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渡南归，项英的生死劫（下）

五

 

天降大任，又经磨砺，且远离中央，极少约束，本来是建功立业的最好机会。

 

但是，这时候项英很快就暴露出自己的第三个弱点，格局不够。

  

实际上，当年的南方游击队再次汇集组成新四军的时候，基本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只有项英这一支，进入油山的时候是300多人，三年后出山时也还只有300多人。

 

这除了说明当时斗争环境的艰巨外，也说明了项英的战略格局的确一般，守成尚且不易，让他创业更加困难。

 

1937年10月，新四军成立。

 

1937年11月，昆仑山下来的“神仙”王明从莫斯科回到中国。

这个曾经极端“左倾”的国际派领袖，为了苏联人的利益，表现出了极端的“右倾”姿态，为了解除苏联人的后患，居然让中共完全服从、服务于光头的国民党，美其名曰“一切为了统一战线”。

 

教员采取静默的态度，冷眼以对，看神仙“作妖”。

 

项英心里一热，为了伟大的苏联和慈祥的斯大林，他继续奉王明为真神。

 

延安地方小，王明“梳妆打扮”，去到武汉找蒋光头，谈统一战线的“跪舔”大计。

当时的处于武汉的中共长江局，延安都指挥不动，王明排名第一、项英第三。

 

经历长征之后，能够为国际派所指望的也就只有新四军了。

 

项英不负众望，他虽然也经历过生死，但是却不像张闻天、博古那样在生死关头，见识过毛教员的光荣、正确和伟大，并由此改弦更张。

他拒绝转向毛教员，他就要服从统一战线，服务苏联利益。

 

这样的格局和眼光，使项英只能在皖南那片地方，以小媳妇的姿态和国军“和平共处”。

为此，他把光头的讲话编入新四军的政治教材。

他限制部队发展的规模和活动的范围。

他也不敢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军部所在的云岭只能算是“驻扎地”。

 

这样的格局和眼光，使项英与军长叶挺的关系紧张。他不相信叶挺这样出则高头大马、衣冠鲜亮，入则夫人私厨、便服礼帽的旧式军官能珍惜他的这点军队，和他们一样同甘共苦。

尽管中央反复强调，恩来几次斡旋，项英依旧我行我素。

 

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政委才是头，项英不点头，叶挺就是个摆设。

 六

 

这么一支队伍，一天到晚在哪里庸庸碌碌、无所谓作为，中央很着急，发出各种指示，项英一味推诿；陈老总很着急，提出各种意见，项英充耳不闻。

 

他有自己的主意，先保存实力，再等日寇进攻皖南，国军大面积撤退时，再把这里变成新四军的根据地，来个大发展，就像华北的八路一样。

项英要守株待兔。

 

日本人没有进攻国军，国军却要来打项英了。

 

蒋光头发话了，皖南的新四军必须在1940年12月31日前，按照指定的路线北上抗日，否则军法从事。

中央认为可以趁机北上，项英还在那里磨叽。

 

12月26日，忍无可忍的教员发来电文，一封比一封措施严厉：

 

“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

“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

“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此前，教员对于项英还是相当尊重的。因此这样直截了当的指责，也说明当时的情况实在危急。

 

虽然同意走了，但项英选择的路线却不是此前拟定好、侦察好、准备好的路线。

 

原定的路线有两条，一条路是迅速北上，一天就可以到达江边，一天就可以全部过江。尽管可能有日军阻拦，但敌人人数不多，威胁不大。

 

一条路先往东到达苏南，然后掉头北上渡江，这条路上虽然有国军阻拦，但因为前期已作充分准备，而且国军考虑到舆论影响，应该也没有太大的风险。

此前，按照中央的指示，叶挺对两条路线也都做了充分的准备，路上有兵站接收伤病，有向导指引道路，有船只过河渡江，有友军接应支援。

 

然而，项英却出乎意料地选择了一条南下的路线。他的意思是剑走偏锋，先南下、再向东转向，然后迅速北进。

貌似很有道理，但是这条路不仅太远太绕，而且从来没有派人侦察过，也没有做过行军的兵站粮草储备，孤军深入，万一遇到险境，势必进退两难。

 

以身犯险，在军事上是不明智的举动；

不听调令，让你北上抗日打鬼子，你却往国军的后方猛钻，政治上又站不住脚。

队伍出发前，项英才把行军计划告诉了教员。这不是请示，就是告知中央一下，你看好了，我真的出发咯！

教员做梦也想不到会出此“奇招”。

 

还有光头，他做梦也想不到项英会出此“奇招”，大喜过望，急令当地的国军团团围住，但求全歼。

 

路线选得莫名其妙，出发却也磨磨蹭蹭。

既定的时间是12月31日，项英却偏偏拖到了次年的1月4日方才踏上行程。

 

噩梦才刚刚开始。

路线不熟，准备不足，行军又像是在大搬家，几千人乱哄哄、慢腾腾地往前挪，一直到8号，才前进了40里。

颇有长征初期红军转移的样子，这不是行军，这是搬家。

 

国军的部队行军本来不快，没想到新四军的军部更加磨蹭。

国军居然第一次跑赢了共军，搞出了8万人的包围圈。

 

皖南山高路险，群山中常有小块的平原，只要敌人占住关键的碍口，要冲出去势比登天。

 

等到8号，双方终于正式交上了火，但突击的部队被阻止在一个碍口，一时难以突破。

叶挺的意思是迅速增援，不计代价杀开一条血路。

而项英却又舍不得自己这点家当，既不派人增援，也不命令撤退，而是召集主要的负责同志，大家开会商量。

 

遇到大事集体商量开个会没有问题，可问题是在这个十万火急的关键时刻，项英主持的这个会议居然开了七个小时。

 

叶挺实在忍不下去了，怒气冲冲对项英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犹豫不决，不能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心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自己不会打仗，项英也不愿意把指挥权交给叶挺。

 

眼见拖不下去了，最后，项英拍板了：这个碍口不打了，南边也不去了，咱往回走，一路向北，按最初拟定的计划渡过长江。

 

先是南辕北辙，现在又要原路返回。

 

回去的路早就被国民党给堵上了。

9号凌晨，万般无奈又不知如何是好的项英，突然又想到当年南方游击战的经验，居然带着政治部主任、副参谋长等核心成员和小股部队，擅自离队，开了小差。

 

幸好，叶挺没走，他召集部队，严肃而坚定地表示：“如果我叶挺临阵脱逃，你们随时可以把我枪毙！”随即组织力量，全力进行战斗。

 

项英一行人在山上兜兜转转，又是大雨，又是密林，结果迷了路，跑来跑去也就走出了1里多路。

等到10号下午，只能再次转回部队。

 

事到如今，项英再想指挥部队，新四军的官兵也已经不听了，中央也不允许了。

 

12日，中央来电，被围的部队由叶挺指挥，“一切的行动叶军长下”，至于项英嘛，来电明示“随军北上”。

 

这是一个极为正确的决定，可惜来得太晚太晚了。

 

最后交代一下结局吧。

 

经过一周激战，新四军军部除2000多人分散突围外，其余悉数被围歼，有半数将士因为弹尽、粮绝、冻饿、伤病、无力反抗而束手被俘。

 

项英躲入深山，本想重操旧业集结部队打游击，但却被叛徒所杀。

 

叶挺去谈判，又因“叛变”的罪名，先被革职，后被囚禁。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释放，随后因飞机失事而牺牲。

 

项英的牺牲，让陈老总非常痛心。

 

一起刀口舔血、死生相伴三年，知项英者，非陈老总莫属！

 

此前，他曾经劝过项英不要把所有的黄金、银元都带在自己身上，要分散出去，小心被别有用心的人看上，谋财害命。项英却说，这是党的财富。

 

皖南事变时，叛徒看上了项英随身携带的大量金银，于是开枪把他射杀了。

 

此前，他曾对呆在一个地方犹豫不决、不图发展的项英说，“你是五行不定，输个干净”。项英只是笑了笑，不以为然。

五行者，任务、我情、敌情、时间、地形也。这些是打仗、搞政治下决心的基础，也是夺取胜利、取得发展的关键。

 

皖南事变时，这些错误项英都犯了，于是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

 

一起刀口舔血、死生相伴三年，陈老总也没有辜负项英。

 

在苏北，他重新聚齐了突围的部队，迅速将新四军发展到了十万人。

 

在延安，教员专门开会讨论皖南事变，检讨失败的原因，指出：皖南事变的教训不能归结于个人，而是要站在党的建设角度深入剖析，其中缺乏党性是关键。

 

4个月后，延安整风开始。