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论解之一：《周易》的制作时代简说

嘟嘟7284 2020-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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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公众号以后会不定期陆续推送一些关于《周易》研究的文章（以前也推送过），有杂论形式的，有解释字词的，有解释卦爻的，有解释全卦的，所以起个专栏名儿叫《周易论解》，都是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也算不得什么正式论文，但写作态度尽量严谨一些，努力做到言必有据，当然也不乏个人的揣测，可绝不会像某些“研究”者那样漫无边际的信口雌黄。所有观点皆不敢言“定论”，仅供易学爱好者参考。欢迎有理有据的批评指正，拒绝急扯白脸的狡辩争论。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叁）·周易》第二简《需卦》

关于《周易》的制作时代，在汉代就被认为是很古老的作品，《汉书·艺文志》里说：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到现在，学界一般不再接受“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但普遍接受是西周时期作品的看法，其实这是被汉人的说辞给误导了，也被它里面那些古奥难懂的卦爻辞所迷惑，《周易》的产生根本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古老，只是被后人演绎成了西周初期的古董。可本不古老的东西硬拿来冒充古董，总有让人产生怀疑的时候。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学者开始感觉它有问题，不像全是西周的时期的东西，所以陆侃如先生认为“《易》卦爻辞的写定约当东周中年”，[1]闻一多先生认为“《易》卦爻辞托始于周初，写定于东周”，[2]已经认为是东周的作品，只是说得比较含糊，东周包括春秋和战国，跨度太长。

对于《周易》的制作时代，郭沫若和平心两位先生的认识最为清醒，认为是战国时代的作品，[3]这个看法应该最正确的，而且很可能是战国时期人们对传统筮法进行改革的产物，是一种新兴的易占方法，书也是新出的筮书。

在殷商和西周时期人们筮卦是用数字卦，所以卦象都是由不同数字组成，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张政烺先生的研究成果。[4]从殷商到战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到了战国时代，筮法已经被演绎成一套极其繁琐复杂的操作过程，而现在能看到的带有传统筮法特色的书，就是清华简《筮法》，这种筮卦方式可能也是经过改革了，并非是真正的传统筮法，但它还沿用古老的数字卦，不仅有卦象，还有爻象，还有干支、五行、四季等，操作方法极为复杂，到现在也没完全弄明白它的筮卦占断过程。其复杂之一就是筮卦是用到的数字有一、五、六、七、八、九共6个，而且每爻揲蓍所得数字不同可能代表的结果也不同，比如同样是奇数的阳爻，其数是“一”和其数是“七”就代表着不同的事物，自然也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吉凶结果，其复杂程度就可想而知，不是专业的巫史根本是掌握不了的。

可是，战国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不仅诸子的各种思想百花齐放，也影响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占卜也不能免俗，这时候不仅还有龟卜和蓍筮，还有星占、堪舆、阴阳、孤虚、奇胲、刑德之类的占卜方式爆发式的出现，各种占卜方式还分化成不同的流派，可谓繁花似锦、争奇斗艳了。在这种风气之下，人们对传统筮法的改革也是必然的，改革的思路就是尽量从简，以易于学习掌握、便于操作为准则，于是使用的数字也开始逐渐减少，关于这个问题，韩自强先生做过统计和论述，不妨迻录如下：

“商代和西周使用的都是一、五、六、七、八、九这六个数字，所不同的是商代使用频率最多的是六、七、八，其次是一、五、九；西周使用的频率最多的是一、六、八，其次是七、五、九；到了战国，天星观楚简用的是一、六、八、九；包山简用的是一、五、六、八，用的都是四个数字，两处楚简使用频率最多的是一、六、八，其次是五、九。值得注意的是江陵王家台秦简已从楚简用四个数变为三个数，而这三个数正是楚简使用频率最多的一、六、八。从秦简的一、六、八变成汉初的一、八，演变过程的时间似乎有些短促，如果把战国中晚期的时间也算在演变过程内，就不会显得短促了。据《晋书·束皙传》：‘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凖盗发魏襄王（前三一八—前二九六）墓，得《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战国中期魏襄王墓出土的《易经》已与今本《周易》相同，其卦画当已演变为一、八两个数字的卦画了。至于秦简出现一、六、八这三个奇偶数字不等的卦画，可以视为从楚简用四个数逐渐演变为用二个数字的中间过渡阶段的现象。”[5]

大家从韩先生的论述中就会感受到筮法的由繁至简的变化过程。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有秦简《归藏》那样连变卦动爻都不用的简单八卦筮法，也有北大汉简《荆决》那样彻底抛弃八卦的简易数筮法，等等。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伍）·荆决》简1-2

《周易》就是在这种改革的风气之中产生的新兴筮法流派，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它抛弃了复杂的数字卦，在卦象上仅用“—”表示阳爻，用“六”或“八”表示阴爻，将筮法尽量简化，揲蓍所用数字只有四、五、八、九这四个数字，但只是为了确定阴阳爻和求出动爻，不用数字爻象，仅用变卦动爻和卦象为占，与传统筮法相比简便易行，易于操作也便于学习掌握，而且创作了从理论到内容都体系整齐完备的筮书作为占断吉凶的参考，所以战国时代才得广泛流传，所谓“后来者居上”。象秦简《归藏》这样也是用“一”、“六”表示阳爻、阴爻的筮法，都是《周易》一系的衍生产品。

这派的筮法传承者为了张扬这新出的筮书，就依托春秋时期的人和事，编造了很多“筮例”，而且都是算准命中了的，以表彰这新兴的筮法所来有自而且占断准确，像汲冢书里的《师春》就是这类的作品。这些筮例被编辑《左传》者当作史料收入书里，大家看看《左传》就会知道，里面的筮例很多，凡是用传统筮法的，都不说用什么筮法、什么筮书，而用《周易》的，常要特别说明“其在《周易》”（宣公六年）、“《周易》有之”（宣公十二年）、“以《周易》筮之”（如昭公五年）等等（也有不说的），说明《周易》是当时一种与众不同的筮法，是新生事物，用它来筮卦需要特别说明。

从书的整体情况看，如此整齐完备、体系庞大的筮书，它应该是出自一个人之手，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揣测的那样是“成于众人之手”，他应该是新兴的《周易》筮法一派的某位巫史编写的，绝对不可能是战国之前能产生的。

战国之前人的卜筮，卜筮时会由负责占卜的巫史做出爻辞，然后判断吉凶，占卜完之后，这些占卜事例会被记录并保管起来，成为后来卜筮的参考。后人占卜的时候遇到此类的龟兆和卦象，就会翻出这些老的卜筮档案来查查，作为占断吉凶的参考，《尚书·金縢》里说周公占卜“乃卜三龟，一习吉。启龠见书，乃并是吉。”这就是最初的卜筮之书，主要都是根据前人的卜筮事例作参考，并没有什么专门制作的卜书或筮书。因为战国以前人们没有刻意创作写书的风气，《诗》、《书》都是收集的零散篇章的汇编，并非是专门创作的著作。如果有人专门来写作著述成书，无论他写的是什么，那都属于私家著作，但这种作品在战国前还没有，罗根泽先生指出“战国前无私家著作”，[6]无疑是正确的。

到了战国时期，个人著述风气兴起，才有了刻意创作的作品，而《周易》《归藏》等诸多专门的筮书，基本上可以确定都是战国时期才出现的东西，包括上面提到的清华简《筮法》，那应该是不同筮法派别的巫史整理编著的本门的筮法撰著，这些都根本不可能产生在春秋（包括）以前；即便是象《诗》《书》这些先秦人经常提到的典籍，也是在战国时期才逐渐编纂成书，到战国后期才逐渐定型，在战国之前也都是单篇流传，并没有专书。正因为《周易》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所以作者在卦爻辞里使用了很多春秋时期的故事当典故，就像秦简本《归藏》使用春秋时期晋平公和晋小子侯的故事作爻辞一样，[7]因为当时的作者们本来也没想用这书来冒充三代的古董，只要找些故事来作卦爻辞，凡是发生在他们之前的故事都可以拿来用，不一定非得上古三代。可秦汉以后研究《周易》的儒生拼命把《周易》往古里推，认为是圣人文王、周公作的，甚至恨不能一直推到伏羲那里。后人受此误导，在解《周易》的时候多不往春秋方面想，甚至连殷末周初的“箕子”都不肯承认，硬给改成“荄滋”，《汉书·儒林传》里说：“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兹也。”简直就是闭着眼睛胡说，因为箕子的事情是在文王之后，既然说《周易》是文王作的，自然不能承认箕子是人名了，如此等等，这就导致许多本可以解释的卦爻辞弄得混沌难明，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正确认识《周易》这本筮书的制作时代，是全面正确认识《周易》的关键之关键，一本书放在不同的时代去看，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其制作时代弄不准确，那么种种误解就会出现，永远无法弄清它的真相了。这就是有许多学者研究了一辈子《周易》，却最终也没弄明白其卦爻辞要说什么的原因，仅仅靠字面训诂是解决不了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