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何许人也? 明朝嘉靖年间政坛上权势显赫、作恶多端的大奸臣,人所共知。 一般百姓对他的了解,并不是从《明史·奸臣传》,而是从小说和戏曲中得来的。从他在世时起,抨击他的作品就络绎不绝,《宝剑记》、《鸣凤记》、《金瓶梅》、《喻世明言》、《一捧雪》,直至《盘夫索夫》之类,人们看到了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权奸形象。 1、严嵩为何难以扳倒?然而在他得势的时候,要把这个政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扳倒,却并非易事。 道理很简单,有皇帝为他撑腰。 出生于江西省袁州府分宜县的严嵩,自从进士及第以后,一直官运亨通,从翰林院、国子监这些清闲职务做起,逐渐爬上礼部尚书的台阶,进而成为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在嘉靖二十一年到四十一年(1542~1562年),专擅朝政达二十年之久。当时的皇帝明世宗刚愎自用、猜忌多疑,而又笃信道教,在宫中清虚学道,潜心修炼,根本无心治理朝政。正如海瑞在《治安疏》中对皇帝的批评:“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 这样的皇帝当然需要一个能够投其所好的、让他放心的内阁首辅,来摆平朝廷政事。 严嵩正是这样一个人物。 他与皇帝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和谐,马屁工夫十分了得。为了迎合皇帝学道潜修,经常代皇帝起草一些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青词贺表”。以他的进士出身以及在翰林院的磨练,所写的“青词”自然非等闲之辈所可望其项背,深得皇帝欢心。严嵩也因此而博得“青词宰相”的美名。 严嵩的投其所好当然决不仅止于此,而是全方位的。 有人说得好:皇帝刚烈,严嵩柔媚;皇帝骄横,严嵩恭谨;皇帝英察,严嵩朴诚;皇帝独断,严嵩孤立,因此君相之间“如鱼得水”。 皇帝把严嵩视为心腹,威权震慑;严嵩把皇帝当作护身符,权势显赫。严嵩大权在握,擅权乱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无所不为。他的儿子严世蕃代行父权,俨然一个“小丞相”。严氏父子把持朝廷,政坛一派乌烟瘴气。 2、正直大臣为何无法扳倒严嵩?一些刚直不阿的官员,秉承儒家伦理道德准则,不畏权势,前仆后继,上疏弹劾严氏父子。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逃脱严嵩之手,不是充军,便是杀头。 嘉靖二十九年,由于严嵩的失职,导致蒙古铁骑兵临北京城下,震惊朝野,史称“庚戌之变”(嘉靖二十九年为庚戌年)。由此而激起公愤,舆论哗然。但是朝廷中的高级官僚慑于严嵩的威势,个个噤若寒蝉,没有人敢于向这个权奸发起挑战。 然而,政坛上毕竟还有一些不畏权势,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官员,在黑暗中透出一丝耀眼的光亮。因而严嵩的晚年,日子并不好过,对他的弹劾,从未间断过。 嘉靖三十年,一个在锦衣卫掌管文书的小吏沈炼挺身而出,以为“庚戌之变”的城下之盟是奇耻大辱,“出位”(超越职位)弹劾严嵩。 他的奏疏题目直截了当《早正奸臣误国以决征虏大策》,矛头直指严嵩、严世蕃父子:
他在奏疏中揭发严嵩父子十大罪状,概括起来就是三点:专擅朝政、贪赃枉法、结党营私。 皇帝接到这份奏疏,命内阁大学士李本代他起批示(当时叫做“票拟”)。李本慑于严嵩的威权,不敢自作主张,便向严世蕃征求意见。向被弹劾者透露弹劾内容,并且征求处理意见,看来十分荒唐,却又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沆瀣一气的同党。严世蕃与严嵩义子赵文华一起炮制了“票拟”,李本全文照抄。 这份皇帝圣旨传达的恰恰是严嵩父子的旨意,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圣旨”指责沈炼超越本职权限(即所谓“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大臣”,希图博取“直名”。是非颠倒,严嵩父子安然无恙,沈炼却遭到严惩。在一顿杖责之后,沈炼被革职流放塞外。六年后,严嵩父子无端捏造“谋叛”罪,处死沈炼,其长子充军边疆,次子、三子被活活打死。 严嵩以这样的手法向人们显示,要想扳倒他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然而正直官员并没有被吓倒。嘉靖三十二年,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再次挺身而出,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
他还指责严嵩“五奸”:皇上的左右都是严嵩的间谍,皇上的言官都是严嵩的鹰犬,皇上的爪牙都是严嵩的党羽,皇上的耳目都是严嵩的奴仆,皇上的臣工都是严嵩的心腹。 杨继盛的弹劾较之沈炼,更加深刻,直指要害,言词也更加尖锐。以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置严嵩于死地。 但是,在当时皇帝宠信严嵩的形势下,弹劾严嵩的胜算几乎等于零。杨继盛并非不知,因此他是冒死谏诤,宁愿以自己的死来营造一种扳倒严嵩的舆论。结局早就定了。 何况杨继盛书生气太盛,居然在奏疏中批评皇帝“甘受嵩欺”,“堕于术中而不觉”。并且要皇帝叫他的两个亲王——三子裕王、四子景王——出来揭发严嵩的罪恶。老奸巨猾的严嵩这次亲自出马,在皇帝面前指责杨继盛挑拨皇帝与两个亲王的关系。 皇帝大为恼怒,立即下旨:
杨继盛被关进锦衣卫的特务机构镇抚司中,遭受种种酷刑,要他交代幕后主使人。杨继盛身上有着传统士大夫那种引以自豪的名节正气,始终没有屈打成招,还是被毫无根据的判处死刑。 临刑前,他十分坦然,赋诗明志:
至死还在对皇上表明赤胆忠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而皇帝却把他看作草芥,以为他是因贬官心怀怨恨,而诬陷内阁首辅,死得活该。这正是杨继盛的悲剧,寄希望于这样的皇帝,未免过于迂腐。 3、为何一个小人可以扳倒严嵩?杨继盛之死,并没有使弹劾严嵩的风潮停息。接二连三的弹劾奏疏,不断地送进紫禁城,依然动摇不了严嵩的地位。上疏弹劾的官员却接连遭到惩处,不是发配充军,就是借故处死。 转机终于出现了。嘉靖四十年,向来善于阿谀逢迎的严嵩,一言不慎而得罪皇帝,从此失去了恩宠。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皇帝为了学道潜修,长期住在西苑永寿宫。 嘉靖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里,一把大火,把永寿宫化作一片废墟。朝廷大臣有的主张修复永寿宫,有的主张皇帝迁回大内(紫禁城),议论纷纭。皇帝征求严嵩的意见,严嵩既不同意修复永寿宫,也不同意迁回大内,而主张皇帝暂时居住南宫(重华宫)。 皇帝大为恼怒:南宫这个不祥之地,先前是景帝幽禁英宗的场所,严嵩似乎有“幽禁”我的意思。 内阁次辅徐阶一向圆滑,从不得罪严嵩,这时敏感到严嵩已经失宠,便乘机落井下石,提议修复永寿宫,而且以最快的速度竣工,由此而博得皇帝的欢心,把朝廷大政方针的决定权交给徐阶。 徐阶为了扳倒严嵩,自己升任内阁首辅,便利用皇帝笃信道教的弱点,收买他身边的道士蓝道行,在扶乩时,假借神仙之口攻击严嵩。据《明世宗实录》、《明史·邹应龙传》记载,这一机密信息被御史邹应龙获悉,立即上疏弹劾严嵩父子,正中皇帝下怀,终于导致严嵩父子的倒台。 那是嘉靖四十一年五月某日,邹应龙因避雨进入太监房中,攀谈中,听说皇上请道士蓝道行扶乩,得到这样几句神仙的旨意:“贤不竞用,不肖不退耳”;“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沉迷于道教的皇帝,对蓝道行的扶乩深信不疑,遂有意罢去严嵩。 “帝有意去嵩”,这是一个政治信息,也是一个机密情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邹应龙以为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连夜赶写洋洋千言的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贪横荫臣欺君蠢国疏》。 其中写道:
在奏疏的末尾,邹应龙信誓旦旦地说:“如臣有一言不实,请即斩臣首以谢嵩父子,并为言官欺诳者戒。” 皇帝正要除去严嵩父子,邹应龙的奏疏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口实,于是圣旨下达:勒令严嵩致仕,严世蕃速入诏狱,提升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 4、徐阶的手段民间戏曲常常把邹应龙描绘成攻倒严嵩父子的英雄,其实此人是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 他是摸透了皇帝“有意去嵩”的心理后,投其所好,果然正中下怀。皇帝虽然罢了严嵩的官,但多年来的感情一时难以割舍,每每念及其“赞修之功”,竟忽忽不乐,便以手谕的形式告诫已经升任内阁首辅的徐阶:“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当并应龙斩之。” 也就是说,今后如果再有官员谈起严嵩父子的事情,那么连同邹应龙一并处死。这使邹应龙感到莫名的惶恐,唯恐因此遭来杀身之祸,迟迟不敢赴通政司出任参议之职。后来在徐阶的调护下,才惴惴不安地赴任视事。 事情的真相还远不止如此。这场政治话剧是徐阶一手导演的。 徐阶买通蓝道行,在扶乩时让“神仙”说出“贤者辅臣阶、尚书博,不肖者嵩父子”,并且连夜派人要邹应龙起草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此后又害怕邹透露其中关节,连累自己,多方为邹应龙关说,使之平安无事。 一波已平,一波又起。严嵩虽然罢官,不过是“致仕”(致仕即退休,并非某些人所谓“达到做官”)而已,并未伤筋动骨。他的儿子严世蕃遣戍雷州,也只是官样文章,虚应故事,还没有到雷州,就中途返回老家,威风依旧。 他的同党罗龙文也从遣戍的地方逃回,与严世蕃计议如何翻盘。袁州府官员获悉此事后,立即把严府“聚众练兵谋反”的迹象报告了巡江御史林润。 林润作为言官,一向敢于直言,先前曾弹劾严嵩的党羽鄢懋卿,害怕严世蕃东山再起,遭到报复,马上上报朝廷:严世蕃、罗龙文“蔑视国法”,“有负险不臣之志”,而且还有“通倭”迹象。 皇帝对于严氏父子贪赃枉法还可以容忍,对于谋反绝对难以容忍,立即下旨逮捕严世蕃、罗龙文来京审问。 严世蕃余威犹在,居然买通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官员,在定罪书上写进弹劾严嵩父子的沈炼、杨继盛,以便激怒皇帝,得以死里逃生。三法司官员把严世蕃的定罪书送交内阁首辅徐阶审定,果然强调处死严世蕃为沈炼、杨继盛抵命。 徐阶深知皇上脾性,这种写法必然触怒皇上,是“彰上过”一彰显皇上的过错,因为处理沈炼、杨继盛都是以皇帝圣旨名义发出的,为沈炼、杨继盛翻案,就意味着皇帝以前的圣旨是错误的,那样不但不能置严世蕃于死地,反而会祸及林润及其他弹劾严氏父子的官员。 经过徐阶修改的三法司判决书,强调的重点是与皇帝毫无关系的罪状:“谋反”、“通倭”。 上面如此写道:
果然皇帝对于严世蕃“谋反”、“通倭”十分震惊,下旨:仅凭林润的揭发,还不足以昭示后世,必须核实。 徐阶再度代替三法司起草答疏,以肯定的语气回答皇帝,“谋反”、“通倭”证据确凿。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皇帝降旨:批准三法司的拟议,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判处严世蕃、罗龙文斩首,抄家,黜革严嵩及其孙子为平民。 儿子斩首、孙子充军、家产被抄,严嵩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一年之后命归黄泉。 5、为何徐阶可以彻底扳倒严嵩?严嵩、严世蕃恶贯满盈,他们的下场是罪有应得。值得深思的是,为何义正词严的弹劾不但无法奏效,而且适得其反;为何充满阴谋与权术的做法却取得了成功? 几年以后,官员们在撰写《明世宗实录》时,就表示了异议:
仅仅指责林润、三法司是不够的,关键依然在于皇帝。徐阶深知皇帝的心态,要弄权术,把握的原则就是不能“彰上过”,既要处死严世蕃,又不能彰显长期宠信严嵩、严世蕃父子的皇帝的过错。 而“谋反”、“通倭”这样的罪状,是在皇帝决定严世蕃充军之后发生的,皇帝当然毫不知情,与先前宠信严氏父子毫无关系,因此一举成功。 当时的史家不可能洞悉其中的奥妙,或者即使洞悉奥妙,也不敢直白地说出来,毕竟圣贤是主张为尊者讳的。 同样是弹劾严嵩,各色人等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显然,邹应龙、林润、徐阶的人品,也是无法与沈炼、杨继盛相提并论的。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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