建元二年（344），王羲之四十二岁，屡诏侍中、吏部尚书不就，待职居家，生幼子献之。献之字子敬，幼极颖悟，胆识过人，放达、傲世之性似父，故深得父母疼爱，幼童时即教以书法，唐张怀瑾《书断》载： 子敬五六岁时学书，右军潜于后，掣其笔不脱，乃叹曰：“此儿当有大名”，遂书《乐毅论》与之。 梁虞和亦载此事，但云子敬在七八岁时，时王羲之将任会稽内史。永和九年（353），王羲之兰亭修禊，集会稽群贤40多人，携献之于曲水之滨。归金庭后，著《笔势论十二章》与子敬，诫其勤练勿惰。晚年，在金庭庄园里，携子牵孙，尽天伦之乐，献之相伴至终。 王羲之暮年，最让其牵挂的是献之的婚事。其致益州刺史周抚书曰： 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已毕，惟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致委曲，故具之。（《全晋文》卷22，页1583） “过此一婚，便得致彼。”就是说等献之完婚后，便去四川和周抚一起游岷山。这就是他早就怀有的“尚子毕娶”之愿，故早早的要为献之物色婚事。 王公贵族的婚姻极重门第，必须门当户对，如果与庶民或商人联姻，竟要遭到弹劾。王羲之早已喜欢小妻舅郗昙的女儿道茂。那时不懂近亲结婚危害后代的科学道理，反而认为亲上加亲更好。道茂比献之大几岁，女大男小正是那个社会男子早婚的普遍现象。《全晋文》卷一四五载：“礼十五成童，国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义。”帝王家皇太子十五已生子，有的几岁时就择定十几岁乃至二十来岁的大臣之女为后、妃，作为巩固政权的一种手段。 在婚姻制度方面，君臣有别，臣的儿子结婚则不能像皇太子那样早于十五岁，大多在十六岁后，但订婚则不受此限。王羲之想早些为献之订亲，在正式聘定前，写信试探大妻舅郗忄音的意愿： 中郎女颇有所向，今时婚对，自不可复得。仆德音。君颇冷不？大都此亦当在君耶。（《全晋文》卷26，页1605） 中郎即郗昙。升平二年（358）八月以散骑常侍郗昙为北中郎将。此信写于是年冬。说郗昙女道茂心里很向着献之，现在为他俩订婚，机不可失。事顺即通，两家就此订亲，王羲之按习俗向郗家发出了求婚帖： 十一月四日右将军会稽内史琅邪王羲之敢致书高平郗公足下：上祖舒、散骑常侍、抚军将军、会稽内史、镇军、仪同三司，夫人右将军刘□女，诞晏之、允子。允子建威将军、钱唐令、会稽都尉、义兴太守、南中郎将、江州刺史、卫将军，夫人散骑常侍苟文女，诞希之、仲之。及尊叔 ，平南将军、荆州刺史、侍中、骠骑将军、武陵康侯，夫人雍州刺史济阳郗说女，诞颐之、胡之、耆之、羡之。兄胡之，侍中、丹阳尹、西中郎将、司州刺史，妻常侍谯国夏侯女，诞茂之、承之。羲之妻太宰高平郗鉴女，诞玄之、凝之、肃之、徽之、操子、献之。肃之授中书郎、骠骑咨议，太子左率不就。徽之黄门郎。献之字子敬，少有清誉，善隶书，咄咄逼人。仰与公宿旧通家，光阴相接。承公贤女，淑质直亮，确懿纯美，敢欲使子敬为门闾之宾，故具书祖宗职讳。可否之言，进退唯命。羲之再拜。（《全晋文》卷24，页1596） 朝廷秘阁藏有官员和大族的家谱档案，备以核查子孙的袭爵、荫封和婚配，以防冒充。像这样的求婚书，便于对方和秘阁核实，看起来好像是多此一举，实际上是当时的一套礼规。 关于献之和道茂结婚的时间，议论颇多，有的说献之二十二岁，有的说二十三岁，皆认为是在王羲之和郗昙去世后。这种说法值得质疑，事实是王羲之和郗昙在世时已让献之和道茂完婚。早婚不仅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我们还可从《全晋文》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信札中找到若干依据。王羲之在一封信札中说： 李母犹小小不和，驰情，伏想行平安。郗新妇大都小差。卿大小佳？（《全晋文》卷25，页1600） 这可能是给郗昙的信，郗新妇即道茂，因新婚故称。如果这样的解释成立，那就证明王羲之在世时献之与道茂已婚。王献之也有一封信札谈及此事： 新妇服地黄汤来似减，眠、食尚未佳，忧悬不去心。君等前所论事，想必及谢生。未还可尔，进退不可解，吾当书问也。（《全晋文》卷27，页1606） 道茂婚后患疾，常令献之“忧悬”于心。谢生等朋友对道茂的病有议论，甚至提到“进退”问题。献之认为婚姻“不可解”，他要写信给谢生，问清楚为什么这样说。道茂病笃时，他还有一札给大舅郗忄音： 令外甥知问。郗新妇更笃，忧虑深。（《全晋文》卷27，页1615） 约在升平四年（360）春，献之十七岁，和道茂完婚。但结果令人悲哀，道茂难产，母子双亡，王羲之书曰： 自新妇母子去，寂寞难言，思子辈不可言。（《全晋文》卷24，页1597） 王羲之书称七子中仅幼子未婚，此“新妇”定是献之妻道茂。还有一札： 羲之顿首。贤女殡敛永毕，情以伤惋，不能已已。况足下愍悴深至，何可为心。奈何！奈何！不能无时之痛，忧卿便深。今何如？患深达既往，吾志勿勿。力知问，临书恻恻。王羲之顿首。（《全晋文》卷24，页1594） 这封信写于道茂毕葬后，是给郗昙的，希望他不要无时无刻的悲痛下去。在金庭庄园，这是王家的第一座新墓。造化作弄，白发人送黑发人，怎不叫人“吾志勿勿”。 本文这样解读献之和道茂间这段短暂的婚姻，许多人都不会相信，因为《中兴书》说献之和道茂离婚，云“其离婚之故不可知”。南朝宋《世说新语·德行》也载有其离婚事： 王子敬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① 《晋书·王献之传》亦引《世说》“首过”之言，故后人皆以为献之离异道茂，而不言道茂早丧，并深信无疑。其实，献之与道茂结婚后，因道茂多病，“谢生”等朋友私下议论过他俩离婚的事，或许曾引发社会新闻，但并没有真的离婚，献之“新妇服地黄汤”一札，其意甚明。也或许事出有因，曾有过离婚之念，故临终前仍以此事为终身遗憾，由此正足见其内心之愧疚和对道茂的恋情。道茂死后，献之与侍俾桃叶相伴，十多年一直没有再娶，直到咸安元年（371），司马昱登基为简文帝，才将新安公主尚选献之为驸马。新安公主又称余姚公主，名道福，本适桓温的儿子桓济，后桓济欲谋杀车骑将军、都督七州诸军事的叔父桓冲，事败放逐。试想，如果这时，道茂仍为献之妻，怎可招为驸马？献之遭此误会，后人以宋弘“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相比，多以其遗弃病妻为不耻。王羲之轻勿王述，王献之喜新厌旧，此为后人强加给二王父子的不白尘垢。何有此言，请看献之《悼妻》之文： 虽奉对积年，可以为尽日之欢，常苦不尽触类之畅。方欲与姊极当年之足，以之偕老，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怅塞实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姊邪！俯仰悲咽实无已无已，惟当绝气耳。（《全晋文》卷27，页1614） 许多论著称此文题为《别郗氏妻》，好像是献之为驸马前写给道茂的一封假惺惺的离婚书。这种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且不说献之与道茂有没有离婚，先解读一下这篇文章的内容。文中“奉对积年”指从小青梅竹马，瑟琴多年。“方欲与姊报当年之足”，指刚刚开始夫妻生活。“乖别至此”正是王羲之在世时的书札中“新妇母子去”、“贤女殡敛永毕”所说的那样，道茂婚后一年即已母子早夭。这一年中，虽然道茂孕病多乖，献之仍以汤药伺候，相处和洽，故有“尽日之欢”。虽有不尽人如意处，不能像别的新婚夫妻那样健康和美，“常苦不尽触类之畅”，但已经“极尽当年之足”，希望能够白头偕老，相伴终身。写到这里，且把此文的下半段暂放一下，说说是文的性质、时间和地点。王献之的这篇文章，不是写给别人的信札，也不是道家的“首过”，而是一篇感情真笃的悼妻之文。地点，金庭郗道茂墓前。时间，父忧服阕，行将离开金庭，去广陵任扬州刺史王述主簿。王羲之升平五年（361）卒葬金庭，其七子墓庐父丧三年，服阕当在兴宁二年（364），献之时二十一岁。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顺着这条思路，从互为因果的创作技巧中，继续解读下半段文字： “乖别”，不幸背离，指亡故。“怅塞”，忧愁得心胸堵塞。既然已经“乖别至此”，那么，又怎会“当复何由日夕见姊”呢？如果离婚，道茂就得离王家归郗家，又怎会日夕相见呢？再说，既然能日夕相见，“可以为尽日之欢”，又何言“乖别至此”而悲痛欲绝呢？十分明白，献之日夕看到的这个“姊”，已经不是活生生的爱妻道茂，而是置于家中神龛内的灵位或葬于山野的坟墓。“俯仰”，犹瞬息，即王羲之《兰亭集序》“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之意。说明夫妻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暂。“无已无已”，好像看她离去无可奈何的样子。“绝气”，昏死过去。“怅塞”、“悲嗯”、“无已”、“绝气”皆指不忍离去的悲情。试想像这样惨切的文章不是“悼别”，又能是什么呢？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献之一直未娶，与女俾桃叶为伴，两相情笃。今存互酬乐府诗二首。献之《桃叶歌三首》曰：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 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桃叶复桃叶，桃叶连桃根。 相连两乐事，独使我殷勤。 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 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 桃叶亦作《答王团扇歌三首》曰： 七宝画团扇，灿烂明月光。 与郎却暄暑，相忆莫相忘。 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团扇。 动摇郎玉手，因风托方便。 团扇复团扇，持许自障面。 憔悴无复理，羞与郎相见。① 王献之有一封信，或许是写给兄长的，提到他和桃叶的情事： 愿余上下安和。知婢日夕疏慰，意育故羸，悬心。倪比健也。适奉永嘉去月十一日动静，故常患不宁。诸女无复消息。献之。（《全晋文》卷27，页1614） “知俾”当指桃叶。信说和桃叶天天诗歌和唱，甚慰。“意育故羸”，是不是说桃叶怀孕了，身体欠佳，故“悬心”。不论怎么说，献之和桃叶是真笃的。直到尚选新安公主道福，才开始一段新的婚姻，并生一女，名叫神爱。后人谴责他“别妻一帖，俯仰悲咽，既笃伉俪，何不为宋大夫之却湖阳乎？”又说他“无颜对郗姊”，实在是冤枉的，不论他和道茂离异是真是假，或如《中兴书》所说“其离婚之故不可知”，故必另有隐情。他还书曹植《洛神赋》，借“恨神人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的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抒发对道茂的怀念之情。他出仕前，道茂已故去，这是历史事实，所以史家应对《悼妻》一帖有正确的疏解，还献之人品与公正。 暮年的忧伤和疾苦 王羲之临终前的一两年，是在忧伤和疾苦中度过的。使他心创最沉的是两个孙女旬日而亡： 延期、官奴小女，并得暴疾，遂至不救。愍痛心，奈何！吾以西夕，至情所寄，唯在此等，以禁慰余年。何意旬日之中，二孙夭命，日夕左右，事在心目，痛之缠心。无复一至于此，可复如何！临纸咽塞。（《全晋文》卷23，页1589） 先是他儿子延期的小女暴疾不救： 期小女四岁，暴疾不救，哀愍痛心。奈何奈何！吾衰老，情之所寄，唯在此等，奄失此女，痛之缠心，不能已已！可复何如！临纸情酸。（《全晋文》卷24，页1597） 王羲之书札中，称“大奴”者为玄之，“二奴”者为凝之，延期、官奴小女已数岁，当指涣之、肃之、徽中的某人。而操之、献之未曾有子女，有说“官奴”指献之的，实不妥。 延期小女四岁，得暴疾而夭，死得突然。正当“痛之缠心，不能已已”时，官奴忽然带着小女玉润来到金庭。玉润发病已多天日，官奴一直没有告诉父母，来金庭时，疾痼转笃，头上疔疮已经溃烂，王羲之当即作“首过”之书，请先生在静室上章。其书曰： 官奴小女玉润，病来十余日，了不令民知。昨来忽发痼，至今转笃。又苦头痈。痈已溃，尚不足忧。痼病少有差，忧之焦心，良不可言。顷者艰疾未之有，良由民为家长，不能克己勤修，训化上下，多犯科诫，以至于此。民唯归诚待罪而已。此非复常言常辞，想官奴辞已具，不复多白。上负道德，下愧先生，夫复何言！① 这是王羲之仅存于世的唯一“首过”之书，称《官奴帖》。书中“顷者艰疾未之有，良有民为家长，不能克己勤修，训化上下，多犯科诫，以至于此，民惟归诚待罪而已”，系愿为玉润赎罪之言。官奴在山阴家已上章首过。人称王羲之《兰亭集序》为天下第一行书，那是在心醉山水的环境下创作的。这份“首过”则是在悲伤不已引罪自责时创作的，字字循规蹈矩，一点一划，凝重而不敢马虎，不失为“首过”之经典，弥足珍贵。后人对此书的性质多有误解，甚至说是写给会稽王司马昱的，不妥。 顿失两个小孙女，哀痛难喻，故常向亲朋诉说心苦： 延期、官奴小女疾病不救，痛愍贯心。吾以西夕，情愿所钟，唯在此等。岂图十日之中，二孙夭命。惋伤之甚，未能喻心。可复如何！（《全晋文》卷22，页1586） 羲之顿首。二孙女夭殇，悼痛切心。岂意一旬之中，二孙至此！伤惋之甚，不能已已。可复如何！羲之顿首。（《全晋文》卷23，页1587） 追寻伤悼，但有痛心。当奈何奈何！得吾慰之。吾昨频哀感，便欲不自胜。举旦复服散行之，益顿乏，推理皆如足下所诲。然吾老矣，余愿未尽，唯在子辈耳。一旦哭之，垂尽之年，转无复理。此当何益？冀小却渐消散耳。省卿书，但有酸塞。足下念故言，散所豁多也。王羲之顿首。（《全晋文》卷23，页1590） 一哀未去，噩耗接踵袭来。幼子献之妻道茂产后母子双亡，其致郗昙书曰： 羲之顿首。贤女殡敛永毕，情以伤惋，不能已已。况足下愍悴深至，何可为心？奈何奈何！不能无时之痛，忧卿便深。今何知？患深达既往，吾志勿勿。力知问。临书恻恻。王羲之顿首。（《全晋文》卷24，页1594） 郗昙是王羲之的小内弟，贤女即郗昙女道茂，适献之。道茂婚后多疾，献之汤药伺候，但无济于事。 道茂亡后，王羲之又有一札： 自新妇母子去，寂寞难言。思子辈不可言。（《全晋文》卷24，页1597） 道茂是金庭庄园的第一座新坟，而这时，郗昙也正“愍悴至深”，病入膏肓，王羲之在一书札中曰： 姊适复二告安和。郗故病笃，无复他治，为消息耳，忧之深。今移至田舍，就道家也。事毕，当吾遣信。视淑还，母子平安，为慰。至恨不得暂见，故未得下船道夷。书云已得一宅，想今安稳耳。不政解此移趋，知部儿不快，何所在？今已佳也。耿耿，信白。（《全晋文》卷22，页1584） 意思是说郗昙的病情已无法挽回，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看来郗昙正在王羲之家，移至田舍请道士先生作法，或许是道家除了在家中静室首过上章外的另一种方法，类似于在野外祠祀和行穰，为病者上章祈祷。许询死的那天也作过祠祀，结果夜里去世了。 郗昙北伐失败被降职，回到会稽访王羲之，一病不起，未能西归履职，于升平五年（361）正月离开人世。王羲之书札曰： 司马疾笃不果西。忧之深，公私无所成。（《全晋文》卷23，页1591） 司马虽疾笃久，顷转平除，无他感动。奄忽长逝，痛毒之甚，惊惋摧动，痛切五内，当奈何奈何！省书感哽。（《全晋文》卷23，页1589） 送走了郗昙和道茂，王羲之很想出去散散心，尽量早日忘了悲痛。这时他想起了好友益州刺史周抚，竟提出想去游岷岭：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体气常佳，此大庆也。想复勤加颐养。吾年垂耳顺，推之人理，得尔以为厚幸，但恐前路转欲逼耳。以尔要欲一游目汶岭，非复常言。足下但当保护，以俟此期，勿谓虚言。果得此缘，一段奇事也。（《全晋文》卷25，页1604） “汶岭”即汶川、岷山。六十耳顺，“垂”者五十九。即王羲之人生之终年。刚退居时，他和周抚就有游岷山之约，今正当其时。 但祸不单行，哀丧频接，想不到大儿玄子竟也恒救不治，其书札曰： 诸贤子粗足自枝，注视吾弱息毁弊。大儿恒救命，足令人心焦。先是之欢，于今皆为哀苦，自非复衰年所堪，岂复以既往累心。率事自难为怀，如之何？（《全晋文》卷26，页1608） 前两句说，七个儿子都支起了一个家，关注着我奄奄一息的病体，明言献之已经完婚。王羲之暮年确已没有当年那种“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的天伦之乐，但他最不忍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那种人生悲剧。然而，真如他《兰亭诗》说的那样“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所云，不以他个人的愿望而转移，“大儿”玄之终于走在他的前面离开了人间，正如《晋书·王羲之传》所谓“玄之早卒”。如果从年龄上推算，玄之该有三十多岁了，但其亡于父先，故曰“早卒”。 由于长期服散，各种疾病并发而生，一会儿腹泻，一会儿便秘，肠胃功能混乱不堪，又加之断谷绝脯，人已骨瘦伶仃。后来发展到全身浮肿，手脚麻木，胸闷不欲食、不欲眠，极至筋疲力尽。这时，他写字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力力数字，尽说病痛之事，今存数十札。下面一札，可知其辟谷入邪之深： 知君患瘾，何以乃尔？是为疲之极也。一知此事，恐不可以不绝骨肉之爱，无论人事也。乃甚忧君。若自量过，叹患不以轻心者，一事不尔，当何理耶？（《全晋文》卷24，页1593） 为了辟谷服食，竟到了骨肉之爱、亲朋友情皆抛的程度，迷之何深？当到了危及生命时，他后悔过，觉悟过，故在书中说： 仆近下数日，勿勿肿剧，数尔进退，忧之转深，亦不知当复何治。下，由食谷也。自食谷，小有肌肉。气力不胜，更生余患。去月尽来停谷啖面，复平平耳。（《全晋文》卷25，页1601） 所谓辟谷法，就是不吃五谷，不吃鱼肉，只吃枣、栗等水果，使人仙瘦。王羲之在不少书札中谈论断谷、绝脯之事。辟谷之法，古已有之。《庄子·逍遥游》谓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史记》记载张良在立汉后“乃学辟谷，导引轻身”。长沙马王堆墓帛书中有《去谷食气篇》。辟谷法在天台山一带佛道皆循，褚伯玉隐金庭时，与他交友的佛家弟子释僧从居天台瀑布山，“不服五谷，唯饵枣栗，年垂百岁而气力体强”（梁慧皎《高僧传》）。 王羲之修炼白云道法，据传曾在白云洞闭穴四十九天，修炼的就是这种闭门辟谷的瘦身法。辟谷使他骨瘦如柴，不得不恢复食谷，故云“自食谷，小有肥肉”。他认识到辟谷“更生余患”，但为时已晚，最后伤肝、败肾，全身浮肿，胸闷心痛，精力丧失殆尽。冬去春来，病情开始恶化，其书云： 吾涉冬节，便觉风动，日日增甚，至去月十日，便至委笃……沈滞进退，体气肌肉便大损，忧怀甚深。今尚得坐起，还得□其写不。如今忽忽日前耳。手亦恶，欲不得书示，令足下知问。（《全晋文》卷24，页1594） 忽动，小行多，昼夜十三四起，所失多。又风不差，脚更肿。转欲书疏，自不可以，惟绝叹于人理耳！二妹复平平，差静，政当还。委曲前书具。想胜常也。① 吾至今，目欲不复见字。（《全晋文》卷23，页1592） “手亦恶，欲不得书示”，故陶弘景说他晚年有一个代笔人。完全有此可能，该札或许由他人代书。但所谓代书，当在卧床之后，即升平五年（361）夏秋之后的最后几个月里，而这期间，至今仅发现一二札。 王羲之自知病至委笃，如其书言： 吾顷胸中恶，不欲食，积日勿勿。五六日来小差，尚甚劣劣。风大动，举体急痛。何耶！赖力及。（《全晋文》卷24，页1596） 当其病由浮肿发展到“举体急痛”时，那已是晚期了。他想邀集所有中表亲的从兄弟们再到金庭来聚会，争取最后一面，其书曰： 安复后问不？想必停君诸舍。疾苦差也，便疾绵笃，了不欲食，转侧须人，忧怀深。小妹亦故进退不孤。得散力，烦不得眠，食至少。疾患经月，兼焦劳不可言。迎集中表，亲疏略尽，实望投老得尽田里骨肉之欢。此一条不谢二疏，而人理难知此。不知小却得遂本心不？交衰朽羸劣，所忧营如此，君视是颐养之功，当有何理？今都绝思此事也。冀疾患差，末秋初冬，必思与诸君一佳集，遣无益，快共为乐，欲以少日，补顷者之惨蹙也。追寻前者意事，岂可复得！且当卒目前，及当此急要。愿诸君各保爱，以俟此期。未近见君，有诸结，力聊以当面。（《全晋文》卷22，页1585） “安”，谢安，升平四年（360）八月，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离上虞。“复问”只少是第二次通信，故此札可推算至升平五年春末夏初。写信时已“转侧须人”。其他书中曾曰“左边大剧”。又前札曰“今尚得坐起”。可见时已失去行走能力，连躺在床上翻身都得要人帮忙。“中表”指五服以内的从兄弟和表兄弟，王氏系大族，人数很多。“二疏”指东汉疏广、疏受叔侄，同为太子太傅和少傅，功成身退，一起辞归，散尽家财，与亲朋乡里同乐，得到后人称颂。王羲之认为自己给亲朋奉桔送米，分邛竹杖给老者，常邀亲朋来庄园，“尽田里骨肉之欢”，和“二疏”一样，希望诸君能“知此”心意。他“诸结”于心，有许多心里话要和大家“聊以当面”，故把这次聚会视为“当此急要”。他深知这次聚会不能像“前者意事”那样“共为快乐”，只图“欲以少日补顷者之惨蹙也”。时间则安排在“末秋初冬”。 这次聚会不知有否实现，但病情越来越重，自知不久于人世，且怨没有人来看他，下面这封信或许写于临终前： 羲之顿首。向又惨惨自举哀，乏气勿勿，知便当西，且不相知来。想熊能更言问。力遣不次。王羲之顿首。（《全晋文》卷22，页1585） 然在王羲之临终前，有一个人被请到了金庭，他就是钱唐（杭州市）五斗米道道长杜子恭。据《太平御览》六六六引《太平经》： 王右军病，请杜恭。恭谓弟子曰：“右军病不差，何用吾？十余日要卒。”① 此事最早见于《云笈七签·杜 传》，说子恭为 字，钱唐人，王羲之曾请治病，言“病不差”，十余日果不治而亡。东土豪门多事 为弟子，远近归化如云，十年之内，操米户数万。杜子恭以宣传特异功能朦人，江东人视为神人。王羲之全家都是五斗米道的虔诚信徒，但杜子恭这次来，只说了一句“病不差”就走了，没有为王羲之上章作法。看来这时的王羲之已无“首过”能力，也没有写“三官手书”，或许已经奄奄一息。 王羲之逝世后，穆帝诏赠金紫光禄大夫，然其子“遵父先旨，固让不受”，故后人以“右军”称。倒是他那封临终前的邀请书中为我们留下了“投老得尽田里骨肉之欢”之句，使我们对王羲之卒葬金庭庄园深信不疑。 王羲之逝世后，儿孙们常回金庭探母或扫墓。王献之于父丧服阙五年后乞假东归金庭，途中曾探望其姊孟姜，如下为其上疏皇帝的《乞假东归表》。② 步年百岁的郗夫人 郗夫人名璇，字子房。父鉴，太尉，与王导共掌朝政。郗璇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一位很有教养的贤淑女子。其书法卓然独秀，弟忄音、昙称为“女中笔仙”。王羲之和郗璇的婚姻虽由父母做主，但有一段佳话流传于世。《世说新语·雅量十九》载：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与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① “王丞相”即王导，王羲之堂叔，时王家子弟皆居王府，即京都乌衣巷。王羲之和郗璇何时完婚，众说不一，也无从考释。按制，豪门子弟一般十八岁牵丝为郎，如秘书郎一类，实际上并非实职，挂名领薪而已，在这时订亲较多，结婚当在正式任职前。王羲之虽为秘书郎，但一直在王导府中受教，直至咸和二年（327），七岁的琅琊王司马昱徙封会稽王，才征王羲之为会稽王友，入会稽王府，才是正式进入仕途，时已二十五岁。此前，他和郗璇定已完婚。一般皆在二十岁左右成婚。两人婚后，爱情真笃。郗璇相夫教子，家庭美满。王羲之也能修生保真，衷情于妻，直至终老。他在致益州刺史周抚书中曰：“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即皆与郗璇所生。在贵族妻妾成群的年代，这么多儿女皆出一妻，当属罕见，故以“皆同生”为自豪。 由于旧社会对妇女的歧视，即使像郗璇这样门第贵极的才女，也很难从史书中找到相关的记载，所以只能把她作为王羲之的影子，从中了解她的行踪。在王羲之给郗忄音、郗昙的信中，常提及郗夫人的病情： 贤姊大都转差，然故有时呕食不已，是老年衰疾久，亦非可仓卒。 夫人涉道康和。（《全晋文》卷22，页1585） 妇安和。妇故羸疾，忧之焦心，余亦诸患。（《全晋文》卷22，页1583） 姊故诸恶，反侧。（《全晋文》卷25，页1604） 舍内佳不？中书何从？家中疾笃，拯救旦夕，比知觉有省，书想至。（《全晋文》卷23，页1588） 贤姊体中胜常，想不忧也。（《全晋文》卷26，页1607） “妇”、“家中”、“姊”，当指家妻。信告郗璇患重病，经日夜抢救，才恢复知觉。 郗璇活得很长寿。王羲之死后，她的行踪未可考知。按封建礼教，王羲之卒葬金庭，她的后半生当在金庭度过，并与夫同葬瀑布山。儿女们对她也十分孝敬，虽在外为官，请安的书札几乎月月不断，在《全晋文·王献之集》中，有不少向母亲问安的信，现抄录如下： 八月十九日具疏，操之、献之再拜：昨日诸愿悉达，奉上告慰。驰心，极冷，不审尊体复何如？操之创故不差，常恶，亦故尔愦愦。献之昨来复下，如欲作带，殊乏极。服石的丸，冀得力。谨上，不具，操之等再拜。（《全晋文》卷27，页1616） 献之白：不审尊体复何如？昨夜眠多少？愿尽宽喻理，忧驰何复言，若得消息者。献之。（同上） 献之白：奉别告，承安和庆慰。极冷。不审尊体复何如？献之比日如复小胜。因夜行忽复下，如欲作带，今服药，尽温燥理，冀当可耳，然异极，都□得复小失和，卿恶亦不复得，妄近生冷，体气顿至此，令人绝叹。行有佳酒，便服。（《全晋文》卷27，页1617） 献之白：节过岁终，众感缠心，伏惟同之。奉月初告，承极不平，复头、眼、半体弥恒恶。兄告说姊故殊黄瘦，忧驰可言。寒切，不审尊体复何如？眠食转进不？气力渐复充耳？迟复旨告，献之故尔。献之。（《全晋文》卷27，页1614） 再拜：复节近，感思深惟，穷号崩绝，不可忍处。晴快，不审体中何如？食啖复多少？甚驰情。不舍诸舍复何如？未复西，动静不宁，此多患反侧，愿深宽勉，故承问。（同上） 十二月廿七日具疏，操之、献之再拜：岁尽无复日，感思兼怀不自胜，兄亦同之，奈何奈何。奉十二日告，曾掾安和，慰驰情。姊、三兄诸患故尔不损，忧驰。晴快。不审尊体并复何如？迟复来告。操之故平平，已再服散，冀得力。献之亦忘愦勿。谨拜，疏不具。操之等再拜。（同上） 这些信大多是向母亲问安的，但说的是操之、献之自己患病的事，服散的事，可能他们已至暮年。可喜的是，信中从不见郗夫人有病，仅睡眠、胃口稍差，可见老人身体健康。前信中“昨夜眠多少”？或许是操之、献之从山阴寄往金庭的信，因二地一日路程，才有“昨夜”之问。从信中得母“十二日告”，至“廿七日”复信，中隔半月，可推测操之、献之时在京都建康，因二地相距700多公里，投递当达半月。信中还提到“兄告说姊故殊黄瘦”，此兄不知指那位，姊当指孟姜。 郗夫人确实活得很长寿，《世说新语·贤媛三十一》载： 王尚书惠尝看王右军夫人，问：“眼、耳未觉恶不？”答曰：“发白齿落，属于形骸；至于眼、耳，关乎神明，那可便与人隔？”① 梁刘孝标在此文中夹了两条注： 《宋书》曰：“惠字令明，琅邪人，历吏部尚书，赠太常卿。” 《妇人集》载谢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独存。愿蒙哀矜，赐其鞠养。”① 前条所注王惠，字令明，王导曾孙，《宋书》卷五十八有传，生于晋太元十年（385），卒于南朝宋元嘉三年（426），年四十二岁。郗夫人长王惠八十余岁，王惠看郗夫人当在年少时。郗夫人《谢表》言“妾年九十”，朝廷表其立德高寿，奉为国养。这是对高寿者的崇敬和奖赏，或许是当时的一种礼制。如钱凤母八十，郗鉴奏请“宜蒙全宥”。 郗夫人九十岁时，约在太元十七年（392），七子中凝之、操之在世，或许已经五世同堂，为此举行过盛大庆典，孝武帝命光禄大夫王默前来庆贺，并御赐鞠养敕书。孝武帝是简文帝司马昱的儿子，简文帝的祖母夏侯太妃和王羲之祖母夏侯氏是胞姊妹，故郗璇是孝武帝的表姨，御旨庆贺并奉为国养在情理中。王默是王导孙，当称郗璇伯母，携约十岁的小儿王惠同来，才有《世说新语》郗璇和王惠那篇一老一少的绝妙对话。《宋书》云惠幼而夷简，言清理远，兄诞誉为“后来秀令，鄙宗之美”，《世说》尽录魏晋事，惠为南朝刘宋时人，独将其编入，可见此事广为流传，似属可信。 刘孝标梁朝人，文史大家，离晋世不远，注引郗夫人《谢表》确凿无疑。郗夫人九十岁时，在太元十八年（393）前后，王羲之逝世已三十多年。七个儿子中有凝之，操之健在，郗夫人五世同堂。操之辞官归金庭，奉母尽孝。据《金庭王氏族谱·王操之传》载： 府君既举追远之礼，乃奉父母合兆瀑布山。乳母毕氏亦为相攸，而奠之双塘之中脉，迄今坂名奶坞。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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