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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已知最早的以岳飞故事为题材的长篇说部，其后虽有邹元标编订《岳武穆王精忠传》及于华玉编撰《岳武穆尽忠报国传》，但仍不过是在此书基础上的增删，故有将此书做独立探讨之必要。 此书题为熊大木编著，目前所存最早的刻本为明代嘉靖三十一年清白堂刻本，序言中自陈“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于全文。今得之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则其书明显是本自《精忠录》而来的。 书中写此疯僧扫秦等数节时笔调极为轻松，与前文颇不相同，应是书商增插的结果。且写何立追访守一和尚时，并未写其结果，天德堂藏板仅以小字注明：“后闻桧死复还”，有始无终，证明此书应系残本，亦当别有一完整的版本成书在嘉靖三十一年之前。 是书又名《大宋中兴演义》、《武穆精忠传》、《武穆王演义》等，本文依据的版本则是点校较为精善的万历天德堂刊本，标名《武穆精忠传》[1]，然则为求统一，下文一律以《中兴演义》称之。 作为历史演义类的著作，《中兴演义》是现存最早的“按鉴”式的作品，被研究者视为“按鉴演义的发轫之作”[2]。 所谓“按鉴”即按照《资治通鉴》类的著作的叙事对小说情节进行改造。书中自陈：“余自以才不及班、马之万一，顾奚能用广发挥哉？既而恳致再三，义弗获辞，于是不吝臆见，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至于小说与本传互有异同者两存之，以备参考。”[3] 然则《通鉴纲目》乃缘《资治通鉴》而作，书中内容止于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自然对两宋之交的事迹未能涉及。故此书所谓“按《通鉴纲目》而取义”者应指《续通鉴纲目》而言，然其所引“帝讳桓，徽宗长子也，初封定王，会金人入寇。徽宗遂传以大宝，在位二年，为金人所掳。绍兴末殂于沙漠，寿六十一”等文字并不见于是书，故此所谓“按鉴”只是粗略地理解成照史书对文学逻辑进行改造，并非拘泥于某部具体的著作。 从写作的角度来看，本书受到嘉靖壬午本《三国志演义》的影响极大。全书分为八卷，各卷卷首表明年代起至，卷下分节，每卷八至十节不等，疑是各卷均为十节，只是部分章节在流传过程中佚失所致。 情节所叙之事件基本按照正史发展的脉络，故是书虽以岳飞为书胆，但岳飞却迟至第一卷第七节方才出场，中间各节兼塑造韩世忠、刘锜及吴玠、吴璘兄弟等统帅形象，以至和岳飞不分轩轾的地步。 书中引用大量诗词、奏章，如第二卷第一、二两节《李纲奏陈开国计》、《李纲力劾张邦昌》及第三卷第六节《胡寅前后陈七策》竟然将史书中的奏章几乎原封不动地收录在内，可以看出整理者确实曾按照史书对小说进行改造，但却完全失去了小说的作法，具有浓郁的匠气，使之失于生动，是以流传不广。 不过，本书在描绘战争时仍以袍带叙事为主，如其写宋金滑州之战—— 言未毕，忽滑州路口一彪军马，旌旗展卷，枪刀密布，为首一员大将，口方面圆，金盔银甲，乃东京有名将家刘衍是也。大骂：“逆天臊奴，不识时势，屡次侵扰中华，今日先将这匹夫试吾利刃！”兀朮靠住阵脚，手持长枪，跃骏骑而出，大叫：“今日早早献了东京城池，驻吾人马，令尔大朝皇帝尊我金国为主，割地与吾讲和则休。若不允，教尔中华寸草难留！”刘衍大怒，举刀直取兀朮。兀朮挺枪来迎。两骑战未十合，刘衍勒马望东路而走。[4] 故此，是书仍是以讲史为线索的袍带书。以文字来看则本书属于小说而非说话的范畴，如《张浚传檄讨苗傅》一节竟然有张俊来见张浚的情节，虽然清代“俊”与“浚”二字并不同音，但韵部却是完全相同的，并不易区分，若仅作小说阅读而言则此问题可以通过字形进行区分。 然则以小说的写作要求来看，则本书的写作方式又显得十分粗糙。《说岳全传》中不但详写岳飞的早年经历，乃至几乎写明了岳飞的每位部将的出身源流，本书则仅以《宋史》为依据抄录了岳飞的早年记载，对于其重要部将的来历则只字未提。 与岳飞同时被斩的张宪实在宗泽命岳飞扫荡不知名的金国敌人时突然出现的[5]，张所起复岳飞后，书中仅作代言：“时张宪、王贵、任士安、董先、姚政、郝昂、孟邦杰、梁兴、董荣、赵云、李进、牛皋、张峪、王刚、胡青、刘遇、王进，皆在幕下矣”[6]。 这份部将名单与《说岳全传》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然则除了王贵、牛皋等少数人有所故事外，未见名单上其他部将有非此人不可的事迹设计，且校诸《宋史》，则名单上的人物亦非岳飞部将中的主要角色，如胡清本是两河之间的民变领袖，刘遇是他的部下[7]，胡清尚有颖昌府之战参与，而刘遇的事迹则完全没有记载，反不如在第一次北伐中攻克唐州的李道及参与胶西海战的李宝等人来得重要。 本书的整理者之所以罗列这些人物的名字，大约是岳飞故事流传的过程中有这些部将参与的其它故事，但因不合历史的发展逻辑，于是被整理者删节掉了，只将其名字保留到小说中。 所以《中兴演义》与《说岳全传》不但在情节上有很大的差别，连故事来源上也不尽相同。《中兴演义》是就正史的相关情节演绎、发挥，《说岳全传》则基于民间对英雄人物的理解赋予基于民间理解的再塑。 如在塑造金国的领袖及将领时，《中兴演义》几乎沿用了史书的名字，仅在《世辅计擒撒离喝》及《李世辅义释王枢》两节中杜撰出张黑鬼和黄彪牙两个名字，但这一段明显是书商增插进来的，因为后文中不但没有了李世辅（李显忠）这个角色，连敌国西夏也不见叙述了。 《说岳全传》则不但没有对金国各皇帝做出区分，用“狼主”这一笼统的称呼作为金人首脑的指代，甚至对金国将领的名字的设计也颇具民间气质，如写岳飞与金兀朮初次交战时，金兀朮的部将哈迷蚩飞马回报大营，“恰遇着大狼主粘罕、二狼主喇罕、三狼主答罕、五狼主泽利，带领元帅结摩忽、吱摩忽、穵里布、窝里布、贺必达、斗必利、金骨都、银骨都、铜骨都、铁骨都、金眼大磨、银眼大磨、铜先文郎、铁先文郎、哈里图、哈里强、哈铁龙、哈铁虎、沙文金、沙文银、大小元帅、众平章等，率领三十万人马，正在跟寻下来。”这些名字非但不是人名，简直连绰号也不如。 在叙事上的体现同样明显，《中兴演义》重视对将领威严的刻画，《说岳全传》则侧重于对英雄人物间惺惺相惜的忠义的塑造。 如同样写岳飞之收吉青[8]，《中兴演义》写岳飞对吉倩一行说教，对不愿归顺者痛下打手，“岳飞进前，左手扯住吉倩衣领，右手拔剑”，对吉倩威胁，终至“吉倩惊恐，双膝跪下曰：'愿随将军归顺！’”岳飞在这里是有勇有谋、临危不乱但却居高临下的剿匪将军的形象。 《说岳全传》则写得极具江湖气，写岳飞与施全交战，被认出是枪挑小梁王的好汉，于是施全将吉青一行引荐给岳飞，于是摆了香案，一齐结为兄弟。 再如写岳飞招降王佐时[9]，《中兴演义》按《宋史·岳飞传》的说法写岳飞招降黄佐，《说岳全传》则反其道而行之，令王佐先来招降岳飞，令事再起波澜。 但《说岳全传》将岳飞手下的叛将王贵写成岳飞的结拜兄弟，并在岳飞死后与张显一道“悲伤过度，是夜得了一病，又不肯服药，不多几日，双双病死”，未免结局过于潦草，若使沿用《中兴演义》中“王贵莫禁其苦逼，只得许之”的结局，也许会更有震撼力。 所以这两部书虽然都以岳飞的事迹为主要叙述对象，却在叙述的重点、设计的方法、故事的建构上具有很大的差别，二者并非一脉相承而只是视为对岳飞故事的同题异撰。 在故事塑造上，二者各有一种匠气，前者泥于作史而不知变通，后者囿于袍带文的忠义格调而欠缺灵活。正应了孔子之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10]。若二者能各取所长，再添上些市井背景的短打文字，则未必不能与《水浒传》诸书同列。 不过，作为同样以岳飞为主角的著作，二者的相似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如黄炳奴与何黑闼作为金兀朮的副将及秦桧收金兀朮的蜜丸而动杀岳飞的念头等都在二书中有所体现，王师婆解梦、道悦圆寂、疯僧守一戏弄秦桧及何立寻访守一、胡迪游地府之事皆为相同，大概是二者同时受到杂剧《地藏王证东窗事犯》、《岳飞破虏东窗记》、《精忠记》及小说《续东窗事犯传》等作品的影响。 相对而言，《中兴演义》受《岳飞破虏东窗记》影响较大，《说岳全传》受《精忠记》影响较大，所以同样写施全行刺，《中兴演义》与《岳飞破虏东窗记》都写其在桥下行刺，而《说岳全传》与《精忠记》则点名此桥名为众安桥。 但是二者相互之间的影响也是显见的，因为无论是《岳飞破虏东窗记》还是《精忠记》均安排道悦和尚[11]为岳飞写偈子的情节在十二道金牌召岳飞回师一事[12]之后，并不能起到预言的作用，故《中兴演义》将其调整在金牌发出之先，同时也将偈子的用词和用韵重新改作，《说岳全传》的文字基本与《中兴演义》相同，可以见出二者相互传承的关系。 《说岳全传》中有苗王李述甫的故事，应即是《中兴演义》中李世辅的音变，李世辅（李显忠）在抗金作战中真正发挥作用始于绍兴十一年，在历史上与岳飞关联不大，正是由于书商将他的故事插入《中兴演义》中才有了《说岳全传》中忠肝义胆的苗王形象。 至于二者的不同或是《说岳全传》的整理者手边未有《中兴演义》的原作，仅凭原有的阅读印象，借鉴了一些姓名和重要关节加以编纂，故有了人名与情节上的若干出入。就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仍不得不承认《说岳全传》是受到了《中兴演义》影响的一部书。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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