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服语言的故事——从索绪尔到维特根斯坦

来源：驯服语言的故事——从索绪尔到维特根斯坦 (baidu.com)

“语言”，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羽翼。思想借它阐发，文明借它绵延。语言的存在注定了人类将走上一条不平凡的道路。而在两百年前，当西方社会逐渐完成了理性主义的变革，人类将目光从神和国王身上转移到自身时，我们开始审视一切，其中，也包括带领我们审视一切的工具，也就是“语言”本身。

在开始我们的故事前，我想先插入维特根斯坦在晚年曾经提出过一个相当有趣的比喻，借此来表达他对哲学的定位。他说：“哲学的任务是给苍蝇指明飞出捕蝇瓶的道路。”这个定位或许并不能包纳所有哲学思潮，或者换个说法，不是所有哲学都以此为任务。但至少对于语言学来说，它的整个发展脉络，就是让人类这只苍蝇从“语言”这只捕蝇瓶中飞出来，甚至更进一步，完成对语言的驯服。而我们今天的故事，也力图从这种视角展开。

我们先把时间拉到一八五七年，在瑞士日内瓦的一个学术世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出生了。他的家庭背景为他后来的道路带来了深远的影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他从小在家庭教育下掌握了多种欧洲语言以及古拉丁语，后来还自己掌握了梵语。而对于当时主要聚焦于“历时性研究”也就是研究语言在历史中的演进变化的语言学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天赋。因为尽管对于语言的感知是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素材的积累下都能够体验到的，但索绪尔和普通人的不同就在于他所掌握语系是古老，多样，同时又存在历史的交织的，这决定了他能够从多个方面着手验证他的某些基于本能感知上的假想，同时他也更靠近这些古老语言数千年历史背后的某些共性。于是很快，索绪尔踏入了对语言学学的研究，并很快掀起了一场语言学的巨大变革。

变革的背景是当时混乱的语言学研究环境。大量的学者将语言和心理学，人类学混为一谈，或是掺杂起来一并研究。这使得语言学在对“语言”的研究中往往无法聚焦。索绪尔的先声是“共时性”的提出和对其与“历时性”的划分。在过去的语言研究工作中，学者大多认为语言和事实是存在绝对关联的，于是他们更倾向与去研究在时间演变下，语词的演变与事实的关系，同时总结语词的变迁。但索绪尔认为语言和周遭世界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语言甚至是“任意”的。而他紧接着给出了他眼中语言学新的研究视角，那就是在研究对象上，着力研究具体时间中具体词会的“功能”也既是“共时性研究”，而在目的上，他也提出要去找到语言的一般性原则。这种划分和开拓来到现在，也就演变为了当代的四种语言学研究的其中三种：“历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历时语言学研究词语的历史演进，共时语言学研究给定时间给定词语的功能，而普通语言学研究语言的一般性原则。至此，索绪尔完成了对语言学研究路径的重构。

而我们接下来着重从“普通语言学”的部分展开。在开始对语言的一般性原则的探寻前我们需要首先明确“语言”在人类言语活动中的定位，以及明确“发声器官”在“语言”中的地位，这将决定我们认定什么是语言的本质，以及什么是语言本质的原则。

我们先从后者讲起，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把研究对象明确为发声器官和发声本身。这带来当时的研究要么研究某些语言活动的具体某一个面向，带来孤立片面没有可归纳空间的结果。要么研究表达活动中的多个面向，最终演变成混杂心理学，人类学等等学科的结论，无法得出一个指向语言的结果。而索绪尔将个人经验和辉特尼较为激进的观点（辉特尼认为人以发声器官作为工具，是纯粹的偶然，人类本可以用视觉，用手势）融合，他认为在语言中，发声器官并非完全是自然的“强加”，它存在其背后的作用，是语言本质的一部分，但他也同意发声器官不是语言的主要对象，人类语言活动的关键实质并不在此（这是非常伟大的判断，这个判断事实上让索绪尔的语言观念中存在了两个有关语言本质的部分，这为他后续阐语言中的结构主义观念打下了基础），那语言中我们要对应研究的是什么呢？索绪尔最终提出，人类在语言中真正“天赋”的，重要的，本质的，是“构成语言的机能”，也就是将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语言符号对应起来的能力。

在确立完这件事情，“语言”在语言活动中的定位也就非常清晰了。语言是组织发声和概念相互对照的符号。人类的言语活动实质是一种符号，是声音（音响形象）和印象（概念）的对应。索绪尔将其非常细致的划分成了生理部分，心理和非心理部分，主动部分和被动部分。并且将我们从接受到联想概念的过程定为接收，概念到发出生理上的动作的过程叫主动。

在做完了这两项工作后，索绪尔对语言一般性原则的研究已经聚焦到了“符号”这个抓手上，他以言语活动的运作模式，人类语言的核心能力二者为基础。揭开了“语言”的面纱，让人类得以直视语言的“原则”，那就是符号的构建，一个所指与能指的游戏。

何为能指与所指，索绪尔通过对人类生活中语言活动的总结，结合自己对语言活动的拆解，认为人类的一个语言单位是由两个其他单位构成的，也即是人的发音和概念本身。它将前者确立为能指，后者确立为所指，将其整体确立为“符号”。而紧接着，它又提出了对于这种由“所指”和“能指”所并联的“符号”存在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任意性也就是所指与能指的联系是任意的，二是其运转时需要存在约定性，也就是说，当一个符号确立了某种意义的对应，那以后对应的能指和所指需要被遵循和接受，否则这个符号就是不存在的。

基本到这里，索绪尔已经完成了他对语言的运作机制，语言的一般性原则的研究。但索绪尔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研究会对人类后续的哲学演进带来一个新的庞然大物，那就是结构主义，我们在这里稍微涉及一下，作为对索绪尔历史价值的补充。

首先，我们需要延展一部分上述没有提及的索绪尔对于语言在社会中运作基础的观点。索绪尔认为，语言活动发生的研究，不能脱离于个体活动，但也需要明确其事实上来源于社会集体的意识共识，一句语言的成功运转，背后一定是操行此种语言的群体的某些集体共识。所以到此，勾连回上面符号运转的两个法则，任意性和约定性。我们会发现，或许符号是任意的，没有必然形态的，但是语言符号能否被社会操持，能否实现其约定性，其背后是当今社会的意识共识，或者用一个现在比较时兴的词“意识形态”。

尽管索绪尔再三强调他只研究语言以内的问题，他终生也确实没有用这套认识方法来阐发其他问题。但他的符号体系的搭建，符号原则的发现，认识符号运作的认识论，都极大启发了后来的重要哲学流派“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将索绪尔的研究对象泛化，把所有的文化现象，甚至是社会存在都包纳到“结构”的视角里，用符号来一一阐发。这也是索绪尔后来被称之为结构主义先驱的原因。

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主题，继续讲语言的故事。

索绪尔在留下三次口头授课的内容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而他学生根据课程笔记所编撰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成为了他最后留下的著作。

我们回看索绪尔的研究，在人类对语言的战争中，他是一个启蒙者一般的存在，他将过去执着与单个词语或纯粹历史演进研究的语言学引领到了一条新的，以共时性研究为基础的更宏观的道路上。最终绕开充满任意性的孤立的语言表面，看到了语言运转的本质结构，也洞悉了人类在意义表达方面的一般性法则。而这套完整的，起于语言而横穿所有文化现象的认识方法，也是后世结构主义思潮的起点。在中后期，索绪尔曾经为他视野中的语言学确立下来三个任务。第一，为一切可见的语言梳理历史。第二，为所有语言发挥其功能的方法做研究，找到其一般性原则。第三，确定语言学的定义和界限。而他一生的研究，也确实围绕这三项任务。

索绪尔没有想过语言学应该对人类对语言的操持提供某些方法论，也没有试图介入语言的运作。他将自己的研究确立在了让人类认识语言，而他不仅做到了，也带来了语言之外的伟大影响。这是艰难而伟大的第一步。

但仅仅把语言这只鸟儿画下来显然不是一切的终点，在几乎是稍晚于索绪尔一些的时期，一位同样的天才，试图完成从认识，到掌握的一跃。他就是维特根斯坦。

尽管我们今天将维特根斯坦与索绪尔放到了一起论述，但我们需要明确一件事情，那就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维特根斯坦曾经和索绪尔的学说有过交集。而从研究结果和脉络上看，维特根斯坦也确实没有依照索绪尔开辟的理论展开。但他和索绪尔在对语言的认知上，整体是一致的，并且另辟蹊径，找到了被索绪尔忽略的板块，所以从宏观的人类对语言的认知掌握的角度看，二者存在一种继承关系。

如果说索绪尔幼时的语言积累是一种语言学研究上的天赋的话。作为一个在社交表达上存在一定障碍的天才，维特根斯坦同样拥有一种独特的，智力之外的天赋，那就是对语言和人类生活话共同的旁观姿态。这促使他能够比别人更早意识到“语言”的主体性，并且感知到其间的微妙。而同只想认识语言，为语言学奠基的索绪尔的不同也就由此产生，维特根斯坦终生试图在语言领域找到一种可操持的更好避免误解和更高效的表达路径。

而维特根斯坦在自己研究的前后半段，分别从哲学和生活两个方面，对人类语言上的桎梏发起了挑战。其中和索绪尔呈现相互补充关系的，是他段的《哲学研究》这本书。但为了更好理解他的研究路径，我们还是要先从他前期的研究说起。

在维特根斯坦的前期研究中，有一个人是永远绕不开的，那就是罗素。作为维特根斯坦剑桥求学时期的老师，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有大量学术观点上的交流。而罗素也早早就看出了维特根斯坦的天才潜质，到求学后期，甚至演变为了罗素会向维特根斯坦请教学术问题的情况。而站在维特根斯坦的角度，他的剑桥时光不仅仅是完成了自身从工程学转向数学，再从数学转向哲学的研究变化，更重要的是从罗素那里，接手了“逻辑原子主义”。

罗素是毋庸置疑的传奇，他在数学和哲学领域都是大师。而这样的经验积累促使他认为哲学和数学本质是一样的研究方法。于是他为哲学确立了一种新的同语言有关的定位和方向，他认为哲学家的工作是发现一种能够解释世界本质的逻辑语言，而后用逻辑学的方法来对哲学进行推导。这套逻辑化的多元主义的本体论，就是“逻辑原子主义”，罗素希望日后的哲学研究能够最终分析到把人类的问题聚焦到一个个“逻辑原子”。这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后世将之称之为“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在索绪尔的理论还未被世人传播开来时，西方世界的另一领域的学者们，试图直接将语言变为工具，创造一套绝对的，为人类的哲学生产而服务的“逻辑语言”，这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无论这个道路走向如何，至少对于当时的维特根斯坦来说，这简直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同“语言”的战场。于是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写下了《逻辑哲学论》。这是一部直面挑战的作品，维特根斯坦没有像罗素一样继续在理论层面为“逻辑原子主义”做补充。而是直接投入实践，用具体的哲学命题做范例，用逻辑学的方式，确立语言，推导哲学。而在这本书写完后，维特根斯坦自觉大功告成，人类已经创造出了明晰的，确定的，工具的语言。而哲学也从混乱，走向了如数学一般的路径上去。自此，维特根斯坦放弃了一段时间的学术研究，选择了去乡村地区做一名教师。

但很可惜，“逻辑原子主义”的转向失败了，至少在它为自己期许的完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这个目标上，它失败了。现在基本上“逻辑原子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数学和哲学领域的研究对象，而非方法论指导。《逻辑哲学论》中的逻辑学推导也无法延展到实际的哲学研究中，其中的缘由，学界比较共识的原因在于两个问题罗素没有解决，一个是语言为什么能够直观反应真实世界，罗素认为“理想的语言”能够发应哲学家所讨论的真实的世界，可是原因是没有解释的，而这是整套学说的基础。第二则是罗素在运转这套逻辑学推导哲学的过程中存在很多难以自洽的标准划分。尽管有的问题后来的维特根斯坦有补充上，但有些问题依旧悬而未决。但无论如何，罗素希望的对哲学研究方法的重构最终以失败告终。

而维特根斯坦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后期重新投入语言学和哲学的研究，除了对罗素理论做出补充外，他将自己的心力放到了他长期以来对人类生活语言中的问题的研究上。而这恰恰是索绪尔忽略的部分。索绪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的运作机制上，分析语言的本质结构，语言的生产原则的话。维特根斯坦则基于生活，看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语言和人本身的博弈。

如果我们把语言的游戏比作一个信息的编码和解码，索绪尔做到的是看到编码的过程，同时明确电码本身的组成，维特根斯坦则关心人在解码的阶段出现种种问题，以及背后的原因。

传闻维特根斯坦的发现起始于一次法庭判案，当时法庭用具体的道具来还原了案发现场，维特根斯坦非常敏锐的捕捉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人们是很难准确的把语言信息加工成一套明确的事实画面，第二，人们的表达是对事实的模仿，一般的语言交互是人对图像概念的交换，而这件事情要精确非常困难（这里维特根斯坦产生了早期的不完全准确的“图像说”，他用图像交换来理解语言的作用机制和本质，这其实是跳过了索绪尔的研究领域，但从实质上来看，二者的理解是一致的，只不过维特根斯坦停留在了一种简单的理解上，把目光更多投入了后面的部分）。之后，更进一步，维特根斯坦发现，语言不只是表现画面，他更多时候，传递了人们的“意图”，而这是人类生活中出现误解和难以沟通的最主要的因素。比如我们有时会对失败的人说，“一切都会过去的”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有所谓的对于这句话背后的图像的想象，这句话不是事实的，可被还原的，而是一种希望宽慰，希望他能够振作。但是注意，这个时候，接受者不一定知道你是在做事实的传递，还是在有其他意图。这意味着，他可能会说，“所以你是有办法让我重新成果吗？”而如果他知道你的意图是宽慰，那他可能会说“嗯嗯，我不会气馁。”

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维特根斯坦将我们模糊的感官上的感知，归纳为了一种“游戏论”的理解方式。也既是，一般意义上，我们的语言交互中都是在玩“事实推演和事实交互的游戏”，你说的是你概念中的事实，和我做交互。但语言本身意图是复杂的，是优先于事实的，换言之，你的意图是你玩的游戏，这个游戏决定了你的信息传输后该如何解码。你可能玩的是“安慰游戏”，可能玩的是“恐吓游戏”，也可能是“事实交流”的游戏。不同的游戏决定信息的解读方式。

而当这件事情被确立下来，人类其实已经有了一套较为有迹可循的语言规范。也既是，表达时对脑中概念和用词上的尽量精确，接收时明晰意图，搞清楚对方玩的游戏。这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生活中的误解。

而除了这些以外，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还提出一个概念，我们在这里也稍作延展，既是，他人的语言很大程度上反作用于我们对自我的认知。比如我们有一种坐立不安，忐忑又有些担忧的状态时，旁人可能会说我们是“彷徨”的，这是语言替我们认知了自我，但到底我们那个原初的状态到底是不是“彷徨”其实是很难说清的，但更重要的是，当你借由他人认为自己是“彷徨”，那你其实会靠近社会共识上“彷徨”这个词背后所指的概念，而人们的自我认知其实从小就是如此开启的。这个观念和之后的建构主义理论不谋而合，但这里就不多做展开了。

总的来说，当语言的问题来到20世纪中后期。我们得以看清语言本身的结构，也洞悉了语言在人类交互中人类的作用，误解产生的根源。于是我们很遗憾的发现，语言的不确定性不单单是索绪尔口中符号间的任意，更重要的是人类解读和交互时，观念和解读上的差异，即使是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最后也只能回溯到个体层面形成一些简单的方法指导。人类好像还没有出现一种集体性的，驯服语言的实践可能。

同时如大多数哲学门类一样，二十世纪之后，语言学的发展几乎陷入了停滞。现代语言学主要退守回了比较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研究板块。而从解除语言桎梏的角度上看，这些研究没有什么推进意义。

本身写到这边基本上我就很难在继续顺承些什么内容了，倒不是因为我这脑子里缺乏了对这个“故事”结尾的想象，而是总不知道这后面的个人观点会否太过离经叛道。但在思考了一段时间后，还是认为自己没什么包袱，索性说个痛快。

如果我们将目光从语言学本身跳脱出来，来到广义的表达层面。我个人认为，人类在其他领域已经做出了，暗合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研究的一套落地的，群体性的“话语规范实践”。就是罗尔斯的“公共理性”。

当我们再次回想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我们会发现，从未交集的两人，居然在语言交互效力的这件事情上有几乎互补的认知。索绪尔认为，一套语言要得以运行，除了需要符号体系的搭建，个人的使用，还需要社会集体意识的约定。而维特根斯坦发现，进入具体的沟通交流中，选择对应的“游戏”同时极力做完整而恰当的描述与解读是减少误解的关键。这即意味这，建立一种沟通高效的明确的语言，需要的是一个被集体共识的符号体系，一个固定的沟通“游戏”规则，以及参与者力求完整客观的完成语言得描述与解读的表达态度。

而我们再来看一看几十年后，罗尔斯在自己的《正义论》中基于“正义”这个锚点，所构建的对公共理性话语的设计。罗尔斯认为在公共政策的决策中，我们应当为集体的语言表达做出准绳和目的上的规范，也就是以自生理性和公共理性为准绳，以社会“正义”为目的，完成人民对“民主”的运行。同时在罗尔斯引入“重叠共识”这一基本理念后，他也为这种公共理性实践的实质做出了框定，实质是共识的达成和政策的选择。

如何理解这一整套设计背后的结构，如果我们从政治学的眼光分析，我们就将从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面向来展开。但那不是今天我们的讨论范畴。事实上，由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构想并不是一种“假设”，而是一种扎根于民主政治的路径指引，现实中欧美的地区性公共政策其实就有这套设计理念的实践。所以我们恰恰可以依托于现实，从语言学的视角来认识这套设计。

首先这场公共讨论的本质不是暴力冲突，而是“言语活动”，我们需要交流信息，达成共识。而这个活动的第一个支点是“理性”，我们需要注意，在这套设计中，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理性”存在的意义仅仅只是为了解决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游戏说”的一部分。如果将理性置换为“宗教”，或者置换为“感性”，这套体系依旧能够运转。所以“理性”的强调，和目的上“正义”的强调，都试图让这个话语环境变为一个“明确的游戏”，回到现实，当我们基于公共理性，做出诉求正义的决策时，不会有参与者突然说“上帝不允许”，我们往往诉诸具体实证，客观中普遍接受的问题的比较。同时也不会有人说，“我支持第三种方案，因为他让我们更可以剥削其他人”。

往下讲，这套构建中其实还藏了两件事情，那就是“更多信息”，一件事情是“逻辑”。公共决策意味着更多人的表达，而理性的基石决定逻辑的存在。而这两件事情缓解了第二重“语言活动”中的困难那就是人在语言描述和语言解读上的不精准。当我们有更加多的人群参与到讨论中，对于某一事物的描摹能够更加全面，同时在逻辑的基本遵循下，对于某一概念也更容易达成基本的理解上的一致。

那最后一点，罗尔斯将这套设计安置在了一个能够完成索绪尔所说“符号的约定性”的场域，也就是民主政治。语言的本质是符号，而语言交互的基础是符号的运转，而符号运转的基础是社会集体意识形态对于符号中概念的约定共识。如果将公共理性的设计投诸于一个非民主理念的国家，这套设计将无法在其运作基础上存续。罗尔斯选择在民主的社会共识基础上推行公共理性的决策，恰恰符合了这一前提。

所以如果跳脱开政治学的眼光，单就运作原则的设计与西方社会小政府原则下的地区政策实践。公共理性的设想实质上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研究中走出的结果。他昭示了在个体生活层面之外，我们如何搭建和规范一个可控的，高效的，避免误解的语言设计。至少在政治学这一领域，人类可以做到。

我们稍微试想一下，在其他领域当中，可否也能用这种语言学的视角对现行社会讨论或者某些语言活动做出矫正。学校里为什么管理人员和学生常常存在误解，或许即来源于“游戏”说中的游戏不同，也来源于表述上的不准确，甚至从根源上，双方并未对某些概念达成语言上的约定共识。国家宣传机关和民众，不同企业和组织之间。这些客观社会中的实实在在的语言活动中，我们所感到的困难和失败可能就来源于语言设计上的不健全。

我们停在此刻这个时间节点回看今天的议题，人类在过去的两百多年完成了对语言的认识，甚至拥有了“驯服”语言的能力。但随着二十世纪后，人类社会变得更加复杂，人类对社会的认识不断加深，文化现象和意识形态的变迁越来越快，“准确的语言表达”或许早已不是“言语活动”的主要诉求。甚至“语言”自身，也在不断脱离对自身的掌握。

仿佛创造误解，用语言来建构撕裂反而成为了一些语言背后社会意识的目的。这显然已经和那个群星闪耀的智性时代中人类曾经对语言所宣告的战书不符了。那些拥有权力和智慧的存在，精巧的为人类搭建一种诡异的，荒诞的，充满暴戾和误解的语言原则，但或许这也是另外一种层面的“驯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