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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朱刚先生一席讲座“「乌台诗案」的审与判”。明白了几个点。此案经过御史台弹劾，大理寺判决，审刑院复核，程序完备。至今有相关案卷留存，《东坡乌台诗案》与《重编东坡先生外集》相互参证。苏轼到杭州做官，当地出版商看见商机，为他出书《苏子瞻学士钱塘集》。诗集畅销，不断重版，又增订为《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再增订为《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第一，可不可以讽刺时政。支持者说，从诗经就有的传统，“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反对者说，苏轼讽刺不行。诗集公开出版，影响大，造成了“舆论”，干扰了施政。有人递刀子，神宗很生气。第二，苏轼是否愿意招供。从记录看，苏轼一开始有点抗拒，但是后来陆续全招。因为所谓招供就是解释创作，如何构思，具体用典，含义何在。“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是说造物主整天想搞新花样，不让花休息。他自己交代，“化工”比喻执政，也即宰相，“闲花”比喻小民。意在讽刺。审理之中，有人要苏轼死，说他动机险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希望神宗直接下旨处罚。有人反对，顶住压力，要求在法律范围内解决。值得庆幸者，一有当时的司法制度，二有司法官员的专业精神。最高法院判决，苏轼原免释放，皇帝敕令：“某人依断”，对苏轼按判决执行。当然，在过程中，苏轼曾经做好了死的准备，甚至交代了后事。出狱之后，曾下决心，再不写作惹祸文字。然，虽有收敛，仍未停笔。作为诗人，他不会放弃表达权利，结果就被一贬再贬。尤其是，苏轼没有被刑就全招，岳飞被残酷拷打，但一句不认。对付岳飞，甚至用了“众证定罪法”，找很多人做伪证。其中好像就有他多年的好兄弟王贵，也有当朝大将。不怕你不招，以证人证言定罪赐死。在审判中，大理寺两位检法官相继辞职。坚守的是公平与良知。他们用行动守护了司法原则。木斋先生有文“乌台诗案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说苏轼与神宗之间的矛盾是乌台诗案出现的深层次原因。一方面是神宗对苏轼有嫉妒、怨恨与不满。另一方面是苏轼不间断的批评，即使批评的是王安石，根本上也是在批评神宗。岂能容你！中国历代大臣蒙冤，往往与此相似，尤其岳飞“莫须有”一案。而其根源则在于，这些大臣不够蠢，无法凸显当朝天子圣明绝伦。换句话说，他们都太能了。儒生们讨论天下何时能安，前提条件是“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这一点说着容易，做来却难。自古创业之君出自竞争，或者属贤，而守成之君凭借血统，如何保证？有些明明就是傻孩子。制度不改，如何保证基因不变，代代领先？那么，“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什么时间能实现呢？不妨去读读世界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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