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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兴趣。是关于翻译作品的署名问题。一本作品，是某种语言写的，有人把它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这时就产生了一个署名问题，一般署名：xxxxx著，xxxx译。但在封面上，有一个排版设计问题：就是原作者与翻译者的名字相互之间怎样摆放的问题。这有点像一个重要活动这样安排座位的问题。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译者的署名与作者的署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过去翻译署名就像外交国事活动中的翻译官一样，坐在两个谈话的领导人身后，后来逐渐坐到前排，坐到身边，著者与译者已经像婚礼中的新郎新娘一样坐在一起了。

实际上这背后有一个对原创和翻译关系的认识问题，也是对他们在作品的诞生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评价问题。

简单地说这事主要是事关译者，可以把这个问题称为：译者署名的位置问题。作者与译者相对位置权。很早一段时间译者的署名不上封面；我注意到关于原作者和翻译者的名字摆放，与时代有关。在上世纪初和中叶，一般而言，在封面上只有原作者署名，不放翻译者，翻译者的名字一般放到内文的开篇上，这种现象在那个时间段是基本现象，举例：商务印书馆出的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上/下，译者是何兆武与李约瑟，这两人尤其是后者大名鼎鼎，但署名也只能内里开篇见（下面图片）。

译者的署名在内文首页中才出现

有意思的是，在下卷中两位大名鼎鼎的译者的署名有不见了

译者的署名在书脊上也没有。商务印书馆的那套规模宏大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封面上也没有译者署名，译者署名也是在内文（举例如图所示：《精神现象学》，黑格尔著）。

三联书店的“社会与思想丛书”也是封面上没有译者的署名（举例如这本《价值的颠覆》，这书是刘小枫等译，译的很好）。

后来到了上世纪的后叶，译者上了封面。也就是70年代以后，直至现在，不上封面这种译者署名的方式基本见不到了，首先是译者的署名基本上都上了封面，现在有这样几种形式：一是译者署名在封面上，不与原作者在同一行，署名在作者下面，但不是紧邻着第二行，而是有一定的距离；如三联书店的那套“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举例如图：《存在与虚无》，萨特著，陈宣良译）。

二是作者与译者中间的距离消失了，在作者名字下，就是译者的署名；三是译者的名字与作者在同一行，这就不举例子了。还有一些情况是各种例外情况，五花八门。最近我由于写文章，需要引用美国地理学家杰弗雷·马丁的所著的《地理学思想史》，我知道这本书的第四版还有一个译本《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这本书的版本情况挺复杂，《地理学思想史》的译者是我国著名地理学家李旭旦，他1934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后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1939年获地理学硕士学位。他曾任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和系主任。他翻译的这本《地理学思想史》，依据的是1972年原作的第一版，后来又根据原作1981年的第二版补译重版。李先生翻译的版本原作的作者署名为两位，除了杰弗里·马丁外，还有一位是美国著名地理学家普雷斯顿·詹姆斯教授。李旭旦先生为这本书的中译本中写了一篇序言，序言洋洋洒洒长达8页，标题为：《地理学思想史》述评。作为一名造诣极深的地理学家，李先生的文章对理解这本书很有帮助。这本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中的一本。

这是李先生翻译的《地理学思想史》

这是李旭旦先生在译本前言中写的书评

《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的中译本，译者：成一农，王雪梅。这本译著翻译的是《地理学思想史》的第四版。我因写文章要引用《地理学思想史》中的内容，我把两个译本都找来了。一个是李旭旦所译《地理学思想史》；还有一个译本是成一农、王雪梅译的《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

这是地理学思想史的新译本，改名为所有可能的世界，译者是成一农，王雪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译者的署名显著突出，原作者的署名被边缘化

也找来了原版。我把两个译本比较一下。发现两本书主要内容大部分没变，只是这个第四版增加了两章，把原来的第十二章：世界各国的地理学，变成了三章，。每一章后面都增加了引文的索引，还有大量的参考书目，还有增加了图片，。这使得页码大增，由原来的540页，增加到750页。还有一个情况，李旭旦翻译的版，原作者署名是两个人，但这个新版，署名变成了杰弗里·马丁一人。（李旭旦72年翻译此书就写到詹姆斯已经80多岁的高龄，现在已经50多年过去了），但两作者之间还有什么事情，不得而知，但这与我们今天讨论的事关系不大。实际我要说的是,一是这本书这个新译本，翻译中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地方译的不如李旭旦先生，因为有些地理学知识译的不对，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而且这个新译本，自始至终没提李旭旦先生在1972年就译出此书这件事，让读者以为这本是初译（我觉得每一个译者都有义务提到前人的翻译）。我为读者感到遗憾，读者会错过一个地理大家李旭旦的非常出色的《地理学思想史》的译本。还是回到译者署名问题，这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挺有意思，在封面上把译者的名字设计的很突出，紧邻书名，原作者署名却远离汉语的书名，不易识别。翻译不易，翻译应该得到尊重，前面例举的那些译著，译者许多都是业内大家。他们的翻译确实呕心沥血，我看到翻译海德格的陈嘉映写的文章，讨论翻译中遇到的问题，确实让人心生敬意。但这些大家在署名上却退让三舍…..我觉得像一些翻译给原著增光添彩，推动了原著的传播和扩大了影响力，这样的译者确实应该在封面上出现或者位置鲜明，但有些翻译作品，前有初译者筚路蓝缕，后有人工智能鼎力相助……如今的翻译软件，翻译笔随处可见，遇到问题，搜索更是方便，可以说今日的网络时代的译者要比李旭旦那时代不知要容易多少倍，但现在译者的名字却与原作者并驾齐驱，甚至排列的比作者还突出，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的这些译著……

关于翻译问题我有如下的看法：1，译著应该规定有一个标配：译后记。不管字数多少，有几个关键信息应该有所交代：原作的作者信息，原作的版本信息，原作出版后的相关评论，为什么要翻译，翻译时根据的版本。原作的版本信息。修改信息，这些都是很重要的。2，应该介绍一下次原作出版后，本语种的翻译情况，即在此之前有多少个译本，此次翻译参考了那些译本，你的翻译与前相比有何变化？最好举几个例子。无论如何，希望译者能把前面译者的情况在文中介绍一下。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写论文时，有一个硬性规定：要把写论文时的参考论文都要做索引列举出来，翻译时如果参考了一些前译，也应该介绍一下。3，译者应该讲一下自己，透漏一点信息，比如在哪里完成的翻译，此前翻译过哪些作品，擅长哪个领域的翻译等。4，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对于译著最好在书的扉页或者勒口有一个简短的介绍。就像报纸杂志对一篇长文或者重要文章都要写一段编者按或者引言一样，为什么一本厚厚的书就没有呢？出版社有责任像读者介绍翻译情况和译者的情况。为此出版业可以变革一些传统。5，最后说，译者的署名应该与原作者有明显的区分，而不应该仅靠“著”和“译”，假如作者叫“李译”，译者叫“王著”怎么办？关于译者的署名的位置问题，也许不是问题的本质，本质是鼓励创作和准确和有力地传达出原作的内容。……我非常敬佩那些优秀的翻译者，有些翻译者本身就是那个领域的权威学者。我国哲学界有一位哲学家——陈嘉映先生，他在哲学研究上堪称大家，在翻译上，可以说是最好的译者。我们知道他在1987年出版了他和王庆节翻译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后来此书不断修订，每一次都会在序和前言中详细介绍版本和译者信息….如在2016年版的修订前言中，甚至介绍了上世纪60年熊伟先生曾译过此书的部分章节……这和有的译者前面已有十几个翻译版本却一字不提真乃天壤之别…..不仅于此，陈嘉映先生之所以是最佳译者，还在于他把翻译者应做的尽其所能都做了。就其翻译《存在与时间》而言，他翻完全书后，又出版了一个简略的发挥自己理解的《存在与时间》读本，还出版一本理论性的《海德格尔《存在于时间》思想概论》…..但是做完这些事，他并没有以海德格尔的研究为事业，坐享海德格专家之利，而是另辟领域，去研究分析哲学，很快出版了一本大学里的语言哲学课本…..好了，关于这个话题，我说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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