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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熙在魏碑的临摹与创作的过程中不断地尝试和糅合各种碑帖，根据字体大小和不同群体的需求，也应时调整自己的书法风貌，但都能做到高古浑穆、雅俗相宜、不但受到同时代的书家赏识，同时也受到世俗的青睐，这不能不说曾熙的艺术生命之璀璨，而隐藏在背后的是曾熙探索之法，他的足迹给后人学习魏碑提供了借鉴。
帖碑结合曾熙不局限于南北书派，不囿于门户之见，而是有选择性的挑选自己喜欢的佳石名帖来临创学习，兼收并蓄、相融相生、由此走上碑帖结合的书法道路。王朝宾在《民国书法》中，对曾熙有很高的评价：“曾熙取碑、帖之长，南北兼收的书学道路，对民国时期碑学的探索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王朝宾认为，民国书法尚势，在取法上，导源三代篆分及六朝隶书、楷书的变化，探寻其用笔及其结构的特点和其稚拙变化之势；探求书法艺术隐藏在内的规律变化，以质取妍，以势为法，取碑帖之长，一炉共治，创造出能够表达各自内心世界的面貌和风范。我认为，王朝宾对民国书法的总结是中肯有见地的。然而曾熙较早极力反驳康有为的所谓的帖学大坏的尊碑抑帖言论，更是时代书法的践行者和开拓者。
胡光炜题赞曰：“……曾先生乃直追中郎，以柔和化魏之狠，以动荡起唐之俗，以安雅箴宋之鄙，左规右矩，神明焕然。”又云：“衡阳曾农髯先生事《大王》，以《鹤铭》合《黄庭》……观者惊叹，以为信本复生。”曾熙的碑学书法是以帖的柔和用笔来化解魏碑的狠辣用笔，而非索形雕凿、硬折峭拔。曾熙的魏碑风格有意用帖学的笔法来化解北碑书法笔法的弊端，我们不得不佩服曾熙超越时代的气魄和才情。
曾熙书法的魏碑风格以张黑女墓志、瘗鹤铭的笔意来临摹其他碑帖，高雅古朴，难以企及。曾熙力求以碑入帖，取法南北碑派中圆厚的笔画和字形，加上对“钟王”书法钟爱有加，内化于心，因而下笔寓方于圆、圆中见骨、字形舒展凝重而笔致圆融畅达，刚劲而不失圆润。整体上就显得既雄健而又不失柔美、既朴拙而又不失妍美、既厚实而又不失温润，从而呈现出碑与帖完美结合的俊逸儒雅的整体美感。 从他的实践中可以看出，碑学与帖学的兼收并蓄，注重融会贯通，尽力摒弃和淡化南北书体之间的差异，着重找到彼此之间的关联，这才是学书之道。
篆隶入楷曾熙致力于融合南北书派的道路上艰难探索，义无反顾。他认为以分书笔意写真楷，自然会有钟繇楷书文雅古意之趣，所以他在对北碑的临习过程中，极力用篆隶笔法去矫正北碑经过斧凿之功而带来的方笔弊端。再加上碑刻在风化剥蚀中失去原貌，尽可能做到撇开外在因素，存其根本，所以下笔必须以篆隶笔调，用圆笔来书写流畅的具有金石趣味的魏碑，方能除去苛病俗套，这在当时不失一个聪慧的做法。曾熙的做法契合了八分为楷书之本，故楷书以寓有篆、分遗意为上。
曾熙的楷书从碑版入手，舍表求里，大字难能紧密而有安详之态、小字舒展而有豁达之气，意境高古质朴。既有魏碑遗风，又有民国新韵，在民国书坛上曾是一道靓丽风景线。曾熙说过，《鹤铭》如画家画松一样，各有奇骨耳，这种“骨”正是篆籀线条所表现出来的高古凝重、圆劲生涩的气息。他在运笔过程有意识的加入了“震颤”之笔，而赏识他的人说这是逶迤之气，碑味十足；贬斥的人则说其缺乏自然之美，造作求奇的嫌疑，颇具争议。我则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其金石气和苍茫感完美的表现出来，线条才能达到圆浑凝练，有飞动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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