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对《达尔文的错误》的反驳

达尔文无疑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其通过著述《物种起源》开创了进化论。其中共同祖先的理论已被大量地质学化石证据所证实，而适者生存理论还颇有争议。许靖华的《达尔文的错误》一文作为挑战进化论的代表作，从多方面对达尔文学说提出了质疑，其一是进化论成为进行种族扩张、种族灭绝、弱肉强食的恶性竞争的理论依据，其二是达尔文对于灭绝现象的解释是错误的，其三是达尔文的理论无法预测结果，因而没有意义。我认为这几点质疑都是不充分的，不足以动摇达尔文理论的根本。

达尔文是从对于自然界中大量物种的考察而得出的自然选择的规律，与人类社会内部的运行法则本没有丝毫关系。某些居心叵测的资本家、政治家、社会学家、种族主义者为了推行、宣传自己的主张，对达尔文的学说添油加醋，进行极端的推理演绎，然后奉为金科玉律。这些荒谬而危险的做法当然是需要批判与反对的，但是那些对于滥用达尔文学说的批驳并不构成对达尔文学说本身的挑战，因为这些社会学范畴内的推论并不在进化论、适者生存原本的论域之内。即使没有《物种起源》，那些种族主义者也可以从神创论中得出人分三六九等的结论，他们总会搜集一切可以为己所用的依据。人类社会中究竟有没有适者生存，这已经是需要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等重新探讨的另一个问题了，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究竟能不能从自然科学规律中寻找依据，这也不是一个容易证明的命题。因此，因为达尔文学说被某些别有用心者错误地使用而否定达尔文学说作为一项科学研究的价值，是没有说服力的。

达尔文的学说固然也不是完美的，他或许根本就没有关注到或者不知道地球历史上的五次生物大灭绝，因此他可能低估了环境变化速率在生物灭绝中的地位。但是，一方面，自地球上有生命出现以来几亿年的时间里，只发生了五次这样的极端情况，达尔文的学说针对其余绝大部分时间里环境变化很温和的情况还是可能适用的；而且这几次极为剧烈的环境变化所导致的绝大多数生物不能适应而大灭绝，不是恰恰证明了达尔文“变异是微小的，自然界中没有飞跃”的观点吗？另一方面，环境与生物、生物与生物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虽然环境对生物确有重大作用，但并不能因此而削弱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生物入侵的例子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在环境几乎没有变化的短时间内，外来物种比当地物种更能适应环境，因而取而代之成为优势物种，那些原来的生物反而数量锐减甚至灭绝。另一个关于草履虫的实验也表明生物之间的竞争是会显著影响种群数量的：数目相等的双核小草履虫和大草履虫放在某个容器中混合培养，开始时它们的数量均增加，但随后双核小草履虫数量继续增加，大草履虫数量下降最后完全消失，而它们的都没有分泌杀死对方的物质。由此可见，生物间竞争的结果无论是生态位分化使得双方共存，还是竞争排除使得一方完全被取代，都会显著影响各种生物的数量与演化，因此达尔文总结的规律的并不是完全错误的。

至于适者生存理论不能预测结果，也不尽然。首先，我们无法预言何种生物幸存、何种生物灭绝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无法预言环境变化与基因突变——环境变化的影响因素过于复杂，基因突变又完全随机。然而，倘若我们确定了这两个条件，那么的确是可以预言的。比如说，如今我们可以通过转基因技术将抗虫棉基因导入棉花中，那么转基因棉花在有棉铃虫地区的适应能力及生存情况将比野生棉花好，这是可以预测也可以被实验证实的。又如当我们使用农药的时候我们可以预知一段时间后这个地区害虫中有耐药性的比例将上升。所以，尽管我们确实不能依靠适者生存的规律而成为先知，但它依旧有其独特价值——它揭示的是生物与环境的依存关系，它解释了漫长历史中生物存在的原因。

在我看来，达尔文的观点中最突破性的发现就是他触及了生物进化的本质逻辑，即变异为进化提供了原材料，这些随机的变异中最适应环境的得以大量繁殖，通过遗传以及漫长的时间积累，形成具有可观新性状的物种。最关键的是第一步，变异，而且是不定向的变异，并非为了某个目的或需要而产生的变异，而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普遍存在的变异。不同于人们习惯性想当然认为的用进废退的观点，即长颈鹿脖子长是因为每天使劲伸着脖子吃高处的树叶所以伸长的，达尔文在不知道何为基因的情况下敏锐的意识到了变异的普遍性与重要性。今天的我们知道，变异实质上是基因重组、基因突变与染色体变异，并且尽管环境对于个体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基因仍然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由此可见，达尔文的发现不仅相较于当时迷信宗教的人们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而且即便是只在科学领域内也是一项飞跃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