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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最少数开始的精神高原—— ——中国当代十大杰出民族诗人读记及相关的诗歌 霍俊明 我曾在2011年8月的青海高原上读这十位杰出民族诗人的诗作。那时，高原的落日并未落尽。在拉鸡山4800多米海拔的高度，我缺氧的内心也得以领受了10位“民族”诗人同样的精神高度。远处的牦牛正在不紧不慢地吃草，而落日将吞进白天的最后一丝光线。吉狄马加（彝族）、晓雪（白族）、阿尔丁夫·翼人（撒拉族）、舒洁（蒙古族）、木斧（回族）、阿尔泰（蒙古族）、列美平措（藏族）、南永前（朝鲜族）、娜夜（满族）、何小竹（苗族）等十位诗人谈论起来会比较可靠，尽管他们的年龄、阅历和写作方向无疑都是有着差异的，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多年来他们已经用诗歌文本做出了充分而不言自明的证明。 当代中国曾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诗人，其中少数的优秀歌者完成了对个体、族类和时代的多重命名和发现。但是更多的少数民族诗人却在历史政治运动的巨大漩涡中迷失了方向，成为集体的颂歌和战歌时代的合唱者。而在当下引车卖浆熙攘难名、涌动的市场的好天气里，在感官膨胀的工具理性和科技理性时代，在看似流行化、时尚化和世界化的诗歌写作语境中，写作和生存实则都存在着极大被异化的危险。一般情况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所保留的民族文化元素也就越少。我更愿意将当下的后社会主义时代看作是一个“冷时代”，因为更多的诗人沉溺于个人化的空间而自作主张，而更具有人性和生命深度甚至具有宗教感、现实感的信仰式的诗歌写作成了缺席的显豁事实。 还是谈谈当下的吉狄马加等十位民族诗人吧！因为这些诗人自身都有着“少数”民族的身份，那么这种“少数”印记对他们的诗歌写作是否有影响？影响有多大？或者换言之，曾经显豁的“少数”因子在21世纪的今天还遗留多少，又受到了怎样的尴尬和剧烈的冲击？这些问题我想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因为，在一个愈益加速度“前进”的拆迁时代和新的集体化的城市化时代面前，“少数”和“异秉”者的存在都是需要巨大勇气和精神根基的。在越来越喧杂浮躁、纷扰莫名的时代，也许真正能撼动诗人灵魂的事物和情景已经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诗人沉浸于“个人性”和“叙事性”的虚幻的圭臬，越来越多的诗人抒写所谓的底层、打工、草根和“自我”的时候，这些民族诗人的一些诗歌文本中带有公共性、民族性、时代性同时更不乏创造性、个人性的诗歌言说方式反倒是获得了“先锋”的性质。 一定程度上，“先锋”就是“少数”。 这些“少数者”首先要遭遇的就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当然更重要的是现实境遇对他们的精神事实——个体生存、“少数”基因、母语、文化传统、历史序列的重要影响。当一些曾经作为“少数”特有的精神基因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消耗和消弭，那么与之相应的是诗歌作为一种最能体现个体和族类的精神记忆的方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动。这十位诗人的诗歌有的多年来都体现了诗歌作为一种“母语”的精神诉求和方向性明确的写作，这已经是非常可贵。当然，值得注意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作为“母语”的写作已经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当然，这也并非意味着“汉语”或“非母语”的写作就一定会对这些“少数者”的写作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诗歌、母语和文化之间的对应和呈现关系并非是明显的直线，而更像是血液和河流的关系。在这十位诗人之外当然还有很多优秀的“少数”写作者，就我所知就诗歌领域而言其数量就不在少数。但是就“现实”的问题而言，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伪少数”的写作者。换言之，随着文化资本的加剧以及城市化进程导致的对原生态地区和文化的倚重，再加之“少数民族”的国家政策，一种“仿民族”性写作正在火热兴起。换言之，很多写作者在各种场合标举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但是他们的写作和精神事实已经和曾经的历史序列中的“少数”丧失了关联，而更多是沦为了标签化的“仿真”和“媚俗”性的写作。同时，加之近年来底层、草根、弱势群体、打工和农村在国家和文学语境中的双重重要性，这也使得很多诗人的写作具有了趋同化的特征。由此，我们必须正视每年各种纸质刊物发表的诗歌数量已经可观，但是我们发现这些发表的诗歌在谱系学或光谱学上来看具有很强的近似性，甚至具有相互替代的重复和生产性。 基于此，我们可以说，在当下的时代仍葆有“少数者”的身份和精神方式以及写作方向，这不仅重要，而且非常富于文化诗学的启示性寓意。 而1990年代末期以来更多的诗人投入到底层、打工和弱势群体的民生写作的时代潮流之中，他们在不断复制中丧失了真实体验、知识分子良知和诗歌写作的多样化。在此语境之下重新谈论吉狄马加等十位民族诗人的诗歌写作就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和诗学启示。换言之可贵的是这些“民族”诗人在不同程度上维持了“少数者”的发声方式和声音诗学质素。这些诗人在不同阶段的诗歌写作中在少数族性、宗教、哲理、玄学、文化、生命、时代和历史的多条血脉上同时完成和掘进。这就避免了其中任何一个维度的单一和耽溺，从而更具有打开和容留的开放性质地和更为宽广深邃的诗学空间。有人说谁校对时间谁就会老去，但是吉狄马加等这些“少数者”却在苍茫的时间河流上最终发现了带有个体和族类胎记的时间的奥义和不乏仰望性的精神诗篇。这一次次仰望也成就了那起伏的精神高原。所以多年来吉狄马加、晓雪等十位民族诗人的写作无论是在精神型构、情绪基调、母题意识、语言方式、抒写特征还是想像空间上，其基调始终是对生存、生命、文化、历史、宗教、民族、信仰甚至诗歌自身的无以言说的敬畏和探询的态度。他们的很多诗句都通向了遥远的本源性写作的源头，当然更重要的是这种抒写不是架空的，而是以个体的生命体验为骨架和肌质的。显然，这至关重要。 换言之，这些民族诗人能够在日常化的生活中重现发现“少数者”的声音和面影。这无疑使得他们的诗在共有的阅读参照中更能打动读者，因为这种基本的情绪，关于诗歌的、语言的和经验的都是人类所共有的。这种本源性质的生存整体共有的精神象征的词句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向民族、传统、语言、诗歌的多重追溯性、对话性、挽歌性的致敬和持守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民族诗人与“出生地”之间的关系。当然我所强调的“出生地”更多是诗歌和精神层面的，而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地理”出生所在。显然，由于这些诗人自身文化背景的差异和生存经验的迥异使得他们的诗歌路径不同，但是还是显现出来一些同构性的基本质素。这就是对精神出生地的不断回溯和返回，这在其中的那些不断变换工作地的诗人身上要更为突出。这让我想起诗人聂鲁达和他的南方故乡。聂鲁达一生贯之的对大自然和他的南方故乡的表达致意的诗歌写作与他早年的南方小镇的生存经验是直接相关的。这个南方小镇、多雨的森林是他文学创作的起点和归宿。南方故乡的大自然和莽莽森林给这位沉默寡言、善于思考的少年带来的是强大的吸引，“那里的大自然使我如醉如痴，十来岁时，我已经是个诗人了。我不写诗，但是小鸟、甲虫和石鸡卵吸引着我”。连绵不断的阴雨，黑暗无边的森林，潮湿的童年，南方的回忆，火热的情欲和同样不可遏制的革命激情都成了聂鲁达所要用诗歌语言来发现和命名的部分。聂鲁达曾经说过不了解智利大森林的人就不会了解我们的这个星球。而我也可以说不了解这些民族诗人的文化地理，我们就不会深入理解他们繁复的诗歌世界。多年来这些民族诗人不断变化身份和工作地，但是他们的精神视点和积淀却时刻未曾远离他们的“出生地”。一定程度上，这是他们的精神基地，这也是他们难忘的母语——“如果没有大凉山和我的民族 / 就不会有我这个诗人”（吉狄马加：《致自己》）。在一个传统和文化被不断迅速掩埋的“新文化”时代，这些民族诗人却是一个个拭去巨大浮尘和粉灰的不断“寻找”的诗人。而放眼当下诗坛，越来越多的写作者们毫无精神依托，写作毫无“来路”。似乎诗歌真的成了博客和微博等自媒体时代个体的精神把玩和欲望游戏。尽管这些民族诗人一直试图在多元化的路径中进行拓殖，但是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存留着一个黑色精神“乡愁”的见证者和命名者的身份和胎记。通往圣洁的“乡愁”之路的灵魂安栖之旅被一个个渊薮之上的独木桥所取代。当我们胆战心惊终于下定决心要踏上独木桥的一刻，却有一种我们难以控制的力量将那根木材抽走，留下永远的寒风劲吹的黑暗。语言的温暖和坚执的力量能够给诗人以安慰吗？过多的时候仍然是无物之阵中的虚妄，仍然是寒冷多于温暖，现实的吊诡胜于卑微的渴念。当然我所说的这种“乡愁”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对故乡的留恋和反观，而是更为本源意义上的在奔突狂暴的后工业时代景观中一个本真的诗人、文化操持者，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隐忧者的人文情怀和酷烈甚至惨痛的担当精神面对逝去之物和即将消逝的景观的挽留与创伤性的命名和记忆。一种面对迷茫而沉暗的工业粉尘之下遭受放逐的人、物、事、史的迷茫与坚定相掺杂的驳杂内心。 而值得思考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曾一度并不缺乏对各民族的“母语”予以追念和书写的诗人，尽管这一传统曾经在集体化的去地方化的时代遭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和冷落。但是写作本民族的诗歌（文学）并不乏见，但问题的关键却恰恰在于很多关涉宏大的“民族”旨向的诗却缺乏个人的体温和生命的真切热度。我们可能看到了一首首用高蹈和玄学性的时代“大词”所构成的民族诗作，然而我们却没有在这些文字中领受到真切感人的个体生命膂力。而这十位民族诗人的意义以及对这种类型的诗歌写作的启示性也可能正在于此。换言之，他们的冷静、坚深、自由和执着的个体体温和独特的生命文化、族群记忆的言说方式构成了这个时代启示录意义上的“民族志”和“个人史”。他的身后是无尽的历史烟尘和深不见底的地理文化沟壑深处个人履历、民族记忆的闪烁斑点，而同样重要的还在于我们看到了一个诗人、一个个体、一个生命是如此实实在在地与现实的碰撞和追问中重新对民族记忆的追念和挽留。他们不故弄玄虚，也不故作高歌，无论是他们的歌唱还是低音都流淌着个体的血液和真切的疼痛与欢欣。因为这个诗人懂得诗歌点燃的火焰永远穿行在生存和死亡的峡谷之中，而不是其他。在时下的语境之下，民族性是问题，而生存也是问题。吉狄马加等十位诗人更像是这个时代的“孤筏重洋”者，他们驾着自己的诗歌之筏穿行在神秘、伟大而又令人恐慌、颤悸的汹涌无比的河流之上，两岸的丛林、文化的遗迹、惊险的小路、生死的宿命都呈现了一个我们可能熟悉但可能已经完全陌生的文化地理空间和个人精神“基地”的充满膂力的交响与回声。这也是一个“少数者的梦想”。 而这种“少数者的梦想”就是记忆的力量，诗歌的力量。巴什拉尔说“哪里有烛火，哪里就有回忆”，而对于这些民族诗人而言哪里有火焰，哪里就有词语。而词语与火焰是淬炼再生的关系而是焦灼拆解的关系都不能不让一个现代诗人反复思考、盘诘和追问。斯蒂芬·欧文在《追忆》中说在诗歌中回忆具有根据个人的追忆动机来建构过去的力量，它能够摆脱我们所继承经验世界的强制干扰。确实，回忆的“链锁”把此时的过去同彼时的、更遥远的过去连接在一起，有时链条也向幻想的将来伸展，那时将有回忆者记起我们此时正在回忆过去。通过回忆我们自己也成了回忆的对象。这种立足于现场、反观过往、遥视未来的记忆的能力体现在这些诗人不同时期的一系列诗作之中。这种具有延展性的记忆能力，通过历史和当下的想象性的真切擦亮在过去和未来的两个向度上使诗歌具有了巨大的承载力和容留的力量。时间在记忆中共时呈现，交错，盘诘，既避免了耽溺内心的凌空虚蹈的矫情，又规避了沉滞表象细节的臃肿困顿的刻板。 由这些民族诗人的“少数性”和记忆方式我还想谈谈诗歌的“地方性”问题。这些带有“地方知识”的文本不仅让我们在面对遥远温热的南方、广袤无垠的沙漠、波涛浩瀚的大海、神秘自然的山寨、静穆神秘的雪山、浩浩延伸的大草原、西北的高塬时感受到了文化和精神的洗礼，而且纯净和安谧的伟大民族景象不能不让读者肃然起敬，屏住呼吸，像一个个领取圣餐的孩子。凛冽的冬夜中那漫无边际的雪山、平原和高高直立的白桦林，美丽的让人心痛而失语的草原和河流。这一切所构成的巨大场阈，而其对灵魂的震撼则是难以想见的更是难以言说的。人与自然、人与语言、人与民族、人与地理、人与时代以及人与历史的对话在日常与仪式的融合中都以复调的意向和弦的方式舒展出繁复的空间。而在这广袤、安寂的土地之上，在诗人心灵之上的是永恒的夜幕中静静闪烁的星群。在渺小与伟大、短暂与永恒、人性与神性、狭仄与高远中，除了仰望灿烂的星群，倾听那来自一个个曾经多灾多难民族生命的声响还能有什么值得诗人反复吟哦？可以说这些诗歌想象中的“民族”景观是在多样繁复的地域和历史谱系中同时展开的。而与这些民族相关地域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理名词所涵盖的意义，她在此刻已经幻化成一种令人心生敬畏的伟大的居所。而这对于在长期生活在现代化漩涡中的人来说都无异于是一种梦想中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绚烂多彩的童话般的景象。这些景象是那么直接又那么不容置疑地在顷刻间就攫住了人们的灵魂。在诗人的发现性和创设性的审美视阈中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各个民族却给我们带来了如此多的新奇和陌生。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能够吟诵和飞升起来的诗歌在顷刻间让我们回归到人类的本初体验和情怀。任何个体在此刻都会情不自禁的返回到人类最初的生存景象和永远的甚至忧伤的“怀乡”的冲动之中。因为此刻人、神、自然、文化、历史、民族相圆融的伟大力量已经降临并氤氲开来。诗人内心深处的渴念、敬畏、孤独、安宁、遥想都是与草原、戈壁、雪山、大海、山寨、冬夜、星空、旷野在瞬间契合。这些民族诗人不断在看似真实的生存场景和地理学场域中设置了大量的精神积淀层面的戏剧性、寓言性、想象性、吟述性和歌咏性的场景。这成为了诗人们连接历史与现实，民族与时代的一个背景或一个个窄仄而昏暗的通道。在这些苍茫的“黑色”场景中纷纷登场的人、物和事都承载了巨大的心理能量。这也更为有力地揭示了最为尴尬、疼痛也最容易被忽视的深山褶皱的真实内里。实际上这些经过语言之根、文化之思、想象之力和命运之痛所一起“虚拟”“再生”的景象实则比现实中的那些景观原型更具有了持久的、震撼的、真实的力量和可以不断拓殖的创造性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这十位民族诗人所体现出来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是一种在时代和写作中并非解决问题而是扩大、加深问题的手段，是自觉延宕真实指认的“极限悖谬”，是到达历史真实、个人真实和虚构真实的有力和有效的途径。这种想象力显然是将历史个人化、家族化、真实化，不断用真实的巨流冲刷惯性知识虚幻的尘埃或宏大历史叙事虚假的色彩，还原出与生命、生存更为直接的历史记忆与生命体验。而全球化和城市化正是以取消地区特征、文化区域和地理景观甚至个体思想方式“地方性”差异为前提和代价的。而这些民族诗人尤其近期的诗歌写作恰恰就是要不断恢复和强化“地方性”，他们个人的“基地”组织已经足够强大，但是我也看到了诗人努力背后所经历的巨大的冲击、尴尬、挑战和冷嘲热讽。套用网络流行语，他们写的不是诗歌，是“寂寞”——是一个时代的寂寞。而我们的时代多像迪斯尼乐园和经过华丽包装的麦当劳游乐场，其掩盖的是商业和城市时代的平庸和非理性。我们已经目睹了个体、自由和写作的个人化、差异性和地方性在这个新的“集体化”“全球化”时代的推土机面前的脆弱和消弭，“异乡”和“外省”让诗人无路可走。而这些民族诗人仍在构筑自己精神“基地”的地缘学。他们不断将散落在各处的地理空间以诗化的意义，不断在日常化和想象性的景观中呈现一个当代诗人的微观地理学图景。那些宏大的、虚假的、卑劣的、龌龊的政治文化、乡土文化、城市文化以及三流诗人的自大、自闭传统所一起构筑起的广场谄媚学和纪念碑早已在无比令人惊悸的黑暗与痛苦中烟消云散。正是在真实地域和想象空间的交织中，这些诗人在语言的空间和自身生命履历的轨迹上呈现出波诡云谲的气象与心像，梦呓与白日梦，现实与寓言。 然而，现实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同一化的“普通话”正改写着山寨、部落后裔的记忆和根性，旅游文化正在拆毁着一个个民族的生态根基。而更为令人担忧的则是文字中的历史和历史中的文字正在一同“义无反顾”的末日一般的消失。曾经圣神的大山、草原、戈壁、溪流、森林以及神奇而伟大的诵经声、祷词依然不能洗净工业时代一个个铜臭的欲望的恶俗的灵魂。在寺庙的香火中，山脚下仍有人会肆无忌惮地进行身体交易。一条条河流之下是痛苦的亡灵，而诗人内心的闪电成为唯一能够照彻这里的亮光，而这些亮光则由一个个针尖组成。我想打一个比方，这些民族诗人们所持有的更像是“黑暗”中的诗学，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重复光明、天空和黄金的稻束。作为创造者和发现者代名词的诗人有必要有责任对大地之下和深山之上的“黑暗之物”予以语言和想象的照亮与发掘。 我想对于任何读者而言在这个时代所稀缺的是在阅读中完成一次陌生化的而又神圣的无以言说的朝圣之旅，俗世的情怀在一首首关涉各个民族的诗中与诗人一起领受自然的伟大、宗教的玄秘、静穆的神性、人文的力量、文化的根系、民族的情怀。一颗颗尘土掩盖的心灵渴求迎接那湛蓝的天宇中漫洒下来的圣洁的白雪来清洗尘世的污垢和麻木的灵魂。而来路正长！作为诗歌的阅读者我希望他们永远葆有“少数者”的身份和特异的发声方式，只有如此他们才能构筑他们民族和我们时代的精神高原。当然只有少数者中的少数者能够最终完成这一重要而高迥的升阶之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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