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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提起清乾、嘉、道年间的一代名儒、三朝阁老、九省疆臣，只有一位，那就是阮元。他不但从史学角度系统分析了隶书的正统地位(虽然其对隶书的理解存在一定的错误)，还把审美目光聚焦在北碑之上。
早在清初，汉碑的质朴之美就引起了少数热衷于金石碑版研究的经学家和书法家的重视，他们身体力行，将碑版引入书法，潜心临习汉碑，使得隶书创作渐成风尚。 而真正确立清朝碑派书法与帖派书法相抗衡地位的，则是阮元。
两部著作奠定汉碑正统梁启超说：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以蔽之日'以复古为解放’。”推之及书学亦然，这正是阮元书学思想的核心所在。 阮元，初字梁伯，号云台，江苏扬州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官至浙江、河南、江西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兵部、礼部、户部、工部侍郎，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少保，归隐后又晋加太傅衔，卒谥文达。在清代有“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之美誉。
位居高官的他，精于文艺理论研究，书法四体皆备，早年受董其昌以及科举应试之体的制约大多属于非常严谨、规矩、端正、秀劲一路，是标准的帖学“嫡系”，后来虽然融合颜体与隶书，但并没有反映出多少碑学的成分。 或许是自身的原因，让他清楚的认识到想要改变当时的书风就必须让世人从心理上确立北碑书法的地位。
于是他撰写了《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在这两篇论文中，阮元从书法史的角度考察，将书法分为两大流派——碑与帖，但他的这两大流派是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并连为一体，密不可分，一为南派，即帖派。一为北派，即碑派。 他在肯定书法史上存在两派的同时，主观上偏向北派，为了对北派书法进行正名，阮元将欧阳询、褚遂良等书法大家列为北朝书法的代表人物，这样以来不但从审美上提炼出北碑书法之美，而且从师承关系和世人接受心理上确立了北碑书法的地位。
但也使大部分人认为，阮元是尊碑学的代表，只是，阮元这个人真的可以这么简单的解读？ 当然不是，按当时的条件来看，尊碑学或许是阮元不得已而为之，他强分南北也只是因为当时南碑很少，没办法纠其源流，所以实际上他的尊碑，更多是为了修正当时书法的柔媚无力。
以“古法”重振清代书坛阮元正处于帖学衰微，碑派崛起的转折时代，其书风即受到赵董书风余续的影响，又受到金石碑版的渲染。书坛上帖学衰败的风气急需有人“拯救河山”，他希望从金石碑刻中去寻找突破及改革的方法，以“古法”去重振清代书坛。
帖学书法发展至清代，早已变得柔媚无力，而碑刻书法中的“方”和“劲”正是补救帖学这一弊病的根本所在。 阮元在南北分派中，主张重振碑学，扭转帖学流弊。其碑学思想在主要集中在对于篆隶的学习上，并广泛临习，也因此留下了大量的优秀书法作品。
如2007年秋季艺术拍卖会上拍卖的阮元篆书五言诗立轴，为乾隆年间仿元朝明仁殿纸，纸质光滑，为内府所用，有较高的工艺水平。 此作在吸收《峄山刻石》的基础上加入其他篆书的笔意，使作品呈现出章法规范，结字严谨，线条生动的特点。
因为《泰山刻石》字较少，风格与《峄山刻石》相近，同为李斯所书，同为小篆风格。所以用《峄山刻石》字帖校对阮元所书篆书五言诗立轴。发现：“新年变物华”中的“年”字、“独有无悰者”中的“有”“无”、“夫君久遁名”中“夫“久”、“气古时难合”中“古”都与《峄山刻石》相似。
阮元对《天发神谶碑》也多有学习。在天津文物2005年春季文物展销会上的拍品中，有一副《阮元篆书七言联》，此联中，“粟”、“台”等字的横画起笔方重，有隶书的韵味，下垂处如悬针形状。 “宜”、“龙”、“宾”等字收笔尖锐方挺。中锋行笔，并且有枯笔形成，使原本规整的篆书变得活泼自然。在原本端庄大气的书风上加上碑刻的端正及帖学的雅致。
除此之外，下半联中的“台”字与《天发神谶碑》的“台”字在写法与结构、笔画相同，这也是阮元篆书取法《天发神谶碑》的有力证明。 另外，在香港佳士得2007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的会场上曾展现名为《御制续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序》的作品，依《阮元年谱》记载，此作为乾隆五十八年，阮元30岁时所书。
这种小隶书的书写非常精致、精美，在蚕头燕尾的起笔处突出一个小圆头，而后挑出，末尾有燕尾笔画，作品的字体风格介于《史晨碑》《华山庙碑》之间，这也从侧面展现了阮元青年时代的作品风格及娴熟的技法。 从这些作品中也能看出，阮元的隶书有着厚重浑穆、端庄博大的特色，又能在厚重中透出灵动，这是他与前辈书家的不同处。
结语： 晋代崇尚“韵”、唐代崇尚“法”等，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崇尚，每个书家及代表作品也代表了一定的书法风尚。 一幅作品，让人想起来能引发人的回味，便是好的艺术作品。 阮元作为清代学者，其《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对于清代学术历史的贡献不容小觑。 他的碑学论也使碑学书家得以正名。 阮元挽救的不仅是某一书体，更是那些研习碑学的人，阮元的作为使中国书风得以更多样化的存世，为后世奠定完善碑学说的基础，不愧是三朝阁老，九省疆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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