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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胡建淼
可能是由于受“乱世用重典，沉疴下猛药”传统思维的影响，在这次新冠肺炎防控战中，有的部门习惯性地强调“重拳出击、严格执法”。而“严格执法”在实践中往往不经意地演变为“多处罚、重处罚、快处罚”。 在这次新冠肺炎防疫战中，为有效防控疫情，有关部门采取许多临时性应急处置措施，有效防控疫情进一步扩散，出发点和成果都应当肯定。但是，也有些地方执法部门为追求管制效果，过度执法，粗暴执法，侵犯公民权利情况屡屡发生。 湖北孝感一家三口在家里打麻将，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防疫人员径直进屋，拿起麻将就摔，甚至还扇人耳光；江西丰城一名教师在空旷无人的小区跑步没戴口罩，被强制隔离14天，还挨了单位处分；西安一小区防疫人员以防疫期不能遛狗为由，将业主带下楼的宠物狗打死…… 这一切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大多处罚或刑事立案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按照适度执法和文明执法精神衡量，一定存在着可抓可不抓的人被抓了，可处罚可不处罚的人被处罚了，可罚轻可罚重的人被重罚了……。这正是“越是应急状态，越要严格执法”思维的反映。 公安部和司法部都发布了文件，要求有关部门和执法人员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里，更要坚持依法履行职责，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严禁过度执法、粗暴执法。我们为此点赞。我们的观点正是：越是应急状态，越要适度执法和文明执法。理由是： 第一，“乱世用重典，沉疴下猛药”，这是封建专制王朝背景下形成的一种统治心得，它并不适用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人为本、尊重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社会主义法治时代。 第二，不能将“严格执法”误读为“多处罚、重处罚、快处罚”，更不能搞“一刀切”。该“重”的还要重，该“猛”的还可猛，但不可万事皆“重”，万事皆“猛”。例如，对于暴力伤医、殴打抗疫人员的，对于制造假冒伪劣抗疫产品的，理应严惩，但对于大量在特殊状态下的过失，一定要以教育为主，坚持“少处罚、慎处罚”。 第三，在新冠肺炎肆虐特殊时期，人们时时怕感染、天天恐死亡；封城封区，使人们自由受限，心情压抑；停工停产，经济下滑，收入减少……。生活在郁闷中的人们会比平常更脆弱，更易引发情绪、产生社会怨气。这时的人们更需安抚和相互宽容。如果这时过度执法、粗暴执法，会比平常更易激化社会矛盾、聚集社会怨气，不利于调动一切积极性全面抗疫。要知道，多处罚一个人可能会多增加30个人对社会的怨气。 第四，符合《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要求。该法第11条明确规定：“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采取的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应当与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 过度执法、粗暴执法，直接违反了《突发事件应对法》所要求的“适度”原则。  转载请保留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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