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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永海教授的新作《中国城市叙事的古典传统及其现代变革研究》所探讨的核心内容是“城市叙事”，这是一个颇具学术纵深感的话题，可谓由来已久，源远流长。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关于城市起源的说法颇多，从而形成最早的关于城市的历史叙事，比如《世本·作篇》曰：“鲧作城郭”；《淮南子·原道训》曰：“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汉书·食货志》曰：“神农之教曰：有城十仞，汤池百步”；《史记·五帝本纪》则记载了虞舜时代城市之兴建，所谓“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先秦以来，关于城市的叙述经历了从历史叙事到文学叙事的演变。最早的文学叙事则可以在《诗经》中找到源头，比如《大雅·绵》记载古公亶父率族人建造城邑的过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再如《卫风·氓》写到城内贸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等等。 《诗经》肇始，文学语境中的“城市叙事”就此开启，随世沉浮，时风浸染，绵延千年，以至于当代。面对此论题，读者自然会有三问，第一问是：“城市叙事”究竟是什么？ 本书将“城市叙事”的概念界定为：发生在城市空间中、带有城市属性的故事情节的叙事内容或段落。并将之与普泛意义的“城市书写”和特殊阶段的“城市文学”作了内涵上的区分，“城市叙事”区别“城市书写”之处在于，它偏重于以故事情节为中心，而不是城市书写的普泛形态；同时，它与“城市文学”概念也有所不同，很多情况下，一般所说的“城市文学”往往指的是一种内容形态，即具有工业文明特征和现代性质素，它属于“城市叙事”的特定阶段和高级状态。 由此可见，“城市叙事”乃是介于“城市书写”与“城市文学”之间的一个概念，它表现出一定的周延性，既关注了研究对象范围的广度，同时也注意了研究对象的独立性与系统性。庶几可自圆其说。 第二问是：“城市叙事”主要指什么？ 广义的城市叙事显然包容了文学体裁的多样性，可以是小说、散文、戏剧，也可以是诗、词、曲、赋。但若论主要文体，小说显然最为切近，正如有研究者所论：“城市在长期的历史遗漏中，顽强地表达自己，文学是她最基本的话语形式。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小说与城市的关系最为密切。城市的叙事，市民的思想表述，多数是借助小说的形式。反过来说，小说也是属于城市的文体。”[1] 所以，在文学的语境中，对于唐以来城市叙事的研究更多是针对小说作品的讨论。 第三问则是，那么在这些洋洋大观的城市叙事中，城市扮演何种角色？或者说，城市如何成就城市叙事？ 本书给出的回应也颇具启发性： 其一是作为情节背景的存在，城市乃是故事的发生地，比如《李娃传》等唐传奇中的长安叙事；其二是作为叙事结构的存在，城市作为文本的一个结构性因素，与人物之间形成了互动性效果，比如宋元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杭州叙事，城市与故事彼此缠绕，相互映照；其三是作为文化想象的存在，城市在这样的文本中已经超乎了一个地域文化的表象，而成为象征性的能指，比如《红楼梦》中的金陵叙事。 当本书呼应并完成了以上的三问，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叙事当可以立论矣。 作者葛永海对于古代小说中城市文化的研究也是由来已久，此前已出版《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本书可视为前书的姊妹篇，如果说《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偏重于古代小说与城市关系的历时性梳理，对于不同时期的典型城市叙事进行重点的揭示，而本书《中国城市叙事的古典传统及其现代变革研究》则侧重于总结和分析城市叙事发展演进的历史规律，并对其古今转型予以重点透视，正可视为对前著的拓展和深化。 正如作者所说，本书的研究动力一方面固然是相关研究尚存在不足之现状的外部驱动，另一方面则是其本人自身研究领域之质性提升和内在深化的需要。作者由此形成的一叙一论，基本完成了对于中国城市叙事历史演进和现代转型的整体把握和理论总结。 总体而言，本书选题新颖，立意高拔，体系宏大，特点鲜明，正如一位匿名评审专家所言：“城市叙事是当前的热门，而追溯其古典传统，试图贯通古今，以城市叙事为核心做贯穿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从而对现当代文学提出建设性意见，则构成该研究的学术特色。作者雄心勃勃，实际完成得也很好，使这项研究达到优秀的水平。” 具体而论，本书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对四对关系的深入把握上。 其一是史与论之结合。 本书视野开阔，体例宏大，布局严谨。在理论思辨的维度上，凝炼出城市叙事之“历史演进论”、“传统特征论”与“现代转型论”三大核心板块，就历史演进而言，本书对于城市叙事的历史分期提出自己的观点，将《诗经》时代一直到二十世纪初的城市叙事，划分为宋前的“都城圣咏”、宋元的“市井俗调”、明清的“城镇和声”、近代的“都市变奏”四个阶段，可以说，第一次较系统梳理总结了中国城市叙事的演进脉络，通过将这一过程凝炼为汇聚着各种声部、交织着各种风格的恢宏交响，生动揭示了不同阶段的主要特征，可谓一语定评。 在“传统特征论”部分，本书分别以“历史·文本·地域：城市叙事审美的多维考察”、“城市空间与经典叙事场景”、“城市空间的文化象征”、“怀旧与伤逝：穿越时空的城市悲情”为题，从审美特质、空间场景、文化象征、悲情主题等方面予以通论式的总结提炼，与此前的历史论述相呼应，纵中有横，史后带论。 在“现代转型论”板块，一方面是对历史演进流程的接续，从社会转型和文化嬗变两个方面论证“都市变奏”的发生；另一方面聚焦于城市叙事之近代变革引发的叙事主题、叙事模式和叙事心理的巨大改变，深入讨论现代转型何以发生、如何发生、影响如何。 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历经较长的时期，这是一个新旧质素彼此斗争、相互缠绕消长的过程。自1840年左右开始发端，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新感觉派作家崛起文坛为标志，伴随着“对象城市的现代性”、“描写的空间化”和“城市反思”等现代城市叙事三要素的确立，现代转型才基本完成。以此作为全书的结穴之处，融古铸今，从而做到水到渠成，逻辑自洽。 其二是宏与微之相济。 这种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思维首先体现在书稿的整体结构上，注重点面结合，在具体论述中通论和个案分析紧密配合。 比如在论述宋元城市叙事时，既有对从宫廷到民间的城市叙事形态转变的整体论述，又有唐传奇之曲江叙事与宋元话本之西湖叙事的比较，以及《开元天宝遗事》与《大宋宣和遗事》的比较等典型个案。 再如在论述“文学转型与城市叙事系统的新变”这一大论题时，其后章节既有“文学古今转型与城市叙事的四种新变”这种概括性表述，又有“开风气之先的广东城市叙事：以舶来品书写为中心”、“从扬州到上海：城市叙事古今演变的样本”之类的典型案例分析。通览本书，这种通论和个案结合论述的方式覆盖全篇，既见森林，亦见树木，宏微相济，相得益彰。 宏微结合还体现在系列具体观点的提出和呼应方面。本书提出系列足以统领全书的核心观点，以宏观统摄中观，以中观引领微观，层层递进，环环相扣。 比如在宏观层面，指出先秦至唐代，是以国家性为中心的“单质型空间叙事”，宋代至清中期，是以世俗性为中心的“交互型空间叙事”，清晚期至近现代，是以现代性为中心的“感悟型空间叙事”，而新中国建国尤其是新时期以来，许多传统主题尽管不断被赋予时代内涵，而城市叙事的中心主题已然不复存在，因此是以去中心化为特征的“重塑型空间叙事”。 再来看中观层面的分析，若以第三时期的以现代性为中心的“感悟型空间叙事”为例，有三种感知方式在当时的中国都市叙事中最具代表性，新感觉派作家的感知方式可称为“意识流型”，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对于大都市景观的感知方式可称为“社会分析型”，以老舍为代表的京味小说家的感知方式可称为“文化品味型”。 这三种感知方式既代表了二十世纪初大都市叙事中迥然有别的叙事心理，也塑造出极具特色的叙事形态。而由此推进的微观层面，同样有呼应。 比如书中专门讨论了新感觉派代表施蛰存对于传统素材的同题异构，通过对施蛰存《石秀》和《李师师》中市井内容的分析，可以深入理解新感觉派小说家在处理城市叙事时所采用的空间化叙事的艺术技巧，正是意识流与精神分析等现代主义手法使得古老的题材内容获得新生。 从“感悟型空间叙事”这一宏大命题出发，最后落到对某一具体作品的意识流分析，本书较好地完成了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化与关合。 其三是古与今之贯通。 检视近年来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术理路，取径大体有三： 一曰贯通式，即指对文学的内容、形式、文学思潮、观念的发展流变以及作家作品传播接受进行纵向的梳理研究。 二曰本位式，即章培恒先生多次强调的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互为坐标”的研究，或以古代文学为本位，下析其流；或以现代文学为本位，上探其源。 三曰临界式，即着眼于演变发生之临界点的研究，具体指文学体系各要素在由古而今的演进中发生重大改变的转折点，它可能是一个时间点，亦可能是一个时段。[2] 本书关于城市叙事古今演进的研究即对以上三方面加以融通，古今演变的思维贯穿了全篇，其中既有历史演进分析的纵向探讨，具体如“从曲江叙事到西湖叙事：走向市井的现世体悟”、“怀旧与伤逝：穿越时空的城市悲情”、“传统叙事之城市幻梦的文化主题”等章节；又有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互为坐标”的研究，具体如“新媒介传播：文学报刊的古典传统及其近代变革”、“渊源追溯：明清小说中的村镇叙事”等章节，而更多的着力点则在于城市叙事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临界时段考察，具体如“从扬州到上海：城市叙事古今演变的样本”、“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城市叙事主题的承继与演进”、“传统城市空间的现代演绎：施蛰存的同题异构”、“传统城市空间感及其向现代的过渡”等章节，充分展示出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理自觉，体现出学术取径的全面性和立体性。 这种古今之思，还表现为古为今鉴的发明。城市叙事有着悠久的古典传统，对中国城市叙事的演变规律与理论特征的历时探讨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本书将这种历史启示概括为：家国情怀之题旨，地域文化之意蕴，价值冲突之形式。 也就是说，作家惟有怀抱浓烈的家国情怀，感悟深刻的地域文化底蕴，充分展示城市生活中关于时代的、文化的、人性的冲突，三者的融会才可能创造出城市叙事的真正杰作。只有鉴古，方可知今，本书正是于此意义上为当代的城市文学创作和研究提供理论滋养和历史借鉴。 其四是文与地之复合。 主要指的是文学与地理学、尤其是城市学之间的交叉复合。我和葛永海于2017年合作出版了《文学地理学原理》（上、下卷），对于文学与地理的内在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的理论阐释。 我们认为，就文学地理研究而言，大致有“由地而文”和“由文而地”两种路径，这种“二元”研究路径正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彼此缺一不可。最终目的是通过“地文互释”与“文地互释”以建立文学与地理的“对话关系”，文学与城市的研究亦是如此。 作者在本书中有意识地将文学研究和城市学相结合，较多关注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城市文化思想尤其是西方的城市学理论，形成了本研究的跨学科特色。 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需要在城市学的视野中加以观照。本书一方面重视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传统城市规划思想，包括对城市营建、规划布局、空间变迁等资料予以充分采集和吸纳。 比如曹魏时期邺城的营建在我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表现在：首次出现中轴线和对称布局；宫城、官署与民居截然分开，改变了过去长安、洛阳城中官城和里坊相参的布局；宫殿和贵戚所居都集中在北部，改变了过去“前朝后市”的传统；邺南城内的东西两市进行对称性布局，这些都为后世的都城建设所继承，也由此塑造了古代都城的基本格局，进而影响了都城叙事的题材内容、叙述方式和美学特征。 再如宋代的“中世纪城市革命”，在北宋初期，东京城还基本保留前代的坊市制度，市民居住区称“坊”，商贩贸易场所称“市”，商业区分为东市、西市。但是随着北宋东京城贸易剧增，人口不断增加，商业活动已经突破市场限制向外发展。期间尽管政府一再出台政策强行抵制，但最终于景祐年间做出让步，允许临街开设邸舍，这标志着坊市制度的彻底崩溃。 正是这种城市空间的巨大变革，为宋元市民阶层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时代土壤，也为市民文学的发展兴起贡献了广阔的城市空间。 另一方面，则尽可能汲取西方城市学、地理学中的各种思想资源，比如借鉴美国学者约翰▪劳维和艾尔德▪彼得逊在《社会行为地理——综合人文地理学》中所提出的城市空间三分法：神圣空间、世俗空间和亵渎空间，以此观照正处于蜕变时期的近代上海的文化空间，让我们从新的角度深化对近代上海都市文化内涵的理解。 以上海四马路为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三种空间形式存在的杂糅性与共生性。再如本书充分吸收和借鉴了美国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的著名概念“恋地情结”，这种对于家乡的依恋和尊重的情感，指的就是城市社会地理学中的“地方感”，这种情结表现为对身处环境的情感依附，即一个人在精神、情绪和认知上维系于某地的纽带。 段义孚认为恋地情结不是最强烈的但却是广泛存在的、深厚的人类情感之一。当一个场所或环境令人感动时，它就成为负载情感的事件的载体或被想象为一个象征物。我们所提到的黍离之悲、遗民之叹、家园之念都属于这一种情结的具体表现。 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恋地的本质是恋自我，当地方场所被赋予人的情感、价值后，人便与地“合一”。“合一”不是合在自然属性，而是合在人性。场所、地方或地域特征是生命的载体和象征，为生命的留恋提供了空间，为不可留的时间提供了可留的空间替代。书中对于此类理论的推衍阐释为本书增添了更多哲学思辨的色彩。 当然，由于历史跨度极大，所设定的研究场域颇为宏阔，本书还存在着一些缺憾，比如在时间维度上的古今融通问题，对近现代城市叙事的探讨不及古典时段之厚重与深细；在空间维度上的南北比较问题，目前虽有涉及这一重点论题，但讨论似乎不够充分；在叙述策略维度上的点面兼顾问题，由于部分章节重在全景视域，而对一些细部论题有待强化和深入；等等，以上诸种情形，皆有进一步思考和深化的余地和空间，也寄望于作者继续努力！ 本书关于城市叙事的研究为我们设想了这样美妙的精神图景：在文学波澜壮阔的演进历史中，城市与人之间总有亲切的对视与晤谈时刻，在不同的时代里，城市与人相互交集并彼此成就，绚丽而深沉的城市历史与文化因而被激发熔铸。就这样，我们应和着城市的生动脉搏，抵达了城市的心灵深处，得以品察与感悟天人相合、传承不息的城市文学精神。 葛永海硕士阶段曾从我问学，后多次参与我的课题研究，学术上相知相契。欣闻新作出版，略缀数语，以表祝贺与推举之意。是为序。 注释： [1] 季红真：《小说：城市的文体》，《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 [2] 葛永海：《文学古今演变的临界点之辨》，《河北学刊》2009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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