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教育政策的出台，到实现某一教育目标，再到促成特定教育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教育工作者的执行和落实”[1] “我国教育政策执行中的教师参与一直处于弱势状态”[2] “教师在教育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存在机械性、变相性、选择性和规避性的问题”[3]。 “教育政策执行归根到底要落实到政策网络中每个活生生的具体执行者。”[9] “柔性执行客观上要求主体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主体地位，主动探索执行途径和方法以实现政策目标”[10]。 “教师的(教育政策)执行工作应伴随着自己的研究和思考”[11]，“政策的达成乃是靠学习和创新”[12]。 对于教师学习的内涵有多种理解：毛菊将其归纳为教师学习的互动说、情境说、复杂说、非正式说、自主说[13]；王丽华将教师学习内涵概括为：教师学习是建构性学习、教师学习是参与式学习、教师学习是理解性学习[14]。 在有关教师学习的分析维度与框架方面，美国著名学者舒尔曼认为，教师学习与发展要在一个专业发展社群中，教师有愿景、有动机、知道如何去做，并能在自己的经验中学习，那么教师学习必备的关键元素就是：愿景、动机、理解、实践、反思、社群[15]。我国学者刘学惠等人“建构了教师学习的三个分析维度，即学习的产品、学习的条件和学习的发生机制”[16] 我国学者裴淼等人建构了成人学习理论视角下的“教师学习”解读框架[17]，在该框架中，成人学习理论视角下的“教师学习”包含了取向、目标、动机、途径等四个维度。 不同学者在概念内涵表述上略有侧重：如颜国强调了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方式问题，“结合各种资源采取适切有效的行动策略”[18]；刘春梅强调了教育政策执行的结果，“教育执行主体在现实生活中正确、有效的转化(教育政策)”[19]；杨聚鹏则强调了执行者在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依据，即“教育政策所提出的目标、计划、行动原则及行动指导”[20]。 “这种政策执行过程中低水平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无疑会影响到政策执行的效果”[21]。 “教育政策的价值基础由一系列价值原则及其理论依据构成”[22]。 “教育政策告诉执行者应该遵循的行动原则和行动方向”[23]。 “政策目标的宏观指向也要求执行者发挥创造力，'不走寻常路’，根据具体情境做出适合自身的创新性执行”[24] “任务导向是教师学习的有效方式。它融学习于任务之中、融理念于实践之中、融反思于活动之中，能充分调动教师的参与、互动、交流、合作、体验。”[25] “动机是教师自主自愿卷入学习的关键”[26] 美国教师学习动机理论研究者玛杰里·金斯伯格(Margery B.Ginsberg)提出以文化回应性教学的动机框架为依据建立激发教师学习动机的环境，此框架的要素为“包容(inclusion)、积极的态度(positive attitude)、提升意义(enhancing meaning)、形成能力(engendering competence)”[27]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执行主体需深入研判，挖掘政策的主旨，认识政策所要表达的价值理念，学习政策的先进性，明确政策对执行主体的潜在要求，在思想与意识层面明确政策精神的实质。”[28] “只有教育政策被认同，才能使执行主体在实践中更加自觉地执行”[29] 基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教师学习的具体机制被“理解成为'用’中学、'探’中学和合作中学的过程”[30]。 “来源于理论学习的科学概念与来源于经验学习的自发概念之间的互动是解释发展的关键”[31]。 参考文献： [1] 李一陵.教育政策密集出台 如何落实才是关键[N].中国青年报，2019-07-04(2). [2] 侯佛钢，张振改.教师参与教育政策执行的价值与路径探索[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3(8)：56-60. [3][11] 孙剑锋.教师在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吉林教育，2017(6)：8-10. [4] 邓凡.我国新型教育政策执行模式构建的路径选择[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2)：105-110. [5] 李孔珍.我国基础教育政策执行：整体推进模式[J].中国教育学刊，2010(11)：14-17. [6] 毕正宇.教育政策执行模式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06. [7] 邓旭.教育政策执行的制度分析框架[J].现代教育管理，2010(7)：36-39. [8] 周国华.教育政策执行机制研究：一个解释性分析框架[J].教育学术月刊，2014(5)：52-57. [9] 朱洪洋.隐念与执行者：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新进路[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6)：131-136. [10][24][28] 郑玉飞.论教育政策的柔性执行[J].教育发展研究，2021(1)：64-71. [12] EUGENE B.The implementation game：what happens after a bill becomes a law[M].Cambridge Mass：The MIT Press，1977：64. [13][26] 毛菊.当代西方教师学习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9：18-20，140. [14] 王丽华.教师学习的内涵及对教师教育的启示[J].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3)：14-18. [15] SHULMAN L，SHULMAN J.How and what teacher learn：a shifting perspective[J].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2004，36(2)：257-271. [16] 刘学惠，申继亮.教师学习的分析维度与研究现状[J].全球教育展望，2006，35(8)：54-59. [17] 裴淼，李肖艳.成人学习理论视角下的“教师学习”解读：回归教师的成人身份[J].教师教育研究，2014，26(6)：16-21. [18] 颜国梁.教育政策执行理论与应用[M].台北：师大书苑有限公司，2003：11. [19][29] 刘春梅.失衡与制衡：教育政策执行的困境与消解[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1(4)：75-77. [20][23] 杨聚鹏.教育政策执行的内涵、本质及特点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6，36(28)：16-20. [21] 谢少华.提高教育政策执行力必须超越“执行”的视域局限[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89-95. [22] 劳凯声，刘复兴.论教育政策的价值基础[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6)：5-17. [25] 孙德芳.从外源到内生：教师学习方式的变革[J].人民教育，2010(19)：24-25. [27] GINSBERG M B.Transformative professional learning：a system to enhance teacher and student motivation[M].Thousand Oaks：Corwin Press，2011：23. [30] 毛齐明，蔡宏武.教师学习机制的社会建构主义诠释[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30(2)：19-25. [31] DANIELS H.Vygotsky and pedagogy[M].London：Routledge Falmer，2001：98. [32] HOBAN G F.Teacher learning for educational change：a systems thinking approach[M].Philadelphia：Open University Press，2002：75. 【作者简介】李爱霞，博士研究生，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教师培训中心主任，研究方向：教师培训、教师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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