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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顺喜 铭台 刊发：旭东
红山文化玉器的分布 流传与影响 红山文化玉器以牛河梁遗址发现最多。在牛河梁遗址以外，西有河北省承德地区围场下伙房遗址出土的玉雕龙和玉环，东有阜新县胡头沟和福兴地出土的一批。新近，在铁岭市博物馆收藏一件由康平县出土的红山文化玉龟，这应是红山文化玉器分布最东的一个地点。此外，内蒙古赤峰地区分布地点最多，如敖汉旗下洼的玉雕龙、翁牛特旗赛沁塔拉的大玉龙。尤其是在该文化分布区的北区有较广泛而密集的分布，如在西拉木伦河以北，除巴林右旗那斯台出土的一批以外，该旗的海金山遗址出有玉牌饰，巴林左旗葛家营子、尖山子分别出有玉雕龙和钭口筒形玉器，林西县南沙窝子出有玉戈形器，白音长汗和克什克腾旗南台子等地也都发现了红山文化玉器。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还有红山文化玉器的收集品，表现出红山文化玉器的发现地域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并未减弱，而且有沿乌尔吉木伦河继续向蒙古草原深人的趋势[78]。从中也可知，红山文化玉器的分布与红山文化分布范围是大体一致的。在红山文化分布的中心范围，玉器的发现较为密集，而周围地区则较为稀少。不过，在红山文化分布的北区，直到西拉木伦河以北，红山文化的玉器分布仍显强势。这与红山文化遗址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分布趋势的一致性，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谈到红山文化玉器与同时代前后诸史前文化的影响与交流，首先要提到的是红山文化玉器与东北地区其他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以及东北亚史前文化出土玉器的关系。 早在20世纪50年代，李文信在黑龙江省牡丹江与松花江交汇处的依兰县倭肯哈达洞穴遗址就曾发掘过一批新石器时代玉器。此后因再无发现，逐渐很少提及。自80年代初红山文化玉器被确定后，这批玉器又被重新提了出来。特别是其中出有一些具红山文化玉器特征的玉器，更引起对其间关系的思考[79]。接着，在辽东半岛、吉林和黑龙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不断有玉器发现。虽然有一部分为玉质工具，但非实用性的玉器也有较多出土，如璧、璜、坠和匕形器。较重要的地点有辽宁省后洼遗址上层出土一批玉石饰件，吉林省农安县左家山遗址二期所出石龙，通榆张家俭子所出双联玉璧，长岭县腰井子所出玉鱼形饰，黑龙江省松嫩平原区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毛都西那屯和九扇门屯出土的双联玉璧，泰来县东翁根山1号遗址所出双联玉璧和匕形器，张广才岭和小兴安岭西麓丘陵平原尚志县亚布力遗址所出三联玉璧，庆安县莲花泡所出匕形器，张广才岭和小兴安岭东麓山地及丘陵平原区的依兰县倭肯哈达洞穴所出玉璧、玉饰，鸡西市刀背山所出三孔璧，直到乌苏里江畔的饶河县小南山遗址仍出有玉环、玉璧等，且数量达六十余件[80]。由于多数遗址未经正式发掘，玉器也多缺少地层关系，所以有关这批玉器的年代尚未完全确定。从可能确定年代的几批玉器看，它们的出土情况及与红山文化玉器的关系，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分布地域相当广阔。从辽东半岛、松嫩平原直到三江平原乌苏里江边的饶河小南山，其中黑龙江省新石器时代玉器出土地点已达二十多个。 二是出土玉器已积累了相当数量。有的还是成组出土。其中如小南山一地出土玉器就多达六十七件。仅就数量而言，已同红山文化玉器不相上下。 三是种类较为单一。多斧、锛等工具类和玉环璧类，但也已出现形制较为复杂的双联玉璧、三联玉璧甚至石雕龙类。如黑龙江省尚志县亚布力遗址出土的三联玉璧，长达9.5厘米，形制酷似阜新胡头沟墓地的三联玉璧，形体则更大。至于双联玉璧已有通榆张家俭子、齐齐哈尔市杜尔伯特拉哈镇、泰来县东翁根山等数个地点，其实例已超过红山文化。 四是环璧的形制多为方圆形，边薄似刃，十分接近红山文化特征。双联璧和三联璧更被视为红山文化独有特征在东北其他地区的表现。 五是有的玉器种类具有更早的查海--兴隆洼文化玉器的特征，如玉玦和玉匕形器。 据研究，吉林、黑龙江省出土的这批玉器的年代与辽西红山文化相接近或稍晚，即在距今五千年左右，但具有先红山文化特征的玉玦、玉匕形器等的出现，说明玉器在这些地区也出现较早且有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由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与东北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属同一个大的文化区系，它们之间在玉器上的共同特征有的可能是受到红山文化玉器的影响，有的则可视为同一文化区系中的共同时代和地域性特征，有的则可能就与红山文化玉器的前身有关。有人已指出，黑龙江地区有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小南山遗址，可能较红山文化为早，所出大量玉环璧可能影响到红山文化，左家山的石龙也可能与红山文化玉雕龙的祖型有关。值得提到的是，在吉林和黑龙江地区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日本列岛都发现了早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器。有的相当于查海--兴隆洼文化时期，有的如日本北海道等地还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末期的玉器。这既说明玉器本是东北和东北亚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共同的地域特征，还在暗示玉器的起源应与渔猎文化有关。因为从玉器的出现过程看，有两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一是从石中最终将玉分辨出来，一是对玉的特定加工方法。古人从石中选择出质地、色泽、硬度都适中的“温其如玉”的玉石，赋予它以社会化人格化的功能，是需要对玉的特性有很深刻的认识的。同时，为了使玉的这些特征能充分表现出来，对玉的加工采用了十分耗时费力的以砂为介质的间接磨擦法，而所用的砂质的硬度必高于玉。这两个方面都同细石器的发达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因为对优质石料的鉴别、选择，对石材结构、性能的熟悉都是在细石器的制作和使用过程中达到很高水平的。这也为认识和加工玉石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和技术条件。而东北地区的渔猎文化中，细石器是其最主要的生产工具。渔猎文化虽因依赖自然而具有不稳定的弱点，但它所具有的因活动地域广阔而开放的性格和与大自然和谐的天然本性，又是固守本土而相对封闭的农耕民族所不及的。红山文化作为东北渔猎文化的一个成员，既继承了渔猎人的优良传统，又最先与农耕文化相接触，在大幅度吸取农耕文化先进因素的同时发展了自身，从而在中华大地上升起了第一道文明曙光，玉器就是明证。
红山文化玉器对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的影响，除了前述与良渚文化玉器的关系，对大汶口文化玉器的影响也只有前意所提到野店墓葬出土的双联璧、四联璧。由于当时东方大汶口文化主要是同辽东半岛有所交流，而与辽西地区关系不显，只是到了后红山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对辽西地区的影响突然加大，导致小河沿文化对大汶口文化因素的大幅度吸收。由此推测，红山文化玉器对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可能是间接的。红山文化玉器对陶寺文化玉器的影响。据高炜研究，陶寺墓地所出玉璧“极少数璧外周或中孔呈椭圆形，或外周呈圆角方形而孔作椭圆形，同红山文化玉璧式样近似。另需提到陶寺出土玉环，肉呈窄条形，内缘弧状，外缘刃状或内、外缘均作弧刃状，肉中部呈弧状或平台状突起，显现出红山文化玉器作风。尤其小件玉环(常作头饰组件)，具更显著的红山文化玉器特征，有的肉内侧切割出一个近三角形小缺口，使好的平面近似桃形，以致被有的研究者称为'红山文化遗留品’。总之，陶寺璧、环类玉器中含有红山文化因素，当无疑义”。陶寺文化中来自红山文化的因素，除了玉器，主要还有彩绘龙纹图案，但红山文化较陶寺文化早一千年左右，说明这一影响有一个相当长的延续过程。近来河北省阳原县桑干河流域的泥河湾地区姜家梁发现了一处属小河沿文化墓地。该墓地第75号墓随葬有一件红山文化的玉雕龙，更有大量小河沿文化晚期的黑陶折腹盆，盆上并普遍有彩绘雷纹图案。其风格已十分接近于陶寺文化的特征。这就进一步表明，红山文化对陶寺文化的影响曾延续到后红山文化时期，交流的通道是经过河北省西北部的桑干河流域到达汾河湾的。 红山玉在当地的流传主要见于属于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小河沿文化遗存所见较少，以大南沟墓地为最完整资料。该墓地普遍有环、璧、镯随葬，但都为石质，有的表面磨光，从功能和制作工艺看，即可视为玉器。环、璧都为规整的圆形，已不见红山文化特征的方圆形，但仍多见内外缘薄似刃、中部微鼓的形态，显然是对红山文化特有形制的继承，横断面作半圆形的石镯也与红山文化玉镯的圆三角形断面有所衔接。由于大南沟墓地是一处等级不高的墓地，以石代玉仍透露出红山文化玉器在当地延续的一些情况。前面提到的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姜家梁墓地出有红山式玉雕龙，由于姜家梁墓地属于小河沿文化的一种类型，表现出红山文化玉器在后红山文化时期不仅有影响和继承，也有红山玉的直接流传。红山文化玉器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流传和影响，主要见于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墓地。该墓地出土玉器三十余件，已构成一组新的玉器群。其中成为该文化自身特点的玉器，虽已具有龙山文化到早商时代的时代特征，但仍明显继承了当地红山文化的某些造型和制作特点。如一件玉箍形饰件，两端口有大有小，有平有斜，似脱胎于红山文化钭口筒形玉器。大甸子这批玉器更包括了一大批流传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红山文化玉器，如勾云形玉器、钭口筒形玉器、饰勾瓦纹的臂饰、方圆形玉璧、玉鸟等，其中有的是由红山文化直接流传下来的，有的则可能是对红山玉的模仿。大甸子墓地虽也出有来自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玉牙璧，甚至有来自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的玉蝉。表现出玉器的多种来源，但当地红山文化和仿红山文化玉器明显占有主导地位。特别要提到的是，在辽宁省北票县丰下遗址曾出有一件典型的红山文化玉鸟。丰下遗址不过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一座小型聚落址，玉鸟又不出在墓葬，可见红山文化玉器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流传有一定的广泛性。由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在辽西地区分布十分密集，对这类遗址可能包含的红山文化玉器及出土情况应予充分注意。
红山文化玉器在晚期的流传和影响，主要见于商周时期的中原和北方地区。例如，安阳殷墟妇好墓所出简化型勾云玉器和勾形器、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所出勾云形玉器都为红山文化玉器中的典型器。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周晚期虢国墓地也见有红山式的玉雕龙和钭口筒形玉器。 红山文化玉器对后世的影响，最为直接的是对商代玉器的影响。多年主持殷墟发掘和研究的郑振香认为:红山文化的玉雕龙、其他动物形象的玉饰以及勾形器柄等，虽与殷墟所出有较明显的区别，但亦有共同点。如赛沁塔拉大玉龙，其外轮廓与殷墟最常见的龙近似，即体略内卷。红山文化中另一种被称为“兽形玉”的圆雕，大耳，圆眼，吻前突，多作闭嘴形，体扁圆，尾内卷，多数头尾之间有一缺口，有的头尾相连，中间为一圆孔。此为红山文化中具有特色的形象，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尚未发现。此种形象的玉雕在妇好墓内也有发现，过去有人称为“虺”，在《殷墟妇好墓》中沿用了这一名称。所出土的五件都归入玦类，最大的直径5.8厘米，较红山文化中所见的小些，头部无角，作闭嘴状，体皆内卷似虫形，与红山文化中出土的很相像，但体表面有细部花纹。还有一种勾形器柄。在红山文化和较晚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在妇好墓内也出土一件，器形变化不大。此外，在红山文化中也出现了玉龟、玉鸟等动物形象的玉饰。红山文化中的“兽形玉”勾形器柄在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未发现，因此殷墟这两类玉器大概来自红山文化。
我们以为，商代玉器中的代表性玉器即玉雕龙，其玦形和首部形象都是与红山文化玉龙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的。它的变化主要在于身体部位饰鳞纹，体形变薄而规整。玉勾形器则是由红山文化流传下来的。红山文化的玉龟壳也见于安徽省含山墓地，但含山玉龟壳是上下分开的。商代安阳殷墟出有双连玉龟壳，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也出有玉龟壳。它们都与红山文化玉龟壳相同，是上下体连在一起的。这是红山玉影响商周玉的又一重要例证。最后要提到的是，红山文化玉器在后世的流传，尤其是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商文化和燕文化中的流传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对玉器的某种爱好，应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这可以从文化的传承和共同信仰方面多加考虑。
【备注】浅读郭大顺先生的《红山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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