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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海燕‖无不朽之株,有相传之果:写在《华世奎集·华承彦集》之前(上)

 倚月临风 2022-05-16 发布于河北

明代易学名家乔中和解《剥卦》时尝道:“自古无不朽之株,有相传之果。”千百年来,中华文明的“相传之果”经由甲骨、青铜、石刻、竹木、丝帛、纸张等载体,超越时间和空间,结晶为当代世人或隐或显的精神内核。其间的去腐朽、存真核,则离不开对前贤文献典籍的整理和研究。自孔丘删述六经,到胡适“整理国故”,再到当代方兴未艾的某地某朝“文库”“丛刊”“集成”出版,不同时期的学者都曾肆力于史料挖掘和典籍整理,文献之学因之历久而常新。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当自文献整理的视角审视天津的历史文化时,则难免生出触目寂寂之感。相比于其他省市的文献整理之盛,天津之所以呈现出沉寂之态,并非由于“相传之果”不丰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直以来天津匮缺具有自觉意识的文献整理队伍。可以设想,若有数代人相继致力于其中,先则“摸清家底”,其次广为征集,然后进行规模化校勘、标点、注释、今译、辑佚、编纂与出版,进而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则世人眼中天津历史文化的沉寂局面,必将全然改观,渊远流长、底蕴深厚的天津文脉,也将由此得以还原、传承和发展。

进入21世纪的第20个年头,“天津文脉传承工程”之《天津历代文集丛刊·第一辑》正式出版,《华世奎集·华承彦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是其中一种。

华世奎(一八六四至一九四二),字璧臣,一作壁臣、弼臣,自署天津华七、思闇居士、北海逸民等。父华承彦,字屏周,号屈斋、无须子,营盐为业,富藏书且精于易学。华世奎幼承庭训,一生学业,尤其是书学造诣,得于家教者甚多。后又师从津门诗学大家杨光仪,并奉手于晚清名士张佩纶。受他们影响,华世奎不仅工书法,而且擅诗文。

清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华世奎中恩科举人,升翰林院编修,自此踏入仕途。次年任内阁中书,后选为军机处章京,旋升军机章京领班。溥仪即位,颇受隆裕太后依重,常被召问事。及“皇族内阁”成立,任阁丞。后袁世凯入内阁,为内阁总理大臣,华世奎出任阁丞,并被擢为军机处章京领袖,同时仍兼政治官报局局长。清帝退位时,华世奎在誊写退位诏书后,便遁隐津门,自此以遗民自居,而愈加肆力于书法与诗作。著有《祖父母遗事存略》《先考屏周府君、先妣田太夫人行述》以及《思闇诗集》等。其次子华泽传在《思闇诗集·跋》中曾叙及《思闇诗集》的结集出版经过:华世奎在晚年手自删定,后经门人王文光编次,并由齐燮元石印以传世。

现检览《思闇诗集》可知,其中收录诸体诗作凡三百一十五首。以七律最多,达二百零八首;七绝次之,共七十一首;其他依次为:五律三十二首,歌行九首,五绝三首。笔者又辑得集外佚诗三首,皆为七律。究其内容而言,以寿诗最多,和诗次之,自述诗(包括感时诗)与题画诗复次之。就其风格来说,其不墨守盛唐,以诗法江西诗派为主,讲求锤炼,意蕴曲折,尽管不乏写闲适之情者,但更多的是以锵金之句写遗民之思,故往往言语悲壮而风旨微渺。

华世奎虽自幼学诗,但集中之诗均作于清亡之后,是他五十岁后的作品。现又经考证,华世奎在清光绪年间曾与孟广慧等组织过诗星阁诗社,并结集刻印有《诗星阁同人试律抄》。此外,整理者又辑得华世奎佚诗数首。可见,《思闇诗集》是由华氏汰选删定而成,所收仅为其在清亡后的部分诗作,并非其全部创作。值得一提的是,高毓浵在《思闇诗集·序》中提到这部诗集有一大独特之处,即华世奎既为书学大家,诗集则均经其亲自以精楷誊录,可谓书诗合璧。


华世奎的社会交际网络比较广泛。查检那桐、贺葆真、许宝蘅、徐世昌、袁世凯、冯国璋等政治要人的日记或著作之后,可以发现华世奎在其中频繁出现。这可以称之为华世奎的政治“朋友圈”。它的形成与华世奎一度高居晚清朝廷中枢部门有关,不过,在其晚年的诗集中,这些人物除严修等数人外,大多没有出现,故可推测,他们在诗歌方面的交往唱和不多。此外,在《思闇诗集》中,华世奎也曾前后与百余人有过诗歌酬答,往来与之吟咏最多者为长芦盐纲总邹廷廉,达八次,其次为同僚凌福彭,复次为同年高凌雯等。这百余人,就文学创作而言,往往文师桐城派,诗作效同光体;就身份来看,他们大多为全国各地寓居或退隐在天津的商绅与书画家;若就政治态度来说,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具有较强的遗民倾向。而通过家族血缘、姻戚网络、师弟授受、同年交谊、同僚往来、会社组织等方式,以华世奎为核心,这百余人共同构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诗人“朋友圈”。

中国士人婚姻向来注重门第,讲求门当户对与人物相当,婚姻与仕宦往往相辅相成。华世奎子女的婚姻偶配亦是如此。华世奎与妻浦氏育有二子四女。其中,长子华泽宣娶严修次女严智舒,三女嫁晚清兵部尚书孙毓汶之孙,四女嫁北洋政府总理钱能训次子。在华世奎的交游对象中,作为姻妻的严修与钱能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华世奎写给严修者,如《寿严范孙亲家六十》云“少小知交老更亲”;写给钱能训者,如《挽钱幹臣同年亲家五首并序》尝叙“昔余与干臣一见如故,既结邻而居,益稔其学识才力足与有为,而缓急可倚仗,遂订生死之交,又重以儿女婚姻之好”。

天地君亲师。在儒家伦理中,师生关系与君臣、父子并列,相当重要。在士人社会交往中,师生交往可谓是最基本也最经久的一环。华世奎自家塾而县学,由府学再到中举,在其问学生涯中,结交了众多情谊深厚的师长与同学。师辈中,除杨光仪、张佩纶等人外,还有祁世长、翁同龢、孙毓汶等所谓座师。与之相关的就是同门与同年。清代,优贡、拔贡及乡试、会试等同时中式者亦皆称同年。正如王夫之《宋论》所说,座主与同年之间“揄扬名目,至于终身,敦尚恩记,子孙不替”。座师与同年构成了华世奎朋友圈的一个重要基础,并且,这些同年往往又是同僚,故他的诗集中,与师友同年的唱和之作占有很大比重。


晚清民国时期,天津出现了很多会社。宋蕴璞《天津志略》尝云:“天津之会社,所在多有,其性质虽有不同,然为意趣相同人士之组合则一也。”其中关于学术者,有崇化学会、国文观摩社;而关于文艺者,有城南诗社、九老会等。华世奎均曾参与,并是其中重要分子。会社的目的一般有二:一是,集兴趣相同的人士,作学问上之研究;二是,合志同道合的朋友,兴情感之联络。同样,出于这样的目的,华世奎跟会社成员多有唱和应答,所以,他的《思闇诗集》中存有大量的次韵、步韵、和韵、叠韵、分韵、依韵等赓酬之作。

华世奎与他的诗人“朋友圈”,在彼此之间,往往寿以诗贺,病以诗慰,临节以诗庆,出游以诗告,雅集以诗兴,亡则以诗挽悼。因此,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并且形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诗人群体。

华世奎作诗有着较强的自写心迹与感时存史意识,所以在他的诗集中存有不少自题与感时之作。除此之外,他还作有大量与友朋唱酬应答诗类的诗歌。尤其是后者,可以说是华世奎与其朋友圈诗歌群体的活动的直接产物。究其大端,他们之间的群体性诗歌活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赓和迭唱。他们借助诗歌唱和来进行对话,既是为了切磋诗艺,提高作诗水平,更是为了传递信息,增进感情。这从一些诗题中便可见出,如与高凌雯临别时作有《赠别彤皆步仲佳韵》,属于以一诗呈多人,即分别的对象高凌雯与另一位好友张克家,不仅如此,他随后又作一首《叠前韵寄彤皆》,则属于以多诗赠一人。再如《偕朱经田凌润台同游京西岫云寺次润台韵并为经田寿》与《自岫岩归润台又以纪游诗见示即席依韵和之》,也是华世奎与朱家宝、凌福彭等好友就一事而往复唱和之作。

其二,游园联诗。晚清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作为通商口岸与京畿门户的天津,成为不少当时政治要人和文化名士的寓居之地。他们在天津兴建园邸,招徕友朋,又往往以诗酒唱酬。华世奎也经常与志同道合者,在这些园林府邸之中赏花宴饮,联诗吟咏。他与曾任天津府知府的凌福彭既是同年又是同僚,曾之前在军机处共事,后来又比邻而居。凌福彭几乎年年都会在重阳之节邀请华世奎等人同来赏菊。华世奎《戊辰九月润台约赏菊与润台馨庵仲远韵唱和》曾纪云:“又来赏菊小园中,此会年年总不空。”此外,《王懋宣园中观牡丹歌》《周孝怀善培约中原公司六楼登高赏菊设酒䜩作重九即席唱和步孝怀韵》、《戊寅上巳潘园修褉分得先韵》等,则是在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川省劝业道总办周善培、国务院总理兼交通总长潘复之父潘守廉等人的府邸花园的唱和之作。

其三,结社赋诗。华世奎一生曾加入了多个文艺会社。辛亥革命之前,曾入天津的诗星阁诗社,并与朱家宝等人经常参与北京宣南的诗社活动,后来则入严修主持的城南诗社与乔保衡牵头的九老会等。他曾在《挽朱经田同年四首》序中道自己入社的经历:“初京朝僚友,联同志结酒社宣南。余与经田与焉。宾主莘莘,颇极一时之盛。至是又与同社诸子隐于津者重起消寒社,身闲而迹益密,人少而情愈亲,然强作达观,无复当年兴趣矣。”其中,他与城南诗社诸友诗歌往来最多,如《乙亥重阳李琴湘金藻招饮水西庄为风所阻步山字韵却寄》《丙子重九水西庄雅集因病未赴分韵得黄字》等堪为其中代表。

其四,题咏“双烈女”。一九一六年天津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双烈女案”。南皮张绍廷客居天津,以赁车拉夫为业,与妻金氏育有二女,长名立姑,次名春姑。无赖戴富有蓄妓为业,趁危诱骗春姑许于其长子,并在张绍廷死后,强留金氏母女在家,时常加以凌辱。后金氏与立姑逃归,戴富有于是伪造婚契,诡称张家二女均许配于戴家。当时法院据伪契而判,两女誓不相从,同时服毒身亡。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华世奎等人对此感愤不已,与他诗人朋友圈的徐世昌、严修、刘嘉琛、韩荫桢、乔保衡、高凌雯、张克家、赵元礼、林兆翰、刘道原等人,联合社会力量极力为二女申冤,最终迫使警察厅改判,并厚葬张氏姐妹。华世奎就此专门作《双烈女一百韵并序》,并为徐世昌所撰《南皮张氏两烈女碑》书丹。此外,林兆翰(墨青)、王国维、朱家宝、章梫、胡思敬、劳乃宣、张人骏等,也都纷纷为此撰作诗文联等呼吁咏叹。影响之下,这一事迹还被编成新剧、评剧、歌谣等公开上演。


在历史上,华世奎的政治生涯在清末的最后数年达到巅峰,他以汉人身份先后出任清廷“皇族内阁”与“完全内阁”的内阁阁丞,直接听命于总理大臣奕劻与袁世凯,却戛然而止于清帝退位。之后,华世奎便隐遁天津,以遗民自居,他将亡国的种种思绪、遗民的时时慨叹与遭际的处处悲感等,宣之以诗,最后经汰选而结集为《思闇诗集》。可以说,他的诗作就是他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通过他的这三百余首诗,可以窥见华世奎以及以他为代表的一代士人的心灵世界,从而也会对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有更为深刻、真切的把握和体认。

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飘摇已久的清王朝终至覆亡,清帝退位而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与此同时,华世奎由京退居天津,并委托许宝蘅向袁世凯辞职,从此自号北海逸民。辛亥鼎革对华世奎而言,不啻于一场狂飙骤雨。他的《思闇诗集》开篇第一首为《骤雨》,应是有意安排。诗云:“大雨来何骤,须臾沟浍盈。风狂无定向,雷哑不闻声。惊走檐前雀,深藏树底莺。”他借骤雨、狂风以及惊飞之雀与遁藏之莺,象征性地抒写了当时政治的剧变及其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时人的震动。第二首为《病足》,诗云:“千秋高士陶元亮,一代诗人陆放翁。愧我望尘都弗及,胡天降沴与相同。坦途尽化荆榛域,上药难收尺寸功。斯世料无容足地,闭门藉此隐墙东。”他借陶渊明与陆游的遭遇来写自己的人生之变,即故国沦亡而空怀图存之志,最后则表明心志:既然自己难以见容于世,于是学汉代王君公,决心隐居于市井。

退隐天津后,华世奎肆力于诗,而字里行间往往充盈着穷愁困苦。“愁”、“忧”、“穷”、“痛”、“牢骚”等词语,频频出现在他的笔下。他还曾在《寿渠母乔太夫人八十四首》诗中自注称:“昔人云'诗笔穷而后工’,今余所处之境穷之极矣。”造成其诗多穷愁困苦之气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国家政局使然。作为晚清朝廷位高权重的内阁阁臣,清亡君退后,自然很难见容于作为敌国的“共和”政府,更不免遭受遭社会的讥讽与鄙夷。政治前途自此断送,而社会权威也不复往昔。当年的帝国重臣,变成了“丧家无主犬”。二是个人性格促成。华世奎人如其字、诗如其人。其字专宗颜真卿,端方硬直而少变化,他为人也是如此,在他的不少同僚好友在清亡后很快转为再仕新朝或兴办实业之时,他则贫贱不移,专守不改,宁为“缚茧可怜蚕”。也正如他在《和赵楚江毓南八十述怀原韵》中所言“陵谷屡迁心不老,寸丹总是向枫宸”,甘愿穷苦。郭则澐在序中亦曾提到:华世奎“尝与先太保同掌内制,国变后完发遯居。当道虽挚交莫能落网致之。”

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息影津门的华世奎依然对清朝存有幻想,心有所待。溥仪在他的《我的前半生》中曾写道,复辟活动“可以说从颁布退位诏起到'满洲国’成立止,没有一天停顿过”。我们现在无法确证华世奎是否具体参与了这一系列的复辟活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一直在为维护清廷而努力。隐退天津后,他不仅多次返回京城觐见溥仪,他的《甲寅九月入都有感》《壬戌三月自京返津早起登车途中作》等,都纪写了入都之事,而且还直接参与了多起有关清室的事件。一九一四年徐世昌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国务卿,华世奎便借宴请之际在席间劝说徐世昌不要辜负清室。在张勋复辟闹剧结束之后,华世奎与徐世昌同到北京,为开脱溥仪复辟罪责以及保住清室优待条件等事宜,积极充当说客。溥仪大婚时,华世奎再次入都,并接受封赏,而且在溥仪赐其“望阀高华”时更是兴奋不已,连作数诗以纪之。及溥仪被驱逐出宫,华世奎闻讯后更是垂涕号哭。溥仪到天津后,华世奎更是每逢朔望必定到张园去恭请圣安,并接受溥仪之聘以教授楷书。

在溥仪被驱逐出京,以及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后,华世奎的心态出现改变。他在《自遣》诗中曾自道心迹变化:“前观后顾两茫茫,猿鹤虫沙枉自伤。为问何时天雨粟,惯看变态海成桑。读书自有千秋想,饮酒能教万事忘。除却达观无一可,早将身命付穹苍。”世事不可为,只能强作达观,而将命运委任于大化之中。从这时起,他的人生逐渐开始从以下两大方面着力。

一方面,以遗民之高节不断自勉并与好友相互砥砺。他几乎年年在生辰与除夕或元旦之日都有诗作,而每次下笔,必然以遗民自警,以志不忘。如1928年除夕,他作《和润台戊辰除夕偶成四首律即次其韵》其四云:“无根小草随风糜,有节孤松守岁寒。莫怪陈咸遵汉腊,都由新莽坏周官。伤心十七年前日,神武门头正桂冠。”诗中提及清亡之痛,并对随风而倒的无根之草加以嘲讽,而对挺立严寒之中的孤松守节不屈予以褒扬。他的《寿陈筱石制军夔龙七十四首丙寅五月初三日》则对陈夔龙可贵的遗民高节高度表彰,诗云:“教纲常委刦尘,古稀世界古稀人。东山望峻崧维岳,南极辉长星拱辰。时遇疾风知劲草,天留一发击千钧。”

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不得已作出妥协之际,在传统文化上则更多坚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华世奎在这一时期,已逐渐由政治遗民变为了文化遗民。与陈三立、梁鼎芬、沈曾植、康有为、王国维等清遗民一样,华世奎在内心深处认为清朝被民国推翻,“民国乃敌国也”,再加上蒋介石曾主导“天津五纲总被绑事件”直接侵害了华世奎家族营盐事业的经济利益等,故他对中华民国政府怀有难以消除的抵触情绪。华世奎一生终其所执,历久不变其宗,心有必不去者,口有必不言者。而去留之标准,就是对清廷的态度如何。但是,在大势所趋之下,华世奎从民族利益考量,对作为“敌国”的民国政府也作出了一些妥协。最具代表性者就是他曾作诗痛悼表彰并颂扬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东北陆军殉国将领韩光第。韩光第,字斗瞻,任东北陆军第十七旅旅长。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后,他率部与苏联军队作战,最后全军覆没,中弹阵亡。次年,南京国民政府于双城为其举行国葬,蒋介石与张学良等有题词。华世奎则作长诗《读韩君斗瞻遗墨并附小传有感而作八十韵》,不仅满含深情追记了韩光第抗御外敌的英雄事迹,认为其捐躯为国,足以炳耀史册,称“事已笔于书,名亦垂诸竹。是否后之人,列入正史读”,而且,也表达了他对东北军抗击强俄维护国家利益行为的肯定。

这一时期,由官而绅的华世奎在维护传统文化和社会公益等方面积极担当。他致力于兴办国学教育,重建传统伦理秩序和维持地方社会稳定。先后参与兴办崇化学会与国学观摩社,还持续举办数届天津县“周济文贫”活动以奖掖好学的贫困青年,并捐助多所贫民学校;还在“长芦五纲总事件”、“禁舞风波”、“复建水西庄”、“公祭黎元洪”、“请求天津土草房免捐”、“张自忠访日”等多个均曾引起全国震动的大事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作用;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天津前后遭奉系军阀、阎锡山部队、国民革命军第29军等占领和控制,每次更代必然伴随着天津社会的动荡,几乎每次交际板荡之时,华世奎都会参与善后维持,他奔走于军阀与平民之间,为维护社会秩序而不辞苦劳。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不久沦陷,华世奎的生活自此陷入了更大的困苦与危难之中,他与大多数国人一样,直接承受着民族沦亡与自身存活的逼迫。在病足、耳聋之后,华世奎此时风痹旧证又犯,手足循环作痛不已。发妻也别他而去,其他好友诸如严修、林兆翰、严智怡、王守恂、张志谭、陈宝泉、赵元礼等,都先后先他而亡。悲伤痛苦之余,华世奎每每作挽诗以追悼亲友,《远伯哭》等诗可谓其中代表。精神悲痛之外,在经济上,华世奎也越来越窘迫。但是,华世奎对社会民生、国家前途与斯文传承等却始终关念,心怀悲悯。

在为赵元礼所作的寿诗中,他写道“中原之乱乱成丝,烽火连年羽檄弛”,抒发了对乱世征战的极大不满。甚至在友朋雅集的修褉宴会上也抑制不住对世事艰难的感慨,如《戊寅上巳潘园修褉分得先韵》云:“兰亭修褉永和年,嘉会敢云今胜前。论世迥非太平日,感时又到暮春天。勉循故事联觞咏,安有欢情寄管弦?”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华世奎依然为维护传统文化尽心竭力。尤其是,自一九三八年起,天津日伪政权通令学校彻底取缔旧教科书,改用修改课本。不仅不准使用旧版中国地图,还改用东京时间作息,添授日语课,派日本教官到中学任教。这使得华世奎更加担心儒家斯文与天津文脉就此而绝,所以,不仅极力维持崇化学会的运行,而且誓死抵抗各路军阀势力对天津文庙等地的侵占。如果说前者是他晚年的心血所在,后者则是他的精神信仰。他在《己卯三月重游泮水感赋十首》诗中就曾注云:“丁祭废后,屡闻有毁庙改作他用之议,经誓死力争乃止。”

沦陷之后的天津,偏又遭逢两次罕见的大水灾。整个天津,物价飞涨,瘟疫流行,民众病饿交加,浮尸漂荡。同样遭灾的华世奎,却心忧黎民,不顾年迈病痛,与陈夔龙、章梫等人,积极筹备捐款以赈灾。他的《和庸庵尚书天津水灾感赋韵并谢寄赈款千元》《章一山梫交来庸庵尚书赈款千元并以寄诗见示依韵和之》诗,即作于此时。前者云:“悯我灾黎祸降天,仁浆义絮滕诗篇。远纾饥溺千重浪,上继讴歌卄八年。米少端资舟汎粟,粥多只惜竈分烟。”尤其是“米少端资舟汎粟,粥多只惜竈分烟”两句,真切写出了当时民众受灾的严重,以及赈灾情况的复杂。

华世奎心态的转变必然投射他的诗作上,进而影响了他诗歌的整体风格。对于华世奎诗歌的风格,郭则澐曾指出过:华世奎“其诗如高峰出云,舒卷成绮,闲适之致,雅近泉明”。高毓浵则认为,华世奎由于辛亥鼎革而遂多锵金之句,既有如屈原《涉江》诸诗的故国之叹,也有如梁鸿《五噫》等诗的黍离之悲。不过,他们两人也只是分别道出了华世奎诗的一个方面。除此外,因为身罹困恶而心怀悲悯,所以华世奎的诗歌还充盈着一种超越政治与文化的悲悯情怀。他曾解释过这种诗风的成因。在《寿渠母乔太夫人八十四首》诗自注中,他说:“余不喜谀人,又值时势泯焚,偷生视息,故罕粉饰升平、导扬盛美之作。每一举笔不觉悲悯穷愁之意自然流露。”

清亡后的华世奎,甘作遗民,固穷自守,不仅保留长辫,而且在诗集中绝不以民国纪年,文字上也均避清帝讳,且凡提及清廷处必平抬提行或挪抬空格以示尊敬。再加上他诗名为书名所掩,所以,在后世人眼中,华世奎极具“标签化”:近代学颜的宗师和冥顽不化的遗老。实际上,就心路历程而言,华世奎在历经北洋、民国、天津沦陷等时期后,出现了变化:由属于一家一姓的政治遗民逐渐变成为国家民族的知识分子。他拒绝出仕伪满,坚辞日人聘请,而积极参于社会公益事业和竭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华世奎其实代表着当时一大批所谓旧时代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对传统政治、古典文化以及道德伦理坚终生信仰并坚守,这本身是一种值得学习的人格精神。(待续)

作者简介:罗海燕(1982—),河北平山人,文学博士,现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兼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元代文学与文献、天津文学与文化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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