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论解之十一：说《周易》的“周”

慧然 2022-05-17 发布于广东

展开全文

一、《周易》的制作时代

关于《周易》的制作时代，在汉代就被认为是很古老的作品，《汉书·艺文志》里说：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1]

到现在，学界一般接受是西周时期作品的看法，其实这是被汉人的说辞给误导了，也被它里面那些古奥难懂的卦爻辞给迷惑了，《周易》的产生根本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古老。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学者开始感觉它有问题，不像全是西周的时期的东西，所以闻一多先生曾认为“《易》卦爻辞托始于周初，写定于东周”，[2]陆侃如先生也认为“《易》卦爻辞的写定约当东周中年”，[3]已经认为是东周的作品，只是说得比较含糊，东周包括春秋和战国，跨度太长；郭沫若和平心两位先生的认识最为清醒，认为它的确应该是战国时代的作品，[4]这个看法应该最正确的，而且很可能是战国时期人们对传统筮法进行改革的产物，是一种新兴的易占方法，书也是新出的筮书。

在殷商和西周时期人们筮卦是用数字卦，所以卦象都是由不同数字组成，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张政烺先生的研究成果。[5]而现在能看到的传统筮法书，就是清华简《筮法》，它还沿用古老的数字卦，不仅有卦象，还有爻象，还有干支五行四季等，操作方法极为复杂，《周易》则抛弃了这些，将筮法尽量简化，仅用变卦动爻和卦象为占，简便易行易于操作，而且创作了体系整齐完备的筮书，所以战国时代才得广泛流传，所谓“后出转精”、“后来者居上”。

这派的筮法传承者为了张扬这新出的筮书，就依托春秋时期的人和事，编造了很多“筮例”，而且都是算准命中了的，以表彰这新兴的筮法所来有自而且占断准确，像汲冢书里的《师春》就是这类的作品。因为这些筮例所依托的故事背景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所以才被编辑《左传》者当作史料收入书里，大家看看《左传》就会知道，里面的筮例很多，凡是用传统筮法的，都不说用什么筮法、什么筮书，而用《周易》的，必定要特别说明“其在《周易》”（宣公六年）、“《周易》有之”（宣公十二年）、“以《周易》筮之”（如昭公五年）等等，说明《周易》是当时一种与众不同的筮法，是新生事物，用它来筮卦需要特别说明。

从书的整体情况看，如此整齐完备、体系庞大的筮书，它应该是出自一个人之手，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揣测的那样是“成于众人之手”，他应该是新兴的《周易》筮法一派的某位巫史编写的，绝对不可能是战国之前能产生的。

战国之前人的卜筮，卜筮时会由负责占卜的巫史做出爻辞，然后判断吉凶，占卜完之后，这些占卜事例会被记录并保管起来，成为后来卜筮的参考。后人占卜的时候遇到此类的龟兆和卦象，就会翻出这些老的卜筮档案来查查，作为占断吉凶的参考，《尚书·金縢》里说周公占卜“乃卜三龟，一习吉。启龠见书，乃并是吉。”这就是最初的卜筮之书，主要都是根据前人的卜筮事例作参考，并没有什么专门制作的卜书或筮书。这就象近现代的法官判案，各种案例都会记录在案，以后再发生了类似的案例，都会翻出以前法官判案的记录来查查，作为判案的重要参考，但这些案例却并不是专门的法典。

因为战国以前人们没有刻意创作写书的风气，《诗》、《书》都是收集的零散篇章的汇编，并非是某人专门创作的著作。如果有人专门来写作著述成书，无论他写的是什么，那都属于私家著作，但这种作品在战国前还没有，罗根泽先生指出“战国前无私家著作”，[6]无疑是正确的。到了战国时期，个人著述风气兴起，才有了刻意创作的作品，而《周易》《归藏》等诸多专门的筮书，基本上可以确定都是战国时期才出现的东西，包括上面提到的清华简《筮法》，那应该是传统筮法的巫史整理编著的本门的筮法撰著，这些都根本不可能在春秋（包括）以前。

正因为《周易》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所以作者在卦爻辞里使用了很多春秋时期的故事当典故，可后人解《周易》的时候多不往这方面想，导致许多本可以解释的卦爻辞弄得混沌难明，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上博简本《周易》简1（局部）

二、《周易》的命名

《周易》一书的得名，主要是在“周”字上，有“周普”和朝代（即周朝的周）两种说法，前辈学者们于这个问题多有讨论，但也没有定论，有倾向“周普”说的，就是周全完备的意思；也有倾向是朝代名说的，认为就是周人作的《易》。

其中“周普”义是郑玄的说法，历代学者多从其说，但唐代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已经提出异议，认为《周易》的“周”是朝代名，为宋代学者所接受，如程颐《周易传》、朱熹《周易本义》、朱震《汉上易传》等都以此说。近世学者如胡韫玉先生认为“所谓周者，确为朝代之称，而非普遍之义。”[7]黄优仕先生认为“前说以周为取普遍之义，纯属臆揣，殊欠的当”，也认为“周”就是周朝的“周”。[8]这看法应该是对的。

在目前能看到的传世先秦典籍中，提到《周易》最早也是最多的就是《左传》，它里面第一次提到《周易》，是在庄公二十二年：

“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9]

这是记载了春秋时期陈国陈厉公时期发生的事情：一位不知名的“周史”用《周易》给陈厉公的儿子陈（田）完（敬仲）筮卦，预言他的后人将来要在姜姓国（齐国）做大。后来陈完奔齐被重用，其后人果然夺取了姜齐的政权而为“田（陈）齐”，这是算准、命中了，特别是说陈完将来要在“异国”做大，而这个“异国”还“必姜姓”——这也搞得太露骨了点儿，显然这条占例是田氏代齐之后搞的拟作，是战国时期的人创作的。可注意的是《左传》在这首次提到《周易》的时候是在东周的春秋时代，还特别说明是一位“周史”，就是周王室的史官，他用《周易》，其实就是暗示这《周易》就是周人的《易》，“周”是国名和朝代名。

《周易》之所以要冠以朝代的“周”名，也正可说明当是筮法旧派与新派的斗争，新兴的筮法《周易》一派为了拉虎皮当大旗，宣称这是周王室的《易》，目的就是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用战国以前的史实和人物虚构了许多筮例为《周易》作宣传，其中晋代汲冢里出土的《师春》就是这样一本作品，《晋书·束皙传》里说：

“《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10]

晋代杜预在《春秋左氏传后序》里说得更加明白：

“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钞集者人名也。”[11]

《师春》是战国时期的一本易学著作，作者是师春，这明白也是一本独立的私家著作，所以才以其名字来命名，就象先秦两汉诸子的私家著作都以其名命名的情况一样。这书里极力地张扬《周易》筮卦的准确性，师春显然就是《周易》一派的巫史之流。《左传》本来是一本汇集历史资料编纂起来的私家史书，应该是《左传》的编辑者抄了《师春》的资料，而不是师春抄《左传》，这点杜预应该是弄反了。

看《左传》里的筮例，有少量不用《周易》的，大部分都是用《周易》。而让人奇怪的是，这些筮例，用的都是东周的故事，东周以前的都没有，这是因为到了战国时代，人们能熟悉的史实也就是东周以来的春秋时期，西周的史实都模糊，更不要说以前了，所以拟作者只能取比较近而熟悉的春秋时期的故事来作筮例，这样更容易为人所接受。而《周易》本文中，也用了一些春秋时期的故事当背景来作卦爻辞，这事情其实是很明确的：无论是《周易》的作者还是这派筮法的人物，都没有把《周易》当成很古的古书来对待，更没想把它吹嘘成某种“古董”，战国时人还没这种想法，就象秦简本《归藏》一样，它里面也用了很多春秋时期的人物来作卦爻辞，只是想作本筮书，也没想到要刻意伪造一本“黄帝易”或“殷易”。

所以，《周易》的“周”就是周朝的“周”，准确地说是指成周，也就是汉代（包括）以后所说的“东周”，《春秋公羊传》于宣公十六年、昭公二十六年都说到“成周者何？东周也。”《周易》的命名，就是说东周时代周王室使用的《易》，《左传》《师春》中最早的筮例说周史用《周易》给田敬仲筮卦，而西周的史实了无涉及，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