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世纪地处欧亚大陆东部的契丹—辽王朝通过两次西征活动，在其西部的漠北草原—黄河河套—河西走廊的北南屏障之中开通了黄河以北的漠南路，并经过今中国新疆巴里坤进入东部天山—阿尔泰山的通道。此时，辖戛斯汗国的领域已经退回阿尔泰—叶尼塞一带，国势呈现迅速衰落的趋势，曾迫于高昌回鹘崛起的压力，主动寻求与辽朝进行联系，其通行的道路也是沿着契丹西征的通道行进的。契丹—辽王朝与辖戛斯汗国只进行过4次通交往来。两者实现通交背后的复杂地缘关系具有时代特征，即在大一统王朝区域秩序崩溃后出现的多政权并立格局之中，各条主要交通干线被区块化分割，嬗变的多边地缘关系为历史交往主体的东西交通提供了多种变化的可能。东西交通亦不是单纯的历史地理问题可以解决。
9-10世纪欧亚大陆东部历史发生重大转变，曾盛极一时的唐王朝崩溃瓦解，原来在唐帝国边疆秩序下的契丹人崛起，建立契丹—辽王朝，先后与唐朝废墟之上兴起的五代（梁、唐、晋、汉、周），以及之后统一中原的宋王朝并立。与之近乎同时，蒙古高原漠北突厥—回鹘的游牧汗国秩序也在其北部边缘部族辖戛斯的打击下崩溃，以回鹘为代表的突厥语部族纷纷向西、向南迁徙，在河西走廊、东部天山一带定居，建立一系列地域性政权。辖戛斯人的部族群体没有大规模南迁至蒙古草原，其军事力量在9世纪下半叶迅速撤回原有势力范围。两者都是欧亚东部历史向多极并立格局转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戏剧性的擦肩而过，并未在重大史事中出现直接的交集。
在当时纷繁复杂的局面之下，欧亚东部区域结构的发展呈现出区块的分立性，不同区块政权间则会出现种种联动关系。契丹与辖戛斯在地缘上悬隔东西，双方事先联系势必会跨越其他政权、部族的势力范围。因此，“交通”已超越简单史事的范畴，而是能够更为广阔的展现当时欧亚大陆东部多政权、部族跨区块联动的历史过程。
这种历史过程大致发端于10世纪早期契丹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西征（916-924年），直接开辟了他们与东部天山—阿尔泰山诸政权、部族的政治联系，这也成为契丹与辖戛斯实现交通的重要契机。辖戛斯首次出现于契丹—辽王朝基本史书《辽史》之中，是在契丹西征后不久的天显六年（931），其文载“西南边将以慕化辖戛斯国人来”，辽世宗天禄二年（948）派遣盆都出使辖戛斯，此后关于辖戛斯来贡的记载还分别在应历二年（952）冬十月戊申，“回鹘及辖戛斯皆遣使来贡”；保宁八年（976）十二月，“辖戛斯国遣使来贡”。双方这仅有的4次“交通”中间涉及到契丹—辽王朝与东部天山—阿尔泰山区、漠北蒙古草原、河西诸政权，乃至南部汉地王朝的之间的政治角力等复杂的地缘联动关系。本文拟通过分析阿保机西征以后的几十年时间内，契丹—辽王朝与辖戛斯进行交通的政治通道，以及沿途的地缘政治关系，由此一窥10世纪欧亚东部地区之东西历史变局。
《中国历史地图集》五代十国形势图
一、10世纪契丹西征及其对东部天山通道的开拓
10世纪初叶，在今东北农牧混交地带活动的契丹人迅速向周边地区扩张，辽太祖阿保机在916-924年先后两次大规模西征，使得契丹势力进入到河套地区、漠北，控制了西域诸国、部族通往契丹腹地（今中国内蒙古赤峰）交通的东段线路。契丹西征给草原通道的政治局势带来巨大变化，在阿尔泰山、东部天山与赤峰地区之间建立了联系，这是辖戛斯与契丹建立政治往来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契丹第一次西征的主要进攻方向是黄河河套、阴山一带的党项，并与后唐争夺代北州郡。
《辽史·太祖纪》，神册元年（916）下云：
秋七月壬申，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俘其酋长及其户万五千六百，铠甲、兵仗、器服九十余万，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八月，拔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勒石纪功于青冢南。冬十月癸未朔，乘胜而东。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万四千七百余级。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遂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讨司。
“代北至河曲逾阴山”的东西范围是中国太行山脉西北至黄河河套地带，向北至内蒙古西南的阴山山脉南北。这一地带在10世纪前后形成了各部族交错杂居的局面，文中的“突厥”、“吐浑”（即吐谷浑）、“党项”（Tangut）、“沙陀”（原居于阿尔泰山的突厥分支）、小蕃原居地都不在这一地区，大多是8-9世纪因战乱东迁，被唐王朝安置于此。10世纪初，唐帝国瓦解，契丹与立足于代北发展的沙陀政权（后唐、后晋等）在帝国废墟之上自立，相互攻伐。“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就是北南争夺的焦点地区之一。此次阿保机西征标志着契丹势力正式向西扩张至该地带。
本文所载八月事标志着契丹已经攻占原唐振武军辖境，即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为中心的阴山南麓地区。据《旧五代史》本传可知，李嗣本统帅代北诸军、生熟吐浑，天佑九年（912）任振武军节度使，并号称“威信可汗”。天佑十三年（916）六月还镇振武，八月即抵御契丹失败被俘。《辽史·地理志》丰州下振武县条载，“后唐庄宗以兄嗣本为振武节度使。太祖神册元年，伐吐浑还，攻之，尽俘其民以东，唯存其乡兵三百人防戍。”从此后的记事来看，契丹人在此设丰州，是以呼和浩特为中心的阴山南麓作为向河套西经略的根据地。
但是引文中“尽有其地”只不过是一种夸诞之词，当时契丹人立足并不稳固，从军政战略而言，契丹人专设西南路招讨司即为重点经营该地区，但其牢固掌控之地仅局限于套外东部，几乎是以呼和浩特一带为战略前沿。神册五年（920），“秋八月己未朔，党项诸部叛。辛未，上亲征。九月己丑朔，皇太子率迭剌部夷离堇汗里轸等略地云内、天德。冬十月辛未，攻天德。癸酉，节度使宋瑶降，赐弓矢、鞍马、旗鼓，更其军曰应天。甲戌，班师。宋瑶复叛。丙子，拔其城，擒宋瑶，俘其家属，徙其民于阴山南。”此次契丹西征，主要战略目标是拔除河套套外西部的天德军，然而并未对该地区进行政治占领，而是迁徙其民置于丰州境内。《辽史·地理志》载，“太祖平党项，遂破天德，尽掠吏民以东。后置招讨司，渐成井邑，乃以国族为天德军节度使。”契丹人通过丰州前沿战略据点，将势力范围扩张到河套黄河以北之地。由于南部河套套内、东西的党项部族将契丹势力抵挡在河套之外，直至11世纪党项建立西夏王朝，契丹人的辽王朝也一直都无法掌控河套套内陆区，仍将丰州作为对西夏的战略前沿。
至此，契丹人向西扩张仅达到河套北，其势力范围推进到阿尔泰山一带则是在天赞三年至四年的（924-925）第二次大规模西征。《辽史》卷二《太祖纪》载其事：
（天赞三年）六月乙酉，……是日，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诏皇太子监国，大元帅尧骨从行。……八月乙酉，至乌孤山，以鹅祭天。甲午，次古单于国，登阿里典压得斯山，以麃鹿祭。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庚子，拜日于蹛林。丙午，遣骑攻阻卜。南府宰相苏、南院夷离堇迭里略地西南。乙卯，苏等献俘。……甲子，诏砻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是月，破胡母思山诸蕃部，次业得思山，以赤牛青马祭天地。……冬十月丙寅朔，猎寓乐山，获野兽数千，以充军食。丁卯，军于霸离思山，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十一月乙未朔，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射虎于乌剌邪里山，抵霸室山。六百余里且行且猎，日有鲜食，军士皆给。
（四年）二月丙寅，大元帅尧骨略党项。……乙亥，萧阿古只略燕、赵还，进牙旗兵仗。辛卯，尧骨献党项俘。三月丙申，飨军于水精山。夏四月甲子，南攻小蕃，下之。皇后、皇太子迎谒于札里河。癸酉，回鹘乌母主可汗遣使贡谢。秋九月癸巳，至自西征。
学界对这段文字的历史地理概况已多有探讨，一般认为阿保机西征进军路线是由契丹腹地上京出发，经克鲁伦河，进入鄂尔浑河流域，先后抵达回鹘汗国故地“古单于国”（今蒙古国和硕柴达木一带）、“古回鹘城”（哈拉巴喇哈逊城），沿回鹘路进入霸离思山（今中国新疆巴里坤山一带），分兵进取阿尔泰山、天山诸部，即所谓“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与当时的高昌回鹘发生关系。契丹经由漠北草原路线进军至今新疆东北山地当无疑问。然而，这段文字关于契丹回军地理路线尚多有含糊之处，仍需进一步进行辨析。
大元帅尧骨（即辽太宗耶律德光）之行踪是其关键线索。其文云尧骨随阿保机西征漠北，在天赞四年二月又突然在攻略党项，其间有令人不解之处。长泽和俊认为这是尧骨率领偏师经略漠南道，并先行返回上京，与皇后、皇太子一同迎接阿保机于札里河。然而，这种思维是在没有确实证据的前提下，先入为主的认定契丹主力部队一定是沿着漠北道路进行往返，曲解了这段文字其它的关键线索。联系此段记载上下文，以及其它相关传记的语境，可以看到尧骨与阿保机没有分道而行，一直作为大军前锋行动的。《辽史·太宗纪》：“从太祖破于厥里诸部，定河壖党项，下山西诸镇，取回鹘单于城。”同书《突吕不传》：“车驾西征，突吕不与大元帅为先锋，伐党项有功，太祖犒师水精山。”从行军常理而言，阿保机的前锋军不应偏离主力行进方向而单独行动，尧骨之动向可以代表契丹西征军主力兵锋之轨迹。天赞四年（925）辽西征先锋通过攻击漠南党项，为主力东归扫清道路，主力大军在水精山与先锋汇合，进行修整，夏四月继续南攻小蕃。如前所述，小蕃之地已在黄河河套东，水精山之地应距此不远。九月则结束西征，返回上京。若将尧骨行进路线连缀起来，可以看到，契丹西征军东归道路的东段大体上是沿着黄河河套北部党项居住区向东行进至辽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而并非从漠北通过克鲁伦河进入契丹腹地的。
此段文字中，南府宰相苏、南院夷离堇迭里所部的行动也能够佐证契丹西征军主力的行动方向。《辽史·耶律安抟传》文载，迭里“从太祖将龙军讨阻卜、党项有功”，传文将此条记事系于神册六年，天赞三年讨伐渤海事之前。然查同书《太祖纪》可知，此年阿保机率军南下，无征讨阻卜、党项事，那么在这两个时段之间的军事行动，只能是天赞三年的阿保机西征。南府宰相苏、南院夷离堇迭里统帅龙军，跟随主力行进，并作为偏师打击西南侧翼之阻卜，以掩护契丹大军主力行进。至于在讨阻卜后出现的讨伐党项事，应是在契丹从黄河河套回师过程中，掩护主力东归的战略行动。同时，阿保机在西征前后，业已布置对于契丹腹地“西南面”的战略防御，实际上起到了掩护契丹主力漠北西进，保障黄河河套通道的作用。天赞二年（923），以北府宰相萧阿古之主持南面边事，率王郁等人徇地燕、赵，以屏卫南方政权的威胁，这支军队在天赞四年（925）二月乙亥与契丹东归主力汇合。
天赞三年前后的多支军队的行军动向都能说明，契丹西征军回师的东段路线是经由黄河河套北部返回契丹腹地的。那么契丹西征军从霸离思山（今新疆哈密的巴里坤山某处）与黄河河套平原通道之间东归，又是如何行进的？因缺乏具体资料，尚需要进一步考虑。对于当时契丹偏居东北的地理状况而言，从新疆哈密一带至黄河河套平原，大致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其一即沿用唐代北庭—回鹘—河上军城道。路线是从新疆哈密一带出发，经漠北鄂尔浑河谷，再沿翁金河南下，穿越阴山进入黄河河套平原，契丹丰州（唐振武军旧地）即据此南北通衢之要地，本文此处称之为漠北道。其二是历史上著名的“漠南道”，其路线是从新疆哈密东行，经内蒙古阿拉善的额济纳河下游绿洲，即古之居延，到黄河河套北部，大致与传统的河西走廊平行。
西征军东归选择的路线当是“漠南道”而非“漠北道”，主要原因是契丹在漠南道的地缘政治环境要远远优于漠北通道，详述如下。
从契丹人在漠北道的西征行动来看，他们属于孤军深入，流动性作战，所经之地多要进行军事征服，迫使当地部族归顺，但他们无法在战略要地派兵驻防，或营建军镇，对周边部族进行持续震慑与控制。当地的鞑靼游牧部族遇到契丹大军多避其锋芒，或迁徙他处，或暂时臣服。一旦契丹军队离开，或者显现颓势，自然会重新恢复独立，或者对契丹人进行袭扰。《辽史·耶律斜涅赤传》曾提到，“帝西征至流沙，威声大振，诸夷溃散，乃命斜涅赤抚集之”，即是游牧部族与契丹在躲避—羁縻之间展开博弈的一种表现。因此，契丹军队在漠北并无当地部族的有力后勤支持，前述《辽史·太祖纪》西征记事也提到，大军只能依靠四处打猎维持补给。另一方面，鞑靼人仍然会对契丹西征军进行激烈的阻击。925年，后唐云州方面曾向庄宗上报了契丹西征时的状况：“去年（924）契丹从碛北归帐，达靼因相掩击，其首领于越族帐自碛北以部族羊马三万来降，已到南界，今差使人来赴阙奏事。”这条情报传递了两方面的信息：其一，924年，契丹曾计划从漠北返程，遭到“达靼”的持续阻击；其二，一些鞑靼部族也因契丹的打击而被迫投奔后唐领地。将这些信息与《辽史·太祖纪》记事相联系，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契丹阿保机西征军在漠北立足不稳，沿途无可靠的后勤补给据点，加之受到鞑靼的强势阻击，改变了从漠北回军的计划。
阿保机第二次西征，其中军牙帐最远至新疆巴里坤一带，并派遣军队“尽取西鄙诸部”，有的说法是“西域诸国皆愿入贡”。此处未言及“西域诸国”的具体名称，但此后高昌回鹘（《辽史》中多记做“阿萨兰回鹘”）频繁遣使朝贡，一直未与契丹—辽中断关系，巴哈提·依加汉、华涛皆据此认为，“西域诸国”（或西鄙诸部）指的是阿尔泰山至东天山间的回鹘等说突厥语的游牧部族、政权，契丹与他们建立了较为良好的政治关系。其中一些部族后来加入了契丹皇帝的亲卫军队。天显三年，契丹太宗曾阅皮室拽剌墨离三军，此后于亦派遣墨离人胡末里出使阿萨兰回鹘。其中“墨离”即游牧于哈密北山一带的部族，其一部应是在阿保机西征至此时臣服的。可以认为，东部天山的“西域诸国”有部族、政权为契丹西征军提供了支援。
同时，漠南道西段有诸如额济纳河居延海一带的绿洲能够为契丹军队提供补给。924年前后，甘州回鹘政治中心在今甘肃张掖一带，控制河西走廊东西交通，并在额济纳河下游居延海与鞑靼（契丹称阻卜）接境。前述契丹西征记事称阿保机十月驻扎于霸离思山（新疆巴里坤），十一月乙未朔，即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即与契丹打通居延路紧密相关。不过，对于契丹遣使乌母主可汗的时间、地点，《辽史·天祚纪·耶律大石附传》尚有一种追述的说法，与之不同：“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卜古罕城即上述引文之“古回鹘城”，此处实际上省略了《辽史·太祖纪》文字“九月庚子”至“十一月已未朔”之间的史事，即鄂尔浑—巴里坤—额济纳之间的契丹行军过程被略去，显然是追述之语而对历史有所节略。因此，阿保机遣使至甘州回鹘的时空背景应以《辽史·太祖纪》为准，而不是遵从后出追忆记载。可以认为，阿保机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即是在从新疆巴里坤至额济纳河下游绿洲之间行军过程中发生的，其使者至乌母主可汗驻地的路线也必然是自额济纳河溯流南下。这一点能够说明，天赞三年（924）年底，契丹西征军已经从新疆巴里坤进入了内蒙古额济纳河甘州回鹘势力范围。甘州回鹘乌母主可汗响应了契丹的招抚，此后亦于天赞四年四月遣使朝贡，在一段时间内与契丹维持了良好的关系。
这一系列的史事都能够说明，契丹在漠南道西段营造了十分有利的地缘政治关系，西征军能够顺利通过。至于漠南道东段，契丹人已经在第一次西征时，于黄河河套东北建立了“西南面”的军镇据点，便于接应西征大军东归。其中只有漠南道中段的党项诸部尚不属契丹控制，才会有尧骨为首的前锋部队征讨沿途的党项、小斛禄诸部，为契丹主力清理沿途的障碍。综观之，当时漠南道沿途政治势力对于契丹西征军并无大的威胁，且多有传统据点能为大军提供后勤补给，这最为有利。因此，契丹第二次西征是征讨阻卜（鞑靼），从漠北路进军，进至阿尔泰山、东部天山之间，将政治影响扩张至西域。最终因阻卜的阻击，契丹西征军从更为安全的漠南道东归。此次西征也奠定了10世纪契丹—辽王朝在蒙古高原、东部天山—阿尔泰山一带基本的政治布局，即与东部天山—阿尔泰山的政权、部族通交；对蒙古高原的阻卜（鞑靼）诸部进行打击、防御。这一基本的动向与当时欧亚东部地域其他政权、部族的政治关系息息相关。契丹与辖戛斯的交通问题已非单纯的地理路线考证所能解释，需要综合考量契丹西征之后各方政治关系的联动关系，从中阐释地缘政治格局对双方政治通道走向的影响，分析双方通交产生与断绝的区域政治原因。
二、东西复杂地缘格局中的契丹-辽与辖戛斯之交通
契丹西征之后的第六年，辖戛斯人首次长途跋涉至契丹腹地。《辽史》记录做“西南边将以慕化辖戛斯国人来”，这条信息表明辖戛斯人是经由河套平原东北的契丹西南边境进入国境的。至于在此之前他们是从哪条通道进入河套平原，并与契丹接触，则取决于10世纪漠北鄂尔浑—翁金河流域、黄河河套—河西、东部天山—阿尔泰山等几大地区的政治势力联动、博弈的结果，本节考虑的核心在于契丹—辽王朝当时掌握了哪些政治通道可以与东部天山—阿尔泰山以北的政治势力进行交通。
10世纪前中期，因契丹西征大规模讨伐漠北的阻卜（鞑靼），迫使后者寻求契丹南方敌国后唐、宋诸政权的支持，以求制衡契丹，他们之间利用漠北鄂尔浑—翁金河通道建立了频繁的朝贡关系。从逻辑上讲，这条通交路线只有在契丹—辽王朝势力范围之外，才能成为反契丹联盟的政治往来通道。981年（宋太平兴国六年），宋朝曾派王延德出使高昌回鹘，使团行进的路线就是从宋人暂时掌控的夏州（今陕西榆林）北上，进入漠北九姓鞑靼的古回鹘旧地，再向西前往高昌回鹘。宋使团选取这条路线一方面是要顺路招抚鞑靼部族，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九姓鞑靼部族与宋朝带关系紧密、友好，为其使者开放道路。据王延德所述，他沿途路过都督山（郁督军山），附近有“大虫太子族，接契丹界”，就地缘关系而言，契丹—辽王朝的势力范围当时仍在漠北鄂尔浑河—翁金河主干道之外。10-11世纪之交，辽朝方着力攻掠漠北鞑靼领地，统和十二年（994），齐妃受命统帅西北路乌古部族兵及永兴宫分军进攻阻卜，是为辽人大力进占鄂尔浑河流域之始。辽降宋供奉官李信向宋人报告称齐妃“领兵三万屯西鄙驴驹儿河……逾年，齐妃请于萧氏，愿以为夫，萧氏许之，使（之）西捍达靼”。从这一动向来看，截至10世纪末，辽人在漠北的势力局限在蒙古高原东部克鲁伦河（辽称“驴驹儿河”），之后才以此为根据地向鄂尔浑河流域扩张的。10世纪的大部分时段内（926-990），由于受到鞑靼的阻隔，契丹在漠北腹地尚无法立足，自然不能利用鄂尔浑—翁金河四至通道与西域或者北方的叶尼塞河流域进行政治往来。
辖戛斯人与鞑靼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处于敌对关系。早在9世纪辖戛斯汗国袭破回鹘汗国，发展至顶峰，曾于会昌二年（842）派遣使者踏布合祖至唐朝，声称“将徙就合罗川，居回鹘故国，兼已得安西、北庭、达靼等五部落”。此“合罗川”为回鹘牙帐所在，其地在乌盖诺尔西流入鄂尔浑河之的哈拉河。辖戛斯汗国在南下时，兵锋已掠至达靼诸部居地。此外，叶尼塞河流域的两通如尼文碑铭涉及到辖戛斯人与九姓鞑靼，白玉冬综合前人研究进行了释读。其结论是威巴特第九碑第一行中提到“tataryaγï eli”(敌国鞑靼国)，第二通哈尔毕斯·巴里碑东面第四行提到碑铭主人在27岁时为了“el”（国）去了“toquz tatar”（九姓鞑靼），或理解为碑铭主人去与鞑靼作战，两通如尼文碑铭的时代是在10-11世纪。辖戛斯人与占据鄂尔浑—翁金河流域的九姓鞑靼敌对的政治关系，也决定了叶尼塞辖戛斯人在10世纪时无法利用漠北通道与契丹进行直接联系。
漠南道是10世纪契丹与东部天山—阿尔泰山等西域政权、部族交通的最为安全的通道。契丹在阿保机两次西征，东征渤海国之后，基本解决契丹领土两翼的安全问题。尧骨继承契丹帝位时，耶律羽之上表提出以渤海徙民翼契丹之左，以突厥、党项、室韦夹辅契丹之右，坐制南邦的战略措施。这种建议自有其现实基础，耶律德光在位期间（927-947），居于黄河河套北部的党项与契丹关系较为和睦，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辖戛斯与契丹通交的10世纪中前期，河套北部的党项人也大多成为契丹—辽的蕃附。据后晋、宋朝资料看，沿河党项、山前、山后逸利、越利诸部皆受契丹官告、职牒、旗号。沿河党项即前述尧骨平定之“河壖党项”，“逸利、越利”即宋人文献中的“日利、月利”，居地在阴山南北。原居于古丰州之地（唐天德军）的藏才族大首领王甲，曾为契丹左千牛卫将军。诸如此类党项部族地处东西交通要冲，一部分部族臣服于契丹，自然会为契丹提供东西交通的便利。
党项部族可以成为契丹—辽王朝开拓河套通道的直接助力，也可以成为其最大变数。这些党项部族因其居于东西交通战略要地而自持，游走于周边的各大政权之间，时附时叛。前述与契丹临境的沿河党项、藏才族等党项部族甚至在辽宋战争期间（979-1004）大规模南徙河套南，内附宋朝。另外，活跃在黄河河套内平原的夏州定难军党项也对辽、宋与河西回鹘诸政权的交通存在重要影响，夏州在毛乌素沙漠南部平原，是联通黄河河套东西的战略要地，从河西进入黄河，向东北可进至契丹，南则可与中原王朝联通。夏州党项在960年宋朝建立前，与五代各政权形式上臣服，实则“朝秦暮楚”，保持自立，并与契丹相抗。944年（契丹会同七年，后晋开运元年），夏州党项首领李彝殷曾率军自麟州渡过黄河侵扰契丹西境，牵制后者南攻后晋，并获封“契丹西南面招讨使”。因夏州党项的原因，契丹1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无法南下掌控河套连接河西走廊的通道。
影响契丹东西交通走向的另一重要政治势力则是甘州回鹘，其地理位置正当河西走廊东西主干道，北可通蒙古草原，向南则控扼祁连山口至青海的通道。阿保机西征回军过程中曾迫使甘州回鹘一度臣附。在以后的时间内，甘州回鹘主要与中原五代、宋王朝进行频繁的朝贡，向西则控扼沙州归义军等西域政权向东联系的孔道，向北与契丹—辽王朝则较为冷淡，双方基本没有往来。唯一的异例仅见937年（辽太宗天显十二年）、939-940（会同二—三年）有“回鹘、敦煌使者”至契丹朝贡，学界一般认为其“回鹘”即甘州回鹘，敦化则是当时甘州回鹘西部的沙州曹氏归义军使者。这段时期时值契丹与后晋约为父子之国的蜜月期，甘州回鹘或因后晋的关系而前往契丹朝贡。937年契丹在诸国使团回程时，派遣“蒲里骨皮室胡末里使其国”随访，940年，“墨离鹘末里使回鹘阿萨兰还”。胡末里/鹘末里跟随甘州回鹘使团回访，并行经“回鹘阿萨兰”（高昌回鹘）归国，契丹使者应是首次沿河西走廊—东部天山行进。此次交通的前提条件是中原的后晋一度与契丹关系友好，以至于甘州回鹘亦为契丹使者提供通行便利。
夏州党项、甘州回鹘都是掌控契丹—辽王朝利用河西走廊通道的势力，1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两者在政治上都倾向于南方中原政权，自然不会对辽王朝开放河西走廊。藤枝晃通过史料统计，发现河西走廊沿线政权向辽宋两国的朝贡活动存在频次波动，是与辽宋两国与夏州党项关系变化密切相关的，即夏州与辽关系和睦时，夏州党项会将河西走廊政权使团引向辽一方，反之则引向宋朝一方。这一规律亦适用于甘州回鹘，沙州等政权多受甘州的政治倾向限制，在后者与宋朝频繁交通之时，自然无法前往辽朝贡。
10-11世纪之交，辽朝利用夏州、甘州之变局才扭转了局面，在一定的时段内获得了经由河套套内至与河西走廊沿线政权交通的便利。10世纪末宋与夏州交恶，引发986-1003年的宋夏战争。这场战中过程中，辽朝站在夏州李继迁一方，共同对抗宋朝、甘州回鹘。辽人不仅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夏州联通河西的便利，还主动对甘州回鹘进行了近4次的讨伐。在这段时间内，曾受制于甘州的沙州政权频繁至辽朝贡。可以说直至11世纪初，因河套、河西走廊的地缘关系对辽朝有利，敦煌沙州至辽朝腹地的交通才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畅通，但在10世纪，这条通道对于契丹—辽官方向西交通而言是关闭的。
西域与契丹—辽的河西走廊通道在10世纪受阻，并未影响到高昌回鹘（阿萨兰回鹘）、辖戛斯等居地在东部天山及其以北的政权、部族通交辽朝。高昌回鹘是西迁回鹘的一支，在唐北庭故地立国（今中国新疆吉木萨尔一带），逐步吞并周边势力形成的重要政权。其名为“Qocho Uighur”，汉文史籍因其语音译写作“高昌回鹘”“和州回鹘”等，又高昌回鹘建国之地位于唐西州故地，宋朝史籍称之为“西州回鹘”。高昌回鹘在契丹西征以后，一直与契丹—辽维持了良好的政治关系。据《辽史》载，太宗天显八年（933）高昌回鹘曾遣使者至契丹，辽景宗于保宁三年（971）曾派铎遏出使高昌，后者于保宁五年（973）、十年（978）又遣使至辽。高昌回鹘与契丹—辽朝的交往通道亦应尽力规避当时敌对阵营的控制区域，结合上述地缘关系分析，不难认为，这条通道是沿着契丹西征回军的路线行进，即由霸离思山（巴里坤）东行，进入今内蒙阿拉善，过居延海，经过契丹控制的黄河之北党项居地，进入西南路招讨司辖境。契丹在937-940年派遣的使者胡末里属蒲里骨皮室军中的墨离人，其原居地就在东部天山地区，当是跟随契丹西征而被整编至皮室拽剌墨离军之中，熟悉当时的交通路线，故其跟随甘州回鹘使团进入河西走廊，游历西域，转而从阿萨兰回鹘返程，也应是选择这条安全的漠南道。
上述历史现象背后的社会根源在于，东西交通路线是带有鲜明地域秩序特征的政治纽带。若从长时段的历史过程审视，中国历史上的魏晋—隋唐时代，北部草原游牧国家与南方中原王朝的势力东西延展，彼此互动的结果之一就是塑造了横贯欧亚东部的三条通道，他们分别是中原王朝经常利用的河西走廊通道，即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北方民族王朝联通东西交通的漠南道；以及联通草原游牧—农耕定居两大政治秩序的北南通道—漠北回鹘道。这三条通道的形成各有历史背景，但他们的贯通与运作都与当时政治秩序的强大与稳定息息相关。在本文叙述的时代，维系东西通道的两大政治秩序同时崩溃，整个欧亚东部地区的地缘格局呈现区块化分割，不仅存在北南并立，亦出现东西分割。原来能够贯通东西的通道也因地域化的多极政治秩序所肢解，对于一个政权、部族而言，其对外通道能否畅通，走向如何，取决于其所处区块与其他区块间的地缘政治的关系。10世纪欧亚东部多极格局背景下的东西通道走向不再是单纯的路线问题，而是多对政治关系排列重组，结成各类跨区块政治秩序的链接纽带。因各区块间的政治关系存在多重变数，那么链接各政治实体的地缘政治通道也存在不同的排列组合。
因此，9-10世纪以后的欧亚东部区域的东西交通现象是相对的，多元性的。在东西通道的东部地区契丹—辽王朝与五代—宋王朝存在对立与博弈，中部路线的战略节点上，自北至南存在漠北鞑靼、黄河河套的党项诸部族，这些政治集团在契丹—辽与中原汉地王朝的对峙过程中立场各异，时刻影响着东方两大对峙政权向西联通的渠道。至于再向西的传统西域地区，自东部天山—阿尔泰山的高昌回鹘，南部河西走廊的甘州回鹘、沙州等地区政权也都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倾向。承自魏晋—隋唐以来的东西通道被这些政权、部族按照政治分野区块化分割，这种区块化的分割也会因政治关系的变化而有所转变。
契丹—辽王朝与辖戛斯的交通，主要受制于这种东西交通政治区隔的影响。10世纪占据漠北的九姓鞑靼，以及中原汉地王朝、河西走廊孔道之上的甘州回鹘关系密切，近乎结成针对契丹—辽王朝的政治联盟，他们掌控着当时的漠北回鹘道、河西走廊传统的丝绸之路。在契丹腹地之西形成了从鄂尔浑—翁金河—黄河河套—河西走廊孔道纵贯南北的政治屏障，阻断了契丹—辽联通东西的政治交通。10世纪契丹西征最大的政治成果就在于通过对黄河河套北部党项部族的政治征服，在这一南北政治屏障的中段打开了缺口，利用漠南道建立起对于东部天山—阿尔泰山部族、政权的政治交通关系。契丹—辽王朝之兵锋虽然能够触及东部天山—阿尔泰山地区，与该区域存在政治联动，但对于其内部政治格局无法起到决定作用。辖戛斯的活动范围属于东部天山—阿尔泰政治区块之内，与契丹之交通及其后断绝的主要历史动因在于东部天山—阿尔泰山内部地缘政治格局的嬗变，这其中的变数即有区域内政治、部族关系，也包括辖戛斯自身势力的消长。现详述如下。
三、辖戛斯汗国天山通道地缘环境的恶化及其与契丹通交的终结
辖戛斯汗国的政治势力在9世纪末从东西天山地区撤出之后，仍控制着阿尔泰山—叶尼塞河地区。米诺尔斯基留意到《世界境域志》提及辖戛斯在阿尔泰山活动的线索。他认为该书第5章《关于山脉及矿产》第8条提到的辖戛斯部落境内的TŪLAS山在阿尔泰山区，其文字被此书作者错置在伊塞克湖西北山脉之下。同章第12条还提到，“另一座山位于北部(nāḥiyat)，在基马克边界和辖斯境域起点之间。该山始于基马克边界，向东延伸到辖戛斯边界。然后向北延伸至世界宜居区（ābādhānī）北方之尽头。在北部地区，这座山被基马克人称为K. NDĀV. R—BĀCHĪ（*Kundāvɑr,Kɑndā'ur-tɑghi）”。米诺尔斯基也认为这座山看似是额尔齐斯河发源地一带的阿尔泰山。巴哈提·依加汉结合《世界境域志》，综合分析伊斯塔赫里、伊本·豪卡勒的记述，发现这些穆斯林地理学家都记述了辖戛斯在额尔齐斯河流上游活动。
这也是中世纪（8-12世纪）辖戛斯汗国核心领域。如尼文《铁尔浑碑》（旧称塔里亚特碑）西面第5行记述了辖戛斯8世纪战败之后与回鹘的分界线，根据前人研究录文罗马转写：“berigärü učïaltun yïš kedin učï kögmän ilgärü učï-yölät”，义即“保卫……在金山（阿尔泰）山林的西边疆界，在曲漫山的东边疆界”。这段碑文讲述回鹘汗国派军在北部辖戛斯边界进行防御。其中“曲漫山”是今唐努乌拉山，在叶尼塞河上游之南的分水岭。在8世纪被回鹘汗国击溃之后的辖戛斯汗国势力衰微，《铁尔浑碑》所述界限应当是其基本核心领域之南界，即东起曲漫山，西至阿尔泰山一带。可以认为9-10世纪之交辖戛斯汗国的势力范围回缩到其传统的核心领域，其西端仍在阿尔泰—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
需要注意到是，辖戛斯汗国的领域并不等同于叶尼塞辖戛斯人的分布范围。辖戛斯汗国是一个以叶尼塞辖戛斯部族为主导形成的多部族联合政体。苏联及其后的俄国考古学者发现9-10世纪叶尼塞辖戛斯文化通过军事征服扩散到阿尔泰山地区，与突厥与阿尔泰—铁勒文化（Turki-Tugyu and Altai-Tele）出现一定程度的融合。他们认为当时萨彦—阿尔泰地区已经实现了汗国（state-federation）秩序下的多文化区的联合，作为统治精英集团标志的辖戛斯文化与当地的基马克部族出现融合，形成地方次生族群（ethnic sub-groups）。因此，在阿尔泰—额尔齐斯河地区，存在辖戛斯汗国与基马克分布地域重合的外围地带，其当地部族并非辖戛斯人，但在辖戛斯汗国的领域范围之内。辖戛斯与外部政权发生的地缘政治关联，首先是经由这些领域边陲的非辖戛斯人实现的。
《世界境域志》提及10世纪初辖戛斯汗国领域西南缘的线索。第12章《关于九姓乌古斯国及其城镇》载：“（九姓乌古斯）东面是中国，其南是吐蕃与葛逻禄的一部分，其西是辖戛斯的某些部分，北面也是辖戛斯，遍布于九姓乌古斯国全境沿边各地（andar hama ḥudūd-i ū biravadh）”。这段文字所述之领域展现的应是9世纪末辖戛斯汗国势力外延的一种信息混杂的状态，其西部有辖戛斯之谓是作者地理认知有误，至于其北面是辖戛斯当无问题。该节下第2条载，其附近是“Ṭ.fqān山”，山后有五个村子：KŪZĀR. K, JMLKATH, *PANJĪKATH, BĀRLUGH, JĀMGHAR. 九姓乌古斯国王夏天在*PANJĪKATH村。九姓乌古斯之北是一片草原，该草原在他们和辖戛斯人之间延伸，直到基马克边境。
据学界已有研究，此段文字的“Ṭ.fqān山”即指东部天山，“*PANJĪKATH村”即“别失巴里”，即今天山北麓吉木萨尔境内的北庭故城，山后五村应是北庭故城地区的居民点。其北的一片草原应是从巴里坤向西延伸的天山北坡草原带。基马克整体活动地带在辖戛斯之西，草原与两者对应的方位应该是东部的巴里坤对应辖戛斯，草原向西延伸的地段对应基马克边境。与之相呼应，本章第10条“J. MLĪKATH”称，“是一个大村，其首领称叶护，叶护的属民（现在？）被安置在那里，因为基马克人、葛逻禄人和样磨人过去常常劫掠此村镇。”学界将“J.MLĪKATH”与925年成文的《钢和泰藏卷》中的于阗文地名“cąmaiḍä baḍaikä”勘同，是当时高昌回鹘疆域的西北角，在今昌吉的玛纳斯河一带。那么可以认为至少不晚于925年，高昌回鹘的北界在天山北麓草原地带，其东与辖戛斯汗国的势力范围临界，西北界则与当时的基马克部族的活动地域相邻。
北庭故城西大寺遗址
这一时段正值契丹阿保机西征至霸离思山，一度占领高昌回鹘天山北麓的浮图城（即别失巴里），又“尽取西鄙诸部”，与天山南北的政权、部族发生了政治关联，可以认为辖戛斯汗国势力范围西南缘抵达巴里坤草原北部，这里依附于辖戛斯的部族当属“西鄙诸部”之列，曾一度受到契丹兵锋波及。辖戛斯汗国的政治中心一定得知了契丹的情况，但并未与契丹在此时发生直接的政治联系，这一点可由931年“慕化辖戛斯国”的“慕化”二字得证。契丹官方第一次与“辖戛斯国”通交是在此时，与之相对应，辖戛斯主动与契丹进行直接联系，一定是在此之前已经感受到契丹西征时的政治影响。
辖戛斯与契丹进行直接联系的政治动机应源自高昌回鹘扩张的政治压力，其具体情形可见英藏S.6551敦煌文书《讲经文》：
远持微德，来达此方，睹我圣天可汗大回鹘国，莫不地宽万里，境广千山，国大兵多，人强马壮。天王乃名传四海，得（德）布乾坤，卅余年国安人泰，早授（受）诸佛之记，赖蒙贤圣加持，权称帝主人王，实乃化身菩萨。诸天公主邓林等，莫不貌夺群仙，颜如桃李，慈人（仁）玉润，既叶九[五]之宠，爰丞（承）圣主诸（之）恩，端正无双。诸天特勤，莫不赤心奉国，忠孝全身，扫戎虏于山川，但劳只箭，静妖纷（氛）于紫塞，不假絣纮。遂得葛禄、药摩、异貌、达但，竞来归伏，争献珠金；独西乃纳骆马，土蕃送宝送金；拔悉密则元是家生，黠戛私则本来奴婢。诸蕃部落，如雀怕鹰，责（侧）近州城，如羊见虎，实称本国，不是虚言。
S.6551《佛说阿弥经讲经文》局部
据张广达、荣新江考证，S.6551《讲经文》作者是一位10世纪初游历中原，后至高昌回鹘讲经的僧人，他大致在930年前后撰写了这篇讲经文。作者在这段文字中，饱含褒赞之情，歌颂“圣天可汗大回鹘国”的疆域广阔，亦由此可知当时的高昌回鹘已经进入一个极盛期。《讲经文》提到的臣服部族中，“葛禄”、“药摩”即突厥语族的葛逻禄（Qarluq）、样磨（Yaghma）诸部，“异貌”即“Imäk”，属基马克之异称，当是上述与葛逻禄、样磨同在高昌回鹘西北活跃的基马克之一部。此文称他们“竞来归伏，争献珠金”，亦称“诸蕃部落，如雀怕鹰，责近州城，如羊见虎”。高昌回鹘势力在向北扩展的危势自然会蚕食辖戛斯汗国的势力范围，双方关系交恶。《讲经文》的行文之中通过追溯回鹘征服辖戛斯之典故，贬损辖戛斯为旧时奴婢，即能体现出高昌回鹘对辖戛斯的敌视态度。通过《辽史》辖戛斯931年遣使契丹事仅能表明当时的辖戛斯并非高昌回鹘的附庸，仍要与契丹建立某种联系，以谋求契丹—辽王朝的支持。然而，从文献记述的情况来看，辽人更加重视与高昌回鹘的关系，并未对辖戛斯有所行动。辽世宗天禄二年（948），春正月，才派遣盆都出使辖戛斯国。
辖戛斯汗国政治中心一直在蒙古草原以北的叶尼塞河上游，一旦九姓鞑靼控制了回鹘道的鄂尔浑—翁金河流域，漠北的剑河道受阻，当他们前往东方的契丹—辽朝时，只能通过其西部领域的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一带，通过高昌回鹘附近的通道与漠南道西端的路线进行连通。在经过额尔齐斯河之后，大致有东、西两途。东段路线没有详尽记述，通过《辽史·耶律化哥传》的记载可以进行佐证。1012年耶律化哥曾率军西征讨伐翼只水（额尔齐斯河）逆命蕃部，在回程过程中，曾“路由白拔烈，遇阿萨兰回鹘，掠之”。辽军深入翼只水（额尔齐斯河）回程时，偏离了预定路线，误入高昌回鹘的白拔烈（今新疆木垒一带），那么，从大致方向来看，辽人在新疆一带的行进路线正是巴里坤—准噶尔盆地东缘——翼只水（额尔齐斯河）。这一通道不仅是辖戛斯人东进至漠南道最为便捷的路线，同时也是辽人较为熟知的。因此，辖戛斯与契丹之间的交通，应沿此路线行进，这也是辽遣使至辖戛斯的交通路线。
迦尔迪齐《记述的装饰》（Zayn-al-akhbār）记载九姓乌古斯（高昌回鹘）之地通往辖戛斯的道路，实属西段路线。其经行的地点按照先后顺序包括“Chīnānjkath”（中国城）、“Xusan/Kh.sn”“Nūkhb. k”“KMR'Z/K. mīz(art)”“Mānb. klū/ Mānābag-lū?”“Kökmän”。米诺尔斯基认为“KMR'Z/K. mīz(art)”在今塔尔巴哈台山脉南麓，“Mānb.klū/ Mānābag-lū?”应该与阿尔泰山相关，“Kökmän”即唐努乌拉山。那么这一路线应该是由高昌回鹘城向西，沿准噶尔盆地西端北行进入额尔齐斯河—阿尔泰山区。东、西两条通道都是在额尔齐斯河一带会合，再进入辖戛斯汗国的腹地。这条西段路线要多经过高昌回鹘的腹地，在930年前后对辖戛斯汗国而言显然是阻碍重重的。
在高昌回鹘成为东部天山地域的强国，与辽建立紧密关系的大背景下，辖戛斯与辽王朝的通交很快就被中断。在辽保宁八年（976）“辖戛斯国遣使来贡”这最后一条记录之外，双方再无交通。约6年之后（981-984），宋朝使者王延德看到了高昌回鹘已成为东部天山—阿尔泰山一带的政治中心。他在《使高昌行记》中称：
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阗，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岭，皆数千里。……所统有南突厥、北突厥、大众熨、小众熨、样磨、割禄、黠戛司、末蛮、格哆族、预龙族之名甚众。
这里他提到了高昌统辖之部有“黠戛司”。众所周知，高昌回鹘的北界一直没有达到阿尔泰山地区，因此此处提到的“所统”关系主要是指高昌作为宗主国，对周边部族和国家形成节制关系。10世纪的阿拉伯学者马苏第（Mas'udi）着《黄金草原》（Muršûdj ɑdh-dhɑ-hɑb）第396节谈到高昌回鹘对周边部族和政权的可汗汗权权威，“突厥人”的国王，“Kushan城的统治者、突厥的托古兹古思君主，他被称为猛兽之主和马主，因为世界诸君王之中他的士兵最勇猛、最不怕流血，因为他的马最多。他的国家在中国和呼罗珊荒原之间。他最常用的名称是回鹘汗。突厥中有许多君主和许多种族，互不统属，但他们都不否认他的王权。”高昌回鹘的北部疆域并没有越过额尔齐斯河，但从这一层面来看，辖戛斯汗国此时可能已经承认高昌回鹘的可汗权威，在政治地位上低于高昌回鹘。
此外，还应考虑到有辖戛斯社群散居在高昌回鹘境内，作为臣民存在的可能性。这一点也有线索可寻。在辖戛斯汗国势力大规模回撤的过程中，一些辖戛斯社群很有可能没有追随主力返回业尼塞河故地，而是在天山地带其它部族地域内散居。《世界境域志》第15章“葛逻禄国及其城镇”下，有“*B.NJŪL”(*Banjūk?)，“坐落于葛逻禄国境内，但之前该地的国王是九姓乌古斯的统治者，现在是由辖戛斯人占据”，即可知*B.NJŪL之地的统治权曾在九姓乌古斯和葛逻禄人之间转换，但其居民主要是辖戛斯人。类似这些散居的辖戛斯社群规模十分有限，很难形成独立活动的政治实体，因此也不会成为传世文献关注的主要对象，甚至此后于历史记述中湮没无闻。
因此，从王延德记录展现的整体局面来看，高昌回鹘在10世纪80年代已经能够掌控东部天山—阿尔泰山地区主要的通道，加之与辽王朝紧密的政治关系，具备了辽朝西向交通中介者的条件。《辽史·食货志》载：“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雄州、渤海皆在契丹之南、东，“西北诸部”与高昌对应，当然也包括在高昌之北的辖戛斯，这段话可以看出高昌回鹘在辽王朝向西联通战略通道上的枢纽地位。从后来的发展趋势来看，辽朝在西域的经营与交通越来越倚重高昌回鹘。前述1012年，耶律化哥误攻掠高昌回鹘，其都监褭里告知耶律化哥：“君误矣！此部实效顺者”。这种“效顺”之关系并未因此次辽人的错误劫掠而受到影响，两国此后谋求在天山一带建立对抗喀喇汗王朝东扩的联盟。1027年，两国为此目的曾一同遣使至中亚的伽色尼王朝，其辽人西进中亚的通道也当以高昌回鹘为中转之地。
辽—高昌回鹘对天山通道的垄断是阻隔辖戛斯东出天山的重要地缘制约因素，此外还要考虑到辖戛斯汗国在10世纪以后呈现离散与解体的趋势，则是导致其天山交通中断的内部原因。11-12世纪，辖戛斯之名已不见于《辽史》记述，取而代之的，则是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流域，原来在辖戛斯领域范围内的部族开始活跃起来。据巴哈提·依加汉考证，先后有拔悉密（《辽史》中作“远夷拔悉密”）、乃蛮（《辽史》中作“粘八恩”或“粘八葛”）崛起，后者在12-13世纪发展壮大，其北疆已经抵至唐努乌拉山，直接与“乞儿乞思”（元明文献对辖戛斯的音写汉字）人的领地相接。由此联系10世纪的地域格局，可以看到辖戛斯汗国衰退的过程，外围丧失了对阿尔泰山的控制，退缩至叶尼塞河上游的地区。俄罗斯考古学者根据考古证据，发现在10-11世纪辖戛斯汗国的政治中心已经从图瓦盆地（即克姆契克河流域）北迁至萨彦岭一带，11-12世纪，在米奴辛斯克盆地出现了地方酋长山城（寨）林立，汗国中央权力旁落的情况。可见，其内部的汗国最终也完全瓦解。
综观之，10世纪辖戛斯汗国核心领域所在的叶尼塞—阿尔泰山地区已经存在经由东部天山前出漠南的通道。但是，由于高昌回鹘与辽王朝之间的政治联系不断加强，促使辖戛斯的区域政治地位进一步旁落，加之其内部汗国发生离散，自然再无法主动掌控这条与东方大国联系的通道。另一方面，辽王朝在11世纪开始积极经营漠北鄂尔浑—翁金河通道，驱逐当地阻卜的反辽势力，在当地建立军镇驻防体系，实际上掌控了草原通道的交通。可以认为契丹—辽王朝能够利用漠北草原道路的时间不应早于10世纪末。11世纪的辖戛斯已经无法作为一个统一、强大的区域性势力影响东部天山—阿尔泰山—蒙古高原一带的政治格局，此后再未见辖戛斯南下、东进的通交活动。辖戛斯内部持续的离散化趋势，则导致汗国实体的消亡，也因之湮没无闻，直至13世纪蒙古人进入叶尼塞河流域时再次将这个没有可汗的部族散居之地纳入到文献记载之中。“乞儿乞思”仅是居于叶尼塞河西、萨彦岭一带的部族之一，该部族应是辖戛斯可汗所出之腹心部，并与辖戛斯汗国原来的政治中心唐努乌拉山北的克穆契克河流（谦谦河Kämkämchi'üt）别为两地，而同属一个地域。同时，散居各部的君长称“īnāl”，无高下之分，凌驾于其上的，代表核心的“可汗”已经消失。此后，这些部族则进一步融入了蒙古帝国的秩序之内，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俄国图瓦克孜勒博物馆藏叶尼塞碑铭
小结
《辽史》记述的契丹—辽王朝与辖戛斯汗国通交记录虽然极简，但其背后却涉及欧亚东部地区多政权、部族并立的复杂地缘格局。两者发生的短暂通交活动是多个区块之间进行地缘联动、相互影响的结果。当时的契丹—辽王朝位于东部的中国赤峰一带，在建国初期进行大规模的西征活动，力图同时打通漠北鄂尔浑与黄河河套平原两条通道，而当时漠北的鞑靼、中原地带的五代—宋王朝都与辽王朝处于敌对状态，他们与控制河西走廊通道的甘州回鹘一同对契丹—辽王朝的西进活动进行扼制。历史地理范畴的陆地交通路线漠北草原通道、漠南道，以及河西走廊被这些政权、部族分段占据，形成对契丹、辖戛斯持不同立场的区块，并且在当时的地缘关系背景下，多数通道对两方都是封闭的。契丹—辽王朝选择当时各大势力南北衔接的边缘交叉地带，成功的打通了经黄河河套平原、额济纳河上游绿洲进至东部天山地区的漠南通道。辖戛斯汗国的主要前出通道也因地缘政治关系的限制，只能选择东部天山—阿尔泰山通道，在地缘关系上亦受制于强势崛起的高昌回鹘。辖戛斯与高昌回鹘两者在东部天山地区势力的此消彼长则决定了辖戛斯在地缘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无法与契丹—辽王朝建立稳定的联通关系。
辖戛斯汗国的发展没有逃离游牧帝国（Nomad Empires）发展的宿命，短期骤兴，之后则解体为散居的部族状态。本文讨论的时段正值辖戛斯汗国处于滑坡解体过程之中，展现的对契丹—辽通交之信息自然不能是一般所称的互遣使者，抑或是发生双方稳定朝贡—册封记录。这段看似资料稀缺、秩序混乱的历史场景，展示了特有的时代特征：各重要区域（东北、河套平原、漠北、河西走廊、东部天山等）内的政权、部族并立，在东西交通方面彼此相互制衡，形成一个相互联动的区域网络格局。辖戛斯汗国势力在退出天山地区，以萨彦—阿尔泰为核心居地，通过东部天山核心区与其他区域相联通。契丹—辽王朝的政治中心虽然偏居中国东北地区，但通过其多年的经营，不断改变这种相对隔绝的状态，营造跨区块的地缘环境，从10世纪对河套平原党项部族的经略，成功的打通了漠南通道，又至11世纪征服鄂尔浑河流域的鞑靼人，控制了漠北通道，这个过程是以契丹—辽王朝为中心，推进北部区块的再次整合。契丹—辽王朝推区块整合的同时，始终重视东部天山高昌回鹘的地缘意义，一直在后者的帮助下推进其在东部天山—阿尔泰山地区的政治影响。可以说这应是契丹—辽王朝与辖戛斯汗国实现短暂通交的前提和基础。
【注】文章原载于《欧亚学刊》第九辑，商务印书馆2019年9月。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